对轴心文明的不同解读——评宋福杰《轴心文明假说和四种信仰结构》

文/范海辛

网上见宋福杰先生对轴心文明的解读，这个解读是对四种古文明（希腊，希伯来，印度，中国）从信仰的角度来进行的。如果泛泛而论，为普及一些历史文化知识，这样做似乎并无不妥，但从严格的学术角度而言，这个解读还是很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我以为把这四种文明都用信仰来概括，失之偏颇。文明当然包括信仰，但信仰不等于文明的全部，只是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文明缺乏信仰，而古希腊文明的精华，也不在信仰，而在于一种抽象的、理性的知识体系。或者说，古希腊文明发展出了哲学与科学体系，古中华发展出了道德伦理学体系，古希伯来与古印度则分别发展出了一神教与多神教信仰体系。

易中天先生最近有个关于信仰的讲话，他认为

“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对超自然和超世俗之神秘存在的坚决相信’。就是你相信一个对象他是存在的，但他又不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比如上帝、神。因为他不是自然界的，所以不能通过科学实验来证明；因为他也不是人类社会的，所以不能通过生活经验来证明。科学实验也不能证明，生活经验也不能证明，怎么办呢？只能信仰。所以，只有这种相信才叫信仰，其他的都不能叫信仰。这是第一，信仰的定义。

“第二点，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信仰。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无信仰的民族，中华民族是没有宗教意识、彼岸观念和信仰的。因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是人本精神、现实精神、艺术精神。这就决定了我们没有宗教意识，没有信仰。“（以上引文见易中天：《我认为，不需要信仰 》【猫眼看人】-凯迪社区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2115866&boardid=1）我认为易中天的这个讲法很有道理。

古希腊文明的精华不在信仰，而在哲学。要说古希腊的信仰，也是多神信仰。苏格拉底就是因为被人告发不信城邦供奉的神而另立新神遂被处死的。

现代哲学家中犹太人很多，但是自古以来，犹太民族不是一个以哲学创见出名的民族，而是一个信仰的民族。

所以从上述三点来说，宋福杰的立论是站不住脚的。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而言，文化与文明不同，人类是先有文化，后有文明。从考古学的角度而言，某种文化产生了政治性的建筑，如城墙、宫殿、纪念碑等公共建筑物，金属冶炼技术以及文字这三样东西，就被认为是产生了文明。因为器物是文化观念的物化，文字是观念的外化。文化要物化和外化到一定的水平，才能抵抗时间的侵蚀并完成地域的传播，也才能让外人与后人得以识别，这样形态的文化才能“明了”，也才能被称为“文之明”。

还有一种从观念形态对文明的定义：1）哲学的出现，而非仅仅是哲理性的说教和民谚；2）有严格仪式与教义的宗教而非巫术；3）文学、艺术与戏剧的出现而非口口相传的神话、歌谣与涂鸦。

文明一般有器物、制度与观念三种形态。观念文明一般包含认知、伦理与信仰这三大块。认知要解决或说面对的是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伦理要解决的是社会矛盾，信仰解决的是神与人的矛盾，也可以说是人的价值问题、意义问题。宋先生的错误在于把这三大块混在一起，都当做信仰，这是以偏概全。

既然宋福杰对轴心文明的解读以偏概全，那么究竟该如何解读才算全面呢？我以为要回到这一学说提出人的本意上来，也就是说通过轴心文明来认识历史的意义，因为雅斯贝尔斯这本书的名称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宋福杰此文的另一错误是对轴心文明之前人类古文明的回避与漠视。他在文中说，轴心期之前人类的信仰不明。实际上不是不明，而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广泛存在于边缘落后地区原始土著人的图腾崇拜。这在美洲大陆与亚马逊以及非洲部落地区都寻常可见。也就是说，在轴心期文明出现之前，分散在世界各地孤立发展的古文化、古文明，实际都是高度一致的，他们的信仰就是崇拜的图腾，或说是巫术，詹姆斯•乔治•弗雷泽（英国人，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所著《金枝：巫术与宗教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实证史料。

按照文化学的普遍观点，在轴心期之前，人类文化如同未分化的生物干细胞一样，高度一致，只是到了轴心期开始分化（这个分化也只出现在欧亚大陆北纬30度正负5度这个狭窄的带状区域），变成骨骼、肌肉、器官等不同细胞。或说本来大家一样，后来分道扬镳，有的文化变成鱼，有的变成兽，有的变成鸟，等等。

我们过去受马列的唯物史观洗脑，总是认为，西方是青蛙，所有后发国家是蝌蚪，将来这些蝌蚪都会变成青蛙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阿拉伯、印度、中国，凡是与西方文明不同的非西方文明，互相之间的差异从轴心时代开始，经过2000多年的演化，已变成截然不同的文化生物。

那么为何说轴心期之前地球上的文化都高度一致呢？基于考古学与文化学对人类各族神话传说的分析考证，我们发现轴心期之前的文化可用“唯我主义” （solipsism）命名之。

唯我主义来源于人类共同的动物本能，说白了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始思维，它的表现不仅限于认识论，而是包含了认识、伦理与信仰三个方面。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就是这种原始思维。而先进文明，则是对人类这种原始 思维的超越。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文化，那么文化的本质是什么？我以为这个本质就是规则（塔布与图腾）制约下的自由，或说文化是我们人类为摆脱制约、获得自由的工具；极简言之：文化是人类存在的方式。

动物都是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因而也无自由。人因为有了禁忌，有了敬畏，才能知不足而找到应然方向。从苏格拉底的名言：“我平生只知道一件事，我为什么是那么无知”到基督教的原罪（自以为是），文化的进步就是从知不足开始的蹒跚前行。如果人类执意停留在唯我主义的巫术阶段，不肯放弃主体思想、自主信念，以为凭借自己本能的经验与理性就能获得自由与解放，那么我们永远无法告别野蛮。

唯我主义在认识、认知上的表现就是经验主义，这与哺乳动物的认识方式一致。典型证据就是巴甫洛夫用狗所做的条件反射实验。所谓经验主义就是，把反复出现的相同或相似的事例进行归纳，而后产生联想，进而得出结论。“在此之后，因此之故”（拉丁语post hoc,ergo propter hoc)是经验主义认识论的箴言，其错误在于，把前后相随的两种现象当做原因与结果，这往往会导致荒谬的结论。譬如鸡鸣在前，天亮在后，那么鸡鸣就是天亮的原因。

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就总结了人类由原始的经验主义思维得出的巫术的两大原则：相似律和触染律。书中并未列举中国的实例，但是我们中国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这两条巫术定律。譬如民间老百姓的“吃啥补啥”就是相似率（相似即相同），手脚骨折了要吃猪脚猪蹄，腰子不好要吃猪羊腰子。中医里面更是如此，红色植物补血补心，黑色植物补肾（肾主水，水为黑色），等等。

触染律在巫术里应用最多。我要弄死我的仇敌，可以用泥土捏一个泥人，写上仇敌的名字，但仅此还不够，还要“触染”，即这个泥人里要有敌人身上的物质——血液毛发指甲体液之类，把这些物质参合在泥人中，再写上名字法力才会明显。文革中把你政敌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后用朱笔打上鲜红的大叉，也是这种“触染律”的体现。

在伦理上，唯我主义认为，我或我的部族抢他人、他部族的财物女人是正当的，而他人、他部族抢我的，则是邪恶的。朝鲜的“主体思想”在这方面干的最出色。中国孔夫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从伦理上实现了超越。

在信仰上，唯我主义必然是万物有灵的多神信仰，不会是一神信仰。原始人认为，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天地万物皆如人一样具有意志灵魂，也如人一样有善恶贤愚。这种信仰是主体性信仰，与一神教的客体性信仰不同。主体性信仰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为主来对待各路神灵，认为可以用贿赂、祈求、躲避、符咒等巫术手段来驾驭或驱离神灵。譬如你山神很厉害，可以山崩地裂，可以有泥石流，那我就住到无山的平原上去；你河神厉害，我就住到地势高的地方去，你发再大的洪水也淹不到我。相似律与触染律就是一种主动出击的技术手段。

一神教绝对不可能有这种想法，一神教认为，在我们之外有一个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系统，这个客观系统是绝对的（绝对正确、绝对万能、绝对善良、绝对圣洁），我们都是从这个绝对系统而出，死后还要回归到这个绝对系统。

中国人的先祖崇拜，也是唯我主义的主体性信仰，与萨满教在本质上相同。

只有明了轴心文明之前人类的观念状况，我们才能对轴心文明的伟大意义有所了解。轴心文明的历史意义在于，这是人类第一次对自己动物状态、动物本能的超越。在这个超越中，有完全超越的，也有不完全超越的；完全超越的那种文化，后来演变成了最先进的文明，显示了历史的意义，这就是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的先进与伟大，体现在三大支柱上，这个三大支柱就是建立于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科学体系，基督教信仰和罗马法体系（还有一说是欧洲文化“四柱说”，即这三柱再加上日耳曼人的自由传统），而这三大支柱来源于轴心期的古希腊与古希伯来文明，首先是古希腊独树一帜的反经验的理性主义哲学，继承了古希腊文化的古罗马则据此发展出了罗马法，然后就是一神教信仰的古希伯来文明。我们经常说的“两希文化”，就是轴心期最灿烂的文明，这是西方文明的源头。这个三大来源在中世纪后期（自十一世纪到十六世纪）又经历了三R运动（指罗马法复兴，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因为这三个运动的拉丁文首个字母都为R，故名）的修正，终成正果。

从西方文明的源头——轴心时期的两希文明来看，其独特之处在于两个反常与超越，所谓反常是将之与轴心期的其他文明进行比较得出的，所谓超越则是对人类动物本能的超越。

第一个反常与超越，反经验文化的出现：

如弗雷泽所述，唯我主义、经验主义的认识方式曾经是所有民族共有的，然而却在古希腊的爱奥尼亚出现了反经验的文化。

古希腊这种独树一帜的反经验文化从爱奥尼亚的米利都学派开始。这些伟大的哲人认为，整个世界是流变不居的，人甚至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人们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表象，要获得真理，必须透过表象达到那不变的本体。哲学的开始，就是从希腊人对本体的探究开始。据说，为了防止被经验的表象所欺骗，有的希腊哲学家甚至弄瞎自己的双眼。

米利都的第一位哲学家是泰勒斯，他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水，他的学生阿纳克西曼德则认为是“无定物”，而他的学生阿那克西米尼又认为应该是气。由此，希腊人开始了反经验的对世界本体的追问，有认为是火（赫拉克利特），有认为是原子（德谟克利特）有认为是水火土气四元素（恩培多克勒），还有认为是数（毕达哥拉斯）。

与中国人沉迷于经验、印度人沉迷于主观体验不同，古希腊人沉迷于先验的追问，正是这个追问，建立了现代科学的体系。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虽然他的学说中错误答案多于正确，但他建立的科学体系沿用至今。

第二个反常与超越是犹太一神教的产生：

在全世界都信奉巫术与多神教的情况下，在地中海的东岸，出现了犹太人的一神教（犹太教、摩西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一神崇拜曾短暂地出现在埃及，但稍纵即逝，而且其内涵与摩西的一神崇拜完全不同。犹太教随后分裂出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又分裂出了东正教与新教。新教内部又产生出匪夷所思的加尔文宗（清教），最后由清教徒在北美大陆建立了一个人造国家——美利坚合众国。而这个国家可称作是地球人国家的标杆。

从万物有灵的原始巫术到多神信仰再到一神信仰，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从绝对主体崇拜到绝对客体崇拜的的文化阶梯（萨满，犹太教，基督教——内部又分天主教、东正教与新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等）。原始的万物有灵，一般都会发展出主体性崇拜，这就是先祖崇拜。先祖崇拜或生殖崇拜，实际就是唯我主义的自恋崇拜、自我崇拜，是唯我主义的不同演化。因为核心是“我”，所以从图腾崇拜转向先祖崇拜、生殖器崇拜，再转向多神崇拜。多神崇拜阶段的崇拜对象似乎是他者、客体，但是选择的主体还是自我。从主体崇拜到客体崇拜，这之间有一个深堑。所谓客体崇拜，已经不是多神崇拜，而是一神崇拜，这是对主体不足有了飞跃性的认识，这就是原罪说。没有认识到人的原罪与局限，就不会产生超越。

在全球文化都是经验主义的情况下，古希腊出现了反经验的理性主义文化，这是为何？在全球各地都是多神教的情况下，古犹太出现了反多神的一神教，这又是为何？经验主义与多神教是我们人类本能的产物，两希文化的产生却是违背本能的。我相信这两个问题是没有原因的，而没有原因的原因，就是终极原因。只有从这个终极原因出发，你才能建立通透的大历史观，这就是文化决定论的历史观。

马克思在谈到古希腊的艺术与史诗时曾说，古希腊文化是正常儿童，而日耳曼则是野蛮儿童，中国是早熟儿童（大意。原文“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古希腊人是人类最美好的童年。”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我以为，在人类的儿童时代，所有民族都是正常儿童，只有古希腊与古希伯来是超常儿童。

有人也许会说，你解读轴心文化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认为，这个现实意义非常明显，我们中国现在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轴心时代就被敲定了。

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自三R运动一直到启蒙运动（11-18世纪）是第二次轴心时期，我却不同意（雅斯贝尔斯当然也不同意）。因为第一次轴心时期，在地中海东岸、波斯、印度、中华，都发生了重大的文化事件，但是11到18世纪，除了欧洲，世界的其他地方与公元前的轴心时期比较没什么变化（仅仅多了一个迟到的伊斯兰文化）。

为何我们中国现在仍然被轴心时期的文化在制约着？我前面说过，西方文化的先进，在于全方位完成了超越，而我们中华，只在伦理上有了部分超越，在认识与信仰上，还停留在原始的唯我主义的水平上。信仰上，如易中天所言，除了信仰自己（金钱与特权），别的都不信。我这里着重谈谈认知与伦理的问题。

研究文化，必然离不开文化模式。西方的文化模式属于理性主义/个人主义文化模式，非西方的文化模式基本都是经验主义/集体主义的文化模式。我们中国与日本都属于经验主义/ 集体主义这种文化模式（在伦理上，日本属于利他型的集体主义，中国属于利己型的集体主义）。中日共同的文化模式被文化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作者）称为“耻感文化”，对应于西方基督教的“罪感文化”。

为何德国对二战罪责认识深刻而日本却拼命抵赖？这就是耻感文化造成的。耻感文化认为，我做坏事被人当场抓住，那我很没面子，无法抵赖，只能认罪伏法；可是我做的坏事神不知鬼不觉，我为何要承认？所以面对自己的罪错，只要能掩盖证据的，打死也不承认。这方面中日完全一样。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是因为证据丢失，中国不承认三年大饥荒是证据被掩盖。但是基督徒完全不是这样，他们相信，上帝全知全能洞察一切，我做了坏事，别人不知道，但上帝一定知道。所以只能认罪祈求上帝赦免。

这只是我们轴心时期形成的垃圾文化对我们制约的一个小例子。最重大的莫过于求实文化与求真文化的天壤之别。因为我们在轴心时期没有完成在认知与信仰上的超越，所以我们的文化中只有求实，而没有求真。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人没有真理这个词语与概念。所谓真，只是真实，或说是有用才是真，没用的就是假。这就使我们中国三千年没有发展出科学，只发展出了技术的原因。科学是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技术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实事求是是中国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可以说成也萧何败萧何。因为实事求是，我们胜于伊斯兰文化，也因为实事求是，我们又不如基督教的西方文化。胜于伊斯兰文化是：我们不撞南墙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撞了南墙会改进，见了棺材会落泪。而伊斯兰则是撞了南墙也心不死，见了棺材也不落泪。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1840年开始，迄今已有170多年，但仍旧步履蹒跚。根本的原因在于只看到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没看到制度与观念层面的现代化。日本比我们多看了一个层面，所以明治维新跑到了我们前面，但因为和魂洋才，拒绝观念层面的现代化，所以挨了两颗原子弹后接受了观念层面的现代化。

中国当下的毛病在于器物层面学西方学的不错，制度层面学了一半，观念层面至今拒绝，这就是轴心时代铸就的经验主义/集体主义文化模式的制约。要跳出这个制约，非要有头撞南墙，眼见棺材的大悲剧、大失败不可，而原子弹时代的撞南墙与见棺材，其惨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只有无法想象的惨烈，我们才会幡然悔悟，这就是轴心时期没有完成超越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知我这样的解读，宋福杰先生会以为然否？

2017-2-18

关于文化属性问题的初步分析

——轴心文明假说和四种信仰结构

宋福杰 青岛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苏州会馆微信群老师，2017.2.12日讲座。

信仰是什么？信仰何时产生的？信仰有哪些类型？这应该是一个人们好少去考虑的问题。作者在雅斯贝尔斯轴心文明假说的基础上，对信仰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对中国人的进行进行了简答勾勒，以期揭开信仰这一特殊思想观念的深层结构和机制。

一、让人神往的轴心文明时代

（一）轴心文明时代：思想璀璨的时代

轴心文明时代这个概念最早源于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1949年，他在《历史的起源于目标》中第一次提出了轴心文明假说。在他之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是对人类文明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汤因比把人类6000年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不同。雅斯贝尔斯在汤因比文明史研究的基础上，把研究重点重点放在了人类文明史的一个特殊时期：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的500年间。

这500年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瑰丽耀眼的时刻，全世界不同地区都出现了许多思想巨人，群星璀璨。这些思想巨人就像约好了一样，一起为人类送来了颠覆性和智慧之光，开创并塑造了各自地区独特的文化气质。当先秦的诸子百家吵的不可开交之时，犹太教的先知们正在努力开创着犹太教，因为他们的犹太国被灭亡，悲惨的人们正在遭受巴比伦之囚。先知们希望通过上帝之名，收拢因铁骑冲撞散落各地的犹太人。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拜火教创始人）去世那年，孔子出生；孔子死后10年，苏格拉底出生；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释迦摩尼比孔子大14岁.......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个时代很多的文明消亡了，这个时代有很多文明勃然兴起，这就是轴心文明时代。

（二）信仰：轴心文明时代最耀眼的光芒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智慧大爆发的时代，全球不同地区都产生了影响后世的思想人物。当我们透过理性的深邃去探究轴心时代的特殊性时，发现了轴心时代最核心的一个创造：信仰。这应该是轴心时代最亮的那道光。信仰开启了人类的新文明形态，从此以后，人类第一次产生了宗教、道德感、终极关怀，这种新理念一直影响着今天的我们。以至于当我们在今天遇到危机时，仍不是回望那个辉煌灿烂的轴心时代。

1、信仰是区别轴心文明与古代文明的主要标志

你会觉得很奇怪，轴心文明之前的人类社会就没有信仰吗？也许有，但我们不知道。轴心文明时代之前的思想观念不可考我们的信史时代开启在轴心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我们只能看到遗迹，难以揣测他们当时的所思所想了。就中国而言，周以前的夏与商，其信仰体系是什么？那是的人们的社会观念是什么，我们一无所知。现代的我们只能大致描绘出周代的人们信仰体系的形态。印度也一样。婆罗门教以前的印度社会，其社会观念和信仰体系，我们一无所知。希伯来文明之前的两河流域，其社会图景和信仰体系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古希腊文明也是一样，在那些先贤诞生之前，其社会图景，及人们的思想体系尤其是信仰体系，我们也是一片模糊。

轴心文明之前，产生过很多文明，他们都消亡了，当其社会有机体解体后，那种浓缩了集体无意识的的思想观念也随风飘散了，或许我们可以勉强读懂其中的文字（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文字），但难以窥探这些古文明时代人们的心灵。

2、轴心文明时代信仰的特点

在古文明的废墟上，产生了新的文明——轴心文明，这种文明在此后的历史中始终保持其固有形态，没有再消亡，直到今天的我们。他们何以新生？何以顽强？因为信仰？那何为信仰的？

在思想史领域，信仰是一个有着严格界定的概念。有三个特点，一是信仰体系的全部信息可以集中于个体，而不是整个社会。就算整个社会崩解了，腐败了，信仰不会消失，他会跟随这个文明中的每个人的繁衍发展而存在。二是信仰必须基于个人自愿，即有选择空间。三是信仰体系所描绘是一个“理想国”蓝图，被某个信仰笼罩的人们，根据这个蓝图去建设现实社会，这个蓝图是判断现实社会所有问题的终极依据。这是我们所理解的信仰，这种思想结构产生自轴心时代，在这之前，人们的信仰如何，我们一无所知。

二、四种轴心文明的信仰划分：四种终极关怀。

自轴心文明时代，留下来的信仰或者终极关怀体系，一共有四个：希伯来宗教；古希腊的求知理性；印度宗教和中国儒家。为何只有这四种？有没有第五种？对于这个问题雅斯贝尔斯没有回答，作者想根据学者的研究和共识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一）信仰的产生机制决定了只有四种信仰类型

当一个文明面临解体时，身处其中的个体会如何自处呢？所有延续到现在的轴心文明，都面临过解体，有的还不止一次。回望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这一段，我们也把自己投射到这一历史时期，当我们所处的社会崩解，我们会如何自处呢？此时这个社会中的个体处理方式各不相同，但有一些人选择了非常独特的路。他们试图从社会中走出来，寻找独立于社会有机体，只基于个体而存在的终极价值，一旦找到了，这种终极价值就能伴随一代代个体生命而延续，并持续塑造者该文明的社会文化形态。如果没有找到，那个这个文明就成了死文明。

这种终极关怀，这种终极价值，只有四种结构。因为信仰必须要回答两个核心问题：那个独立于社会的价值在哪里？如何实现？这两个问题回答起来内容多样，但可以把各个作为圆心，作为参照物，对答案进行归类。

价值在哪里？两个选择，就在此世，或在来世。考什么实现价值？依靠两个，要么靠自己，要么靠外力。详见表1

四种基本信仰

终极关怀

价值类型

终极关怀

实现方式

离开此世

进入(留在)此世

依靠外部力量

希伯来宗教型超越*：救赎

古希腊知识型超越：求知

依靠自身修炼

印度宗教型超越：解脱

中国道德型超越：向善

二二得四，这两个二选一的问题，就组成了四种回答套路，这就是四种信仰结构的来历。

（二）四种信仰或终极关怀的基本概况

一旦思想的建构在方向和手段的回答中都能自洽，就完成了超越突破。意味着信仰的创生过程完成了。这四种信仰结构的概况如下

1、希伯来宗教文明

个体生命的意义在来世，要依靠外力才能实现。这就是希伯来救赎型文明，即一神论宗教文明，从最早的犹太教，到后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这条藤结出的果实，其中犹太教的教义是旧约，基督教的教义是新约，伊斯兰教完成了圣书物语的第三季，回到旧约，整合新约，并进行了理论创新，为了防止以后的再次搞借尸还魂，默罕默德直接宣布自己是封印使者，自己作为最后一个先知，终结了这个文明的理论创新之路，也彻底堵死了伊斯兰教的改革之路。这个信仰体系所描绘的那个蓝图中，教会是出于核心地位的。教会在其社会体系中位置非常重要。

2、古希腊理性文明

个体生命的意义在今生，要依靠外力才能实现。这就是古希腊求知型文明，即逻各斯，哲学文明，从最早的原子论，数学，逻辑学，到现在都科学大厦，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建构的。这个信仰体系中，学院是出于中心地位，最早的学校也是来自这个文明。

3、印度心灵文明

个体生命的意义在来世，要依靠个体自身才能实现。这就是古印度解脱型文明，即心灵文明（以修心，冥想为特色），从最早的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到回来的印度教，都是这一文明开出的花朵。在这个信仰体系中，原始婆罗门教产生，后来被印度教继承的那个种姓是其社会组织中的重要核心，此时的印度已经由婆罗门教时代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变为上千个。尽管，印度政府已经在1947年废除了种姓制度，但这种诞生在轴心文明时代的观念，和印度教一样顽强，始终是社会的顽疾，无法摆脱。这就如同中国人始终放不下“德治”观念，“道德之上”的观念一样。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种姓仅仅限于印度教所笼罩的人口，印度的伊斯兰教群体没有种姓问题。

4、中华伦理（道德）文明

个体生命的意义在今生，要依靠个体自身才能实现。这就是大中华文明，即伦理文明，道德文明。从春秋战国的儒墨道法，诸子百家，到汉代天人合一，到两晋的玄学，到后来的理学，心学，三明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这一文明在不同时期的演化形态。这个信仰体系有三个核心要素：一是意识以道德为终极关怀，追求道德完善是人生的终极意义。二是中国人对道德内容的理解是以儒学为基础，儒家思想是以家庭伦理为中心的道德哲学，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大传统的主流，儒墨道法，诸子百家，都是建立在对儒家的批判基础上的。三是千年以来，儒家道德是中国社会政治、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根据，和社会秩序的基石。这个信仰体系的社会载体是家庭。

三、中华儒家文明创生路径素描

（一）不同文明形态的道德观念差异巨大

道德在儒家思想中的形态是大家习以为常，有时我们也在那这个思维来看待其他文明，这是一个误会，不同文明形态里的道德观念，是完全不同的。详见图1

图1 不同文明形态下的道德观念

（二）中华儒家道德信仰体系的创生

1、孔子“盗圣火”，把“礼”和“仁”撒向人间

道德的“德”字最早指西周贵族的宗族传统，即礼仪规范，其原初含义是祭祀时每个宗族成员根据与祖先血缘的关系远近，而确定的站位和次序。

只有贵族，才遵守这套基于身份等级的礼仪。当周王朝分崩离析，礼坏乐崩，作为礼仪专家的孔子，把这套仪式规程扩散到了民间。同时孔子为了礼仪的传播，创造性的赋予这套等级制度以道德内容，这就是仁。践行这套等级礼仪规范，是为了做到仁。这样这个基于群体的礼仪规范及背后的道德追求，就成为了民间百姓个体的一种信仰选择。正因为如此，作为贵族阶层对于孔子这套东西，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每天都被被这套礼仪所累。孔子不但为民间投的了这样的“圣火”，并开始构建一个基于家庭伦理的道德伦理学大厦，想通过家庭伦理的出事原则和关系，外推出治国之理，即把做人之理和做事治理，以及治国治理贯通，但是孔子完成的并不好，他这种基于关系类比的推理方式是有严重逻辑缺陷的，把父子比君臣，把道德关系类比事理关系，这种逻辑链条非常容易关系冲突而推理不下去，出现忠孝矛盾，道德身份冲突。

2、孟子为道德注入“行动”内涵

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把儒学推进了一个新的高度。

（1）孔子强调知，知道的知，孟子强调不但要知，你还要去做，而且是应该做，做不到不行。他把行善的意志和能力视为人的本质。孟子认为不守礼，做到仁的人，和禽兽没区别。

（2）孟子提出性善论。人性本善，人从内心判断就知道什么是善，与他的知识和能力没有关系。孟子的这个玩意是后世阳明心学的源头。

（3）孟子完成了儒家国家学说的建立，仁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应该客观评价孟子的这个思想，这个思想没有那么美好，这句话可以从孟子对税收的解读中可以看出他的真实含义。孟子没有讲过税收越少越好，孟子主张，十税一，高于或者低于这个，都违反礼。在这里跟大家澄清孔子的一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均的含义是什么？是平均吗？当然不是，均的含义是各的其分，什么是分，你你在儒家伦常等级中的位置。经济分配应该符合儒家伦常的等级制度，孔孟的理想国也是一个按照儒家伦常等级，运行的社会。

3、荀子对儒家思想矫枉过正

荀子是儒家创生的第三阶段。荀子对孟子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孟子的性善论和道德可欲性（能做到）有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向善的意志，我要学好与道德规范，怎么做才是好，这两个思想的来源根本就不一样。荀子把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的来源做了严格的区分。为此荀子提出性恶论，人无法从自己内心来体会善，只能通过践行圣人经典。他主张通过规范行为来诱导人的向善的意志。荀子奠定了“教化天下”的理论基础。大家可能发现了，荀子性恶论的主张，改变了儒家善的判断来自内心的原有结构，正因为如此学术界把荀子是儒学体系的异类，因为在性恶论基础上建立的儒学体系与原有的儒家体系很难符合，最终的退化和异化是早晚的事。详见下文法家思想的分析。

四、儒家思想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一）道德与法治：理性与善的差异

法治为何在中国如此难以落地呢？

从中西文明的比较看中国社会中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很多人一定会有一个感觉，为何中国的法治社会做了这么多年仍然步履维艰，如果从信仰结构来看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容易解释。

道德的判断依据是善，什么是善，善就是好的普遍化。而好的判定依赖个体（内心），善的判定也是。其判断要素是好与坏，是典型的价值判断。儒家思想体系里也是有法的，这个法指的是王法，主要用于协调家族外成员间的关系。这个法，在下文分法家思想介绍

法律的判断依据是正义，正义的判断要素是对于错，属于事实判断层面，正义的判断不能依赖个体，必须依赖外力。西方法律两个来源，在古希腊人哪里，法律来自自然，来自规律；在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中，法律来自上帝或真主意志。

这两种终极标准决定了中西两种极端形态，中国是个泛道德主义社会，西方是个泛法律主义社会。对于社会冲突，潜意识的选择，差异极大，一个首先归于道德问题，一个首先归于法律问题。对于西方社会那种，动不动就打官司的事情，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西方人对于我们用道德标准模糊处理一些原则问题，也是莫名其妙。

这种娘胎里的差异，让我们很难对法治情有独钟，始终保持距离，不到撕破脸的那一刻，不会轻易诉诸法律。与此相伴的就是我们的泛道德主义思维突破家庭边界，进入社交领域，导致我们的公共空间始终发育不全，社会舆论习惯于道德审判，潜意识里把道德视为一切冲突的最终判断依据。哎 法治，中国社会想说爱你不容易啊。

（二）法家与法治：这种意淫很奇葩

一说到法治就有人想到法家，这是个美丽的误会。先进的法家和现代的法治是完全两个东西。法治思想来自西方，其背后是理性精神；法家思想是我们本土的产品，其背后什么也没有。法家是对儒家的部分否定。何为否定，见图3。

先看儒家的思想结构见图3

图3

大家都知道，法家的两个代表，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他们的老师荀子是儒家代表人物，一个儒家知识分子怎么会教出俩法家的东西来呢？源于儒家道德思想的变形。

道德是向善的意志，向善的意志指向一组固定的行为规范（儒家经典的要求）荀子把意志-善-行为这组思想做了一点小改动，他把箭头反了过来，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如果约束一个人的行为规范，让他尽量符合儒家所要求的规范，就能改变个人的内心，最后培育出君子乃至圣王人格。荀子的这一创新，为此后儒家的修身理论奠定了基础。

但是荀子这个牛老师，却教出了两个具有人格缺陷的学生，他的这套体系被法家拿走了。法家把这个模型做了简化，扔掉了这个向善的意志背后的价值，善，只留下行为意志和规范，信仰体系变成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模型了。法家主张，君主为了达到目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法是为了君王目的为设立，不需要什么价值。法家的三个要素是势、法、术，势就是权力等级差，君-臣-民，君王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意志不择手段的达到目的；法就是指君王可以用法律规定限制老百姓的行为，以达到其想让百姓具有的心理状态，这个法后来成为儒家道德的补充，用来调整家族外的成员关系间的冲突；术是君臣关系，即君主可以随心所欲的为了自己的统治需要来使用、抛弃、玩弄大臣。这种脱胎于儒家人治思想的法家思想体系来类比今天基于天赋人权的法治思想是非常荒唐的。

五、信仰时代的黑夜与黎明

今天讨论信仰话题，是不合时宜的。因为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早已告别那个被信仰照耀的时代。就在离我们不远的20世纪，我们真真切切的被理想的太阳照耀过，但很遗憾，现在的我们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思想黑夜（抑或是新轴心文明时代的黎明时刻）。社会中的那些理想主义者们，也许我们可以沉浸在思想和历史研究中不忘记正在消失的理想，但这些理想只是过去世纪落日的余晖，也许理想主义的太阳再也不会升起，也许新的轴心文明时代不会再来，也许我们所能做的，是在暮色中匆匆的赶路，去响应这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主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