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明华

青花瓷器是我们研究和探讨得很多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在元青花和明青花瓷器方面，这种研究和探讨解决了不少学术问题。而时代更早的唐青花，由于见得少，认识不多，今人关注相对更少一些。但应该说，唐青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它涉及了青花的起源和唐代彩瓷的发展问题。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江苏扬州地区陆续发现的唐青花标本，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现在，随着文物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增多，唐青花瓷器的面貌也变得更为清晰。本文的撰写，主要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

说实在的，在唐青花标本发现之初，我有一种疑惑的感觉：那似乎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物品，真的是唐代烧造的青花瓷器吗？上世纪七十年代从扬州唐城遗址传递出那里发现了唐青花瓷片的信息，令陶瓷界部分人士兴奋不已，而自己对此几乎没有什么感觉，这一方面是自己当时还没有对青花发展历史有一个连贯的理解，同时也没有触摸过有关专家学者所说的出土唐青花，总之，对此似知非知，懵懵懂懂。上世纪80年代初，才初步了解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唐青花标本，这种唐青花，从外观上看，它与唐三彩十分相似，那些带蓝彩的唐代彩色釉陶亦即唐三彩，与眼前所谓的唐青花有什么区别呢？后来，我问一位资深的老专家，怎么区分唐青花瓷器和唐三彩中的蓝彩陶器？他回答我，也就是质地上的区别。由此我想，唐青花和唐三彩相隔仅一步之遥，这样的物品在传世品中一定找得到。想不到在此后的许多年中，在所接触的传世完整陶瓷器中，除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现香港大学艺术博物馆）的一件唐代壶被专家认为是唐青花外，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唐代蓝彩三足炉据认为可能与唐青花有关，除此二者以外，再也见不到与带蓝彩的唐代彩色釉陶在质地上有区别的唐青花产品（近期国内外发现了一些据认为是唐青花的完整器，由于未见实物，笔者不敢妄下结论）。由此设想，唐三彩之所以平凡，是因为它经常可以见到，唐青花之所以名贵，是由于它稀少，少到几乎难以得见的程度。

唐青花瓷器的发现，已三十多年了，在这以后的岁月中，有两次堪称惊人的发现，一是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发现了烧造唐青花的瓷器窑场（图一），2004年，我曾参加了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举办的关于汝州张公巷窑和巩义唐青花窑场发现的专家论证会，并去现场参观考察。这一考古发现肯定了扬州唐城遗址等采集和出土唐青花的瓷器烧造窑场就是巩县窑，也证明了有关专家学者对唐青花产地的科学测定是正确的。有关专家在对1975年扬州唐城遗址发现的唐代釉下彩瓷枕残片、1983年在扬州文昌阁采集的唐青花瓷片和1990年在扬州文化宫唐代遗址发掘时出土的14块青花瓷片进行胎釉、颜料的组成以及结构的分析（图二），“发现它们的胎釉组成很接近，技术性能也十分相似，同时与巩县白瓷的胎釉组成进行对比研究，确认了唐代的青花生产窑口是河南的巩县窑”［1］。第二次发现是1998—1999年印度尼西亚海域“黑石号”上打捞的6万多件瓷器中，有3件唐青花瓷器被打捞出水，而且，这几件唐青花瓷器还是完整的，制作工艺颇为精细（图三）。

*本文为2008年12月扬州唐青花学术研讨会递交论文。

这两次发现，使唐青花从烧造到启运中转，一直到对外输出有了一个较完整的过程，使我们今天探索唐青花的渊源，找到了非常可靠的实物依据。可以说，有关唐青花的历史渊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晰。

图一巩义白河窑出土唐青花标本

图二扬州出土唐青花标本

唐青花的一系列发现确实解决了许多问题，它的产地被发现，它的产品在东南亚海域中被打捞，使扬州许多标本的发现不再孤立，它们有了前因后果相连贯的依托。从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第一片唐青花标本以来，当地和有关专家学者就一直致力于寻找更多的实物资料，他们的辛勤劳动是卓有成效的，他们过去的研究成果应当被肯定。可以认为，现在，唐青花的面貌已比较清楚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在诸多唐青花实物和资料被发现的同时，随之而来的问题就同时出现了，如绘制唐青花的钴料从何而来？产品的纹样源自何方？唐青花和宋青花的连接点在哪里？唐青花和元青花是否存在必然的传承关系？另外，还有的专家甚至认为，不能用青花的概念去理解唐代的这种钴蓝产品。问题实际上还不少，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呢？

我认为，首先，我们不能用元青花甚至明清青花瓷器的标准去衡量唐青花，唐青花是一个特殊的概念，是青花瓷器起源阶段的特殊产品，唐青花与唐三彩中的蓝彩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最本质的区别 图三印度尼西亚海域打捞唐青花盘

是胎质的不同，除了前者是瓷，后者是陶以外，其釉色看起来差别不大，而其彩料也似乎没有大的区别。由于唐代的巩县窑既生产彩色釉陶器，又制作白釉瓷器，两者兼而有之，因此，出现制作唐青花的特殊条件，几乎可说是天赐其便。否则，在一个不具备烧造上述两方面品种的窑场内，是肯定无法烧造出唐青花瓷器的。这主要是由于窑场本身具有这种有利先决条件，才产生了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新品种，这确实是一种历史造就的历史性产物，这是唐青花瓷器产生的决定性原因。同时还应该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原因，比如说，国外有这样的需求，诸如阿拉伯伊斯兰地区需要来自于东方的蓝彩瓷器，需求信息传至当时距东都洛阳不远的巩县窑，这一原本就生产并外销唐三彩陶器的窑区，有能力生产经改进的瓷器产品，他们对于出口这样的瓷器应该说不是十分困难的事。当唐青花在这里应运而生的时候，外销的机遇就接踵而至了。

但是，这里应该强调，唐三彩中的带蓝彩陶器，和唐青花瓷器的区别不仅仅是胎质的区别，它们还有釉和烧成温度等重要区别，唐三彩之所以与唐青花不同，除了外观以外，在工艺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唐三彩是低温铅釉，唐青花则是高温钙釉，唐三彩陶器的烧成温度较低，而唐青花必须在高温中烧成。应该说，巩县窑的陶工是机遇的创造者，他们的创造直接导致了青花瓷器的诞生，说到底是他们率先造就了青花瓷器，也导致了这种青花瓷器能够在烧造成功不久就成为贸易瓷器，出现在波涛汹涌的茫茫海路上，完成了它们初始远航的历史经历。可以认为，扬州发现的第一例标本拉开了认识唐青花历史的序幕，以后更多标本的发现和巩县窑唐青花窑场的发现则进一步改写了历史，而黑石号唐青花瓷器的打捞出水更是再次进一步见证了这一段历史。

唐青花产品纹样的问题看来也不是十分复杂或者是难以探索的，因为唐代的对外贸易不是单向的，有中国贸易陶瓷和其他物品的源源输出，就有中国需要的物资从外国输入，这样不可避免地使许多异国他乡的文化元素，传播到了中国。因此，我们现在认为的唐代传统图案和纹样中，找不到唐青花瓷器上相同的花纹，是十分正常的，在文物考古工作中，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很多，我们不必为此费心查考其是否外来文化的产物。当然，能够考证出来龙去脉那是再好不过的事。

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唐青花以后有宋青花，然后才是元青花。在唐青花被发现以后，曾经掀起过一个研究宋青花的热潮，但不久就好像偃旗息鼓了，由于有些地区出土的所谓宋青花受到了质疑，因此宋青花瓷器的研究可能受到了挫折，可以说，近些年来人们对宋青花的议论减少了。笔者认为，对于科学，我们应该予以尊重，如浙江地区出土的青花瓷器，如果其出土的位置没有问题（如寺庙塔基下），就应该坚持，维护其考古工作的准确性，当然必须是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搞清问题的真相，如有的发现确实不怎么可靠，也希望有识之士能给以比较明确的说法。因为有关宋青花的问题现在好像有点含混不清，学界需要真实的历史，确凿的实物证据。当然，有的地区出土的宋青花瓷器被认为不可靠，这确实应该拨乱反正，因为这里面可能真的存在着一些问题。当然，唐青花和宋青花在外观上不一定相符合，两者之间也不一定存在前后继承的因果关系，同样，宋青花和元青花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只要烧造原理相同，就可以理解为两者具有发展关系，因为从中国青花瓷器的发展线索看，可以理解为唐宋甚至元明清的青花瓷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不能用青花的概念去理解唐代的这种钴蓝产品的观点，我认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同认识和不同观点的产生，都有它的道理，我们主要应该看这样的认识和观点是否合理。世间的每一事物包括每一种物体，都有它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唐青花是青花的初级产品，因此它不可能象元明清青花一样，是蓝白分明的、具有很高观赏性的白地蓝花瓷器。我们应该站在对唐代瓷器的认识角度去观察唐青花，再从中国青花瓷器的发展历史这样的角度去认识唐青花，这样才会更加客观更加实际。

关于唐青花瓷器所用的钴蓝彩料问题，目前还无法取得新的认识，对唐青花（包括河南巩县窑场出土的唐青花）瓷器的青料来源，我们依然不十分清楚，究竟是进口还是国产，还是一个谜。按照想象，唐青花或许是进口的青料，因为国内发现的瓷器中，从来没有见过比唐代更早的含有氧化钴的产品，而唐青花出现于一个与外部世界贸易交往十分频繁的时代，这种青花瓷器的图案，充满了异国情调。同时，现在已十分清楚地看出，唐青花是一种与对外贸易有着十分密切关系的产品（黑石号打捞的唐青花瓷器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它的出现是否与西亚地区陶业中使用的原料有关呢？早在唐青花未发现以前，唐三彩中的蓝彩和蓝釉是国产的还是从国外引进的问题就已引起过我们的关注，因为在唐三彩之前的产品中，未曾见过这样的蓝彩和蓝釉。由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较低，不知其所以然。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按说，对这方面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认识，遗憾的是，我们对此一直十分模糊。

有关专家曾对唐青花、唐三彩中的蓝彩和蓝釉进行过科学分析，分析情况见表一［2］。

从分析的标本来看，唐巩县窑三彩蓝釉和唐青花瓷“釉 彩料”的数据有的较接近，有的差距较大，但它们的密切关系实际上还是能够看出。

上海博物馆科学实验室副研究员熊樱菲女士，采用“能量失散X荧光分析”的方法，对唐三彩中蓝釉陶器和唐青花标本进行分析后认为：“从目前数据分析，唐三彩蓝釉所用钴料特征与唐青花相似。”

对于唐三彩蓝彩釉陶器和唐青花彩料的关系问题，我过去一直认为我们还可以研究一下国外出土的伊斯兰陶器，目前在中东地区出土了不少当地烧造的釉下钴蓝陶器，在西方一些国家的陶瓷陈列中，有不少这样的作品，当然时间有早有晚，但有些陶器的烧造年代早至公元九世纪的唐代，这似乎是重要的信息，我们的研究范围如果完全局限于国内的唐青花瓷器，可能很难有所突破，也难以系统的了解其发展的前因后果。我的想法是，唐青花瓷器的烧造，应是受国外釉下钴蓝陶器的影响所至，这一想法可能有些主观，因为缺乏足够的依据，但我想，我们可以用换位思考的方式探索其根源，这样也许对我们的研究会大有裨益。

然而，个人的想法往往会与实际情况不同，科学测定情况与我们的主观想象经常会有不同的结果。熊樱菲在女士比较了伊拉克蓝彩釉陶［3］与唐青花中的钴料成分后认为：“九世纪阿巴斯蓝彩釉陶使用的钴矿料中的铁含量较高，并且存在一定量的特征元素锌。唐青花相对富钴、低铁（FeO/CoO比低于阿巴斯蓝彩），并不含元素锌。阿巴斯蓝彩釉陶采用传统的碱石灰釉，胎为石灰质黏土胎，部分样品的釉中含锡氧化物，与我国唐青花的钙釉有本质区别”。这说明伊拉克蓝彩釉陶与唐青花瓷器之间有较大的距离，两者可能没有必然的联系。当然这只是说伊拉克地区的产品，不代表所有中东地区的陶器，尽管如此，以前寄希望从伊拉克等中东地区国家的蓝彩釉陶中找到答案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了。

当然，我们还是要抱有希望，期待以后有新的考古资料出现，并希望有关方面今后能再对唐青花瓷器有一个系统的研究，不局限于唐青花这一个方面，对唐代的低温蓝彩和蓝釉再进行深入的研究，吸收或参考国外的研究信息，对低温蓝彩和蓝釉所包含的化学成分及它与唐青花所用钴料的关系进行更深入更详细的探索和阐述。当然，目前要搞清唐青花是采用进口青料还是国产青料的问题还为时过

表一唐青花瓷“釉 彩料”与唐三彩蓝彩釉中着色元素分析及其计算比值 名称编号着色氧化物含量（重量%）CoOMnOFe2O3CuOMnO/CoOCuO/CoOFe2O3/CoO唐巩县窑三彩蓝釉T—1

T—6

T—7163

056

047003

002

002099

070

110038

024

019003

004

004037

043

048

096

125

234

唐青花瓷“釉 彩料”TB—W

TBW4

TY—1032

032

057007

01

018082

14

104009

006

022

011

016166

096

039

146

076

早，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以对号入座的产地进入专家的视线，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甚至地域更大些的地区可肯定是唐青花的产地或是可能的区域。有的专家认为：“通过唐青花釉中色料成分与各地所产各种类型的钴矿对比，推断唐青花所用色料有可能来自南非、中亚或甘肃、广西或河北等地。”［4］这样的推论，从理论上阐述了唐青花色料在这些地区存在的可能性，但由于没有较为明确的地点，所以它的产地依然是一个谜，而且这一范围涉及到国内外的一些地区，所以唐青花是进口料还是国产料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具体产于哪一地区更无法判断了。因此，这一问题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目前，对元明青花料的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仍在期盼出现对这方面有深刻的研究和十分令人信服的结论，也许，要搞清距离我们现在更遥远的唐青花的青料来源问题，更需假以时日。

注释：

［1］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十一章，科学出版社1998年。书中引用张志刚、郭演仪、陈尧成：a《唐代青花瓷与三彩钴蓝》，《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b《唐代青花瓷器研讨》，《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2］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十一章，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66页，表11—2。

［3］NWood,MSTite,CDoherty《A technological examination ofNinth—tenth century AD abbasid blue—and—white ware from Iraq, andits comparison with eighth century AD Chinese blue—and—white Sancaiware 》，Archaeometry2007,49(4):665—684。参见熊樱菲：《9世纪伊拉克阿巴斯蓝彩釉陶的检测及与8世纪中国唐三彩蓝彩的分析比较》，《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8年第3期。

［4］同［2］，第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