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耀、静宁、潼关、阳平关、金锁关诸处，流“贼”恣掠。

从上面的叙述看，当时起义者多“立诨名”。这种现象几乎存在于整个明末农民大起义之中。其所以如此，乃是由于起义者们“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

这些起义发生后，遭到当地官府的镇压。有的首领很快牺牲。如白水王二于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被明陕西商洛道刘应遇剩杀。汉南王大梁所部遭到刘应遇与川将吴国辅的镇压，先败于略阳，后退往汉阴，刘应遇派兵追至大石川(大石川系河名在西乡县城东南二百里，流县境),王大梁与五百名义军阵亡余部三百人转移到四川境内，时为崇祯二年二月。崇祯二年四月阶州土兵周大旺等起义，很快就被明副将贺虎臣“捕得”杀害。有的起义军未被官军镇压下去，但因力量尚不强大，在作战中也常常遇到挫折。如王左挂部于崇祯二年二月围攻韩城之龙门渡时，遇明督粮参政洪承畴来救，即被打败，退往清涧。三月，“掠真宁”,“至耀州”,为明守将孙枝繡击败，“逃匿深山”。四月，“复犯耀州”,被洪承畴“合官兵乡勇万余人，列十二营，围之云阳”,王左挂几为所俘，幸亏夜间雷雨大作，才得以“溃围走韩城之神道岭”。官兵相追，义军牺牲二百多人。

不过，起义的烈火并没有熄灭，反而在继续发展。当时，陕西地区的灾荒仍在继续，饥民仍在增多，这为起义军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大量的补充人员。《怀陵流寇始终录》载，崇祯二年十二月，“延安大雪，冻馁死者无数，壮者为盗。另外，崇祯二年到三年初又发生了裁驿递和入援兵哗变事件，也使起义队伍得到新的补充。明代在交通要道设有驿站，任务是传送公文、接待来往官吏、运送军用物资及上供物料等。为了进行管理，官吏等人使用驿站设施时，须持有关部门发给的证明，这些证明称勘合、火牌等。

驿站可说是当时的重要交通动脉，是推行政令、进行管辖不可缺少的一环。可是，封建官吏仅图个人私利，不管封建国家的全局，到明朝末年，把驿站制度搞得弊窦丛生。有的将勘合等递相假借，“一纸洗补数四”;有的超标准享用驿站的夫马车辆甚至在“供应之外，横索折乾”。加上当时兵兴事烦，在驿站上应役的夫卒遂苦不堪言，国家的驿站经费也大大增加。有鉴于此，崇祯初，给事中刘懋和御史毛羽健奏请对驿站加以整顿，禁革冒滥。明思宗很欣赏这一建议，马上下令刘懋由刑科给事中改为兵科给事中，专管驿递事务”。

崇祯二年(1609年)四月，刘懋接到这一圣旨，即“恪遵钦定条例，力加裁减”,经过三个月，定出了有关规则，“除请借冒滥不行外，正项差役亦减十六七”。刘懋的这一改革，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这仅是它的一个方面。当时，在驿站服役的夫卒，是领有报酬的。这种报酬虽然数量极微，然而在一些极端贫困的地区，一些人却能以此来勉强维持生计。刘懋在整顿驿站时，除了清除官吏的滥用驿站设施外，还极力裁减驿站夫卒，使之大量失业。因此，刘想的这次整顿驿站也有影响某些贫困地区驿站夫卒生计的副作用。如陕西的整顿就加剧了陕西地区的社会矛盾，许多失业的驿站夫卒，由此而加入到了起义队伍之中。清人所著史书《平寇志》记下了这一情况，它说：

给事中刘想、御史毛羽使请导站，以足国用。因申严给事被使不得给邮特，即乘传有额，无敢滥用县官钱，岁号令，非省费无算。谓苏驿困也而燕、赵、秦、晋，轮蹄孔道，游手之民，执鞭逐马走多仰食驿精：至是益无赖。又，无所得食，遂群聚为寇。

所谓人援兵哗变事件，共有三起。崇祯二年十月至三年五月，后金兵人犯内地，“京师戒严”,各地驻军应诏驰援，而入援兵却受到虐待，因此山西、延绥、甘肃兵先后哗变。这些哗变的士兵，多数参加了农民起义的队伍。首先是山西兵哗变。他们在山西巡抚耿如杞和总兵官张鸿功的带领下，于崇祯二年十二月来到京城地区，最初兵部令往通州，一天后改调昌平，既至，又调守良乡。按照当时的规定：兵至信地，当天不准开粮，“次目列营汛地乃给之”。

山西兵既被连续调动，数目得不到粮饷，奔走饥乏至极，遂出而劫掠。耿如杞张鸿功“以不载军士速问”,士兵即散归山西，人数多达五千，“晋中流贼”自此“遂炽。延绥兵和甘肃兵的哗变于崇祯三年正月相继发生。它们的起因也皆与粮饷有关：延绥“总兵吴自勉人援，侵行粮，军中道逃归为乱’”;甘肃“巡抚梅之焕统兵入援，兵以粮不时给，脱巾鼓噪。之焕查首数人正法，有千余人溃归陕西”,“与群寇合。边兵掌握着较高的军事技能，上述哗变士兵的加入起义队伍，除了使之人数增加外，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提高了其战斗能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