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话》（全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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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话》（全六册），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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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下诏“《孝经》与《五经》并重，为化民成俗之本。宋儒书虽足羽翼经传，未若圣言之广大，论题仍用《孝经》”。所以，从雍正二年（1724）甲辰乡试开始，第一场考试有以《孝经》出题的题目。

乾隆年间，乡试的考试内容也有几次改动，乾隆二十一年（1756）规定，“嗣后乡试第一场，止试以《四书》文三篇，第二场《经》文四篇，第三场策五道，其论、表判概行删省”。并且，又规定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己卯科乡试开始，“第二场《经》文之外，加试五言八韵唐律一首，其所出诗题，限用官韵”。乾隆四十七年（1782）又议定，“将二场排律诗一首移置头场试艺后，其《性理》论一道，移置二场《经》文后”。乾隆五十年（1785）议准，“二场论题，宜复旧制，仍将《孝经》《性理》间出。以下科乡试为始”。即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开始，第二场的论题，以《孝经》和《性理》轮流出题。乾隆五十二年（1787）议准，“乡会试二场酌改每经各出一题，惟士子专习一经，奉行已久。明岁即居乡场，为期甚近。若即改用五经考试，或致二场不谙题解，背谬经旨，难于取中。……自明岁戊申乡试为始，乡、会五科之内，以次考毕《五经》，即边省小省，经轮年考试之后，亦俱能诵习五经，晓悉义旨。再于乡、会试二场裁去《论》一篇，《五经》各出一题。此后即作为定例”。就是说，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戊申科乡试开始，在接下来的五次乡、会试中，按照《五经》也就是《诗》《书》《易》《礼记》《春秋》的顺序，轮流出题，以后第二场考试就是《五经》各出一题，并且成为永制。所以，到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时，《五经》轮试已经一周了，就规定“嗣后乡会试应《五经》并用”。

因此，随后的清代乡试的题目程式较为稳定，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均沿用如下基本程式：乡会试题，第一场《四书》制义题三，五言八韵诗题一。第二场《五经》、制义题各一。第三场策问五。《四书》题首《论语》，次《中庸》，次《孟子》。如第一题用《大学》，则第二题用《论语》，第三题仍用《孟子》。五经题，首《易经》，次《书经》，次《诗经》，次《春秋》，次《礼记》。

二、清代湖南乡试考题

笔者以法式善所著《清秘述闻三种》乡试第一场的考题为例，对清代“两湖分闱”前、后湖广和湖南乡试的考题进行了整理、分析，希望可以为乡试考题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一）乡试试题分析

在整理、分析了清代湖南乡试试题之后，我们大体可以看出乡试考题内容的变化，比如顺治三年（1645）考题中“夫子之道，已矣”“博厚所以”“今有璞玉，琢之”分别出自《论语》《孟子》《中庸》，完全按照科举程式。

通过对清代乡试考题的出处来源进行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的数据。关于清代湖南乡试考题的来源，出自《论语》的题目最多，有104道题目来源于此；出自《孟子》的题目有103道；出自《中庸》的有96道；出自《大学》的最少，只有4道，分别为：顺治五年（1648）戊子科“定而后能”一句题，康熙十一年（1672）壬子科“知止而后”三句题，康熙十七年（1678）戊午科“诗云乐只”一节题，最后一道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丙午科“毋自欺也”三句题。进一步分析发现，大部分科次出题的顺序都是出自于《论语》《中庸》和《孟子》，少数的几次是《大学》《论语》和《孟子》。

根据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中关于考题分类的记录，试题的题型可以分为：连章题，全章题，数节题，一节题，数句题，单句题，两扇三四五扇题，截上题，截下题，截上下题，截搭题……

根据这个标准，可以对乡试的考题分类，经整理、统计后，我们发现数句题被考到的次数最多，有105道，其次是截搭题81道、单句题55道、一节题44道、全章题9道、数节题6道，连章题、二字题、截上下题、截上题各1道。

从考题的分类可以看出，截搭题出现次数比较频繁的主要原因是科举考试的题目大都出自《四书》《五经》，出题范围较为狭窄，容易被考生猜到。所以为了防止此类情况发生，考官有时候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截搭题。

在整个清代，只出现过一次连章题，即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第一题“子曰为政以德”两章，来自于《论语》卷一为政第二；出现了一次二字题，是咸丰七年（1857）丁巳补行壬子、乙卯两科乡试，第二题“‘春秋’二字”，此题的出处不好判定，该科的第一题出自《论语》，第三题出自《孟子》，所以根据惯例，可判定该题出自《中庸》。

湖南乡试中唯一的一道截上下题出现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己亥恩科乡试，为该科第一题的题目“切切 偲偲 怡怡”，出自《论语·卷七·子路第十三》，原文是“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所以称它为截上下题。

还有一道截上题，就是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恩科乡试第二道题目“下袭水土”，出自《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第三十章，原文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所以这是一道截上题。

△岳麓书社《八股文话》（全六册）内页图

（二）考生答题格式

为了防止考官和考生互相留记号作弊，答题时也有固定模式。乾隆四十二年（1777）规定：“嗣后令顺天及各省主考官，于刊发题目时，即酌定三篇内，承题起讲，应用虚字，明白开列，另行刊印一纸，分给举子。如此科首篇承题用‘夫’字，次篇用‘盖’字，三篇用‘甚矣’；起讲首篇用‘今夫’，次篇用‘且夫’，三篇用‘常思’之类。下科即将此等虚字错综更换。”这些都是考官在进入贡院后出题时所要考虑的，按照这样的答题标准，整个考场的答卷的格式一致，就不会出现因为考官和考生根据考前约定的记号而作弊的现象。

（三）科举考试内容的一次改革

清代末期，科举考试内容的死板和考试形式的老套，使科举赶不上时代的要求，因此很多大臣上疏，认为科举需要变革。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认为要变通科举，由于很多的原因，直到二十七年（1901）慈禧太后才宣布：“乡、会试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其他考试例此。用之洞议也。行之至废科举止。”

光绪癸卯科（1903）湖南乡试试题为：

第一场：中国政治史论五篇

“夏，少康年四十，以一成一旅致中兴论”

“三国人才优劣论”

“新城三老、壶关三老论”

“唐明皇制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论”

“不加赋而国用足，其害乃甚于加赋论”

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子产不毁乡校，以为吾师，今之报馆亦乡校之类，惟报律不明，往往莠言杂出，宜可用何术整齐之使裨治理策”

“扩湘省商务以辅农工，筹湘省边防以固疆圉策”

“泰西以统计之法编次为表，为一切施政之方，近日本亦设统计院，是否便于仿行策”

“汉之傅介子、陈汤、甘延寿、班超诸人出使外国，皆得以便宜行事。方今欧西之使多头等或加全权，有事可以专决，吾国使多二三等，彼有事或不关白使者径达枢府，应如何选使材而重使权策”

“国债一事，中国列史不经见。而英法二国当庚寅辛卯间，英之债至六百八十兆镑；法之债至一千二百六十五兆镑。中国较英得三之一，较法得六之一，而英法未尝言疲。则中国所以处此者，当必有道。可历言其清逋之法，与兴利之方策”

第三场：《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义”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义”

“懋乃攸绩睦乃四邻义”

从光绪癸卯科试题可以看出，题目完全按照朝廷的规定，该科考题是湖南对科举考试内容进行改革的一种尝试。

第一场五论全是有关中国古代的一些政治史事，前四道题目都和人才有关，说明了当时国家对人才的迫切需求；第五道是关于税收的题目。第二场五道策论题，第一道是针对当时报馆的一些不良状况，要求士子给予解答；第二道是针对湖南省内的具体情况来提出问题；第三道是有关是否学习西方统计之法的问题；第四道是关于外交方面的；第五道是有关国际经济的，所以第二场五道策问题侧重于各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第三场《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其中“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义”出自《孟子·卷十二·告子章句下》；“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义”出自《论语·卷一·为政第二》；“懋乃攸绩睦乃四邻义”出自《尚书·蔡仲之命》。当然，不久科举便废止了，这项制度在乡试中也就只实行了这么一次。

△岳麓书社《钦定科场条例》内页图

关于科举考试的是非功过，笔者在此就不一一赘述，存在即是合理，科举制度在历史上存在了那么多年，说明制度本身必然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这种出题和答题模式可能是当时最合适的，至少在牢笼英才、驱策志士、严定程式、防止作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作人在《论八股文》一文中认为：“八股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大关键。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变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

笔者认为，可能没有那么好，应该也不似有些人形容的那么坏。

本文作者许静，岳麓书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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