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伦敦 Eskenazi Ltd；

4. 日本私人收藏；

5. 玫茵堂收藏.

另一来源：

扬州文物商店，原购自仇炎之女儿

展览：

1.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1980—1986年间借展)；

2.《Chinese Art from the Reach Family，Collection》,Eskenazi Ltd,伦敦，1989 年，编号 38

3.《中国の陶瓷》，东京国立博物馆展览图录，东京，1994年，编号 270

著录：

1. 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伦敦，1994—2010 年，卷4，编号 1674；

2. 《天物馆藏瓷第二卷》，P106-107

明孝宗弘治皇帝为有明一代少有的深谙治世之道的开明君主，任用贤臣，采纳忠言，勤于治理，裁抑宦官，并提倡节俭，与民休息，遂成“弘治中兴”之世。《明史》对其赞颂备至，谓：“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

弘治皇帝画像

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 综观孝宗当政十八年，经常“禁内府加派供御物料”、“减供御物品”、“罢营造器物”、“减光禄寺供应”等，其中瓷器一项亦然，前后六次罢免烧造、召回督造内官，减烧，蠲免的事例也时有出现。故弘治一朝窑业数量稀少，品类单一，罕有创新。然其时距成化一朝未远，人工物料、技术犹在，所出之物皆能秉承成窑品格，虽少犹精，往往令后人生出“成弘不分”之感。

《通典》注云：“黄者，中和美色，黄承天德，最盛淳美，故以尊色为溢也。”一直以来，黄色一向是帝王专用色，而黄釉更是明清时期皇家的严控釉色，成为明清皇室的独享瓷器。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十一年(1446年)时令：“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器……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座。”其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黄釉瓷。本对黄地青花盘为弘治官窑之珍罕隽品，极负盛名，其形端庄秀雅，简洁清新，釉汁厚润，一如凝脂，胎骨坚致细腻，执之品鉴，俊美怡人。盘口微撇，浅弧壁，圈足。通体黄地青花纹饰。盘心绘折枝栀子花，内壁饰折枝石榴、柿子、葡萄、莲花四式祥花瑞果。外壁饰缠枝芙蓉七朵。画法古拙典雅而不失艳丽，青花渲染细腻，黄釉丰腴厚润，上下二色映衬，更见素雅高贵。底白釉，青花双圈内书「大明弘治年制」楷书款。

此种黄地青花瓷器，属于青花瓷器的衍生品种，需要两次烧成，即先高温烧成白地青花瓷器，然后采用“浇釉”方法施以低温黄釉，透过黄釉可见到青花纹饰，用刀具将有纹饰处的黄釉刮掉，再入窑经700-800度的低温焙烧而成。黄地衬托蓝花，给人以温馨素雅之美感。该品种创烧于宣德朝景德镇御器厂，后来成化、弘治、正德、嘉靖等朝均有烧造。而弘治御窑制品尤以娇黄一色著称，历来受到世人推崇，此对盘釉色、型制一流，堪称其中代表。

盘心主纹饰为栀子花，此花芳香素雅，绿叶白花，格外清丽可爱，既可入药，亦甚适庭院居室之缀饰，一直深得众人所喜。南朝梁·萧纲《咏栀子花》云：“素华偏可喜，的的半临池。疑为霜裹叶，复类雪封枝。日斜光隐见，风还影合离。”宋·朱淑真《水栀子》：“一根曾寄小峰峦，苫葡香清水影寒。玉质自然无暑意，更宜移就月中看。”故宫博物院藏元代雕漆珍品“张成造”剔红栀子花纹圆盘中以写实手法在盘中雕刻一朵硕大盛开的双瓣栀子花，间有四朵含苞欲放的花蕾，枝叶舒卷自如，肥腴圆润，可知此花不但为历代文人雅士所喜，亦极受皇室宫廷珍爱。

元“张成造”剔红栀子花纹圆盘

明代以降，宫廷诸类工艺品多见栀子花装饰，就瓷器一项而言，折枝栀子花果纹盘正是明代宫廷独具特色的品类，创烧于宣德时期，流行至正德一朝而止。彼时御器厂竭力运用多种方式对其进行装饰，以致品类丰富，除白釉酱彩之外，尚见蓝地白花、黄地青花、白地青花，可谓品类众多，流行广泛，历数朝而不衰，由此可证明代皇帝对其痴爱之深；

本品黄地青花栀子花纹盘，初见于宣德窑，台北故宫博物馆藏有一例，出土于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成化堆积层，载于 1998 年台北出版《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89页，图 88；

珠山御窑厂出土成化青花栀子花纹盘

至嘉靖窑仍有烧造，弘治及正德朝最为盛行；博物馆及私人藏家都有见弘治黄地青花栀子花盘藏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两件，见《明瓷名品図録》，卷II，东京，1977年，图版72及73；一件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青花釉里红（中）》，上海，2000 年，图231；

（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

在欧美博物馆收藏中，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一件（参阅四），见《Oriental Ceramics， 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卷2，东京，1982年，彩图版16；美国费城博物馆亦藏有一件；第六件为戴维德爵士收藏，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在拍场上此名品亦极受资深藏家喜爱，如2017 年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中一只明弘治黄地青花栀子花盘即以 RMB 10,246,500成交。

明洪武 釉里红如意云形缠枝牡丹菊纹大碗

D:41cm

来源：Eskenazi 收藏。

朱塞佩·埃斯凯纳齐（Eskenazi），1925 年创建其古玩生意于意大利米兰，1960 年在伦敦开设第一 家海外分店，1970 年成为国际顶级艺术品收藏和经营机构。

著录：

《元及明早期青花瓷》第 5 号，第 24 页，埃斯肯纳齐，伦敦，1994 年 6 月 （《Yuan and early Ming blue andwhite porcelain》No.5，P24，Eskenazi. London， June 1994

碗直口，深腹，圈足。釉里红纹饰，碗心与里壁饰折枝牡丹纹，外壁饰折枝菊花纹。里外口装饰浪花纹。近足装饰莲瓣纹，其内饰莲花纹，足墙饰回纹。此大碗器纹笔法娴熟，线条流畅。洪武瓷器大多沿袭 元末旧制，如碗的造型便与元枢府釉甚为相似，古朴醇厚。但由于官窑碗锐意创新，逐步形成了后来永乐瓷碗秀美的雏形。所以这类洪武碗是介于洪武至永乐之间的过度造型。在 1994 年出版的 ESKENAZI 精品展览中，是件洪武釉里红大碗不仅占据了主要位置，而且曾引起学术与商业两界的广泛探讨。 朱塞佩·埃斯凯纳齐（Eskenazi），1925 年创建其古玩生意于意大利米兰，1960 年在伦敦开设第一家海外分店，1970 年成为国际顶级艺术品收藏和经营机构。

Yuan and early Ming blue andwhite porcelain》

No.5，P24，Eskenazi. London， June 1994

根据《明史·志第四十三》载，洪武三年，「礼部言：历代异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饰黄，旗帜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从之。」这不仅标志红色于明代为至高无上的颜色，更代表着从礼制方面，皇家对朱红颜色的专有权，明代崇尚火德，尊红色催生了釉里红的大量烧造。同时明初限制对外贸易，进口钴青料愈发难得，遂国产铜红料作为其替代品得以更广应用，此亦为明初洪武御窑瓷器偏向釉里红作品的原因。此论断亦有考古资料以作支撑。八十年代以后，景德镇御窑厂旧址陆续出土了大量瓷片，其中不少是洪武时期的产品。从出土的洪武瓷器品种来看，有青花、釉里红、红釉、蓝釉、白釉等高温釉及釉上彩，但釉里红的实物资料是洪武朝现存最多瓷器品种。

氧化铜是瓷器上釉里红纹饰的高温呈色剂。这是一种化学性质非常不稳定，对窑烧温度极其敏感，并对窑烧技术要求极高的一种金属氧化物，烧制温度偏低釉里红发色易泛灰黑，甚至完全呈黑色；炉温过高则釉里红发色晕散，导致纹饰模糊狼藉。所以高温铜红彩的成功率极低。在元代，釉里红属于实验性的制作，在存世作品中极少看到发色纯正鲜艳的釉里红。至明洪武年间，景德镇窑工生产的釉里红作品，数量上远远超过之前元代的作品，窑工已初步掌握了窑室内的还原气氛和温度，但还没完全成熟地控制烧造的火候。因此这个时期的釉里红产品不能完全呈现红色，大多泛些许墨色，或稍灰青色。此时釉里红瓷器的制作虽然扩大了规模，但实际上传世作品仍然非常稀少。

论形制，洪武釉里红碗作品可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口径为20 公分左右，另一类口径则为40 公分，雄浑巨硕。而在中国古代瓷器烧造中，往往瓷器形制愈大，烧造难度则倍增。一是耗费拉坯成型之功，稍有失误则会出现塌坯；二是形制巨大之器型，胎体厚重，窑烧温度把控并非易事，温度若低则难以烧透，温度过高则釉料烧飞，纹饰模糊不清。本器属于后一类，可想其烧造之难度甚然。论纹饰，此大碗所现三种装饰元素，菊花、莲花以及波涛纹为洪武时期瓷器典型纹样，但迄今罕见此纹饰组合绘于同一大碗之上。相似样例，检索公私收藏，可见以下数例，北京故宫博物馆藏一例洪武釉里红地白缠枝牡丹大碗，造型敦厚，绘工至精，

参阅《故宫博物院珍藏文物大系·青花釉里红（上）》，上海，2000 年，页242，图版223；上海博物馆藏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菊纹大碗，纹饰与本品几无差异，口径达45 公分；日本松冈美术馆藏洪武釉里红地白花缠枝菊纹大碗，口径为42.5 公分，纹饰仅绘缠枝菊花，造型规整，绘画一丝不苟；日本出光美术馆藏洪武釉里红缠枝菊纹大碗，参阅《出光收藏中的中国陶瓷》，东京，1987 年，编号149；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菊纹大碗，形制几乎一致，仅发色有所差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藏洪武青花如意云形缠枝牡丹菊纹大碗，纹饰形制皆一致，不同在于本品用铜红料绘画，其用钴料作画；1989 年5 月，英国铁路局退休基金会藏品专场拍卖中，一例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菊纹大碗拍出2035 万港币，在当时可谓天价，与本品形制、尺寸、绘工极为相近，参阅《香港苏富比三十周年》

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 上海博物馆藏品

下：香港苏富比1989年拍品 日本松冈美术馆藏品

明隆庆 青花龙凤纹卷缸

「大明隆庆年造」六字横排款

D:50cm

隆庆一朝虽短，由于隆庆一朝政局不稳，景德镇又连遭水患，瓷器生产紧缩，品种及数量均大量减少。在瓷器生产收缩之际，手艺低者淘汰，高手留用，故仍有青花精品出世，尤其在明晚期中，最具收藏魅力的当属隆庆青花。所以隆庆青花在晚期嘉隆万三朝中可说是最佳。隆庆青花在选料上极精，回青的蓝中泛紫之色，隆庆时期把握准确，色彩纯正美丽。与嘉靖的浓艳相比，隆庆收敛而不刺目，有“炉火纯青”之美誉。

此件隆庆大缸为此时期的精品之作，上绘龙凤海水纹，龙形生动逼真，威武凶猛，云朵翻滚卷曲，海水波涛泛滥，此图寓意“四海升平”，为典型的隆庆官窑器，为宫廷御用珍品。缸形硕大周正，风格敦厚古朴，大缸口沿处落楷书「大明隆庆年制」六字一横官窑款，字体古朴端正。大龙缸是皇宫的专用品，一是用来养鱼观赏，二是盛水防火。釉质肥厚泛青，传世很为少见，是难得的明隆庆大件官窑器。相似例子仅见香港佳士得1997年春拍lot674 明隆庆 青花海水云龙纹缸，及大英博物馆馆藏 明隆庆五彩莲池鸳鸯纹缸。

（左）香港佳士得1997年 明隆庆 青花海水云龙纹缸

（右）大英博物馆馆藏 明隆庆五彩莲池鸳鸯纹缸

明嘉靖 团龙团凤纹葫芦瓶

「大明嘉靖年制」双行楷书款

H:48cm

来源：寸巢庵－日本重要私人收藏

葫芦在中国古代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吉祥物，葫芦古作「壶卢」，《通考》曰「周之始，器用陶瓠，以象天地之性，报本返始也。」葫芦又谐音福禄，带有吉祥的寓意。此外古人认为葫芦中藏有另一世界，仙侣居于其中，乃世人向往之地。但最主要的，葫芦是道家的法器，道家也称理想的仙境称为「壶天」。笃信道教并身体力行的诗人李白的《下途归石门旧居》時日：「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到道家所津津乐道的海上仙山也是「形如壶器」。因此，葫芦属于道家的灵物。嘉万时期皇帝本人笃信道教，而葫芦在道教中又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不难想象葫芦瓶在嘉靖时期的流行。其实嘉靖皇帝对道教的痴迷是有原因的，与明代其它帝皇相比，明世宗嘉靖皇帝继承大统出乎其人生意料，一夜之间由藩王脱胎贵为天子，因此他比谁都深知荣华富贵得来之不易，对帝皇生活的痴心眷恋成为他祈求神灵、信仰道教方士的主要动因。正如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所言「世宗起自藩服，入缵大统，累叶升平，兵革衰息，毋亦富贵吾所已极，所不知者寿耳。以故因寿考而慕长生，缘长生而冀翀举。惟备幅于箕畴，乃希心于方外也。」嘉靖二十一年他更是不问朝政，移居西苑（今北京北海、中南海）一心修玄，日求长生。当时宫殿所饰之物均为道教仙人众神、灵符祥瑞之类，其中瓷器一项也不例外。

据嘉靖本《江西省大志》卷之七「陶书」一章载录嘉靖八年至三十八年里烧造御瓷的名目，当中不乏道教色彩浓厚的器皿，例如「二十一年 青花白地八仙过海罐一百（件）」、「二十三年 青花白地外海水苍龙捧八卦寿比南山久福如东海深里三仙炼丹花碗二千六百（件）」、「二十七年 青花白地龙凤群仙捧寿字花盆五千（件）」、「三十年 青花白地外四画神仙里云鹤花盘一百（件）」「三十一年 白地青花里八仙捧寿外云龙花盘二百五十（件）」等，而且检阅其全部名目记载，发现嘉靖二十年前后道教色彩浓重的器皿开始大肆出现，应该与嘉靖皇帝二十一年移居西苑潜心修道密切攸关。御器当中有葫芦瓶一式，颇为嘉靖皇帝所爱，造型多样，纹饰丰富，大小各异，为道教题材的造器与纹饰结合的佳例，富具时代气息。此瓶作葫芦形，小圆口，短直颈，束腰，双鼓腹，高圈足。外壁通施白釉，釉色泛青，釉质匀净温润，颈部与腰部饰缠枝莲纹，足部饰卷云纹，上腹上部饰变体莲瓣纹，下腹近足处饰变体江崖海水，上下腹主体皆绘龙凤纹，上腹绘三组，下腹绘四组，纹饰以龙、凤、凰为中心，四周围绕品字祥云，纹饰之间以卷草纹托道教八宝为间，整体纹饰寓意吉祥，布局疏密有致。青花发色浓艳，气度威严，为万历时官窑琢器之翘楚。圈足露胎，底施白釉，底心以青花书“大明嘉靖年制”楷书款。

这种青花葫芦瓶装饰造型也就独见嘉靖一朝，虽然后来万历时期继承嘉靖御瓷葫芦式瓶的众多式样，唯独缺失此类。从它的绘画风格、青花发色和款字等诸种特征，佐证以前文献记载，估计其制作时间应是嘉靖中期，流行时间极短，制作数量有限。本品堪称近年国内拍卖市场出现的嘉靖官窑少有的重器，目前查阅收藏典籍可知，相似可参考者有香港怀海堂藏两例、日本松岗美术馆藏两例、美国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藏一例；器型与之相似者仅有三例，一是大英博物馆藏品，另一件为澳大利亚经济学家也是著名收藏家哈罗德·奈特（HaroldKnight）的旧藏。另一件为2013 年北京保利拍场曾拍出一件明嘉靖青花群仙祝寿大葫芦瓶，可资比较。

明万历 青花双龙纹四方倭角捧盒

「大明万历年制」六字三行双框楷书款

L:24cm

来源：

1.香港佳士得2004年秋拍，lot1090；

2.北京永乐2011年春拍lot906，私人藏家旧藏

出版：《天物馆藏瓷第二卷》，P142-143

参阅：

1.《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元明漆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1月，页212

2.《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明代官窑瓷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59，图1－80

万历一朝，内府所出御瓷制样皆是百般奇巧，或玲珑，或方器，或大缸，往往竭众匠之力尚难为之，更有烧造难成之苦，百中不得一二之虞。本品即为其中质量卓越的一例，其形精巧怡人，盒体与盖子母口套合设计，平面呈方形倭角，拱顶，子母口，口沿装饰回字纹。通体施釉清透肥润，盖顶盒面中间方形开光内绘青花海水云纹双龙戏珠图，两条长龙在祥云之间围绕宝珠飞舞，五爪腾空，身体扭曲，龙嘴大张，龙须细长，侧首回望，极具动感。周围饰以缠枝花卉纹，盒外壁纹饰与盖纹饰上下对称。此盖盒采用回料青花，色泽浓艳，彩料晕散自然，胎质细腻坚硬，釉色晶莹，造型简朴，线条流畅活泼。盒形体规整，胎体厚重，质地坚硬，上下结合紧密，青花蓝中泛灰，图案装饰繁而不乱，层次清晰，体现了娴熟的绘画技巧和装饰技巧。足内书青花「大明万历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识。

拍品器形、纹饰与上海博物馆藏品相似（参见《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明代官窑瓷器》，页59，图1-80），类似的纹饰和布局亦可见于同时期的漆器（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元明漆器》，页212-213，图169），应为万历时期宫廷流行的式样。另外的例子包括东京国家博物馆藏青花盖盒，著录于中国陶瓷，第二卷，日本，1990年，第1期，108;远东古物博物馆，斯德哥尔摩，东方陶瓷Kodansha系列，第8卷，日本，1982年，245页；另一件于1995年12月5日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售出，拍品268。

《天物馆藏瓷第二卷》，P142-143

明万历 五彩花鸟莲塘纹蒜头瓶

「大明万历年制」六字横排楷书款

H:53.9cm

来源：

1、日本长尾美术馆旧藏第三十一号。

2、香港苏富比2001年春拍，lot3202

参阅：

1、香港苏富比2007 年 4 月 8 日，lot525，成交价：HKD7,264,000

2、故宫博物院藏，万历五彩鱼藻纹蒜头瓶

3、民国《湖社月刊》所载大明万历五彩鸳鸯戏水蒜头尊

4.台北故宫博物馆藏叶佩兰编《五彩名瓷》，台北，1996

年，图版83

5.茧山龙泉堂旧藏明万历五彩莲池水禽纹瓶，《龙泉集

芳》P307，图,915

从唐末五代开始的文献记载中，鸳鸯纹多和莲池、荷塘相结合，成为一种固定组合。唐末五代词人毛文锡的《虞美人》中有“鸳鸯对浴银塘暖”的名句。在元人的作品中，莲池鸳鸯纹也被称作“满池娇”，并且多次被元人题咏。在叶县文集遗址中就有出土一件金代三彩鸳鸯莲塘纹样的瓷枕，以及故宫博物院藏元代青花鸳鸯莲塘纹大盘。

金 三彩鸳鸯莲塘纹瓷枕

元青花鸳鸯莲塘纹大盘

在宋元时期，鸳鸯莲塘纹均是以一种喜庆祥瑞的纹样丰满的呈现在观者眼前，喜不自胜。直至明清，特别是明成化朱见深，以其“少就是多”的超凡审美，将原先喜庆欢乐的“满池娇”变成了极具侘寂（WABI）风格的“荷塘清趣”，并被明清众多帝王争相效仿，例如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斗彩莲塘鸳鸯碗，此种风潮一直延续到晚清光绪时期。

（左）成化青花满池娇墩式碗

（右）乾隆斗彩莲塘鸳鸯碗

而在万历的眼里，五彩中的莲塘鸳鸯再也不是那宁静淡雅的清雅高冷，而就应该是群英荟萃的热闹非凡！

万历 五彩满池娇提梁壶

万历五彩器以彩料鲜亮浓艳，画面活力灵动著称，于明朝众瓷器中熠熠生辉，光彩夺目。据《明史-食货志》记载：“万历十五年，命造十五万九千件，既而复增八万。” 一年烧造近二十四万件瓷器，可以说空前绝后。在御窑厂烧造的所有这些瓷器当中，五彩瓷器占据最大宗，成就也最为突出，甚至有人将万历五彩瓷器和成化斗彩相媲美，认为是确立了明代制瓷业的另一个高峰。万历五彩用色丰富，常常把一个色系中的颜色加以丰富变化，如红，黄，褐，紫，绿，淡绿，深绿，伴以釉下青花，红色和绿色则往往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营造出“龙凤花草各肖形容，五彩玲珑务极华丽”的艺术风格。清代陈浏《陶雅》所言“五彩能力最大，纵横变化，层出而未有穷也”可以成为这个时期青花五彩器物状况的真实反映。

明神宗万历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后世对他是褒贬不一。在位前十年他与首辅张居正开创了明朝的盛世，但后三十年史书中的他却不朝、不郊、不庙间接也导致了大明王朝的式微。但明朝的政治多半是文官集团的政治，皇帝也只是其中的一味调和剂，左右盘桓。张居正之后的三十年，饱经朝堂权谋的他，释放天性，享受着属于帝王的快乐。五彩的浓艳，荷塘的欢乐，除了单纯的莲塘鸳鸯还描绘了白鹭、蝴蝶甚至螳螂这种极少出现在瓷器上的纹样，而五彩花叶、奇石、雀鸟点缀其间，表达情绪纷繁热烈，表现场面华丽舒朗（图6、7）。五彩发色浓艳浪漫，青花则青翠幽蓝、蓝中泛灰，可谓是一件彰显万历豪放真性情的独特重器。

本品器形源自古青铜器，尺寸硕然，许之衡《饮流斋说瓷 》载：“说瓶罐蒜头者，口似蒜头，而体段则近油锤，宋制已有之，后此尤伙。纯色、青花多有之。”蒜头瓶初为室内陈设品，此件万历五彩蒜头瓶，口部呈蒜头形制，但线条较之清代柔美阴柔之外更多了一份明代特有的粗旷挺拔，使得颈部既无负重感，又增添了应有的装饰效果。瓶腹部为扁圆形，由于瓶腹线条有一定下垂感，更使其显得敦实有力，增强其稳定感。同时，瓶腹与瓶头之间既有变化又相互协调，表现出一种连贯流畅的起伏收放，整体更为庄重统一。其次，由于嘉万两朝景德镇官窑细腻的麻仓土已然用尽，所以对于蒜头瓶此类大型器物的烧造来说，其成型难度也大大提高，而此件万历五彩蒜头瓶，器型周正，线条流畅，从器形角度来看也可谓是万里挑一。而此件蒜头瓶腹部所谓之纹饰，不可单单用“荷塘鸳鸯”简单概括，因为其间包含了荷塘鸳鸯（双喜临门）、荷花白鹭（一路连科）、黄鹂柳树（飞黄腾达）等等一系列题材，可谓是所有万历鸟、虫纹样的集合典范，也是万历五彩该题材的样式粉本（图8）。所以此件器物无论从五彩纹饰，还是器型釉色来看都是极具“稀、珍、精”的收藏特点及艺术价值。

此件器物的同类型器物，一件可参考1927年《湖社月刊》所著；东京出光美术馆藏也有类似器物，录于《嘉靖、万历の赤絵》，东洋陶磁美术馆，大阪，1995年，编号22；香港佳士得曾售一相近例，1987年1月13日，编号546。台北故宫亦存一例，瓶口饰串珠纹并于肩部环饰如意云头纹，载于叶佩兰，《五彩名瓷》，台北，1996年，图版83；另有一例，刊于John Ayers，《The Baur Collection》，卷2，日内瓦，1969年，图版 A203；香港苏富比曾售两例，分别为 2005年10月23日，编号456，以及2007年4月8日，编号525；另比一例，见于《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皇家艺术学院，伦敦，1935年，编号 1912，亦展并载于东方陶瓷学会《Polychrome Porcelain of the Ming Dynasty》，伦敦， 1950 年，编号 154，后售于伦敦苏富比 1953 年 3 月 24 日，编号 62；再较一例，售于香港佳士得 1997 年 11 月5/6 日，编号 1050。

（左、中）《五彩名瓷》，台北，1996年，图版83

（右）香港苏富比 2007年4月8日，编号525

明永乐 甜白釉暗刻缠枝花纹莲子碗

D:20.7cm

来源：

1.仇炎之旧藏；

2.纽约佳士得，2001.10.16，Lot133

参阅：

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白釉划花花卉莲子大碗，《明代初年瓷器特展目录》，图58

2.《孙瀛洲的陶瓷世界》，页74，图32、33

甜白釉瓷器以明代永乐窑生产的最为著名，甜白一词出现于明代黄一正所著的《事物绀珠》中，有「骔眼甜白」之说。甜白釉瓷是在元代枢府瓷的基础上，由明代永乐一朝景德镇官窑创烧而成，此时期景德镇窑工在瓷胎中提高了高岭土和氧铝的含量，从而提高了瓷釉本身的白度和透光度，胎质变得洁白致密，并避免了瓷釉白中泛青的情况，使瓷器更加洁白纯净，几近无暇，给人以莹然似玉之观感。，便给人一种“甜”的感受，故名“甜白”。永乐甜白瓷恬静冷美，超然物外，让原本单一的白色呈现出无与伦比的色感，体现了中国瓷器“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的美学境界。没有青花的蓝白相映，没有彩瓷的繁复缤纷，却素有“白如凝脂，素犹积雪”之誉，为单色釉中的贵族。

此碗即为永乐一朝典型之甜白器，敞口，深弧壁，圈足。胎质坚硬轻薄，修胎规整精细，全器罩施甜白釉，釉色柔净甜白。外壁以极细线条刻花，口沿处暗刻回纹，碗腹暗刻一周四季花卉纹，若隐若现，其花纹自然清晰，生动流畅，足见以刀代笔之非凡造诣。作为宫廷瓷器的主要品种，白釉瓷器的制作在明代从未间断过，而以永乐，宣德二朝所制为佳。万历十七年王世懋的《窥天外乘》中谓：「永乐，宣德年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鬓眼甜白釉为常。」此种洁素莹然的白釉瓷深得永乐皇帝喜爱，这也是白瓷于永乐一朝风行的主要原因，因其色泽纯美动人，更是冠绝后世。

明永乐 甜白釉暗刻一把莲纹盘

D:27.5cm

来源：国营文物商店旧藏

参阅：《东京国立博物馆特别展—中国之陶瓷》页171，编号243《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瓷》页82-83

永乐一朝，纯色釉以三者为至珍贵，即甜白釉、宝石红釉、与翠青釉。其间又以甜白者，广为人知，极负盛名。甜白釉，又称填白或奶白釉，以釉汁洁白似玉，细腻如脂，纯白中又泛出丝丝甜意而得名。永乐白瓷为古代白瓷的经典，甜白釉由纯釉石提炼，不含釉灰，白度较以往的白釉高，其面柔滑润莹，获文人比为白玉。在景德镇御窑遗址永乐堆积层所出土瓷器，逾百份之九十为白瓷，大部份更是甜白瓷。永乐皇帝热爱白色，除因艺术品味外，还有个人理由。他本非太子的身份，当还是燕王时，佛僧道衍预言能送白帽予他，即于王字上加白成「皇」，登基为帝。可能他因此自觉与白色渊源深远。永乐朝主流烧造白瓷最大原因是对佛教礼器的需求殷切，其中相当多的器物与藏传佛教相关。元蒙时代喇嘛教开始在中国盛行，中国与西藏政权亦交往频繁。永乐朝廷因外交因素，对佛教仍相当器重，当然亦包括皇帝之个人信仰。此盘撇口，浅弧壁，平砂底可见旋纹，圈足火石红明显。胎体细密，釉色洁白光润，侧光看略有浅浅的桔皮。内口沿刻卷草纹，内壁刻缠枝花卉，内底心刻一束莲纹。外口沿刻一周回纹；外壁刻缠枝花和卷草纹各一周。

永乐 青花一把莲纹盘

此类盘以青花绘一束莲者较多，甜白釉暗刻者极少，属博物馆级藏品，少有面世，十分珍贵。永乐甜白瓷独特的暗花纹饰优雅而隽永，至宣德朝仍继续烧造。暗花即在坯胎施釉前刻花，洁白的瓷胎施纯净的透明釉后，刻花纹饰不会给釉层盖过，仍然隐约可见。伊朗阿德比尔珍藏二件纹饰相若的例子，体形硕大（口径40公分）。另一稍大例子曾展出于香港艺术馆1995至1996年举办《好古敏求—敏求精舍三十五周年纪念展》。再一件先后为F.W.J. Seovil、仇焱之收藏，1988年5月17日于香港苏富比拍卖，拍品37号。

明初 龙泉窑暗刻三友图梅瓶

H:38cm

来源：1999年佳士得

参阅：

1.《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卷2：国家公器，北京，2019年，编号94；

2.蔡玫芬编《碧绿，明代龙泉窑青瓷》， 国立故宫博物院出版社，台北，2009年，编号64-68

龙泉官窑的发现与研究是近年来龙泉窑研究的重大突破，并因此在海内外掀起了鉴藏龙泉窑的一个热潮。结合文献与考古发掘的研究表明，明初生产宫廷用瓷的产品种类不多，以梅瓶为最高等级。梅瓶，古称“经瓶”，“梅瓶”这一雅称，直到清末《陶雅》一书中才出现，其得名有几种说法，其中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较为可信：“梅瓶，口小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它们的装饰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刻划装饰，一是光素无纹，本品为前者。梅瓶小口，短颈丰肩，敛腹，足微外撇，造型俊秀优美。通体施青釉，釉汁厚腴润泽，碧翠怡人，极尽美态，瓶身暗刻松竹梅三友图纹饰， 为明代龙泉御窑烧制之精品。

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一相类龙泉带盖梅瓶，瓶略较此高，刊于《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卷2：国家公器，北京，2019年，编号94，图录笔者指，该瓶「形体秀美，从造型特征看，应是明永乐时期龙泉窑依宫廷出样而烧造的宫廷用瓷」（页156），瓶身刻画花纹笔法与本品纹饰相近，可资比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四件相类梅瓶，则收录于《碧绿：明代龙泉窑青瓷》，台北，2009年，编号64-67，仅第一例带盖，其中68中。伦敦苏富比也曾拍出两例，分别为1986年5月20日，编号2，以及2004年11月10日，编号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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