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由清朝的张廷玉等奉命编撰，记载了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到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共277年的明朝历史。

清朝从1645年始有修明史之议，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十一日（癸亥），御史赵继鼎上疏“奏请纂修《明史》，并博选文行鸿儒充总裁、纂修等官。”[1][2]，五月，大学士冯铨、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设收掌官七员，满字誊录十员，汉字誊录三十六员。但中途多次停止[3]，杨椿回忆：“《明史》之初修也，在顺治二年，时……仿《通鉴》体仅成数帙。”[4]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三藩之乱的基本平定，政治稳定，经济富裕，才正式开始《明史》的纂修工作。康熙诏举博学鸿儒143人于体仁阁，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成立明史编纂小组，以徐元文为监修，叶方霭、张玉书为总撰，加上“布衣”万斯同、范锡同等纂修《明史》。鸿儒修史主要集中在康熙二十九年之前，开馆不久，潘耒即上呈《请广秘府书籍以光文治疏》，请求悉访民间记载、奏议。徐元文上呈《请购明史遗书疏》，请求“征遗献”。朱彝尊上呈《史馆上总裁第一书》，指出“盖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缪”。黄宗羲、朱彝尊、毛奇龄、张烈、陆陇其等人建议放弃设置《道学传》，只立《儒林传》。康熙二十二年左右，明史稿〈本纪〉〈列传〉基本完成，汤斌撰《太祖本纪》，徐嘉炎撰《惠帝本纪》，朱彝尊撰《成祖本纪》，潘耒撰《食货志》，陆葇撰《选举志》，王源撰《兵志》，姜宸英撰《刑法志》，尤侗撰《艺文志》等。康熙二十三年史馆拟定《明史》修纂的纲领性文件《修史条议》六十一条。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八日，万斯同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是年二月冬熊赐履进呈《明史》稿416卷，但“上览之不悦，命交内阁细看”。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王鸿绪以原官解任回籍续修《明史》，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王鸿绪命其子图炜赍呈明史列传稿205卷，交明史馆收藏，志、纪、表未具，次年，鸿绪奉旨回京，御纂《诗经》，充省方盛典承修总裁官；又取初稿之志、表和本纪，略作删改，“或笔削乎旧文，或补缀其未备，或就正于明季之老儒，或咨访于当代之博雅”，继续纂修全稿，改旧志《河渠》、《食货》、《艺文》、《地理》，又改《大臣表上》为《宰辅表》，《大臣表》中、下为《七卿表》，删去《功臣》、《戚臣》、《宦幸》表。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十七日，王鸿绪进呈明史稿310卷，体例均备，七月十八日内阁将之交明史馆收藏[5]。不久王鸿绪将明史稿刻为己作，此即《横云山人明史稿》，不具万斯同之名。同年八月十五日，王鸿绪即卒于京邸。张廷玉认为：“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密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6]。

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又开馆三修《明史》，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徐元梦、张廷玉、朱轼等为总裁，孙嘉淦、乔世臣、汪由敦、杨椿等二十五人为纂修，第三度重修《明史》，但开馆不久，人员又迁转流失[7]，纂修官“它任四出，留馆者数人而已”[8]，致力其事者仅杨椿、汪由敦、吴麟等人，以致未有一卷史稿进呈。

雍正五年冬，张廷玉命纂修官杨椿、汪由敦协力完成《明史》纂修任务，雍正六年正月，杨椿负责永乐至正德九朝列传，胡宗绪负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十二朝本纪由汪由敦与吴麟负责，至七月，杨椿“九朝列传”已经清誊校毕缴付史馆[9]。郑江撰《明史稿》二十四卷，梅瑴成与修《历志》。

乾隆四年（1739年）《明史》终于定稿，七月二十五日张廷玉上表呈《明史》殿本全书336卷，张廷玉在《上明史表》中回顾纂修历程说：“聚官私之记载，核新旧之见闻，签帙虽多，祗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苟是非之不谬，讵因袭之为嫌？爰即成编，用为初稿。”十月八日，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按旧例颁发《明史》，准坊间翻刻，正式刊行。如果从顺治二年（1645年）算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刻成止，则历时九十五年，近乎一个世纪之久。现通行的《明史》版本是乾隆四年的武英殿原刊本。

乾隆四年，武英殿《明史》告竣之际，清高宗下旨仿《资治通鉴纲目》编辑《明纪纲目》[10]，乾隆十一年成书。乾隆四十年（1775年）高宗觉得《明纪纲目》考核不够精当，又诏修明史：“《明史》内于元时人、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尚沿旧时陋习，如“图”作“兔”之类，既于字义无当，而垂之史册，殊不雅驯。……《明史》乃本朝撰定之书，岂可转听其讹谬，现改办《明纪纲目》，著将《明史》一并查改，以昭传信。”[11]，复命查缴原颁之书[12]，谕协办大学士英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辞义精当”[13]，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明史本纪》24卷成，被称为“明史本纪新刊本”，世罕知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明史》全书勘定成，并入《四库全书》。

清廷虽下令开馆编修《明史》，但是明史馆一向结构松散，一般官员多为七品官，虽地位清高，但俸禄不多，因此常有开脱出缺的情况发生，编修人员也不一定每天到史馆报到，亦常因其它“外务”而中断，清廷对此并不严加管控，只视为新朝笼络中原士人之举[14]。顺治九年（1652年）傅维鳞曾描述当时“事既简静，偃息多闲”“悲岁月之流迈”“止类编实录”“所纂不过二十余年，止类编实录，不旁采，工无庸多”[15]。

康熙帝亲政后，政局尚未稳定，他曾说：“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三藩之乱平定后，目标又转至河务与漕运，对于《明史》的修撰仍非首要迫切。《明史》初稿大部份成于万斯同之手，所有史官撰写的初稿都送他复审，均无一差错[16]，斯同为《明史》可谓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修故国之史以报故国，愿成一代之史以报先朝”。钱大昕说：“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万斯同）手。”[17]

清朝经学家杨椿有言：“《明史》成于国初遗老之手，而万季野功尤多。纪、传长于表志，而万历以后各传，又长于中叶以前。袁崇焕、左良玉、李自成传，原稿皆二巨册。删述融汰，结构宠肃，远在宋、元诸史上。”

殿本和库本，是明史差异最大的两个版本。库本除更改元代译名外，本纪的论赞亦多有修改

四库本是殿本刊行后经过修改的本子。《明史》在乾隆四年刊成后，至乾隆四十年，清高宗因其中有关元时人名、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谕令改订，并就原版扣算字数刊正。四十二年，又因《本纪》中发现其他疏略，不足以资论定．谕令补纂，成《本纪》二十四卷。当时重刊后迄未颁行，外间流传绝少，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故宫博物院始有影印本。当时《志》、《表》、《列传》改定之本．邵懿辰在方略馆见到时，即已不全。[18]

《明史》共三百三十六卷，卷一至卷二四为本纪，卷二五至卷九九为志，卷一〇〇至卷一一二为表，卷一一三至卷三三二为列传，规模仅次于《宋史》。

〈本纪〉所占不足全书十分之一，字数所占不及全书二十五分之一，列建文帝，但不列兴宗（建文帝之父朱标）、睿宗（嘉靖帝之父朱祐杬），钱大昕称：“其例有创前史所未有者。如《英宗实录》附景泰七年事，称郕戾王，而削其庙号，此当时史臣曲笔。今分英宗为前后两纪，而列景帝纪于中，斟酌最为尽善。”

汤斌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充任《明史》总裁，编有《天文志》、《五行志》和《历志》。《明史·食货志》共六卷，由潘耒据王原《明食货志》撰成，潘耒因事被黜，再由王鸿绪加以删削。《艺文志》共四卷，由黄虞稷撰写，依经、史、子、集排述。《地理志》有七卷，是篇幅最大者，详述两京十三省的沿革。《河渠志》共六卷，黄河占两卷，介绍全国水文治理和水利利用状况。《兵志》介绍明代军事制度，共四卷。第三卷“边防、海防、民壮、土兵”，介绍明朝九边。《刑法志》共三卷，出自姜宸英之手，介绍明代法律。第三卷介绍廷杖和锦衣卫诏狱。

表由万斯同主编，除《诸王》、《功臣》、《外戚》、《宰辅》外，又增设《七卿表》，仿自《汉书·公卿表》，七卿即六部尚书及都察院都御史。

从结构上明史采纳了从《史记》开始流传下来的纪传体结构，一共分本纪24卷、志75卷、列传220卷和表13卷。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论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史书。

〈列传〉共二百二十卷，占全书三分之二，可略分为“类传”和“专传”两大类。有重复事迹者，则举一人立传，他人在后各附一小传，如《孙承宗传》中记柳河之役，只注“语在马世龙传中”；《刘岜传》弹劾刘瑾，后附十余人小传。类传包括《后妃》、《诸王》、《公主》、《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隐逸》、《方伎》、《外戚》、《列女》、《宦官》、《阉党》、《佞幸》、《奸臣》、《流贼》、《土司》、《外国》、《西域》等，〈列女传〉共三卷，记载二百八十七位忠孝、节烈妇女，大量取自王鸿绪编纂的《横云山人明史列传稿》。由于《明史》一再强调纲常名教，因此在〈忠义传〉、〈孝义传〉、〈列女传〉等目罗列近二千人。列传中专列〈阉党传〉、〈流贼传〉和〈土司传〉三目为明朝一代专有议题，《阉党传》列四十六人，属于刘瑾党者有七人，其余皆魏忠贤党。〈流贼传〉称李自成、张献忠等为流贼，为统治者总结经验：“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陆以湉在其《冷庐杂识》称：“阉党、佞幸、奸臣列于宦官之后流贼之前，其嫉之也深，而贬之也至矣。”

清人认为《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后几部史书中比较严谨的一部。清代史家赵翼（1727—1814）在《论诸朝正史之优劣》曾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又称明史特点有三：“修于康熙时，去前朝未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经数十年参考订正，或增或删，或离或合，故事益详而文益简”“是非久而后定，执笔者无所徇隐于其间，益可征信”。

但是《明史》也有其明显的缺点：由于清代文字狱的存在（如顺治十八年（1661年）发生庄廷鑨明史案），清帝下令删改大量明朝文献，并对明朝史事作出美化或丑化，作者常常不得不用曲笔来隐瞒事实真相，《明史》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要打折扣，需要参看其他史书、明人笔记和海外保留下来的少量资料。《明史·成祖本纪》中高度美化明朝，以至赞美明永乐时期“远迈汉唐”等；相对的，《明史》对纲常名教的宣扬和对明末流寇造反的痛恨也达到极致。此外，《明史》还缺漏了一些与南明和建州女真有关的史料。

例如：清人（后金）在建国之前曾臣服于明朝的事实，清入关之后南明诸朝廷（弘光、隆武、绍武、永历……）等长达20多年的历史，《明史》都隐讳未书。康熙皇帝原已批准将福王、唐王、鲁王、桂王附在思宗本纪内，而康熙五十年爆发了南山案后就被禁止写入了。

《明史》成于众人之手，编修时间过长，被魏源批评其列传繁冗，认为“可删去十分之三”，而且指出“食货、兵政诸志随文钞录，全不贯串”，并否定此书出自万斯同之手[19]。

《明史》有不少失误与矛盾之处。例如海盗刘香的下场，《明史》卷二六五《施邦曜传》记其“就擒”，卷260《熊文灿传》又记其“势蹙，自焚溺死”。《食货志》说正德时有皇庄三百余处，今查《明经世文编》夏言的奏疏，很明显是三十余处之误。《明史·谢肇浙传》中讲谢肇浙是万历三十年的进士，事实是万历二十年，万历三十年并没有科举考试。又如《明史》卷三百九说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完全是抄袭毛奇龄《后鉴录》的错误结果，按明朝总人口不可能达到六亿人[20]。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潘柽章的《国史考异》、李洵的《明史食货志校注》、黄云眉的《明史考证》都是考订《明史》的著作。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明史》中的错误不断被发现。

《明史》称郑成功将鲁王沉入海中杀死并非事实，郑成功去世乃先于鲁王。鲁王死后，其世子朱弘桓渡台湾，得到郑经的庇护，直至明郑覆亡。

近代学者论《明史》之编修过程，往往对王鸿绪持有剽窃之成见，侯仁之则认为“两百年来王氏所蒙诬妄，从此可以释然矣。”[21]。曾参与《明史》编修的汪由敦（1692-1758）则说：“王本列传，聚数十辈之精华，费数十年之心力，后来何能追躅万一，若存诋诽之见，非愚则妄。”[22]，杨椿认为“王鸿绪史稿”乃攘窃徐元文之作，史实舛漏百出，“盖是非毁誉尚不足凭，不特纪志表传自为异同已也。”[23]

至于《明史》所不及见者，可参考《明实录》、夏燮《明通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谈迁《国榷》、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张岱《石匮书》及《石匮书后集》、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温睿临《南疆逸史》、徐鼒《小腆纪年》、《小腆纪年附考》、《小腆纪传》、查继佐《罪惟录》、刘湘客《行在阳秋》、蒋臣《桐变日录》、瞿昌文《粤行纪事》、全祖望《鲒埼亭集》等。又如焦竑的《国朝献征录》，受到万斯同的高度评价：“搜采最广，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传。……可备国史之采择者，惟此而已。”[24]乾隆年间，以于敏中、钱汝为等主编《明史考证》，多据《国朝献征录》参校《明史》，但未刊行。光绪年间，王颂蔚得见《明史考证》残本，再整理成《明史考证攟逸》四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