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年间，百废待兴，社会矛盾尚不尖锐，这套行政体制尚能维持，但随着国家逐渐从战乱中恢复，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原有的三司体制暴露出了自身互不统摄，遇到突发事件无法第一事件采取措施的缺陷，中央于是开始派出中央官员至地方统领三司，处理事务，巡抚制度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就像谭其骧先生所说：“自宣德以后，或因边境有警，或因地方不靖，又陆续在全国各地派出备有中央政府一二品大员职衔的总督、巡抚，集所督所抚地区内的军务、察吏、治民大权于一身，遂成为最高级的封疆大吏。”

在明代，巡抚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方志远先生在其《明代巡抚制度》中提出了明代巡抚在地方化与制度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宣德、正统时期作为巡抚制度的尝试期；景泰到正德时期，是巡抚的全面地方化与制度化时期；到了嘉靖时期，“各省布政使二人，参政二人，参议二人；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佥事二人；又有（巡抚）都御史统之。[1]”表明巡抚的地方化与制度化基本完成。

与清代略有不同，明代巡抚在法律层面始终不是省一级的最高长官，万历年间的《大明会典》，将巡抚列入都察院，表明其中央官员的身份。同时，在巡抚的具体设置上，各省内辖区的巡抚数量并不一致一些巡抚的辖区较布政使司小，比如在陕西布政使司内，有陕西巡抚，陕西行都司则改甘肃巡抚，同时又有宁夏巡抚等。这是为了应对陕西地区的军事压力的应对措施，湖广，陕西交界处设郧阳巡抚，江西南部的南赣巡抚则是为了应对当地民众的暴动，在山东，原有山东巡抚，后为了应对辽东与后金的战事，设立登莱巡抚，这也是本文所讨论的重点。

[1] 王鏊：《震泽长语》，记录汇编，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4页

二、登莱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明朝在登莱地区设立巡抚一员，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有着很大的关系。

（图片来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从这副地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首先登州，莱州地区，作为山东向黄海延伸的一部分，为山东一省的海防前哨，山东有作为京师地区的屏障，所以登莱地区对拱卫北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甲午战争时，日军就是从登州境内的容城登陆，消灭北洋海军，从而威胁京师，迫使清廷谈判。第二，登州地区与辽东半岛南部，朝鲜半岛隔海相望，一旦这两方面出现状况，登州地区可以在军事上起到牵制作用，同时利用海运为在朝鲜，辽东作战的军队提供后勤保障。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记要》也指出：登州府“僻在东陲，三面距海，利擅鱼盐。且北指旅顺，则扼辽左之咽喉，南出成山，则控江、淮之门户，形险未可轻也。[1]”说明了登莱地区的地理位置举足轻重。

正因为登莱地区位置的重要性，所以在天启元年正式设立之前，迫于现实压力，明朝政府对登莱地区经行的官职的改革与军事建设，为后来正式设立登莱巡抚奠定基础。明朝初年，倭寇大举骚扰中国沿海地区，作为山东半岛突出部的登莱地区首当其冲。“洪武三十二年春，倭寇宁海，指挥陶峰击退之。[2]”“永乐四年，倭寇宁海卫，指挥扈甯力守三日，都督统兵来援，始退。[3]”“六年，倭寇成山卫……”。面对倭寇对登州地区的不断骚扰，在永乐六年倭寇袭击成山卫后，“始设备倭都司以节制沿海诸军[4]”。永乐七年，设立登州营于备倭城内，宣德四年，建文登营。以上说明明朝政府在军事系统上进行了对登莱地区的海防建设。明中期，朝廷对登莱地区的文官系统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弘治十二年，设巡察兵备道于莱州。”“嘉靖三十四年，建兵备道署于登州，四十一年始专设巡察海防道于登州。[5]”

万历朝鲜战争

1592年到1598年，朝鲜战争爆发，登州地区战略地位显得更加重要，朝廷官员也十分重视登州地区的武备情况。比如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兵部署部事侍郎提出“防登莱以敝内障。”同时，战争期间，登莱地区是向明军输送粮饷的重要基地，《登州府志》记载“万历二十五年，东征倭寇自登州运粮赴朝鲜。[6]”参加朝鲜之役的明军军官在《思庵笔记》中《东征时军兵赏赐粮米金银蜀帛总录》也记载了战争期间山东地区向前线运送的物资总数，其中大部应由登州镇所发运。另外，南北水路官军战争期间都在登州集结，经过训练后投入战场，根据范惠泉先生在《登州港在明朝“壬辰战争”中的作用》一文中的不完全统计，仅在1596-1597年，登州向朝鲜前线输送的士兵就有4万人，将近当时朝鲜战场的明军的三分之一，登州地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由于万历朝鲜战争使许多官员看到了登莱地区在应对辽东、朝鲜地区突发情况的重要性，在万历年间，就有请立登莱巡抚的呼声存在，万历二十五年九月，沈一贯在《请设天津登莱巡抚疏》中提出：“请于天津、登莱沿海居中处所，设立一巡抚，率总兵、兵备、参游总辖海道……。[7]”但是朝鲜战争很快结束，沈一贯的提议未能成行。不过这也体现了登莱地区的重要性受到了明朝政府方面的肯定，所以二十多年后辽东地区战事再起，于登莱设立巡抚，便成为必然。

[1]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六，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

[2] 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十三《兵事》

[3] 同上

[4] 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十二《军垒》

[5] 同上

[6] 同上

[7]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十四，万历二十五年壬辰

[8]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十四，万历二十五年壬辰

三、 登莱巡抚概况

1、登莱巡抚的设立及其背景

《明史·职官志》中记载“设登莱地方赞理军务一员，天启元年（1621年）设。[1]”在登州府志中，则对其所执掌做了更为具体的说明：“天启元年设登莱巡抚赞理军务专辖沿海屯卫兼辖东江诸岛。[2]”所以在正式文书中，登莱巡抚也被写作“钦差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兼管粮饷都察院右都御史[3]”。从这个名号我们可以得出，登莱巡抚的主要任务，除了登莱本地的沿海屯田与海防任务外，还有掌管东江诸岛，以及所谓的征东事务。这和当时明帝国在东北地区与后金军队作战的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征明，二十三日克抚顺，明游击李永芳降，随后清河等城又陷，总兵张承胤等战死，明廷丧师失地。抚清之战后，明廷决议北征，万历四十六年冬，以杨镐为经略率领总兵杜松等九边精锐共约八万人（萨尔浒之战明军人数有争议，七万至四十七万不等，本人认为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所提出的八万八千余人较为准确“以上各路除丽兵外，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4]”）分四路进攻后金，为后金所败。随后，开原，铁岭，辽南四卫相继失陷。但随后，由于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加强了辽东守备，后金不能一时西进。但是万历皇帝很快去世，泰昌帝即位不足一月即驾崩，天启皇帝即位，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朝廷将熊去职，代之袁应泰。很快，辽沈失陷，应泰身死。关外只余广宁一座重镇，辽南四卫的失守也使金军渡海侵略津、登成为可能，朝廷不得已再度启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却又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为后来的广宁失守埋下伏笔，当然，这是后话。

熊廷弼面对辽沈失陷的辽东战局，熊廷弼提出了著名的三方布置之策：“广宁用马步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辍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于是登、莱议设巡抚如天津，以陶朗先为之；而山海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一事权。[5]”随后熊廷弼又提出“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请亟发敕使往彼国君臣，俾尽发八道之师，连营江上，助我声势，又发诏书悯恤辽人之避难彼国者，召集团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而我使臣即权驻义州，控制联络，俾与登莱生息相通，于事有济[6]。

于是在天启元年（1621）六月，明廷正式设立登莱巡抚，以陶朗先为首任巡抚，崇祯二年袁崇焕督师期间曾短暂废弛，但一年后复立，直到清朝顺治年间才撤销了登莱巡抚。

根据吴廷燮的《明督抚年表》明代登莱巡抚共十三任，现整理于下表。[6]

姓名

出任时间

去任时间

陶朗先

天启元年（1621）六月

天启二年（1622） 四月

袁可立

天启二年（1622）四月

天启四年（1624）三月

武之望

天启四年（1624） 三月

天启五年（1625） 十二月

李嵩

天启五年（1625）二月

天启七年（1627）五月

孙国祯

天启元年（1621）六月

崇祯元年（1628） 九月

谢琏

天启二年（1622）四月

崇祯五年（1633） 六月

陈应元

崇祯六年（1633）七月

崇祯八年（1635）十月

杨尔兴

崇祯八年（1635）十一月

崇祯九年（1636）

杨文岳

崇祯九年（1636）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

徐人龙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

崇祯十四年（1641）春

曾櫻

崇祯十四年（1641）春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

曾化龙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

明亡

输

（关于第七任登莱巡抚谢琏的去职时间，山东大学赵红在《明代登莱巡抚考论》一文中指出，吴廷燮所记载的谢琏在崇祯五年六月去职，是对《明史·徐从治传》中“六月害琏”一句的误解，此处六月并不是指六月份，而是围攻莱州府六月后，因而谢琏的去职时间应该是在七月份，孔有德叛军攻破莱州府城后）。

[1] 明史·《职官志》

[2] 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十二《军垒》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汇总（五）》 三百七十五 《登莱巡抚孙国桢为天启七年粮运告竣荐举贤员事题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 《奉天通志》卷二十三

[5] 《明史·熊廷弼转》

[6] 同上

[7]吴廷燮 《明督抚年表》 全二册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2、登莱巡抚的执掌

登莱巡抚的管辖范围，在山东布政使司内，主要是登州府与莱州府，现根据《明史·地理志》将二府所辖州县一一罗列。

登州府，辖州一：宁海州，县七：蓬莱（附廓）、黄、福山、栖霞、招远、莱阳、文登。

莱州府，辖周二：平度、胶州。县五：掖（附廓）、昌邑、高密、即墨、潍县。[1]

根据《登莱巡抚孙国桢为天启七年粮运告竣荐举贤员事题本》[2]，在这份文件中，身为登莱巡抚的孙国祯向吏部举荐了一批下属官员，让其充任下属州县长官，可以看出，登莱巡抚，有权力节制登莱二府的地方官员，管理地方民政。甚至题本中，还包括了对青州府官员提案权。《明史·曾樱传》中也写到“崇祯十七年时，樱为登莱巡抚·····所部登莱青三府失州县无几。[3]”可见登莱巡抚的辖区已经扩大至登州、莱州、青州三府，考虑到明代，山东布政使下属只有六个府，所以可以发现，登莱巡抚的执掌范围是可以和山东巡抚分庭抗礼的。

除了对山东半岛本地的地区进行管理外，登莱巡抚的正式名称中，提到了“兼辖东江诸岛”说明登莱巡抚有权力对东江毛文龙部进行节制。

天启元年，毛文龙率二百名士兵深入敌后，收复了镇江、广鹿岛、海洋等沿海岛屿，成功在后金军的后方开辟第二战场，为配合毛文龙部的行动，明廷命令：“登莱巡抚陶朗先发水兵一万人，由沈有容主之，天津巡抚毕自严调浙江水兵八千为后劲”同时解军饷十二万由登莱转运，可是“经抚各镇观望不前以致失机[4]”虽然明廷失去了一次收复失地的天赐良机，但是这次不成功的军事行动，却说明了东江各岛，与登莱地区联系之密切，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后来在毛文龙至皮岛开东江镇后，而归属登莱巡抚节制了。但是，与山东半岛的辖区相比，东江各岛在毛文龙死前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登莱巡抚对东江军队主要以核实兵饷，和转运军需物资为主。崇祯二年毛文龙死后，东江划为四协，随后刘兴治发动兵变，杀陈继盛，登莱巡抚孙元化推荐黄龙出镇皮岛，东江各地与登莱巡抚的隶属关系才更加紧密。

[1] 《明史·地理志》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汇总（五）》 三百七十五 《登莱巡抚孙国桢为天启七年粮运告竣荐举贤员事题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 《明史》卷二百七十六《曾樱传》

[4] 《明熹宗实录》卷十三，天启元年八月丙子，第654页

3. 登莱巡抚的军事力量

作为应对辽东战事而设立的地方大员，登莱巡抚下属必须要有足够的军队以保卫山东半岛，进而才能够支援关宁前线与巩卫京师。然而，在抗倭战争结束以后，由于倭寇对山东沿海的侵扰逐渐停止，明廷裁撤了登州、莱州地区的驻军。登州府“孤悬海上，比邻倭奴，特设水兵，以防春秋二汛。后因汰减，兵止余一千八百余名，船止八十余只。[1]”莱州府也只剩下把总5名，哨官12名，兵士2400人。这些兵力防守山东半岛漫长的海岸线已经是捉襟见肘，万历末年，辽东战事初起，由于辽南地区尚沦陷，山东的海防问题尚不突出，明廷甚至将山东登莱地区本就已经不多的军队抽调至辽东，“于登州三营兵内挑选一千五百名，选官押，从海道渡辽，听彼中调遣。[2]”这就使得在万历末年，登莱地区的军事力量出现了“自倭警撤防，兵渐汰革，复以缓辽频调，单弱几空。[3]”虽然王在晋也曾呼吁“登莱添设道臣一员，选募海兵之善识风势、水势及舵工千名，又调募浙闽水兵数千名……”“酌量添设参、游、守备等官分布要害，增募陆营勇健兵以壮军威。[4]”在他的努力下，神宗年间的登莱军备有了一定的恢复，但仍然难以满足军事需要。所以可以看出，登莱巡抚设立之前，登莱地区的军事力量是不能够满足海防需要的。

1621年，随着辽南四卫的沦陷，登莱地区的战略地位凸显了出来，登莱巡抚设立，同时设立次年登莱总兵，以沈有容担任，辖陆军“陆左陆右陆中陆前陆后陆游火攻七营，水师水左水右水中水游平海五营（小字注：水营或领以参将或游击悉听防抚提调）[5]”加强了登莱地区的武备。毛文龙取得镇江大捷后，明廷令“登莱巡抚陶朗先发水兵一万人，由沈有容主之。[6]”说明此时，登莱地区部署的军队，仅水军就至少在一万人以上。天启初年登莱巡抚下属军事实力增强，这和上文所提到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之策是分不开的，但是随后广宁失守，三方布置之策彻底破产，明军将防御重点，布置于关宁锦一线，登莱巡抚的军事力量也逐渐削弱。天启六年五月，辽东巡抚希望抽调登莱军队防御觉华岛，登莱巡抚李嵩奏到：“宁抚议调舟师防守觉华，部咨坐派镇船八十只，兵一千六百名，日夜图画，不能足数……”[7]抽调一千六百名士兵尚且不能足数，登莱地区此是武备力量之短缺可见一斑。这种情况的严重后果就是天启年间山东地区无法给辽东前线给予足够的支持，（除了调动班军修筑关宁锦防线）。天启五年，毛文龙麾下将领张盘，收复辽南的金州，南关地区，也因为登莱地区没有能力提供足够增援而败亡。天启七年，后金进军朝鲜，明廷令山东派兵增援，但由于“登镇兵单船少，东江、高丽一时并急，力不能援……。”[8]至崇祯元年，登莱巡抚孙国桢说道“登镇水陆官兵，隶籍仅五千人，历洛如晨星丽天，万一有警，此数百里者，一瑕无所不瑕，何可不预之为备？”[9]。崇祯二年，袁崇焕为了统一事权，裁撤登莱巡抚，同时兵部尚书王洽，又以“总兵专征，国朝郑重不设其官……登莱不当夷冲而多设官兵五千七百六十八员”乃议“故留一协将领马步一营一千二百三十二员名为东省弹压且候调援，留水兵二营，每营官兵一千二百一十九员名”[10]这样，在登莱巡抚被裁撤后，登莱总兵也改为协将（副总兵），裁撤部分士兵，只是原任总兵张可大深受兵士爱戴，才由总兵改任副将，统领登镇士兵。

明末辽东形势图

这一状况直到崇祯三年，皮岛兵变，刘兴治杀陈继盛，并秘密向皇太极商讨投降事宜，明朝面对山东沿海地区可能出现的军事紧张情况，重设登莱巡抚，以孙元化担任。孙元化接到任命后，鉴于登莱地区“兵马器械钱粮一物不备，虽备不精，不可以渡旅（顺）。[11]”，力主辞职，并要求朝廷给予足够的兵力，并以西洋大炮增援登州。朝廷同意了孙元化的请求，从辽东抽调两千名士兵随孙援登，同时葡萄牙人携带西炮也至登州，由将领黄龙率领。并且，毛文龙死后，其部下孔有德，尚可喜等人也率部渡海来到登州地区，孙元化对这支身经百战的军队十分重视。总之，这说明，在崇祯初年，明廷在修建关宁锦防线，组建关宁野战军的同时，也力图在登莱组建一支精锐部队，重现三方布置之策，以图收复辽东。

[1]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六，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庚寅，第10894页

[2]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九，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庚申

[3]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七

[4] 《先清史料·四集》 李澍田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版 第21页

[5] 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十二 《军垒》

[6] 同19

[7] 《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一

[8] 《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二 天启七年三月乙丑

[9] 《崇祯长篇》卷八，崇祯元年四月丙午 第421-422页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汇总（六）》 四百四十二 《兵部尚书王洽等酌裁登莱官兵以节兵饷事题行稿（尾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汇总（六）》 六百二十六《兵部尚书梁廷栋等为登莱巡抚孙元化谢恩委民并陈防御情形事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四、登莱巡抚在明清战争中的作用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金战争爆发，短短数年时间内。明军在就丢失了辽东大片土地。辽东半岛南部也沦陷于后金，对登莱地区构成了严重威胁。明廷于1621年设立登莱巡抚。至此，登莱巡抚这一官职，几乎贯穿了整个明金（清）战争，直到1644年战争结束。甚至直到清兵入关后，在消除明朝残余势力与农民军的战争中，登莱巡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在对登莱巡抚在明清战争中作用，分几个方面进行简单的讨论。

1、支持东江军，以牵制后金

自明金战争爆发后，明军在辽东地区丧师失地，抚清之战、萨尔浒之战、开铁之战，辽沈之战，明军均遭到惨败，尤其是萨尔浒之战。明军的九边精锐在后金军几乎面前不堪一击。辽沈之战，明廷精锐浙兵与川兵，又在浑河全军覆没。这几次战役充分证明了明军在正面战争上暂时无力与清军争锋，于是，在前文所提到“三方布置”之策中，明军的战略在正面战场上，也只是凭借广宁坚城与三岔河一线列阵与后金进行对峙，而不是主动向后金进攻。广宁失守后，又通过修筑关宁锦防线形成对后金军队的正面防御，后来袁崇焕也是通过“凭坚城，用大炮”取得了宁远、宁锦两次大捷。但是在正面战场对后金军队进行对峙，需要一支数目庞大的军队，关宁军的组建消耗了明帝国大量财力，所以为了收复失地，就必须从开辟敌后战场。按照熊廷弼的意思，在广宁军与后金主力对峙时期，登莱地区可趁势渡海进攻。对后金发动钳形攻势，以图辽阳。但前文所述，登莱地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水陆军兵力严重不足。无法完成熊廷弼的战略部署。与熊廷弼不和的王化贞，遂派遣毛文龙于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二十日，率领一百九十七名士兵渡海进攻后金。收复猪岛、海洋等岛，辽东汉民纷纷归附，游击刘爱塔降。又于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十四日，以调虎离山计收复镇江，擒杀后金将领佟养真等，收复镇江。在正面战场惨败连连的背景下，这一次胜利，毫无疑问激发了朝廷上下的好胜之心，于是明廷令登莱，天津，广宁等地明军出动，以图配合毛文龙部的军事行动。但是，这次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前文已经有所提及，此处不再细说。毛军遂在镇江保卫战中失利，镇江失守，将领陈忠等殉国，经历一番波折后，于天启二年十一月退往皮岛，次年东江开镇，在名义上归登莱巡抚节制。我个人认为，登莱巡抚对以皮岛为中心的东江镇的管辖，分为三个阶段。

朝鲜附近的皮岛

第一个阶段：从毛文龙收复镇江到崇祯二年袁崇焕督师，这一阶段，由于毛文龙本人与其部下原属辽东军体系，其出兵后金进行军事冒险，是奉辽东巡抚王化贞之命，可以说，与登莱巡抚本身没有太大瓜葛，自然也就不能对其进行有效节制，所以这一阶段，虽然毛军名义上归属登抚节制，但是其作战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这一阶段毛军的对后金的军事行动，大多出于毛文龙本人的谋划，登莱巡抚的作用主要是利用海运对毛文龙的部队提供军事物资，核查其兵额，并在一定程度上策应毛军的作战。当然这一阶段二者的关系并不是一直不变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壬登莱巡抚与毛文龙的关系，比如第二任登莱巡抚袁可立，对毛文龙给予了很大重视，在此期间登抚对东江的支持力度很大，毛文龙所部的战果也最为丰富，毛文龙率部在牛毛寨 、昌满等地击败后金军，部将张盘也在金州获得胜利，意图恢复辽南四卫，在袁可立的设计下，后金将领，刘爱塔（刘兴祚）也向明军投诚，约以恢复辽阳，辽东战局一时得到很大改观。但武之望继任后，便连最起码的物资转运也常常得不到保证。至崇祯二年，袁崇焕督师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登莱巡抚被裁撤，袁崇焕又在宁远设立了东江转运司负责对东江军的物资转运。“禁登莱商船入市”另一方面，袁崇焕的措施，导致了东江各岛都陷入了饥荒，于是有了双岛之变，毛文龙被杀，东江镇分为四协，以陈继盛统领。

第二阶段：刘兴治兵变到皮岛海战，这一时期，东江镇秩序异常混乱，登莱巡抚则试图将皮岛等军事区域完全控制于自己统辖之下。毛文龙死后，东江镇陷入混乱状态，崇祯三年，刘兴祚发动兵变杀害东江镇副将陈继盛，并企图投降后金，本来已被裁撤的登莱巡抚重新设立，由孙元化担任，率辽军两千去登赴任，同时命令正入京勤王的登莱协将张可大迅速率部回登，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孙元化到任后，一面上表朝廷对刘兴治加以安抚，一面接收不愿降伏刘兴治的将领孔有德、尚可喜登人，在登莱组建新军以威慑东江诸岛，使其不敢贸然倒向后金。崇祯四年（1631）年，首鼠两端的刘兴治又在内乱中被杀，孙元化以黄龙代为统辖东江诸岛，并将刘兴治传授九边。意图将东江彻底划归自己节制，如果其目的达到，毫无疑问，东江登莱连为一体，势必会给后金的侧翼沉着打击，但是很快，吴桥兵变爆发，孔有德等人的叛乱给了整个山东地区沉重打击，最后率领孙元化以重金组建的军队叛降后金，同时皮岛再次兵变黄龙被割去耳鼻，大批将领投奔吴桥叛军。崇祯六年（1633）年，孔有德又引后金攻旅顺，黄龙战死。沈世魁接任，四年后的1637年，清军攻破皮岛，沈世魁殉国。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登莱巡抚（主要是孙元化）力图将东江军完全归于自己节制，统一事权，并且利用东江军人为骨干，在山东操练新军，以图配合关宁战场的进攻，但由于毛文龙死后，东江各部对朝廷多有怨言，吴桥兵变与三次皮岛兵变不仅仅使明军的战略意图彻底化为泡影，也给山东地区带来深重灾难。

第三阶段：皮岛沦陷后至明亡。皮岛沦陷后，明廷为了恢复皮岛，登莱巡抚也做了一些尝试，皮岛陷落后，明登莱总兵陈洪范试图联络朝鲜，恢复皮岛，未果。崇祯十六年（1643年），明朝又以黄斐为东江总兵，意图收复皮岛。同年八月，又有九只明船侵入皮岛附近海域，被朝鲜击退。皮岛沦陷后，明廷虽然试图努力恢复，但由于当时已是内忧外患，明廷的努力，终究未能实现。

2、接纳辽人，组建新军

作为拱卫京城，并侧翼牵制后金的重要战略要地，登莱地区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实现其自身的战略价值。但是如前文中所提，明金战争开始后，登莱地区有大量的军队被调往辽东前线，使得登莱地区的武备力量更加捉襟见肘。虽有陶朗先等人加强了登莱地区的军事力量，并提出“令登州总兵于春秋二汛，会同辽东总兵合操旅顺至皇城之间，使登兵辽兵复相习 相识心相和缓，可至互相策应。[1]”希望登州军队与辽东军队，共同训练意图在战事中配合，但是崇祯二年明廷又撤登莱巡抚，继而又撤登莱总兵。至孙元化上任，登州的军队已经不足以应对皮岛的东江乱军，孙元化本人，也因登莱地区的军事力量不足，对朝廷的委任加以推诿。直到朝廷答应他扩充登莱武备力量的要求，他才从辽镇抽调二千士兵，将领黄龙、徐树声等以及广武营旧兵上任。

至于军队兵源的组成，自孙承宗提出”以辽人守辽土”后，便组建以原辽东汉人为主力的关宁军，作为宁锦防线的守御主力。由于后金统治初期，措施不当，辽东地区反抗斗争不断，著名的有辽阳暴动，盖州东山矿徒暴动，十三山暴动等。大批辽东汉人向关宁地区逃亡，关宁军的兵源一直充足，登州地区与辽东半岛也只有一水之隔，也有许多辽东汉民逃亡登莱地区，这些人后来成为登莱巡抚组建登州军队的主力。

天启元年五月间，时任山东登州海防道监察使陶朗先上奏：“接渡辽左避难官民，原任监司府佐将领等官胡嘉栋、张文达、周义、严中正等五百九十四员，毛兵、川兵及援辽登州、旅顺营兵三千八百余人，金复海盖卫所官员及居民男妇共三万四千二百余名，各处商贾约二百余名。[2]”

后广宁失守，就有辽东流民向登州方向投奔。“明年（天启元年），广宁覆，辽民走避诸岛，日望登师救援……有容争之，立命数十艘往，获济者万人。[3]”

这说明辽事初起，就有大量的辽东汉人，其中不少是青壮渡海来到登莱等地。毛文龙被杀后，东江镇局势陷入混乱，紧跟而来的又是三次皮岛兵变，大量的东江军人也来到登州地区。其中就包括了孔友德，耿忠明，李九成等人。面对这些拥有丰富战争经验，而且与后金又有着深仇大恨的东江军人，孙元化认为这是登州军最好的兵源，对东江军人加以接受，训练并且装备了先进的西洋火器。但是辽人来到山东后，与当地人产生了各种冲突，根据山东地方官员的报告，“惟是辽人自金复海盖诸卫避难来登者，不下十数万。寄寓登莱地方，辽人性桀骜，登人又以仓荒遇之，相仇已久。[4]于是在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爆发后，明廷以登州军增援大凌河，但是当地居民商贾，拒绝向孔有德的士兵出售粮草，如此，引发了“吴桥兵变”经过混战孔友德等人渡海投奔后金，朝廷组建登州军，实现三方布置的策略受到了沉重打击，同时也改变了后金与明朝火器力量的对比，很快后金军就出现了使用火器的汉军部队，乌真超哈以及天佑军。经过吴桥之变后，包括登莱地区在内的整个山东地区的军事力量都受到了严重打击，崇祯九年，皮岛又失区，登莱巡抚可控制的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少之又少。崇祯十三年，清军入山东，明军难以形成有效抵抗，后来整个山东的军队也在与李自成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灭。登莱孙元化组建一支强大军队，从而恢复辽南以及整个辽东的梦想，曾经无比接近现实，但是但是短短数年就化为泡影。

[1] 《明熹宗实录》卷五

[2]《明熹宗实录》卷十

[3] 《明史·沈有容传》

[4] 《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 增订本》 宋伯胤编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总结

明朝根据登莱地区的重要地理位置，以及应对战争的实际需要，于登莱地区设立巡抚一职，并为其配属行政机构与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明朝在对后金的战争能够掌握一定的主动权，数位登莱巡抚，比如袁可立，孙元化等，也表现出了杰出的才干，然而明廷的腐朽，使这些努力付之东流，吴桥兵变与三次皮岛之变，看似偶然，实际上也是明朝政府丧失对军队控制的表现。登州军覆没后，辽东军阀彻底失去制约，俨然成为明与后金之间的第三方势力。如今我国首都依然定于北京，辽东地区濒临的朝鲜半岛也是多事之地，登莱的地区的战略位置依然重要，或许我们可以从明末登莱巡抚的得与失中找到些经验，为我国的海防建设提供可行建议。

参考文献：

[1] 清·张廷玉等撰.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 明实录[M}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1968

[3] 清·计六奇撰 .明季北略[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编 .中国明朝档案汇总[B].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5] 清·方汝翼等纂修. 光绪增修登州府志[O]. 清光绪七年本

[6] 明·王在晋. 三朝辽事实录[O].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O].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7] 清·毛承斗辑 .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O]

[8] 李澍田编 . 先清史料[G] .吉林.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9] 明·王鏊. 震泽长语[M]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8

[10] 清·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11] 孙文良 李治亭著 .明清战争史略[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12] 吴廷燮. 明人督抚年表[M]. 中华书局 1982

[13] 方志远 .明代的巡抚制度[J] .中国史研究 1988[3]

[14] 赵红. 明代登莱巡抚考论[J]. 济南大学学报 .2006.第16卷第6期： 69-72

[15] 王赛时 明代山东的海防体系与军事部署[J] 明史研究第9辑 2005：255-268

[16] 蔡志书 浅谈登莱巡抚在抗金后金和维护山东海防安全中的作用[C]. 第十五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戚继光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2013： 696-700

[17] 日·松浦章. 明代的登莱海运与沿海航运[J] .民族关系与中外关系 .2013：487-495

[18] 孙卫国 登莱事变及其对明朝、后金与朝鲜的影响[J] .韩国学论文集. 2005（00）

[19] 赵红 明清时期的山东海防[D] 2007

[20] 范惠泉.登州港在明朝“壬辰战争”中的作用[J]. 神州.2012

[21] 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 增订本[O].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2] [美}魏斐德著.洪业-清朝开国史[M].新星出版社.2013

作者介绍

方雨木，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系2015级本科生。瑶湖读史热心读者~

本期编辑：张欣怡

《明清战争史略》

孙文良 / 李治亭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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