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明代后期诗文

自万历初开始，明代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各个领域，逐渐出现全面上扬的势头。而且，在倡导个性解放，要求摆脱礼教束缚、肯定人的自然欲望、重视表现真实情感等方面，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学都显示出鲜明的一致性。这表明明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已经广泛地影响到文学创作，并藉此表现新的人生理想与生活追求，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困惑与苦恼。诗文作为传统的文学形式，多少保存着偏于“雅”的习惯，不像戏剧小说那样表现得直露，但在根柢上彼此仍是相通的。在反映文化人的精神生活方面，诗文则更为直接和细致一些。

在整个晚明文学的思想理论方面影响最大的实际是李贽。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晋江（今属福建）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中举人，授教官，历任南京刑部主事、云南姚安知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

李贽是晚明时期杰出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标新立异而对当时文坛产生很大影响的文学家。他中年后辞去官职，专意于著书讲学，直接把攻击的目标对准伪道学，被人目为“异端”，他也公然以“异端”自居：他在《答焦漪园》中说：“又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后被当政者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在狱中自杀身亡。

李贽的思想极具叛逆色彩与反抗精神，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答邓石阳》）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相悖逆。他甚至还以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答耿中丞》）否定了传统思想权威的偶像地位。这些都对晚明社会反抗传统价值体系起着启蒙作用。

李贽的文学观念也包含着离经叛道的因素。《童心说》云：“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所谓“童心”即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即不受道学等外在“闻见知识”的障蔽和干扰。他还认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和文学观相一致，李贽的作品也往往显得论点显明，立意奇特，直率辛辣，锋芒毕露，有鲜明的狂狷之气和个性特点。

第一节公安派

晚明诗歌、散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其代表人物是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他们是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故称公安派。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隆，是这一派的领袖。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他不喜做官，动辄请假、辞职，总共在吴县令、吏部郎中等任上做了五、六年，大多数时间在游山玩水、诗酒之会中度过。但他做官时也做得很认真，有很好的声誉，只是觉得官场的生活压抑得人太苦，所以宁可赋闲。有《袁中郎全集》。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万历十四年会试第一，授翰林庶吉士、官至右庶子。袁氏三兄弟中，他年居长而才气较弱，性格也比较平和。不过，公安派反对拟古的文学观，最初是由他提出的。有《白苏斋集》。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号凫隐居士，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曾任国子监博士、南京礼部郎中等职。他中进士时已四十六岁，久有怀才不遇之慨。年轻时以豪侠自命，任情放浪，喜游历。所作诗文（尤其散文）富于才气和个性。有《珂雪斋集》。另外，陶望龄、江盈科等，都是与三袁关系密切的文人。

袁氏三兄弟均与李贽有密切交往，李贽也曾对袁宏道极表赞赏。公安派的文学观主要是从李贽的思想学说中发展出来的，所以它的基点不在于诗文的语言技巧，而在于个性解放的精神。

作为公安派理论核心的口号是“独抒性灵”。袁宏道《叙小修诗》称其弟之作：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

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

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

文人气习故也。

又江盈科在《敝箧集序》中引述袁中郎的话说：

诗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耳。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

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

是之谓真诗。

“性灵”原不是新鲜的辞语，南北朝时就颇为习用。如庾信称“含吐性灵，抑扬词气”（《赵

国公集序》），颜之推称“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颜氏家训》），其意义大致与“性情”相近。明代中后期，六朝文风重新受到重视，“性灵”一词在王世懋、屠隆等人的诗文评中又使用得多起来。袁中郎进一步在这里面加入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和具体的艺术要求，使之成为影响一代人的文学口号。

首先，袁中郎的“性灵说”是出于李贽的“童心说”，它和“理”，和“闻见知识”——即社会既存的行为准则、思维习惯处于对立的地位。在中郎看来，“性灵”外现为“趣”或“韵”，而“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叙陈正甫会心集》）。总之，保持人性的纯真和活泼是首要的，真实的卑下也比在封建教条压抑下形成的虚伪的高尚要好。

其次，袁中郎在强调“性灵”时，明确地肯定了人的生活欲望的流露与表现。他在《叙小修诗》中说，较之文人诗篇，“闾阎妇人孺子所唱”的歌谣更有流传的价值，因这些歌谣“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为“可喜”的“真声”。

再有，袁中郎所说的“性灵”，还意味着独特的个性表现。他在《徐文长传》中说，文长的诗“虽具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事人者所敢望也”。换言之，诗不妨有疵病，却不能没有强有力的人格精神。在前引《叙小修诗》中，他更明确地说，小修诗“佳者”未必令他喜欢，因为不免有蹈袭前人的痕迹，而“疵处”却因“多本色独造语”而令他“极喜”。如此，在评价标准上，他把诗的个性放在了诗的完美之上。要求诗不托于“理”、不托于“闻见知识”，而发之于真实的情性，要求诗自由地抒发人的生活欲望（这里面包含着未必与封建道德合拍的内容），要求诗表现出个人的独特创造，这三者构成袁中郎“性灵说”的主要内涵，而与前人所说的“性灵”形成区别。

标举“性灵”，也是同流行的拟古诗风的强烈对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过去的文学史常简单地将公安派视为前后七子的对立面，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袁中郎对李梦阳、何景明有相当高的评价，如《答李子髯》诗云：“草昧推何李（谓诗界草昧之际，首推何李开辟之功），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在追求“真诗”、宣称“真诗在民间”的观点上，他更是与李梦阳一脉相承。对于后七子尤其李攀龙，袁中郎批评较严，但对王世贞却也不无好评。另一方面，袁中郎并不把“复古”和“拟古”等同看待，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前后七子倡导“复古”，具有隔断宋代理学对于文学的影响、恢复文学的抒情特征的意义，对此他也是赞同的。《雪涛阁集序》提出“夫复古是已”，但不应“以剿袭为复古”，对二者作出了明白的区分。总之，公安派的理论，在强调真情，反对宋人“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同上）等基本方面承续了李梦阳以来的文学观点，但他们并不主张着力摹仿古人的“格调”、“法度”，在这一点上与前后七子都不同。他们认为每个时代的文学都自己的特性，互不相袭；每个时代的语言也在不断变化，“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袁宗道《论文》上）所以作家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而不必谈什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在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实际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的社会思潮在文学领域中的直接反映，在不同程度上意味着对旧的精神传统的破坏。

在创作上，他们信手而成、随意而出的写作态度，使之极少铺陈道理、刻意雕琢，往往根据生活体验与个人志趣爱好，抒情写景，赋事状物，追求一种清新洒脱、轻逸自如、意趣横生的创作效果。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袁宏道作品风格为“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这也可说是公安派创作上的一个共同特点。

在语言风格上，他们也很自然地倾向于白居易、苏轼等人。但三人才情、个性有异，诗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长兄袁宗道性格平和，其诗中少有特别强烈的情绪，也不大有特别警醒的字眼，明白、浅显。小弟袁中道的诗感情强烈，如《感怀诗》之五：

少时有雄气，落落凌千秋。何以酬知己？腰下双吴钩。时兮不我与，大笑入皇州。

长兄官禁苑，中兄宰吴丘。小弟虽无官，往来长者游。燕中多豪贵，白马紫貂裘。君

卿喉舌利，子云笔礼优。十日索不得，高卧酒家楼。一言不相合，大骂龙额侯。长啸

拂衣去，飘泊任沧洲。

这诗颇有李白式的狂傲，下笔随意，却也淋漓痛快。但小修的诗常写得过于轻率，而缺乏诗味。如《感怀诗》之二，有“一峰绿油油，忽出青蓝外”之句，近乎打油诗了。

袁宏道的诗优于其兄弟。他主张“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张幼于》），不讲规矩，用语不避俗，不求雅，不喜说大话，不做大场面，但每有奇思异想，表现出敏锐的感受。如《东阿道中晚望》即是一例。再如《灵隐路上》：

细鸟伤心叫，闲花作意飞。芳蹊红茜雨，古涧绿沉衣。艳女逢僧拜，游人缓骑归。

幸随真实友，无复可忘机。

这好像是古诗中很常见的纪游之作，但却给人以新鲜和异常的感觉。诗中不平静与平静的意象反复对映，显示着诗人心灵的躁动。第五句写艳色女子与僧人见礼，把俗世的诱惑与出世的选择组成同一画面，尤其显得怪特。由于语言不合规范（如首句过于俚俗），情绪无法一致，画面缺乏平衡，古诗中习惯的意境完全被破坏了。

在涉及社会生活内容方面，袁宏道的诗也多有新鲜成分。他常常对传统价值观表示怀疑，如《湖上别同方公子赋》之二，以“曷为近汤火，为他羊与鸡”责难岳飞的忠节，是少见的大胆议论。而民歌风调的《江南子》：

鹦鹉梦残晓鸦起，女眼如秋面似水。皓腕生生白藕长，回身自约青鸾尾。不道别

人看断肠，镜前每自销魂死。锦衣白马阿谁哥，郎不如卿奈妾何？

则写出一个已婚的美丽女子不满于自己的丈夫，为那不相识的“锦衣白马”人怦然心动的情绪。在诗人看来，这心情无可非议，所以他把这一瞬间描绘得美丽而动人。

值得注意的是，袁宏道诗中多表现沉湎于山水酒色、庄学佛旨的闲逸之情，似乎他是不关怀社会政治的，但实际并不如此。他也有一部分表现对于国事的忧虑和愤懑的作品，而这一类作品之所以为数不多，一则由于他感觉得晚明政治的腐败不可为，自身与官场的不合拍，同时也由于他感觉得历来政治诗中包含了太多的做作与虚假。

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向来很受重视，但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人们的评价并不很高，这里有值得分析的地方。中国古典诗歌到明代为止已经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同时也在格式、意境、意象、语汇诸方面形成一定的套路，很难再有大的突破，而且与明中后期社会中形成的活跃、显露、市俗化的生活情感难以相容。换言之，古典诗歌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生活的抒情需要的束缚。当李梦阳感叹“真诗在民间”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而唐寅那种口语化的诗作，更意味着对古典传统的轻蔑。到了公安派，这一种打破古典传统的要求以强有力的理论形式提出，并广泛地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尝试，形成一个颇有声势的诗歌改革运动。

但是，公安派为了强调“独抒性灵”，打破模拟的风气，有些观点虽有矫枉过正的意义，但其偏激的一面（如袁宏道认为袁中道的诗疵处比佳处可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隐患，加上率意而为的写作态度，随意轻巧的风格，容易因此而流于率直浅俗。 袁中道自论其诗，尝言：“颇厌世人套语，极力变化，然其病多伤率易，全无含蓄。”（《寄曹大参尊生》）大致说，写诗冲口而出，浅易率直，宁取俚俗，不取陈套，是袁家三兄弟共同的特点。钱谦益一方面肯定“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同时也指出其影响的消极面：“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列朝诗集小传》）撇开其立论的基点不谈，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除诗歌之外，公安派的散文创作成就较高，尤其是游记、传记，多有佳篇。

第二节竟陵派

继公安派之后，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并产生较大影响。钟、谭均为湖北竟陵（今天门）人，故名竟陵派。

钟惺（1574——1624）字伯敬，号退谷，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有《隐秀轩集》。

潭元春（1586——1637）安友夏，少慧而科场不利，天启七年（1634）始举于乡，崇祯十年死于赴进士考试途中。有《谭友夏合集》。

钟、谭曾编选《诗归》（共51卷，其中隋以前诗15卷，单行称《古诗归》，唐人诗36卷，单行称《唐诗归》），在序中宣其文学主张，风行一时，竟陵派因此而成为影响很大的诗派。在理论上，他们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情灵”之口号，同时从各方面加以修正。钟惺以为，诗家当“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诗归序》）。谭元春则表示：“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诗归序》）

其与公安派的区别：

第一，公安派虽然并不反对文学复古，他们只是不满于仿古蹈袭的做法，但主要还是着眼于作家自己的创作，以为“古何必高，今何必卑”（袁宏道《与丘长孺》）。而竟陵派则看重向古人学习，提倡“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达到所谓“灵”而“厚”的创作境界，故编选《诗归》以倡之。

第二，公安派在“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口号下，创作存在浅俗率直之病，对此竟陵派则提出以“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染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的创作要求，来反对“极肤，极狭、极热、极便于口手”所为，即在总体上追求一种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性趣，同公安派浅易的风格相对立。

第三，这种不同的审美性趣，实则表现了他们人生态度的不同。公安派虽有退缩的一面，但他们敢于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标准，敏锐地感受社会压迫痛苦，具有抗争意义。他们浅显而富于色彩的语言，表现对各种生活享受、生活性趣的追求，呈现内心喜怒哀乐，显示出开放的个性张扬的态度。而竟陵派追求“深幽孤峭、超世绝俗”的诗境，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减弱了公安派那种直面人生与坦露自我的勇气，表现为内敛的心态。因此，他们的诗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主观性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的景象，语言生涩，用字奇怪，语法打破常规，每每令人感到气息不顺。如谭元春的《观裂帛胡》：

荇藻蕴水天，湖以潭为质。龙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为，唱之如鱼湿。波眼各自吹，肯同众流急？注目不暂舍，神肤凝为一。森哉发元化，吾见真宰滴。

诗意费解，不大好懂，大抵写湖水寒冽，环境幽僻，四声发出奇异的声响，好像潜藏着各种怪物。钟、谭类似于此的很多，他们所关注的是虚渺出世的精神。他们标榜“孤行”、“孤情”、“孤诣”（谭元春《诗归序》），却无法达致陶潜式的宁静淡远。这正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遭受打击后文人心理上的病态在美学趋向上的反映，正如钱谦益所说：“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钟提学惺》）

第三节晚明小品文

在晚明文学发展进程中，小品文的创作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体现着古代散文向现代方向的转变。

“小品”原是佛家用语，指大部佛经的略本，明后期才指一般文章。明人所谓“小品”，并不专指某一特定文体，尺牍、游记、传记、日记、序跋等均包容在内。这一概念的提出，与“性灵说”有密切关系，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以往人们所看重的关乎国家政典、理学精义之类的“高文大册”，而提倡一种灵便鲜活、真情流露的新格调散文。晚明小品文大致发端于公安派。袁中道《答蔡观察元履》文说：

近阅陶周望祭酒集，选者以文家三尺绳之，借其庄严整栗之撰，而尽去其有风韵者。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托不必传者以传，以不必传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马作史，妙得其法。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在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

文中对苏轼两类散文的褒贬，最能显示与传统评价标准的区别。

大致晚明人所说的“小品”，其体制通常比较短小，文字喜好轻灵、隽永，多表现活泼新鲜的生活感受，属于议论的文章，也避免从正面论说严肃的道理，而偏重于思想的机智，讲究情绪、韵致，有不少带有诙谐的特点。还有，袁中道所说“托不必传者以传”——作者并不着意于传世不朽，作品却以其艺术价值得以传世，也从写作态度上说明了小品的特点。

小品文成功的原因：

第一，诗歌具有特殊的语言表现形式，它要从古典传统中脱离出来必须以形式变革为前提，而散文在形式上所受束缚较小，旧有文体也容易作自由的抒写。

第二，在以前的文学中，诗歌作为抒情艺术已经取得很大成就，要再突破不易。散文由于更具有实用价值，以往受“载道”文学观影响也更大，故向“性灵”一面偏转时，易显现出新面目。

公安派袁宏道，袁中道都写过很多富有情性的短篇散文。如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就打破了一般为文作传的格套，着力刻画徐渭独特的个性和悲惨的遭遇。另在尺牍《丘长孺》中，袁宏道自述为县令之苦，也与前文有相通之处：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他并不标榜自己清高，甚至承认自己喜爱做官，只是做官太压抑个性，所以才舍弃不为。

个性舒张的要求在社会环境中得不到满足，个人与社会的对抗又足以招致危险，这使晚明文人将精神转托于山水与日常生活的情趣，故小品文中产生大量也是占主导地位的自我赏适、流连光景之作。如袁宏道《西湖》中写道：

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

总的来说，晚明小品文内容题材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在风格上出言灵巧，情趣盎然，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和人生趣味。公安三兄弟的作品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张岱的作品尤显出色，王思任风趣放达，也颇有特点。

晚明小品文的另一特点是率真直露，注重真情实感，作家的性情跃然纸上。

晚明时期出现了各种笑话一类的书籍，这固然主要是为了提供消遣，却也通过嘲弄固执、迂腐的人生态度和虚假的价值观念，满足了人们从矛盾和无望的世界中得到一时快慰、一时解脱的愿望。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有《古今谈概》、《笑府》，《笑府序》对世界和人生作出一种荒诞化的解释，也是一篇杰出的小品：

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笑也。两仪之混沌开辟，列圣之揖让征诛，见者其谁耶？

夫亦话之而已耳。后之话今，亦犹今之话昔。话之而疑之，可笑也；话之而信之，尤

可笑也。经书子史，鬼话也，而争传焉；诗赋文章，淡话也，而争工焉；褒讥伸抑，

乱话也，而争趋避焉。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复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复笑人，

人之相笑宁有已时？《笑府》，集笑话也，或阅之而喜，请勿喜；或阅之而嗔，请勿嗔。

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人话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

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师乎！吾师乎！

这虽然不是严肃的批判，但对于既有价值观的破坏意识是很强烈的，而其内蕴实有很深的悲哀。显然，我们不能把晚明时代的戏谑文字看作完全是轻松的游戏。

晚明散文的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者是张岱。

张岱（1597——1676）字宗子，一字石公，号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世宦之家，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囊诗魔”（《自为墓志铭》）。一生未曾入仕，明亡入山著书，生活艰苦，然始终隐迹不出。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嫏嬛文集》等。

张岱生活经历、思想感情非常丰富，他爱好广泛，性情放达，守大节而不拘泥。诗文初学徐文长、袁宏道，后学钟惺，潭元春，最后不囿于人，形成自己的风格，散文成就尤高。其风格大抵以公安派清新流畅为主调，描写刻画又杂以竟陵派的冷峭，时有诙谐之趣。其名作《西湖七月半》，真实生动地记叙了杭州人七月十五日游西湖的盛况，勾勒出游览西湖的各种人物的神情意态，刻画生动传神，细致入微（见《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第四节明末文坛

继晚明江南士大夫政治团体东林党后，明末江南地区一些文人组织相继崛起。崇祯初年，太仓人张溥、张采等发起带有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复社。与此同时，松江人陈子龙和同邑夏允彝、徐孚远等创建几社，与复社彼此呼应。它们以复兴古学、务为有用相号召，企图从文化上复兴传统精神，挽救明朝政府的危亡。在文学上，公安派、竟陵派相继兴起以后，前后七子的复古文学系统遭到打击，一度显得冷落。但公安、竟陵派的诗不但在艺术上存在严重缺陷，而且他们注重个性的精神在当时社会中既得不到健康的发展，又不足应付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因此到了明朝末年，以复社、几社为中心的文人，重又申张七子的文学宗旨，在古典传统中寻求强有力的抒情表现，其中最著名的，是陈子龙与夏完淳。不过他们的诗作—— 尤其是国变之际的诗作，伤时感事，慷慨悲凉，在复古倾向中已无暇斤斤计较于古人诗法，这和前后七子仍然是有所不同的。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号大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曾与夏允彝等结几社，与复社相呼应，为一时名士。清兵入关后，仕于南明弘光朝，任兵科给事中，后辞职回乡。南京被攻破后，因从事抗清军事活动被捕，乘隙投水而死。有《陈忠裕公全集》。

陈子龙早年性格豪放，不拘细节，心怀大志，其诗作或绮丽婉转，如《秋夕沈雨偕燕友让木集杨姬馆中……》二首，写他与名妓柳如是的亲密交往，“一夜凄风到绮疏，孤灯滟滟帐还虚”，“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写出一种伤感的艳情；或质朴深沉，如《小车行》用汉乐府民歌的风格，描绘了百姓流离失所的惨景。明朝覆灭之后，他的诗尤其七律之作更向悲壮沉雄一路发展，把忧国伤时、英雄失路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秋日杂感》：

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荒荒葵井

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舟？

吴伟业以“高华雄浑，睥睨一世”（《梅村诗话》）的评语，指出陈子龙诗既具有感情强度又注重辞采、声调的特点。

夏完淳（1631—1647）字存古，华亭人。父夏允彝、师陈子龙，都是明末讲究文章气节的名士。他自幼聪颖过人，十二岁便已“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王弘撰《夏孝子传》），具有天赋才华。因受父辈影响，喜谈军国事。清兵下江南，他积极参与抗清斗争，事败被捕，慷慨赴死，年仅十七。有今人所编《夏完淳集》。

夏完淳的文学观点受陈子龙影响，主张复古。其诗作多反映明亡之际的史实和沉痛心情，于悲凉中发出激昂之气。出于少年人活跃的情感，他的诗往往写得很华美，如《鱼服》诗中以“莲花剑淬胡霜重，柳叶衣轻汉月秋”写出在艰苦处境中坚持抗清的决心，用语相当精致；而像伤悼陈子龙的《细林夜歌》和感时自伤的《长歌》等歌行体诗篇，尤其显得意态激越飞扬，辞采鲜丽。夏完淳亦能文，《大哀赋》、《狱中上母书》尤为著名。作为一个少年才士和少年英雄，他的作品具有特殊的感染力。

晚明诗苑一种新奇现象，是出现了不少富有个性和才华的女作家，在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尤为集中。其中有名门淑女，也有青楼名妓。《列朝诗集小传·闺集》收有一批女诗人的传记，如《朱无瑕传》说：“万历己酉，秦淮有社，会集天下名士。泰玉（无瑕的字）诗出，人皆自废。”又《范允临妻徐氏传》说：“徐媛……与寒山陆卿于唱和，吴中士大夫望风附影，交口而誉之。流传海内，称吴门二大家。”朱无瑕是妓女，徐媛和陆卿子是名门淑女，她们的诗都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欣赏，并刊刻成书，广为流传。这种现象，表明了晚明时期在旧礼教的合理性遭到普遍怀疑的趋势下，女子的个性与才华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重视。那些女诗人的创作，并不完全依附于男性所主导的文学潮流，往往能够表现出个人特殊境遇中的特有感受。如名妓柳如是的一首《金明池·寒柳》词：

有恨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

晚来、烟浪迷离，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春

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舫，冷落尽、水云犹故。忆从

前、一点春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

柳如是以“风流文采”著称于明末，是一个不甘心于风尘沦落的奇女子。她先有意交结陈子龙，后嫁给年龄不相称的钱谦益，都有看重他们在士林中地位的用意。清人入关后，她曾与钱氏共谋恢复。这首词写于崇祯年间柳如是与陈子龙等文士交往时，风华犹盛。然而她感觉到的是“春日酿成秋日雨”那一种可以预见的衰凉寂寞的命运，她凄楚地看到自己将会作一场徒然的挣扎。这里既有与时代相通的气氛，也有纯属个人的心绪。

按：以上明代诗文各章，主要依据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采用此本的目的在于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一种参照，以利于更全面、更完整地把握中国文学史。教师在讲授时，可与当下使用的教材——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互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