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劲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05年初夏，我陪同一位丹麦考古学家参观北京故宫。他问我谁是故宫的设计师，我既不知道也没想过，但也奇怪为何此前未见有人关心此事，在故宫的说明和介绍中似乎也没看到这方面的内容。

大约是我们习惯于欣赏或展示那些包括宏伟建筑在内的古代文化遗产，却忽略了它们的创造者。又或许，我们习惯于将它们笼统归为劳动人民的创造，而并不关注为之贡献智慧、付出辛劳的个体。

后来看到还有人关注故宫的细节，比如，阿城的访谈录中就记有张光直先生问过他故宫的茅房在哪里的问题，阿城的回答是故宫原本就没有。诸如此类的“细枝末节”常被忽视，似乎是被宏伟的建筑“遮掩”了，其实是因为人们习惯于看表面而不重实质、只看“大体”而不求细节，才忽略了原本存在的问题。

　　2010年岁末，孟凡人先生送我他的专著《明代宫廷建筑史》，其中即有对故宫深入系统、细致入微的研究。我首先从中查阅故宫的设计师，得知仅在永乐年间负责营建的官员就有陈珪等数十人，在总领其事的“董建”下又依次设立各级管理机构（第36、37页）鉴于故宫的规模并历经始建、数次灾后重建、改建与维修等，每次修建仅有名可考的著名匠师就有多人（第61~63页）。至于被征用的工匠、军士、民夫等，每年可达百万人（第64~69页）。问题的复杂性再次出乎我的意料。

　　一

　　《明代宫廷建筑史》这部55万字的专著研究的对象并不只限于北京故宫，而是着重研究了明中都、明南京和明北京三个都城的紫禁城与皇城，其次是突出、宣扬和维护皇权的各种礼制性建筑，诸如太庙、社稷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以及同样体现了皇权和礼制的皇陵。此外，还论及皇帝敕建且与皇帝关系密切的苑囿、行宫、王府、王坟和皇家寺观。

全书首先以“建筑史概说”说明上述明代宫廷建筑的构成与概况，之后依次论述明中都与明南京的宫城与皇城，明北京的皇城和紫禁城，天坛等庙坛建筑，明初三陵与明十三陵。

明北京是全书重点，所占篇幅最多，详论皇城和紫禁城的营建、皇城形制、紫禁城形制、紫禁城外朝、紫禁城内廷中路与内外东西路、紫禁城的规划设计与布局艺术，以及紫禁城形制布局的源流。该书对明代宫廷建筑进行了多维度、多层面的深入系统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

　　这项对明代宫廷建筑的研究，系统性与深广度自不待言。但我认为其最重要的特点还在于研究立足于“物”，而且是地面上留存完好的“物”。考古学研究本就以实物而非文字记录为对象，并以地下埋藏的遗存为主，包括地下的城址、宫殿及各类建筑遗存，就保存完好的地上建筑“物”进行的如此全面的研究却不常见。

其实考古学关注的“物”无所不包，从古至今、从地下到地上的，只要是“人造”的或与人的活动相关联的“物”，都是考古学认识的对象和建构历史的材料。对明代宫廷建筑“物”的研究，凸显了考古学自身的独特视角与鲜明特点，也扩展了考古学传统的研究领域。

　　现存建筑具有地下的建筑遗存所不可相比的优越性。比如地面建筑保存完好，不会像地下遗存那样可能因破坏而残缺；对地面建筑无需发掘，保存的信息相对于发掘资料更为全面；地面建筑的布局、形制等一眼可见，不需要根据发掘资料进行平面或立体的复原；地面建筑的功能明确而无需推断，等等。

当然，今天保存的明代宫廷建筑也并不都是当时所建。无论是紫禁城还是天坛等，明清两代屡经重建、改建，绝大多数建筑已不是明代始建时的原样。如在紫禁城中，只有中轴线正中偏北的钦安殿是宫中少有的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建筑（第284 页）；又如东西六宫中，只有东宫钟粹宫前院正殿和西宫永寿宫还具备明代早期的建筑或初建时的格局（第300 ~301页）。

天坛虽然保持了明代始建时的形制布局，但细部屡有改变。至于皇陵，地下部分多未发掘。因此，研究明代的宫廷建筑，也需要由观测、考察现存的建筑入手，由晚及早，仔细辨别它们在清代的建造与使用状况，最后探究明代的建筑及相关历史。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文献材料也提供了解读“物”的必要的背景与线索。

　　考古学通过“物”揭示出的是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

　　作为宫廷建筑的“物”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事物相关联，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它包含的历史信息并非一眼“可见”，很多“不可见”的信息需要发掘。宫廷建筑“物”的历史，至少涉及三个层面：“物”的类别的历史，“物”自身的历史，与“物”相关的历史。《明代宫廷建筑史》深入发掘建筑“物”所包含的“可见”和“不可见”的信息，从多角度探寻“物”背后的“多重”历史。

　　就“物”的类别史而言，明代的宫廷建筑“物”始建和使用于明代，但其源和流更为长久。仅以宫城为例，明中都宫城的态势、构成要素、布局，乃至宫殿名称和金水河的流向等，都承袭于南京的吴王新宫（第104 页）。

后者建于洪武元年至八年，是明代的首座宫城，它宫后依山、配置金水河、皇城环套宫城、宫城外有护城河的格局，以及宫城的主体架构、宫殿的配置方位、甚至主要殿名等，成为从明中都、明南京到明北京宫城所遵循的基本要素。明中都则是明宫城标准模式形成过程中的里程碑，并成为营建明南京宫城的蓝本（第105 、380 页）。

至于北京皇城和紫禁城形制布局的轨迹，甚至可以追溯到北宋。北宋开封宫城开创了形制布局的新制，包括“择中立宫”和“前朝后寝”，设角楼和东西华门，宫殿呈工字形，宫殿配置有双轴线，出现宫廷广场，左祖右社，宫城与园林紧密结合，宫城中以金水河为引水系统，这些要素乃至宫城的周长，都对金中都和元大都宫城有明显影响，最终也体现在明北京紫禁城中（第386 ~393 页）。

清北京紫禁城全面承袭明紫禁城的规制和布局，但进行了修复、修缮、重建和改建，在建筑理念、技术、风格和装饰艺术等方面注入了新的内容，改变了其外在的形象，实为一种创新；明代紫禁城确立的中国古代宫城形制布局的最终模式在历经清代后保留成为今天世人所见的故宫（第393 ~415 页）。

　　对于明代宫廷建筑“物”自身的历史，《明代宫廷建筑史》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考证。除宫廷建筑的大格局和诸种要素外，还包括某类、某座具体建筑的重建、改建和演变史。建筑“物”与“物”之间、“物”与人之间都存在关联。

同一时期的不同的建筑“物”构成的体系，是宫廷建筑的重要内涵，涉及各类建筑的总体布局，单体建筑和建筑群的空间组合，单体建筑的结构、形制、技术、工艺和艺术等。“物”与人的关系则可扩展到建筑的性质、用途，皇室的构成，当时的政治、礼仪和宗教等。由室内的陈设等还延伸至相关的器用制度。

　　与建筑“物”相关的历史包括了“物”形成之前和之后的历史。如造“物”之前的董建班子、物料采办、管理运输、经费开支、匠役征用。

以明北京的宫廷建筑为例，仅物料的采办和运输就涉及几乎大半个中国：采木的地点主要在四川和湖广等南方地区（第42 ~46 页）；紫禁城的用砖主要出自山东，十三陵的用砖从砖文上看来自河北、山东、江苏、河南、安徽、直隶等省（第51 ~ 52 页）；石料等多来自于北京周边（第56 ~58 页）。

由宫廷建筑还可了解北京的城市史，现今北京的一些地名即缘于当时的营建活动，如广渠门外的皇木厂原为各省采伐木材的存放地，崇文门内的台基厂设有广阔平整的台基用以加工木构件，和平门南的琉璃厂当时专烧琉璃瓦件，陶然亭公园的湖泊是制坯取土的遗迹（第46 、47 、53 、56页）。

宫廷建筑“物”的建造、使用、损毁和重建等，离不开时代与社会，建筑“物”的发展过程直接涉及元末、明、清时期的政治、文化、军事环境，以及诸多具体的事件或史实。由此可见，对建筑“物”的研究，可以引导我们在多层面上对历史进行新的解读。

　　三

　　古代的建筑“物”通常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艺术和观念。明代庞大的宫廷建筑群在地面上保存至今，形制完整，功能明确，并有丰富的文献记载，这在中国的古代建筑中独一无二，自然比其他任何建筑都更能体现科学和艺术的成就，以及其时的信仰与观念。

　　明代宫廷建筑，无论是紫禁城还是礼制建筑与皇陵，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单体建筑，都需要精确的规划与设计，并都有复杂的理念为指导。

　　明清北京紫禁城的规划设计理念最终是表现“象天立宫”的宇宙图式，体现儒家的天命观和礼制秩序。按此理念，北极星“独居天轴”，南北贯穿北京城和紫禁城的中轴线为地轴，宫城位于轴心，犹如天上的紫微大帝居住于天的中心紫微垣一般。

轴线上的核心建筑以及城门、宫门等被精心安排，以象征手法规划出外朝和内廷，最终使紫禁城实现“天人合一”和“皇权与神权合一”的理念（第343~ 345页）。紫禁城作为皇权的象征和国家权力的中心，还需要充分而集中地体现出礼制秩序，因而规划和设计的理念也以礼制为核心，通过各类建筑的复杂类别、布局和形制，反映出森严的等级和至上的皇权（第346 ~ 350）。

此外，紫禁城的规划设计还深受堪舆术影响，突出的例证如紫禁城后枕万岁山、前开金水河，负阴抱阳；在紫禁城中设定“穴位”、四象和中轴线；隆宗门与景运门间区分外朝内廷的隆景线，与中轴线相交形成紫禁城东西与南北阴阳两极的格局，以阴阳和奇偶数理等设计全城建筑；以建筑名称、色调和河水等暗示五行、八卦（第350~ 359 页）。

总之，象天立宫、礼制秩序、风水、阴阳、五行、四象、八卦等设计理念，在紫禁城中既各自独立又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最终用以突出礼制与皇权这一核心（第3 5 9 页）。

　　紫禁城还具有实用性而涉及日常居所、给水排水系统和防火采暖等（第204~ 209 页），相比之下，其他礼制性建筑就具有更强的象征性。以祭天为主题和设计理念的天坛，所有建筑构成了一个复杂的象征系统。内外坛的垣墙北圆南方，象征天圆地方。坛内建筑面积只占全坛面积的二十分之一，以使坛内保持“虚空”的意境。圜丘的所有结构及相关尺寸均为阳数或为九的倍数，以“九”象征“九天”、“九霄”，以“3 6 0 ”象征周天之度。大享殿（祈年殿）的四根龙井柱、十二根金柱和十二根檐柱等，分别或共同象征四季、十二月、十二时辰、二十四节气和二十八宿。天坛建筑的圆形轮廓、穹窿形的顶、蓝色的瓦，涵义不言自明（第4 3 4 ~ 4 3 8 页）。至于明孝陵，主体建筑更是直接设计为北斗七星状（第4 6 6 页）。黑格尔说“建筑就是要为这种精神性的东西服务，这种精神性的东西就成了建筑的真正的意义和确定的目的”，明代宫廷建筑正体现了这样的意思。

　　如上的设计与建筑理念来自于传统文化与皇权社会。抛开这些理念，营建这些宫廷建筑也离不开科学和技术。如今所见的这些建筑“物”，蕴含着科学原理，体现了卓越的技术成就。紫禁城的营建，为了处理远近两极的视觉感受与景观，以及空间上平面（进深和面阔）与立面（高度）的观赏视距，以“千尺为势，百尺为形”作为基本尺度。

“千尺”的实际距离约为2 3 0 ~ 3 5 0 米，这是可以观人轮廓和动态特征并加以识别的距离。“百尺”约为2 3 ~ 35 米，这在现代建筑理论中是以看清人物表情与细节动作为标准的距离。紫禁城的建筑，在空间布局上远观视距都不逾千尺（3 5 0 米），而单体建筑和绝大多数内部庭院，进深、面阔又都在百尺（3 5 米）之内。

紫禁城最高的单体建筑午门自地平面至脊吻高3 7 . 9 米，太和殿连同三层台基通高3 5 . 05 米，其余建筑之高均在3 5 米以下。以“千尺为势，百尺为形”来划分、组织和控制整个建筑群，被证明是符合科学尺度的，保证了在空间转换中获得最佳的视觉和感受效果（第3 6 0 ~3 6 2 页）。在紫禁城的具体设计中，还普遍采用了模数化的方法，即以乾清宫和坤宁宫之深作为中轴线上各主要区段的模数，以此两宫之宽深作为规划主要建筑群面积的模数。这使紫禁城各主要部分在规模和比例上有明显或一定的关系，不仅单体建筑与建筑群统一谐调、浑然一体，还简化和加快了规划设计过程（第3 6 2 ~ 3 6 4 页）。

同时，紫禁城各建筑群还采用方格网作为面积的模数，以10 丈、5丈和3丈方格网为基准，设计不同规模和等级的建筑群的相对位置和尺度（第3 6 4 ~3 6 8 页）。因此，紫禁城的建筑三维空间、各部分的比例，以及各建筑群相互配合的空间尺度，无不遵循数学比例。

再如天坛，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反映了天的概念、对天体几何形象和运动规律的认识，也体现出祭天的人文关系，成为我国古代运用几何形体、数学基数和声学频率的建筑典范（第4 4 2 页）。至于宫廷建筑中的每一座单体或单组建筑，从设计到建造都极精准，体现出高超的技术。比如保和殿的梁上前后不对称，童柱不等高，结构亦不同，但屋顶前后两坡分毫不差（第2 4 7 页）。

　　明代宫廷建筑能够让观者产生强烈的感受，正是有意规划和设计的结果。我们今天参观紫禁城，可以明显感受到午门的雄伟，这是因为午门前的广场与端门广场同宽但长度却有三倍，这使午门前的空间更为深邃；午门门阙合一，整组建筑形成三面合围的空间，拉近了建筑物与人的视线距离，扩大了景物的水平视角，建筑便显得更加宏伟（第1 9 3 页）。

​至于紫禁城中轴线上的建筑，更是由体量和疏密的变化，形成节奏鲜明而又和谐统一的艺术效果（3 7 1 ~3 7 2 页）。在天坛，从圜丘到大享殿，丹陛桥逐渐升高，各种附属建筑远离主体建筑并隐蔽于丛林之中，以实对虚，以虚衬实，营造出崇高、空阔、宁静、肃穆和神秘的祭天氛围与意境（第4 3 4 ~ 4 3 5 页）。

　　四

　　宫廷建筑在中外都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有意思的是，前文提到的丹麦考古学家克劳斯·韩斯堡（Klavs Randsborg）对丹麦的皇家建筑也做过专门研究，如地处哥本哈根城中心的建于1 7 世纪的罗森堡塔楼。他通过实物观测、文献分析，以及与哥本哈根周边及英国同时期建筑的比照，考证了罗森堡塔楼的建筑年代、设计师，以及丹麦王室与英国王室的关系等。罗森堡似乎没有包含像明代宫廷建筑那样复杂的观念，给人更多的是和谐之美，但韩斯堡将罗森堡塔楼和其他一些建筑的尺度解析为建筑和艺术史上著名的“维楚维乌斯三角形”（Vitruvius Triangle），清晰地揭示出建筑中包含的科学与艺术。

　　韩斯堡称其研究为“考古学与建筑的相遇”，孟先生对明代宫廷建筑的研究也如此。孟先生的研究以两者的“相遇”，深刻地揭示了“物”于考古学研究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

作为“物”的明代宫廷建筑所蕴含的丰富信息，足以将我们引入研究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的广阔空间。同样重要的是，这项研究将明代的宫廷建筑由物质形态转化成知识形态，赋予了这些建筑更多、更深的涵义。

这些宫廷建筑在脱离了它所产生的时代后，于当今有可能只是作为单纯的“人造的物”而“自在地”存在着。但通过我们的“活动”赋予这些建筑物更多的历史、科学、艺术、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后，它们便由“人造的物”上升到了“人文作品”。面对紫禁城、天坛这些古建筑，参观者的感受可能因人而异。

我们尊重个体差异，但也需要在科学研究的引导下去更好地理解和欣赏。黑格尔曾这样说建筑的美：“通过它所有的形式使它的目的显得一目了然，而在它的这些关系的和谐配合中就把单纯的符合目的性提高到美”。

了解建筑的目的、形式和组合，可以让人认识到建筑何以为美。如果我们不只是观赏作为物质形态的紫禁城或天坛，而是对知识形态的建筑物有所认识，那我们所“看到”的建筑将不再是“那个建筑”，对建筑物产生的个体的直观感受，也可进一步上升为对历史的认识、对古人思维和智慧的理解。

　　还需要说明的是，对过去的知识有不断梳理的必要。关于明代的宫廷建筑，留存有大量的文字记录和研究成果。《明代宫廷建筑史》对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恰当的引用，将既有知识梳理、转化成为了新的知识。以此作为一种方式，知识得以不断沿袭、更新和增进。当我们在重述－ 重构传统的同时，我们也在重塑传统。这是孟先生此项研究的另一重意义。

　　“无物长存”。相较于物质形态的宫廷建筑，作为知识形态的建筑将保存、传承得更为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