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利用舟山群岛作为基地，对华东沿海实施封锁和轰炸。上海作为前线最大中心城市自然首当其冲。其中，以1950年2月6日的空袭后果最为惨重，史称“二六轰炸”。这对中共新政权来说是个沉重打击，同时也是个严峻考验。

　　作为政治事件的大轰炸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中共政权接管，可谓百废待兴。退逃台湾的国民党不甘兵败大陆之耻，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将封锁上海视为“1949年5月至1950年5月间最重大之任务”，不仅利用海上力量优势，对大陆沿海口岸实行军事封锁，还经常从台湾和舟山基地频繁派出轰炸机进行侵袭破坏。此外，国民党空军还不时骚扰与上海接壤的东南部沿海地区，如9月期间疯狂轰炸浙江东部，使镇海沿海岛屿几成焦土，宁波商业区精华部分近1/2惨遭焚毁。当然，就国民党轰炸大陆的整个程度来看，仍以上海所受损害最为惨重。

　　自1949年6月4日至1950年5月11日，国民党在这段时间内对上海累计轰炸扫射共71次，投弹593枚，造成4500余人伤亡。

　　国民党对上海市破坏最严重的一次当属“二六轰炸”。1950年2月6日上午9时，国民党空军混合机群17架分4批起飞，中午到达上海市上空，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此次突袭轰炸，共炸死市民542人，致伤836人，毁坏厂房、民房2500多间，“受灾市民共达五万多人；水电交通设备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二六轰炸”的主要目标是杨树浦发电厂、闸北水电公司、南市华商电气公司、卢家湾法商水电公司及其他工厂，妄图使上海陷于“电灯不亮、机器不动”的瘫痪境地。在大轰炸中，仅上海主力电厂杨树浦发电厂（以下简称上电）就被10枚炸弹命中，发电设备2/3被损坏，电厂负荷从10万千瓦的正常值一下降至零点，所有电力设施被迫停止运行。据时任华东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陈丕显回忆，上海“百分之八十的电力供应遭到破坏，百分之八十的工厂生产停顿”，全市发电量从156万千瓦骤降至2万千瓦，市区供电大部分停止，上海出现了工商业停滞、金融业倒闭、公交电车中途抛锚、家家户户电灯不亮的严峻局面。

　　电力续航：应急第一要务

　　“二六轰炸”距中国百姓最为重视的农历除夕2月16日只有10天，是中共接管上海后遭遇的最严峻考验之一。这次突发灾难，使新生的上海在全市范围内遭受社会经济重创，“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正如大病初愈的人，又染上了新的病痛”，整个社会体系几乎陷于瘫痪窘境，状况极其糟糕。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国民党的计谋得逞，必然会动摇上海市民对中共新政权的信心，会对新政权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甚或危及政局甫定的全国形势。

　　“二六轰炸”从2月6日中午12点25分持续至13点53分。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陈毅、刘晓、刘长胜等人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正在参加上海工人首届代表大会。得知消息后当即休会，市长陈毅指示各单位领导干部立即赶回去组织紧急抢修，恢复生产。7日中午，陈毅和潘汉年偕同公用局局长叶进明，前往发电厂视察灾情并慰问受难群众，勉励工友迅速完成抢修任务。在了解了轰炸和损毁情况后，陈毅紧急进行了军事部署，同时组织抢修电厂，动员全市力量支援上电。

　　7日下午，上电拟定了抢修目标。在市工会组织下，英商电车公司、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公共交通公司、电话公司和纺织、五金等各业职工，以及各机关、学校等60多个单位共2000余人，连夜冒雨赶赴上电，协助清理被炸成一片废墟的现场。经过40多个小时的奋战，2月8日清晨7时许，第一台机组恢复了发电，比向陈毅市长承诺的时间提前6个小时，并且发电量很快就达到2000千瓦。

　　在轰炸造成的各种困难中，与百姓生活最密切相关的首先还是电力问题。当天下午，上海市政工会召集各电力公司配电负责人汇报各厂损毁具体情况，同时明确了共同的与个别的紧急任务。电厂方面决定采取灵活措施加以应对，“当此紧急时期，处理发电之原则为将电厂发电机及锅炉分为三段运用，一段为供给厂内用电，一段为供给厂外重要用电，其他一段则供给非重要用户”。

　　全市总动员反击大轰炸

　　上海市政府采取一系列具体应急措施。党政军领导彻夜办公，部署应变工作。由于停电街灯失明，全市军警出动6万人组成巡逻队维持治安；工厂、学校、里弄居民组成自卫队、纠察队协助军警做巡查保卫工作；各公用事业的工友、工程人员，抓紧时间努力抢修，不避风雨，使许多被炸毁的地方得到及时修复；医疗卫生人员日夜不停努力救治伤员；各机关各团体迅速出动救济灾民，很快为5万人提供了食宿。

　　为防止敌机再次轰炸造成更大损失，上海市军管会发布紧急通知：第一，各工厂机器间周围，应即堆砌厚沙包，其顶上并予以伪装。第二，各仓库易燃物资应严格管制并作适当之分散，移至安全处所。第三，黄浦江上之船只，作可能性之疏散，并禁止载有燃料之船只靠近其他船只及码头仓库。以上关于私营部分由各管辖单位负责通知，并督促办理。第四，各机关应紧急行动起来，布置防空，指定防空防火负责人，配备消防设备，组建消防小组，清理易燃物资，以避免或减少一切不必要之损失为要。

　　在医疗方面，上海市卫生局联合各公立医院组建空袭救护站。负责全市救护工作。市民如遇空袭，遭受轰炸，“随时可打14325、14124两电话通知救护站，救护站将会派出救护车，赶往灾场救助市民，无力负担医药费者由当局斟酌减免”。随后，卫生局更进一步对空袭受伤人员提出照顾办法，通告各医药卫生机关，“应以防空救护作为最中心的工作任务，对空袭受伤军民给予优先无条件收治，并且医疗费用由卫生局结算”。

　　在轰炸中，全上海党政军和各阶层人士一致努力做救护、灭火和修复工作，“上海人民是沉得住气的，并不惊慌失措”。针对治安问题，上海市军管会颁布《关于防空期间七条禁令的布告》。具体规定有：“一、不准以各种信号指示匪机轰炸目标；二、不准以各种通讯方法向匪方供给情报；三、不准聚众骚动，扰乱治安；四、不准散布谣言，淆惑人心；五、不准纵火爆破劫盗或毁损国家财物；六、不准趁机伤害人民生命或抢劫人民财物；七、不准破坏交通及通讯设备。”对知情不报者罚，检举属实者奖，凡违反命令之一者，按其犯罪情节轻重，处以徒刑甚至死刑。

　　为进一步开展反轰炸斗争，上海各区“组织人民防护大队108个，中队413个，小队15875个”。有了这些前期努力积累的经验，当10月抗美援朝开始，破坏分子又蠢蠢欲动时，市军管会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冬防会”，各区成立冬防办事处，“组织人民冬防服务队2020个，开展防特、防匪、防空、防火和解决居民生活上共同关心的问题”。此后，在这些组织的基础上人民保护队逐步形成，最终改建成里弄居民委员会。这是上海首创的一种居民自治形式。

　　新上海的防空建设

　　当时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空中战斗力量，人民空军刚刚组建，正在东北、华北进行训练，尚不能执行作战任务，而仅靠地面高炮难以对敌机构成有效威胁，正因为如此，国民党空军有恃无恐，在轰炸前一日即2月5日，就在上海区域投掷传单，称：“凡居住于上海、南京、杭州、青岛、天津、北平、汉口、福州、厦门、广州各地之造船厂、发电厂、码头车站、工厂仓库、兵营及其他一切军事目标附近之居民，请即刻离开，以免遭受轰炸之损害。”完全没把解放军空中防御力量放在眼里。

　　2月6、7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正在苏联访问，并先后参观了苏联飞机制造厂和汽车制造厂。北京方面得知上海消息后，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代表中央于8日致电上海人民表示慰问。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接到上海市委请求支援的电报后，紧急抽调保卫首都的两个高炮团南下，以增强上海的防空力量；并于8、9日连续致电毛泽东，报告上海遭受空袭的严重情况，提出与苏联会谈加强上海防空的重要建议。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与随行的军事代表团研究后决定，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请其考虑给予上海防空以全面援助。对国民党的骚扰式挑战，毛泽东做出坚决反击，10日，他致电刘少奇，表示同意粟裕调四个师演习海战。12日，又电告林彪，“同意第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争取提早解放海南岛，进而给台湾方面造成更大压力。

　　外交上，中苏双方经过反复协商，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按此条约，由中国政府正式聘请，苏联政府派出由巴基斯基中将率领的一个混合空军防空集团，来上海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空中设防。因此，“二六轰炸”后数天，苏联就已决定为上海的防空提供支援。不过，为保密起见和避免不必要的国际争端，毛泽东在15日致电刘少奇，指出苏方“已决定派空军保卫上海，并且不久可到，其数为一个空军旅。此事须作许多准备工作，例如修理机场，保卫机场，在机场附近肃清特务等，但又要保守秘密，以便飞机用火车秘密运沪，待敌机空袭时一举歼灭之”，并希望能让粟裕来京当面接受具体事宜，再回沪秘密准备一切。由于保密工作做得较好，因此国民党方面在近3个月的时间内对苏联空军秘密援华毫不知情。

　　上海方面，2月11日，陈毅和粟裕签发上海市军管会公布令，将人民防空委员会改为防空治安委员会，任命郭化若为主任，统一领导全市防空治安。巴基斯基将军于2月19日抵达上海，开始了解和掌握各项军事参数指标。25日起，苏联防空部队混合梯队3500余人陆续到达上海，配有45架拉-11歼击机和60架轰炸机，3月，又调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亚音速飞机米格-15歼击机38架，在最短时间内扭转了国共双方空中力量的悬殊对比。3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上海防空司令部。为苏军提供保障、配合战斗。

　　苏联空军在3月23日击落入侵上海的国民党飞机，初战告捷。随后在4月2日和28日连续取得重大战绩。5月间，苏军四战四捷，先后击落国民党空军各型飞机6架，彻底制止了国民党方面自空中对上海的轰炸破坏。

　　社会经济秩序重归安宁

　　大轰炸对金融重镇上海的业务经营影响最为明显。金融业为百业之首,是社会经济的调节机构和神经中枢,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反应最为敏感。在突发灾难的轰击下，照明供应一度发生困难，所以“五洋”商品（洋烛、洋皂、洋油、洋火、洋烟）的价格首先开始上涨，粮食、纱布等其他日用品价格随之上升，与春节消费有关的商品价格也跟着大涨，货币贬值的压力更让人们觉得不堪重负。当时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的陈云认为，国民党对上海轰炸，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斗争。经统一调度，在全国各地的粮食支援下，上海的国营粮食公司集中力量，在短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开设50多家国营零售粮食店，仅在2月6～11日的一周内，就抛售大米128000余石，占市场成交总量的747%，粮价波动得到控制，使投机私商无隙可乘。由于国家敞开供应大米，“紧张的排队现象随即消失，市场和人心也都稳定下来”。

　　同时，由于实行现金管理吸收大量存款，就使得大量货币回笼，保证了现金收支平衡的实现，有力地协助了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上海市政府还通过发行公债和调集物资集中抛售，狠狠打压上海的投机活动，使涨风平息，并逐渐摆脱经济困境。时值上海解放一年之际，物价趋于平稳，结束了市场的混乱秩序，有助于大局的稳定。大轰炸对物价和金融两个方面的影响很快都得到控制，说明了中央和上海市政府所采取的各项城市应急措施显然是积极的、有效的。

　　余论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一度备受质疑。然而，大轰炸事件却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得到检验。在中共中央大力支持下，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最大限度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应对大轰炸，采取恢复供电、抚恤善后、防空反特、平抑物价、稳定金融、复工生产等积极有效措施，将因轰炸引起的社会恶性通货膨胀消灭在萌芽状态，粉碎了国民党封锁交通、窒息上海经济的图谋，在最短时间内消除了市民的焦虑和恐惧心理，稳定了上海市的局面，使社会运行机制恢复到正常轨道。从政治层面来说，在反轰炸的过程中，中央和上海的积极作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的凝聚力，增强了普通市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肇建未稳的新政权得到广大市民的信任和支持，政府公信力在此过程中也得以塑建，为上海乃至全国范围的基层政治总动员和国家社会的一体化提供了契机，进而有了稳步走向更大发展的可能。

　　从军事上来说，反轰炸的成功离不开苏联空军的支援，强大军事力量保证了制空权的掌握，是上海取得反轰炸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运筹帷幄，远攻海南，威胁台湾，近取舟山群岛，以治标更治本的战略措施，彻底解决了当时上海的空防之虞。在没有任何应急预案的突发情况下，毛泽东、陈云、陈毅等中央和上海高层领导人，利用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的相关经验，在第一时间即部署了全面的应对措施，并安排警力、军力适当介入以维护社会稳定，这样就具有高度权威性和强大震慑力。

　　反轰炸的胜利使上海这座城市在政治、经济上之于全国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因遭受轰炸而丧失，反而以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将其自身向心力强、凝聚力大、迅捷高效的特点更直观地呈现给了新中国和新时代，这对中共的城市政策和上海本身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反轰炸中，中国共产党总结出应付城市突发事件、处理危机的有效经验和必须建立人民防空体系的启示，当时即有工业内迁之动议，以及数年后梯次开展的上海小三线建设，都依稀可辨大轰炸的历史经验痕迹。（摘自《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原题为《一九五○年上海“二·六轰炸”及应对》，约14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