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国语语法篇》（1938）：仓石武四郎等对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编译意义

第七章 编译刘复、王力等文法著作（1937-1943）：呼应中国文法革新论争

第八章《中国语杂志》（1938-1943）：汉语语法研究特辑

文言编

第九章 《冈氏之中国文典》（1887）：日本汉语文言语法系统

第十章 《马氏文通》与日本广池《中国文典》（1905）：清末中日汉语文言语法理论体系的建立

第十一章 《汉文典》（1877-1911）：清末中日文言语法“谱系”

第十二章《标准汉文法》（1927）：结构主义“文典”模式

综合编

第十三章《日清会话》（1894）：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会话”课本系列

第十四章《日华会话辞典》（1906）：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会话”工具书

第十五章《中国语学》（1907）：对传播北京官话的意义

第十六章《现代中国语学》（1908）：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初次构建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守正出奇，探微知著

读商务版李无未教授著《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学史》

李湘

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学史》（2018年7月），是厦门大学李无未教授倡导“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众所周知，李无未教授是汉语音韵学方面的专家，尤以域外汉语文献的发掘与研究见长，而眼前的这部语法学史，按先生自己的话说，是“在翻阅域外文献时意外收获、顺手写成的”。这当然只是谦虚打趣的说法，“意外的”学术收获从来都不会是“顺手”可得的，只需对书稿稍作翻阅，即可感受到作者对汉语语法史多年关注的深厚积累以及为撰写本书而倾注的大量心血。作为这部书作的“抢鲜批”读者，我愿和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粗浅体会，也期望能借此机会就教于作者及广大同行专家。

一、筚路蓝缕：开垦汉语语法学的“国别-断代史”

兼有“国别”与“断代”特征的汉语语法学史专著，这应当是国内学者所撰写的第一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学者牛岛德次曾著有《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一书（1989，中译本1993），薄薄的册页记述了从江户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的汉语语法研究历程，算得上是一部简明“通史”。而本书却有颇为“另类”的断代处理：大体从明治维新以后到二战结束之前。洋洋三十万言，专述不到七十年的学术进程，自然是要走“精耕深垦”的研究路线。

若以《马氏文通》为标志，中国语法学建立的时间不过百十年，而语法学史方面的建设自然就更为晚近了。国内较早的学史研究来自胡附、文炼《汉语语法学简史》，此文载于《现代汉语语法探索》一书，1955年出版。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汉语语法学史研究可谓进入了鼎盛时期，自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1981）中单列《语法学的兴起及其发展》一章，尔后又有多部语法学史专著接连出版，如孙玄常《汉语语法学简史》（1983）、林玉山《汉语语法学史》（1983）、马松亭《汉语语法学史》（1986）、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1989），另外还有成稿于八十年代末出版于九十年代初的邵敬敏《汉语语法史稿》（1991）。此后的二十多年，尽管也还有语法学史方面的著述问世，但其整体影响力已经难以超越前作，倒是龚、邵二位先生的著作历经修订再版，仍然称得上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上这些语法学史著作均以国内学界为主要评述对象，对于海外研究情况则明显关注不够。尤其是近现代日本汉语语法研究的这段历史，或者全然不提，或者数笔带过，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难怪牛岛德次在《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中多处提出委婉批评，认为中国“最近刊行”的各种著作，对日本汉语语法研究的记述多有欠妥之处。实际上，即便是日本学者，他们对于本国近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进程及学术地位，也没有形成多少清晰的共识。诸如，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发端于何时？应当如何分期？分期依据何在？日本早期的传统汉语研究与现代语法研究有何渊源？日本、欧美、中国，三者在语法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这样一些学术史上的重要研究课题，包括牛岛德次在内的日本学者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之所以显得“荒凉”，主要还是因为学界（包括中国和日本）对这段学术历史关注不够。而“关注不够”又与“评价不高”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导致今天的学人“取次花丛懒回顾”。日本著名语法学家大河内康宪先生（1993）曾经的一番表态或可视为代表，在他看来，日本的汉语研究“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都是围绕汉文训读展开的，跟现在所说的外语研究性质迥然不同”，“由于这样的历史原因，严格地说在日本把汉语作为一种外语来进行研究，还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事情。”大河内先生这一评断，充分肯定了日本二战后汉语语法研究的长足进步，但与此同时，却又将战前汉语语法研究统统划归为“汉文训读”的范畴，明显低估了战前汉语语法学研究的自觉性和独立性。对于这一点，只要细读本书各章的评介内容，各位读者应当也能体会和认同。

至此我们也更能理解，为什么本书作者会把全书考察的核心范围划定为1877至1943年间的相关著述。看似“任性”的断代处理，其实蕴含了作者的深入考虑：1877年大槻文彦的《中国文典》是超越“训读传统”、迈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临界点，而由此至二战结束的这一段学术历程，正又是学界研究“欠账”最多的部分，唯有“精耕深垦”式的研究，才能针对性地补强汉语语法学史上这最为薄弱的一环。

二、独具匠心：缕析汉语语法学史的语体脉络

不同于此前的语法学史著作，本书并不执著于“先分期，再编年”的惯常体例，而是以书目为纲，注重梳理各家著述之间的沿革关系，由此形成了一个颇具新意的学史切入视角。留心本书目录，不难发现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全书十六章实际呈现出三条并行的时间线索：

I．第一章到第八章，所涉及著述的时间跨度为1877-1943年，主要评述日本汉语口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历程；

II．第九章到第十二章，所涉及著述的时间跨度为1887-1927年，主要评述日本文言语法研究的发展历程；

III．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所涉及著述的时间跨度为1877-1907年，主要评述日本汉语会话辞典、课本教参的编纂历史；（第十六章相对独立，似乎应该单列）

这样的编排策略充分显示出，作者在考察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历史时，具有自觉而清醒的语体区分意识，格外关注汉语本体在“文白”、“古今”、“体用”等方面的性质差异。采取此种编排体例的好处在于：一方面，有助于更清楚地审视口语语法研究、文言语法研究、汉语教学研究各自相对独立而又互相渗透影响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研究对象的性质差异对于研究理念、观点、方法的影响和制约，从而也能帮助我们解释学术史上种种学说纷争产生的原因，并且据此作出更为客观公允的学史评断。

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著作，并不特别在意研究对象的语体差异，通常把研究文言、口语的语法著述放置在同一把学术标尺下进行评价。这种做法对于讨论中国语法学史，倒也没有太多不良影响，因为自从中国语法学体系借助文言语体得以草创之后，很快就在五四文化运动的促动下转入了以口语语体为研究重心的阶段，此后语法学的理论潮流和发展方向几乎完全由口语研究来引领，至于文言语法研究，则逐渐合并到了另一个新兴的学科门类——汉语历时语法研究。可是，对于日本近现代尤其是二战以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来说，区分文言语体和口语语体却是非常重要甚至非常关键的。这是因为，在日本近现代历史上，汉语文言语法和口语语法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世命运和发展轨迹。汉语文言语法从萌生之初，就依托日本传统“汉文”研究的崇高地位而备受研究者瞩目；相反，汉语口语语法研究脱胎于实用目的的“官话”教学，“身世卑微”而长期不受学人重视。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文言语法与传统“汉文训读”一脉相承的“高贵血统”，却使得它在今天语法学史研究者心目中的地位显得颇为模糊。比如，日本国内真正意义上（或曰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研究究竟开始于何时？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给出的答案竟然都是以口语语法著述（而非文言语法著述）为标志的：牛岛德次认为，1877年大槻文彦的《中国文典》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之滥觞”；安藤彦太郎（1959，收录于王立达编译《汉语研究小史》）则认为1937至1938年间，仓石武四郎《中国语法篇》等才算得上日本国内真正学术研究式的汉语语法著作；邵敬敏《汉语语法史稿》在讨论日本汉语语法研究的发端时，也采取了与安藤彦太郎基本相同的看法。尽管各家学者对日本真正汉语语法研究的起点位置判断不一，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选取了口语语法著述作为划界标志。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更加审慎地考量，区分语体因素对于日本汉语语法学史的重要意义。

如果顺着本书缕析的语体脉络来重新考察，日本汉语语法学的起点问题就变得清晰多了。所谓“真正意义上、现代意义上”的语法研究，无非就是指摆脱了“汉文训解”或“会话教学”性质，以探索汉语自身规律为主要任务和核心内容的研究。对于日本国内现代意义的文言语法系统建立于何时，本书第九、第十章作出了周全的回答。根据这两章的详细阐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冈氏之中国文典》借鉴英国人日根尾《英文典》体系，不仅有成系统的“品词”研究，而且还涉及到了句法关系的初步探讨，显然已经超出了“汉文训读”的范畴；而广池千九郎的《中国文法》不仅对词类问题进行了独立完整的研究，而且还明确批评了以往学者“重品词、轻句法”的弊病，自觉开展了颇为系统的句法理论研究。此外，广池的《中国文法》几乎与《马氏文通》同时完工，其对日本汉语语法学的开创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比中，李无未教授又敏锐地发现，《中国文法》曾受到《冈氏之中国文典》的巨大影响，可以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先声著作。有了这样的研究铺垫，李无未教授将《冈氏之中国文典》定性为“日本汉语文言语法体系的初次构建”，而又将广池《中国文法》与《马氏文通》并置，称为“清末中日汉语文言语法理论体系的建立”，应当说是相当严谨和科学的表述。

至于日本口语语法研究的开端，本书作者大体认同牛岛德次的看法，把大槻文彦《中国文典》视为“日本汉语口语语法研究的先声”。但分歧在于，牛岛德次认为《中国文典》兼具“汉文典”（文言语体研究）和“官话”（口语语体研究）的双重性质，而本书作者却并不认同牛岛德次“从《中国文典》追溯日本现代文言语法理论源头的想法”（见本书141页）。在本书作者看来，如果能理清日本汉语语法研究的语体脉络，就可以得到更清楚的认识：大槻《中国文典》与《冈氏之中国文典》没有沿承关系，两者语体性质不同、理论体系独立，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也是“泾渭分明”，所以应当认定，二者各为日本口语语法研究和文言语法研究的发轫之作。本书之所能够获得这样思路分明、逻辑清晰的见解，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功于作者对学史语体脉络的梳理。

三、另辟蹊径：追溯汉语语法理论的东方源流

论及中国语法学的理论来源，可能多数研究者都会不假思索地承认——来自西方。不容争辩的事实是，从《马氏文通》、《新著国文语法》到今天国内流行的汉语形式、功能、认知研究，无不源于对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引进、吸收和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语法学理论的“西来说”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在本书作者看来，如果受缚于“西来说”的思维定式而无暇或不屑“东顾”，那就大不应该了。因为一旦我们放宽视野，全面考察近现代历史上中日两国在语法研究方面的复杂互动关系，就会发现，当今汉语语法学界盛行的“西洋理论”之下也潜藏着深层的“东方基因”。通过本书的评介可以看到，当下通行的汉语语法理论体系中，很多基础性的术语概念、观点方法，都能从日本近现代的汉语语法著述中找到直接或间接的源头。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汉语词类系统的划分和定名。龚千炎（1989：24）曾指出，“无论怎么说，是《马氏文通》第一次建立了汉语的词类系统，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然而很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大家都承认的”看法，遮蔽了学术史上的另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早在1869年的《文学书官话》以及对其进行注解的《中国文典》（1877）中，西方词类概念术语已经实现了非常系统的“汉化”。尤其是《中国文典》在注解《文学书官话》时，对词类名称的改造定型工作尤为值得重视，其拟定的汉译名称与今天学界通行的术语十分接近。不同于《马氏文通》，《中国文典》拟定词类术语时称“词”而不称“字”，而其中对“副词、形容词、助动词”等术语的定名和定性，更是意义非凡。实际上，已有不少证据表明，现行汉语词类术语系统与《中国文典》等日本近现代著述之间确实存在直接的沿承关系，例如本书第十一章就充分论证了章士钊《中等国文典》从日本引入“形容词”这个术语的可能性。

以上讨论，看起来只是在为近现代日本学人争取西方语法术语的“汉译”发明权，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西方语法理论术语的引入和对译，直接牵涉到研究者对于汉语性质、面貌的基本认识，必然会制约汉语中语法范畴的确立以及语法形式的认定。毫不夸张地说，这对于汉语语法理论模型的终端形态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往人们简单地认为中国语法学体系来自于西方，要么津津乐道于紧跟欧美前沿理论，要么忧心忡忡于“迷失汉语个性”，却很少有人会再去深究现行汉语语法理论的东方源流。正因如此，本书作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反思和发掘，无疑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除了追溯语法术语的东方源流，本书还特别注重挖掘文献著述背后的现代句法理论意识萌芽，并由此得出了一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结论。

吕叔湘先生曾在《中国文法要略》上卷（1942）中讨论词组与句子之间的种种转换关系，朱德熙先生由此盛赞道：“《要略》应该说是研究汉语句法结构变换关系的先驱”。而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1989：97）则进一步指出，“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中使用的‘句法结构变换’早了乔姆斯基一二十年”，显然意在强调吕先生在汉语“句法结构变换分析”方面的首倡之功。然而，研读过本书相关章节方才知道，日本学者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萌发的“变换分析”意识，比吕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还要早。据本书第四章的介绍，宫岛吉敏《中国语语法》（1921）一书中，“句式变换分析与词语替换比较分析交替进行”，尤其是对动词“态”的例示分析，“俨然是一个整齐的‘变换矩阵’”。在笔者看来，宫岛的相关例示分析是否已经“俨然”构成了“变换矩阵”，或可以再作商榷，但宫岛对句法结构进行“变换分析”的主动意识的确清晰可见。至本书第八章，李无未教授又介绍了刊载于《中国语文法研究号》的一系列文章，其中田中清一郎《关于“在”》（1940）一文，深入讨论了“在”字处所短语的位置与句式变换限制之间的关系，整个分析模式确实体现了“变换矩阵”的神髓。此文所讨论的“存现句”变换限制，至今都是汉语学界讨论的热门议题，由此可见田中清一郎所具备的“学术前沿”眼光。必须指出的是，田中的这一研究仍然要比《中国文法要略》早。当然，客观来说，无论是对于汉语句法关系的认识深度还是对于“句式变换分析”的理论自觉性，日本近现代学者的相关研究远不及《中国文法要略》，更难与朱德熙先生后来的研究相提并论。但是，若是要在学术史的意义上来探究汉语句法变换分析的源流，恐怕还是必须为宫岛、田中等日本学者写下一笔。

另一个让笔者颇为吃惊的发现是，本书第十二章在介绍松下大三郎《标准汉文法》词性研究时说：“松下大三郎认为，很多文法书，只把单词叫名词，并不正确，应该包括连词（词组）的名词。这种连词（词组）的名词，由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词构成，因为文法上的关系而相接续，其中一个词具有名词意义，并代表整个结构具有名词性的意义。比如：南柯之梦、旁若无人之行等。”（见本书159页）很明显，松下大三郎的这段论说其实是对描写语言学派“向心结构理论”的一种朴素表述。国内学界一般认为，明确引入并深入研究布龙菲尔德“向心结构理论”的是朱德熙先生（1984），而龚千炎（1987：106）则认为，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更早运用了布氏的这一理论（王力先生所区分的“仂语/非仂语”其实就是对应了“向心结构/离心结构”）。然而，松下大三郎的《标准汉文法》出版于1927年，不仅远远早于王力、朱德熙两位先生的论著，更不可思议的是，它甚至早于布龙菲尔德明确提出“向心结构理论”的《语言论》（1933）。那么，松下大三郎之所以能有此番高论，究竟是从其他途径接触到了“向心结构理论”，还是出于“英雄所见略同”的自发创见呢？如果是后者，那不仅是要改变我们对汉语语法学史的相关认识，恐怕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普通语言学史的理论源流认识也要一并修改了。在没有更多的证据之前，我们很难下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无论如何，日本近现代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都理应纳入到汉语语法理论溯源的视野范围。不难感受到，本书作者一直担负着这样一种“理论溯源”的使命感，而这也是本书超出牛岛等人前作的显著特色之一。

四、登高揽胜：勾勒东亚语法理论体系间的学术“环流”

无论是梳理语体脉络还是追溯术语源流，本书作者都是在践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学术构想——建立汉语史研究的“东亚语言学视阈”，勾勒东亚各国语言理论体系之间的学术“环流”。对此，李无未教授曾在《东亚语言学视阈的汉语史研究》一文中谈到，“东亚语言学视阈”指的是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语言学研究最优“整体性”视野，这超越了“国别”范畴和“语系”范畴，着眼于历史上“汉字文化圈”内“跨文化”互动而形成东亚文明的语言学学术观照理念。此前李无未教授已经深入探讨过汉语官话语音研究在各国之间的流变，生动地例示了“整体性”视野下的学术“环流”现象。而今对于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无疑又是立足于“东亚语言学视阈”的一次登临俯瞰。由此所见中日两国汉语语法研究之间的学术“环流”，在笔者看来，或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来理解：

第一个阶段：在中国传统训诂研究的影响下，日本产生了以“助字”训解为中心的“学科前”语法研究；

正如牛岛德次（1993）所指出的，以江户时代初期翻刻《新刻助语辞》为标志，“中国学者对‘助字’的研究真正传入日本，并发生重大影响”。这应当是中日语法研究历史上的第一次实质性接触，也可以视为中日汉语语法体系“环流”的起点。不过此时的学术影响基本上是单向的，中国学人在此过程中处于强势的输出地位，因此中日两国之间的学术“环流”尚未真正成型。

第二个阶段：随着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传入，日本学者模仿“西文语法”、结合传统理论，开启了“文典式”的汉语语法研究，并很快对中国学界形成“回流”影响；

中国传统训诂对日本汉文研究的持续单向输入，在多年后与传入日本的西方语言学理论进行嫁接，从而催化出了有趣的学术效应。典型的表现就是，“中国虚词训解和泰西‘文法’系《汉文典》”大量涌现（见本书第十一章）。这些“汉文典”的核心内容多在于借鉴西方语法的观念和理论来重新阐释汉语的“助字”系统，其实也就是对汉语虚词进行了更精细、更科学的句法属性描写与语义功能分类，这无疑是促使汉语虚词研究进入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的重要铺垫。除了虚词研究的进展，日本传统“品词”理论与西方词类学说相结合，同样极大促进了汉语词类方面的研究，进而又带动了汉语句法、篇章研究的一并发展。这一阶段中，日本学者在吸收和转化西方理论方面是明显领先于中国的。受其启发，中国学人在尝试自己构建汉语语法体系时，势必会同时向西方及日本“取经”。只不过，由于中日两国在汉字文化与学术传统上的共通性，因此那些经由日本学者改造定型过的西方术语，往往也能在中国学者构建语法体系时“即插即用”，这反倒容易让我们忽略了日本学人曾经的“汉化”之功。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对于中国语法学有一个重要的“回流”影响阶段，它和此前中国对日本的学术输出一起发生作用，构成了汉语语法理论体系的跨国“环流”。

第三个阶段：在对西方、日本语法研究的借鉴和反思中，中国学界重回汉语语法研究的主导地位，促成了学术“环流”方向的反转；

尽管日本近现代学人在汉语语法研究中一度取得了领先，但这一局面既不强势，也难持久。随着中国语法研究的进展，马建忠之《马氏文通》、来裕恂之《汉文典》、黎锦熙之《新著国文语法》，这些中国学者的著述很快一一抢占了日本汉语文言语法、口语语法甚至二语教学的学术高地，这就必然会导致中日两国间语法学术“环流”的方向反转。由此至二战结束，日本汉语语法研究总体上都处于追赶中国研究潮流的附从地位。本书第六、七章以《新著国文语法》、“文法革新论争”在日本的影响为例，客观地反映了这次“环流”转向的过程。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特别注重发掘此间日本学者研究的个性特色与独立创见，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评价这段时期日本汉语语法研究的水平，同时也能启发我们重新估量当时中国语法著述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

中日两国汉语语法研究之间的这种“环流”式互动关系，在二战以后逐渐被结构主义语言学大潮所冲释。日本国内于1946年成立了“中国语学研究会”（1946），并于次年开始刊发会志《中国语学》，这标志着日本汉语语法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的开始并不意味着中日两国汉语语法研究的分道扬镳，反而是昭示了二者在学术理念和学术地位上的并轨合流。随着普通语言学思想日渐深入人心，同时也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大潮的强势席卷之下，汉语语法学已经走上了独立成熟的学科发展道路，此时再讨论中日两国汉语语法研究之间的主从先后，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笔者猜想，这应该也是本书作者将研究下限划定在二战结束之前的原因之一。

从表面上看，本书的研究在地域上仅限日本一国，时间跨度不足七十载，但作者实际思考的却是跨越“国别”与“时代”的汉语“大历史”；看似狭窄局促的研究空间，却发掘出了质、量惊人的学术宝藏，不得不佩服作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宽广的学术情怀。而这样的眼光和情怀，对于我们还原学术历史的真相、明确未来研究的趋势，无疑都是不可或缺的。

五、余论

读完李无未教授的这部书稿，掩卷回味之际，还是会有些许意犹未尽的感觉。比如，本书着重讨论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但是否可以再增加篇幅介绍日本本民族语言的语法研究进展？可以看到，日本近现代的很多汉语语法研究者，同时也是日语语法研究的领军人物。比如大槻文彦不仅是日本汉语口语语法研究的先驱，更是日语现代语法研究的奠基人，所著《广日本文典》（1897）是日语文典与西方语法理论结合的典范之作，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若能参照其日语语法理论体系的构建情况，相信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和揣摩其《中国文典》中的语言观念和研究策略；又比如松下大三郎，其日语语法代表作《标准日本文法》（1927）和汉语语法代表作《标准汉语文法》（1927），不仅题名类似、体例趋同，而且竟然是同年出版刊行，二者之间进行平行比较的价值应当很高。

另外，是否可以再对比考察一下同时期的（或更早的）西方汉语语法著作？大河内康宪先生（1993）曾说，“明治以后与中国人接触的日本人不少，但是在交流中，致力于对现代汉语本身研究的人却非常之少。这同欧洲传教士关心现代语言，并留下许多丰硕的研究成果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我想本书作者大概不会认同“天壤之别”这样评断，却不知如果大河内先生当时就能读到李无未教授的这部书稿，看法是否会有所不同。由此便想到，如果能对日本、西方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那或许可以找到另一把丈量当时日本汉语语法研究水平的标尺，从而也更能坚实本书研究的成果。

再有，如前文所提到的，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追溯现代句法理论意识在日本近现代学史上的萌芽。不过，有些理论溯源的结论也许还可以再作讨论。例如本书第四章提到，宮島吉敏《中国语语法》“打破了传统的汉语语法没有“格”范畴的观念，具有明显的名词“格”范畴意识。”进一步又指出，这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菲尔墨“格语法（CaseGrammar）”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笔者看来，宫岛吉敏在汉语研究中引入“主格、所有格、使用格、目的格”等术语在当时来说确有新意，但若论理论缘起，这些术语的使用并未超出西方传统语法对于“格”的认识范围。至于菲尔墨上世纪60年代所提出的“格语法”，“是在生成语法框架内设计的一种语法分析方法”，它不同于传统“格”研究的本质区别在于，“格语法”所说的“格”是深层结构的格，“与表层形态或句法上的任何成分没有系统的对应关系”。（参见克里斯特尔《现代语言学词典》）既是如此，认为宫岛吉敏的研究与“格语法”有同工之妙，恐怕还是褒扬过头了。

最后，本书中涉及了大量的文献和史实，能否通过编绘年谱、表格、图示等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视性”？能否更详细地介绍相关珍稀文献的索引方式或馆藏地址？这样的期望虽然有点儿“贪心”，但若真能满足，相信还是会很受读者欢迎的。

主要参考文献：

仓石武四郎《日本中国学之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大河内康宪主编《日本近、现代汉语研究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

戴维﹒克里斯特尔主编《现代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

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语文出版社，1987年。

侯精一、施关淦主编《与汉语语法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

刘耀武《日语语法研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刘正《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

王立达编译《汉语研究小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

牛岛德次著，甄岳刚编译《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

邵敬敏《汉语语法史稿（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6年。

朱德熙《关于向心结构的定义》，《中国语文》，1984年第6期。

编辑：浮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