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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1938年年底，参加完六届六中全会的周恩来刚回到重庆，就立刻约见了叶挺，当时的叶挺由于和项英不和，打算离开新四军，到华南出任东江游击司令。周恩来把中央希望叶挺留在新四军发挥更大作用的意见告诉了叶挺。

叶挺表示，自己愿意顾全大局，但和项英实在难以展开合作，他愿意去八路军直接带兵打仗，不论到哪个师，担任什么职务，他都可以。

周恩来听后握住了叶挺的手说道：“我代表毛泽东同志向你赔礼道歉，项英给你的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真对不起你。华中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你是两党共同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不好随意变动。对项英在新四军发展方针和内部团结所犯的错误，党中央很重视，我们正在设法纠正。”

在周恩来耐心的批评、劝导下，叶挺最终同意了重回新四军。叶项矛盾看似就此告一段落了，但实际上并未彻底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最终改变了新四军的命运。

项英、周恩来、叶挺（左起）

陈毅：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项英临危受命，出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领红24师和地方武装1.6万余人留守中央苏区。后来，他又和陈毅一起在赣粤边境的油山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后来成立的新四军，正是以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基础组建起来的。而项英作为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他理所当然地被任命为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和东南分局书记，同时他还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

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话语权，而叶挺作为新四军的军长，他甚至不是党员，这导致他在新四军中的地位有些尴尬。

在叶、项两人合作的初期，两人之间还是非常愉快的，当时新四军还在草创初期，面临着一系列的改编、组建、集训的工作，在这一时期，叶挺主要负责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同时负责部队的军事训练和作战指挥。而项英主要负责和党中央、长江局打交道，在军队内主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工作。

在这种合理的分工下，叶项配合密切。但是，随着新四军的组建完成，部队任务的改变，这样的权力格局和任务分工的不足被暴露了出来，两人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陈毅在《1938年到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曾指出：“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这番话不仅对项英的“大权独揽”提出了批评，也对项英的军事能力提出了批评（“强不知以为知”）。

项英的“大权独揽”表现于，他始终以一种怀疑和不信任的关门主义态度对待叶挺，在很多重要的军事战略问题上，项英在和中央商讨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叶挺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很多决策都是党委会议讨论后决定后，但由于叶挺不是党员，他却无法参加党委会议。

在军事眼光和军事能力方面，应该说项英是不如叶挺的，毕竟叶挺当时是赫赫有名的铁军军长。新四军组建后，中央制定了“迅速挺进敌后，发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方针决策，叶挺认为这一决策非常重要，应该及时执行，但项英却对此犹豫不决，因为他对中央精神认识不足，对向敌后发展的执行力度不够，导致新四军错过了一些非常好的发展机会。这也是叶项矛盾爆发最主要的原因。

项英是我党典型的工农干部，他出身农家，15岁开始在织布厂当纺织工人，历经坎坷和艰险，一步步走上了革命之路。而叶挺则家境相对富裕，受过良好的教育，20岁就以优等生的身份被保送到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了一位职业军人。

项英生活朴素，他喜欢剃光头，无论冬夏都是一身朴素的灰色制式军长，工作起来一丝不苟，严肃又庄重，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而叶挺穿着整洁，不是穿将军服就是皮夹克、西装，他视察部队时常骑战马，身后副官、参谋、卫士相随。叶挺的交际活动很多，他常叫自己的厨师做一些客家名菜招待军部的同事、来访的外国人士和国民党的高级人员，闲来无事，他会叫来自己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曾几次受邀去也叶挺家吃过饭，但几次之后他就再也不肯去了，因为他觉得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叶挺看起来温文尔雅，但实际上他是一个性格倔强，自尊心很强的人。当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受到了李立三和王明等人的无端指责，共产国际也把责任推卸到了他的身上，不允许他到东方大学作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叶挺愤然脱离了党组织。

叶挺的这段经历在项英看来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他因此对叶挺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他对革命是忠诚的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事实上，后来叶挺被囚的5年牢狱生涯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忠诚和彻底的革命者。）

项英的思想一直转不过弯来，这导致他把叶挺看做是一个“统战对象”，而不是“新四军军长”，所以在那段时间就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才能执行”的奇怪现象。

叶挺提出辞职，周恩来：我代表毛主席向你道歉

叶挺和项英的矛盾最终不可避免地惊动了中央，在得知事情原委后，毛主席曾多次电告项英，告诫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1936年6月，叶挺为了筹措新四军的经费来到了武汉，并向长江局的领导倾诉了自己有权无职的窘境，他建议在新四军内成立一个“新四军委员会”，让他参与到议事的过程。周总理和叶剑英随即向中央汇报了叶挺的想法，并建议中央采纳叶挺的建议。中央很快通过了这项建议。

然而，新四军委员会虽然成立，但实际上并没能起到预想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叶挺致电长江局，提出了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的请求。周恩来等人回电挽留，称项英即将去延安开会，新四军的工作需要他来负责。等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长江局会派一名同志去检查整理新四军的工作。

项英离开后，叶挺受到广州余汉谋的邀请，打算出任东江游击司令。中央通过在广州工作的廖承志指示叶挺：华中的战略地位比华南重要，请他继续留在新四军中。而国民党方面也抓住了叶挺要出走的话柄，扬言要给新四军重新委派军长，或者干脆把新四军改成游击队，相应的军费也要削减两万。

在这种情况下，刚刚参加完六届六中全会的周总理一回到重庆就立刻找到了叶挺，向他传达了中央希望他留在华中工作的想法。叶挺表示，自己愿意顾全大局，但和项英实在难以展开合作，他愿意去八路军直接带兵打仗，不论到哪个师，担任什么职务，他都可以。

周恩来听后握住了叶挺的手说道：“我代表毛泽东同志向你赔礼道歉，项英给你的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真对不起你。华中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你是两党共同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不好随意变动。对项英在新四军发展方针和内部团结所犯的错误，党中央很重视，我们正在设法纠正。”

39年2月，周总理亲赴新四军军部，向他们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的战略精神，并就由来已久的叶项问题做出了指示。他指出：“叶挺作为党外人士是暂时的，他没有入党是因为这对国共合作更为有利。如果不是出于这个考虑，他的党籍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周总理强调：“能否团结叶挺，是新四军内部团结的关键问题所在，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不能好好处理，就要犯错误。”

在周总理的批评和劝导下，项英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在周总理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做了上万字的自我批评，并主动将军事指挥权和军事干部的安排权交给了叶挺。

叶挺回到新四军后，项英放下面子，主动向叶挺示好，对他的生活起居多有关照，两人常常一起吃饭，有时候还一起下棋。

至此，两人之间的私人问题算是得到了解决，但是对于部队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布局，两人的想法却还是未能达成一致。

毛主席严厉批评，皖南事变悲剧上演

1940年10月，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在贵池、郎溪等地布置了8倍于新四军的兵力，这个口袋阵足以一口将新四军吃掉，但此时的项英却没有及时地下定决心让部队向北转移，他在走和不走之间犹豫不决，这让叶挺感到非常困难。

随着皖南形势的日益严峻，中央对新四军的行动迟缓也越来越关注，这年12月，毛主席代表中央书记处致电新四军：

“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如此严厉的批评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收到电报后，叶挺作为新四军的军长感到非常惭愧，他致电中央请求辞去军长职务，在项英的极力劝说下，这封请辞电报才没有发出去。

新四军军部随后召开会议，由项英宣读了中央的这份电报。念完后，项英沉重地说：“请大家再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叶挺则说：“都什么时候，还在讨论行动方针？现在需要的是决定走哪条路线！”

随后，新四军参谋长周子昆提供了大部队突围的3条路线，在路线的选择问题上，叶挺和项英再次出现了不同意见，这次会议最终也未能讨论出结果。

最后，叶挺做出了妥协，皖南部队选择了按照项英的突围方案进行转移。但由于整个转移方案都是在受到中央批评后临时做出的，部队显得准备不足。

当我皖南部队行进到茂林地区时，实际上陷入到了顾祝同事先设置好的包围圈之中。此时叶挺认为，必须当机立断，哪怕付出一些代价，也必须突破在前堵截我军的防线——星谭。项英此时还处在犹豫阶段，他认为应该召开会议讨论此事。结果会议从3点开到10点，却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这宝贵的7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

此时的叶挺是无力的，他对项英说：“我们如今陷入重围，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请你们尽快说出你们的意见，哪怕是错误的决定，我也一定服从。请项副军长尽快决断。”

最终，项英否决了正面突破星谭的方案，下令部队原地返回，向西南前进。从事后的角度来看，这个决定是非常错误的。

最终，皖南部队9000人共有1000多人成功突围。叶挺在下山与敌谈判时被扣入狱，经历了5年牢狱之灾。期间，他拒绝了蒋介石的劝降，并作《囚歌》表明自己的心志：

项英和周子昆携带新四军军费突围，在来到茂林东南濂坑石牛窝村的蜜蜂洞时，被军部副官刘厚总杀害。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则因为受伤不愿拖累战友，选择了自尽……

这就是著名的“皖南事变”。

叶挺在监狱中曾说：“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而是对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闻，竟然完全按国民党顽军设计的陷阱走，最后铸成大错。”

叶挺被囚期间，我党在和国民党的历次谈判中，始终将释放叶挺作为重要的条目。1946年，在多方的努力之下，国民党终于同意以在邯郸战役中被俘的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为交换条件，释放叶挺。

获释第二天，叶挺就给毛主席写信，表达了自己愿意重新加入共产党的请求。毛主席当即回复同意。此后叶挺又参与了国共谈判三人军事会议。4月8日，他乘坐美军观察组的C-46运输飞机由重庆回延安，毛主席率领朱老总、任弼时、刘伯承、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早早前去延安机场迎接，最终却没能得到飞机的降落。

不久后，中央才得知这架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坠落，飞机上的人员全部牺牲。其中包括叶挺夫人李秀文、五女儿扬眉和幼子阿九及小保姆，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志。是为“四八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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