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神书”性格需要依托史书性格才能成立，二者相辅相成而非相互分立。随着律令体制的瓦解与中央权力的演变，推动官方修史活动的现实政治条件不复存在，日本古代的官修正史也在延喜元年（901）修成《日本三代实录》后彻底中断。此后，官修正史的权威性随之衰退，《日本书纪》史书性格的重要性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到削弱。

二、《日本书纪》的注释、解读与神道经典化

在国家权力兴盛的奈良、平安时期，朝廷会定期举行研究《日本书纪》的讲读活动。至国力衰退、官方讲读中止以后，私人注解占据主流。特别是中世以来，对《日本书纪》文本含义以及相关文化、知识、信仰内容的私家注释、解读陆续展开。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代表性著述是成书于镰仓后期的《释日本纪》、成书于室町中期的《日本书纪纂疏》以及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日本书纪神代抄》和《神书闻尘》。

从卜部兼方、一条兼良到吉田兼俱的中世《日本书纪》注释研究，出现了某种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式的转变。原本作为《日本书纪》解读工具的神道观念和知识，在与儒学、佛教的持续统合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以《日本书纪》为材料的思想体系，并进一步奠定了其“神书”性格的主导地位。

三、近世儒学视野下的神道思想与林罗山的“神书”观

进入近世之后，一方面，以吉田（卜部）神道为代表的中世神道依然持续发展，并在儒、佛、神“三教一致”思想的影响下，衍生出诸多“神儒合一”式的神道思想类别。另一方面，统一政权江户幕府的建立与“元和偃武”结束了日本的长期战乱，如何稳定治理国家成为新兴武家政权的主要课题。利于统治的儒家思想在日本得到广泛宣扬，基于巩固统治权威、构建合法性等政治意图的修史活动也陆续展开，客观上推动了《日本书纪》史书性格在文化人阶层的“回归”。在《日本书纪》研究方面，不以“神书”性格为先决条件、基于双重性格前提的研究也得以再次出现，近世大儒林罗山便是其中的代表。

林罗山进行神道研究的真实意图是宣扬儒家思想、影响政治活动，神道不过是其注解儒家思想、实现“从俗教化”的参照物和工具而已，《日本书纪》的“神书”性格在林罗山眼中已不再具有主导地位。同时，林罗山并不认可《日本书纪》不可证伪的宗教经典地位，甚至否认《日本书纪》中天地开辟、诸神诞生、天孙降临等神话的真实性。林氏以“太伯起源说”注释神武天皇传说之事，就鲜明地表达了这一态度。林罗山虽认同“太伯起源说”，却并无将其树立为正统历史叙述的想法，对其真伪亦存考据层面的谨慎态度。这清晰地反映出林罗山重视《日本书纪》的史书性格且以之为研究前提的史学立场。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林罗山融合“神儒合一”观念与史学研究立场，提出了以双重性格分立为前提的《日本书纪》解读范式，但这只是少数深受中华文化影响、谙熟史学传统的日本儒者的立场。事实上，在近世的《日本书纪》解读活动中，“神书”性格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就连林罗山本人也在受托论述神道时奉其为圭臬。

（本文全文发表于《日本文论》2022年第1辑（总第7辑），第3—16页，仅摘编部分内容，注释从略。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图片来源于网络。实习编辑陈嘉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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