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菊与刀》

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

成书时间：1946年

出版信息：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版

“二战”结束前，主要出于“战后对日政策”制定的需要，美国急于弄清楚，他的这个对手在想什么，会怎么做？那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译者序言）

出于此目的，一批专家、学者受政府委托，着手对日本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本书作者，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便在其中，她于1944年6月开始，着手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去解析日本（日本人）。本书便是此项研究的成果之一，1946年出版，1949年初被译成日文……

“二战”中的多次交手，日本人的行为方式，着实让美国看不懂。这个对手太过特别，正如作者开篇第一句：“……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捉摸不透的。”P1

这些的“捉摸不透”，一部分来自于作者所列举的，日本人的各种“矛盾”行为——那一堆的“既……又……”P2（这也正是书名《菊与刀》——同样的一对矛盾体——的由来），以及随之而来的“善变”的行为；另有一部分，则基于文化根本的差异比较，引出了有关日本人性格的一个著名论断，也正是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关于日本文化研究的著名范式——“耻感文化”。下文将对此两者进行解释。

详述之前，先说明两点：

首先，本文中对于日本人行为和性格的描述跟解释，基本都从这本“旧书”而来，那并不代表对今日之日本的判断。《菊与刀》成书距离现在已七、八十年，“二战”结束到今天，日本人和日本社会，一定有了巨大的变化。

另外，有关日本学者对于本书的态度，书后“附录二”有所提及，非常重要，让我们得以辩证地看待这部“名著”。

“这本书‘把日本人的丑陋面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我们进行深刻的反省’。”P292；“此书所论只是‘日本军人的模式’、‘日本国粹军人的模式’，不能说是‘日本文化的模式’。”P296

大致看来，在日本学者眼中，对于本尼迪克特，其在特殊环境、有限时间内，所完成的这份“工作”，其看法大致有二，一则肯定了作者的诚意与研究价值，二则批评书中内容“以偏概全”：将战时部分士兵的表现去类推整个的日本人群体；且由于作者身在异域，参考的资料有限，对于具有悠久历史、复杂文化的日本，无法窥其全貌。

死不足惧

鉴于作者此项研究的时间点和所处环境，二战中日本军人的表现是最直观也最丰富的证据。比如，文中列举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数字，在日军第一次的大规模投降（霍兰迪亚Hollandia），这一比例为1比5，在某些战役中（缅北），甚至高达1比120，而西方国家的军队，这一比例大约是4比1，“（西方军队）阵亡者如果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该部队罕有不停止抵抗的。”P37

除了投降人数比例上的差异，其它方面，作者通过日军和美军的行为差异，观察日本人思想的特殊性。比如美军战俘会在意更好的医疗和急救，并且希望将自己的信息通知国内和家人，这些在日本军人是很难理解的。“投降是可耻的，这已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思想深处。”P38正因为如此，日本军人对于投降，甚至对于作为战俘而获得应有的救助，都会视作是耻辱而排斥。在受辱之后，被杀或者自决，似乎更容易被接受。

因为耻辱而宁愿选择死，这也让人想起在不久前的“新冠”中，关于日本的一则新闻：2021年1月，东京都一位30多岁女子感染新冠后，在家中隔离期间自杀身亡，留下的便条上写着“因为自己的原因给周围人添了麻烦，非常抱歉……”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但为何在日本人身上，对其会尤为“敏感”，乃至常常因此而走极端？这是本尼迪克特试图要解开的疑问。

耻感文化

正因为感受到了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过敏”体制特征，作者提出了关于日本文化的重要范式——“耻感文化”。

日本社会，笼罩着一种特殊的力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受着这种力量的左右——“知耻为德行之本”P202。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是日本社会在长期的政治、历史、地理、经济、人情的氤氲中，堆叠、酝酿而生的。本书对此用了大量篇幅（第三~第十章）做了细致的描述，让我们对于“恩”、“情”、“义务”、“义理”、“善”、“恶”等等这些概念在日本人精神中的体现和影响，有了清楚的认识。

下文，仅从日本的所谓“耻感文化”同西方和同中国的主流文化差异，来做比较以呈现一二。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后起之秀，日本的社会、文化，显然同他的西方导师们，有着根本的差异。这些的差异当中，作者究其根本地提出了所谓“耻感文化”同“罪感文化”的区别。

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罪感”特点，人的所思所做，多能体现这种“由内而来”的思想底蕴的影响，做错了事会有罪恶感和内疚感，并且可以通过坦白、忏悔来减轻的思想负担。这样一类的思维模式和精神状态，作者总结那源于西方宗教和哲学，其中都会提到一类必须无条件遵守的行为准则——具有绝对性的最高的道德标准（《圣经》中的有关内容则称为“金箴”）。反观日本人，“他们不诉诸于绝对命令和金箴。”P176，“耻感”多“由外而来”——行事原则依赖外部环境：“别人怎么看”，而不是“自己如何想”。做错了事，忏悔基本没用，更多是感到懊恼和羞耻。

对此二者，作者的总结：“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行。”P202

比照中国文化，我们当然会有更多的体会。当探讨这位邻人的“耻感”之时，自然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谓“羞恶之心”，圣哲们屡屡提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的确，日本人的“耻感”往往会导致更多的“义气行事”。这种行为模式，有些类似于中国文化中我们熟悉的所谓“侠义”，“讲义气”。

书中关于“四十七勇士”的故事（P180）便很能够让人观察和理解日本人所推崇的“义”。这个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关于复仇的历史事件，其中关于对主君的“义”，对于“将军”的“义”，为“义”杀人，又为“义”自杀……从中让人直观的感受日本人“舍生取义”的处事原则。（额外提一句，对于理解日本人的思想，这个故事是一绝佳的窗口，不可错过。）

上文虽借用了孟子的“舍生取义”，但勇士们的行为，更多体现的是我们在一些“武侠”文化中所看到的——那一种“侠气”，这与儒家文化中的“义”具有很大的不同，“侠气”也绝非儒家主流文化所推崇。

中国文化一向是“仁、义”并提，且“仁”的地位更高。但是，“仁”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却并不重要——“事实上，‘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德目，丧失了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P108显然，这位邻居在引入中国文化的过程中，绝非全盘照搬，而是有选择性吸收的。

在中国儒家看来，忠、孝等标准，要讲，但也会辩证地讲，有条件的讲（比如“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没有了仁的“居高临下”，在日本，一些在我们看来更有价值的那种辩证的思想，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而只强调绝对的忠，绝对的孝……

还回到“四十七勇士”的故事。幕府的使臣因为陷害自己的主君，被义士们所杀，这在中国，似乎就该圆满了，因为杀手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忠”——被杀者级别较高，但这显然符合更高的道德标准，杀的对。但在日本，由于文化氛围中没有那样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让义士们辩证地对刺杀行为“释怀”，事后，他们也只能选择自杀，唯有如此，方能圆满。这个日式的“完美”结局，让“四十七勇士”的故事得以升华，并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精粹而久远流传。

对于辩证地对待“名誉”、“受辱”诸事上，再比较中、日的差异，来进一步理解。

看书中对于日本人的描述，可以说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坦率并且不容辩驳。比如对于“毁谤”——在我们看来并非那么的严重，但对于日本人，“毁谤会玷污名誉，必须雪洗，必要时也需要对毁谤者进行报复，甚或自己自杀。”P133

这些反应和行为在我们看来，显然是“过敏”了。中国文化中主流的思想，比如对于诽谤和侮辱，会用所谓的“妄人”来评价对方，认为对方那是不讲人话、不办人事，可以并且应该“无视”——“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有何难焉？”

善变

说到日本人的行为在外人眼中的矛盾性和善变，作者提及最多的还是投降前后，日本人的表现。“在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国民对敌人作战直至最后一兵一卒。天皇一广播宣布投降，对‘忠’的要求就发生了变化，日本人一变而对外来者表现出合作态度。”P177作者进一步描述：“择定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P39

对于这种“善变”的解释，一方面正如上文提到的，由于没有“更高的道德标准”的要求，当来自外界或者来自高处的要求变了，在“忠”和“义理”等道德标准的指导之下，日本人的想法便随之改变，所以，当天皇的态度变了，人们便很自然的转向……

另一方面，书中关于日本人的“是非观”的内容，也可以用来做间接地理解。“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出戏……”P178可以提供佐证的，我们看日本电影或新闻，对于某些在我们看来错误的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日本人的态度不会如我们那般的强烈，而往往是采用一种较为温和、表示理解的态度视之。也许正因为对所谓的善、恶，没有那么的泾渭分明和在意，这也间接导致了日本人行为的矛盾性。

完

202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