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大量乡村人口流向城市，乡村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74%下降到2017年的42%。随着乡村人口减少，乡村地区村庄的数量也发生了变化，从1990年的377.3万个减少到2017年的244.9万个，平均每年减少4.9万个[1]。为此，政府提出乡村振兴计划，财政支持力度逐年加大。然而，随着乡村人口的减少[2]，乡村聚落变化迅速，有些聚落快速衰落甚至已无人居住。如果对这些聚落进行大力投资，可能对国家财力造成巨大的浪费，并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3]。在此背景下，应如何有选择地进行乡村振兴，如何调整和优化乡村聚落呢？

日本属于发达国家，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经历了乡村聚落的快速演变，并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日本和中国一样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且山地多、耕地少。另外，中日两国同属东亚国家，都受到东方文明的影响，在乡土观念、居住需求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总结日本乡村聚落演变，可能会对中国乡村聚落的调整有所启示。

目前国外学者已对日本乡村聚落变化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分析了日本乡村聚落变化对公共服务水平、财政支出、行政效率等方面产生的影响[4-8]。比如，Shimizu[9]利用倾向得分的方法，对日本市町村合并对民主、效率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市町村合并后可以增加老年护理以外的公共服务、公共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Tomoya和Hiroshi[10]基于日本2008年1093个城市的横截面数据集，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局部支出函数，结果表明在町村合并的背景下，其城市扩张将对地方财政支出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此外，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日本乡村聚落变化：一是分析町村结构变化，对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影响[11-13]，二是研究日本町村合并过程，为城镇发展提供经验[14-16]。总结国内外对日本乡村聚落演变的研究发现：目前学者集中分析乡村聚落演变的益处及其对城市化促进作用，而如何借鉴日本的经验对中国乡村发展的启示研究较为缺乏。

鉴于此，本文将分为两个部分展开探讨。首先，利用日本1920—2015年町村数量和人口规模变化的数据，分析日本乡村聚落的时空演变过程。然后，解释町村变化的影响因素，旨在为中国乡村发展和聚落调整提供参考。

总体来说，1920—2015年各等级町村数量变化具有3个特点(表 1)：村庄规模越大，村庄衰落(数量减少)得越晚；由于大规模的町村合并，小于0.5万人口规模的町村最先减少，且减少的幅度最大，但是在过快减少的过程中，村落数量(在1960—2000年)有反弹的趋势；在城市化后期，不同人口规模的町村数量都在减少。基于这些特点，可以把日本町村数量变化划分为4个阶段：1920—1950年、1950—1960年、1960—2000年及2000—2015年。在不同阶段，町村数量变化差别很大，具体分析如下：

1920—1950年，町村数量大幅度减少，减少最多的是人口规模小于0.5万的町村，从10048个减少到6628个，约减少33%。其他各个等级的町村数量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增长最多的是人口规模为0.5万~1万的町村，从1639个增长到2658个，约增长62%。

1950—1960年，人口规模低于1万的町村数量都在下降，其中，减少最多的是人口数量小于0.5万的町村，从1950年的6682个减少到1960年的343个，约减少95%。在此阶段，人口规模在1万~3万的町村数量增长态势显著。

1960—2000年，人口规模小于0.5万和大于3万的町村数量开始逐渐增长。增长最多的是人口规模小于0.5万的町村，从388个增长到723个，约增长86%。此外，其他各等级町村数量都在减少。

2000—2015年，不同人口规模的町村数量都逐渐减少, 且减少幅度在55%~75%之间。值得一提的是，1万~2万人口的町村数量减少幅度最大，约减少75%。

与上述不同人口规模的町村数量变化过程类似，1920—2015年日本不同等级町村的人口变化也可概括为4个相同的阶段，具体分析如下:

1920—1950年，0.5万人口以下的町村人数显著减少(图 1)。此外，其他各等级的町村人口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主要表现为0.5万~1万人口的町村人口增加的态势最显著。1950—1960年，受第2次大合并(1953—1961年)的影响，小于0.5万人口以下的町村人口数量在该阶段继续减少，且人口数量减少的幅度最大，甚至人口在0.5万~1万的町村人口数量从该阶段开始逐渐下降。另一方面，大于1万人口的町村人口数量仍保持增长态势。1960—2000年，人口在0.5万以下和3万以上的町村人口增长趋势逐渐明显。相比之下，大于3万人口规模的町村人口增长态势更为突出。与町村数量变化相似，2000—2015年各等级町村人口数量都在下降。

综上所述，1920—1960年，人口小于0.5万的町村人数急剧下降，人口在0.5万~1万的町村人数波动下降，1万~3万之间人口规模的町村人数持续增长。在1960—2000年，无论是乡村聚落的数量分布还是乡村人口分布都呈现出明显的“哑铃型”特征，即两头(人口小于0.5万和大于3万人的町村)增长较快，中间(乡村人口介于0.5万~3万人口的町村)收缩。2000年之后，不同规模人口的町村人数都呈现下降趋势。

由于研究数据的限制，我们仅从县(都道府)级尺度，重点分析1980—2015年町村数量和人口变化的时空特征。在此，先分析町村数量的时空特征，具体如下：

1980年拥有町村数量较多的县级行政单元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和北海道(图 2(a))。其中，北海道地区町村数量高于100个。在1980—2015年，从东北向西南，町村数量的下降幅度逐渐增加(图 2(b))。其中，町村数量下降幅度最小的区域是北海道，减少率低于30%。而下降幅度最大的区域包括：一是濑户内海沿岸两侧，如冈山县、广岛县、山口县等，减少率均超过80%；二是中部地区，除长野县，町村数量减少率均高于70%。

1980年町村人口分布最多的区域在中部及以东地区。其中北海道的町村人口最多。1980—2015年町村人口增长的区域分布在都市圈地区，且离都市圈越近町村人口增长率越高，具体分析如下：

1) 从町村人口的空间分布(图 3(a))来看，1980年町村人口数量较多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北海道、东北地区的太平洋沿岸及都市圈周围。其中，北海道的町村人口超过45万。町村人口最少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日本南部的中国、四国地区，该区域的町村人口均低于25万。

2) 从町村人口的变化幅度(图 3(b))看，1980—2105年町村人口增长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都市圈(即东京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和大阪都市圈)周围，如东京都、名古屋、大阪，其町村人口数量增长率均大于10%。相反，除富冈县外，其他地区距都市圈越远，町村人口下降越快。其中，东京都市圈以东地区的大多数的町村人口减少率低于20%。

町村数量从1920年的12161个减少到2015年的927个。其中，低于5000人以下村庄减少的个数最多，从1920年的10048个减少到2015年的326个，约减少96%。快速减少的原因主要包括3个方面：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日本政府顺势而为，有效执行“市町村合并促进计划”；有选择地振兴部分町村。

20世纪日本经历了快速城市化过程，和许多欧美城市化历程一样，城市化进程也非常像一条被拉平的倒S型曲线(诺瑟姆曲线)，并可以明显划分为缓慢发展的前期阶段、加速发展的中期阶段及稳定发展的后期阶段。从1920—1975年，日本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历经55年，日本的城市化水平从18%增加到76%，年均增长率略高于1%(图 4)。其中1945—1955年是日本增速最快的时期，这个时期主要是日本战后经济恢复的时期，尤其是从1950—1955年，增速最快，约从37%增长到56%，年均城市化率约为3.8%。同期，町村数量也从10246个减少至4381个，年均减少率高达11%。2000年之后，日本城市化率再次提速，与之对应的是，町村数量(人口)也快速减少。

町村合并升级为市，是町村数量减少的直接原因。包括政府主导下的两次町村合并运动和町村之间自主合并。具体来说，在1950—1960年和2000—2010年两个时段，对应日本政府主导的第2次和第3次町村大合并，町村数量减少幅度最大，分别从10246个下降到3013个、2558个到941个，减少率高达71%和63%。

需要说明一点，这两次合并在政府主导下开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强制性。日本政府为了保证合并过程规范，以法律形式制定合并规则，且不断修改和追加新的内容，如1953年实施的《町村合并促进法》在1956年更新为《新市町村建设促进法施行》。其内容包括调整町村合并后，人口数量达8000人以上作为合并参考标准，合并区域内建立1所中学。在町村合并运动结束后，满足条件地区，可以依据合并标准申请町村之间合并，以此解释町村合并运动结束后，仍有大量的町村在继续合并的现象。针对该现象，政府顺势而为，主动降低了町村改为市的门槛，进一步促进大量的町村发展为市。

在町村数量急剧缩减和人口大量流失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力图振兴部分町村。如1965年颁布《山村振兴法》旨在防止人口大幅度减少，促进村庄自身发展；1969年又出台《农业振兴地区整备法》，县知事根据“农业促进区发展基本方针”，指定某一区域为农业促进区(满足基本要求的区域)等。获得政府支持的町村会保留下来，甚至逐渐扩大。换言之，该举措导致其他未得到扶持的町村的竞争优势下降，加快它们衰落甚至消失的速度，这是日本町村数量减少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村镇数量急剧缩减，面临村镇合并流程的制定与优化、村镇合并规模标准选择、农村振兴区域的选择以及城乡之间关系处理等问题。而日本乡村聚落演变的成功经历可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经验，针对中国乡村聚落演变中出现的特点，将从以下4方面进行讨论。

日本在城市化过程中做了两件事，一是政府有意加快城市发展，促进形成大规模城市圈，如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核心的3大都市圈；二是降低农村地区町村成立市的门槛，町村转为市的人口条件从5万降为3万，促进农村城市化。另外，通过减少市町村的数量，可以简化行政，提高办事效率，提高便民服务水平。后期阶段，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为了提高町村之间的竞争力，市町村之间自发进行合并。

中国乡村聚落面临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村镇数量多，分布广，规模较小[17-18]；二是随着农村人口减少，部分地区村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福利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负担加大，人均建设成本有持续增长的趋势；三是农户耕地分散、人均经营规模小，这极大地阻碍了乡村聚落的融合。针对以上问题，可以借鉴日本经验。首先，对于偏远地区的村镇规模予以调整，形成一定人口规模，不仅可以降低公共支出，还能提高基础设施利用效率；其次，对于靠近城市地区的村镇，政府给予政策条件和资金支持，加快其农村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融合[19]；第三，改革土地制度，降低土地的交易成本，促进土地规模经营，为乡村聚落的合并和调整提供基础[20]。

日本在市町村合并过程中，制定配套的法律文件，促进町(镇)村合并过程的程序化、规范化。相关法规有《市制町村制法》(1889年4月实施)、《町村合并促进法》(1954年10月施行)等。合并过程中，当新问题超出法律的适用范围后，会对现有的法律进行修改或追加新的法律条文。同时，为了增加各地方对于法律规则的灵活使用，解决一些特殊情况，出台了市町村合并特例法。

现今中国村镇合并流程自上而下进行，以政府主导，当地村民参与为辅，合并流程有待规范。首先，各市州、县市区进行调研，提出整合方案，依照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坚持一县一报，逐级申报，征求各部门意见。然后，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要求，落实合村工作。但存在3点问题，一是村镇合并流程是以政府主导，当地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不强；二是随着农村发展，村镇整合的流程一直参考《村民委会组织法》，未做任何修改和追加新的内容，可能会使村镇合并流程与现实中一些情况存在出入; 三是面对中国农村地区人口减少，村镇规模缩小，至今未出台专门用于村镇整合方面的法律。鉴于此，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从法律上保障村镇合并流程规范，一是完善政府推动村镇合并的流程; 二是出台专门用于村镇合并的相关法律文件。

目前村庄衰落或消失的现象仍持续发生，每年约减少4.9万个村庄，有必要对现有的村镇予以整合[21]。因为，规模较小的村镇财政能力相对较弱，人力较少，无法承担基本的基础建设; 农村地区中小学校资源也未得到充分利用，并且农村地区学生到城里上学的人数增多[22-23]。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农村地区中学在校人数从2011年的0.12亿，占中学在校总人数的23%，下降到2016年的0.07亿，占总人数的15%，占比缩减8%。小学人数也从2011年的0.41亿，下降到0.30亿。占比从41%减小到29%，缩减12%。同时，国家每年依旧对农村地区中、小学大量投资，投资额分别从2006年的699.2亿元、1239.5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3679.5亿元、6396.4亿元，10年间分别增长4.3倍、4.2倍。这两者间矛盾造成许多小学的使用率偏低，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日本的部分经验值得借鉴，在乡村聚落演变过程中，制定了村镇合并的参考指标，如合并后人口数量达8000人的町村需要建立1所中学。这样，重点投资部分学校，促进农村教育水平的提升，这对日本今后农村地区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农村教育水平上升为日本农村城市化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加速日本农村城市化进程，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在中国部分乡村地区，村庄趋于衰落甚至消失；同时，各级政府还要花费巨大成本来振兴这些乡村，可能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当筛选振兴对象，振兴有发展潜力的村庄。

在有选择地振兴乡村发展方面，日本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如1969年出台《农业振兴地区整备法》对农村地区进行筛选，规定只有符合生产力发展条件的区域才予以振兴，加强这些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促进农村地区农业现代、生产现代化、生活水平现代化。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加大农村地区的投入，日本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和补贴力度很大，农业年均收入的60%是来自政府补贴[24]。而且，农业投入还有增长的趋势，比如，农业机械化投入增长很快，1960年日本用于农业机械的支出为841亿日元，1975年增加到9685亿日元，增长10倍多[25]；二是增加农村地区非农就业的人数，增加人们非农收入的比重，利于农村振兴工作的推进。

本文通过分析日本乡村聚落演变的历程和町村数量变化的影响因素，得到以下几点结论，这些对中国乡村发展和振兴可能有借鉴作用。

1) 町村规模越大，衰减越迟，但在城市化后期(2000年以后)，不同等级规模的町村数量(人口)都呈现衰减趋势。

2) 在政府干预下，0.5万人口以下的町村数量(人口)急剧缩减，但后期町村数量(人口)有反弹的趋势。

3) 1980—2015年日本町村数量减少率从东北向西南递增。其中，减少率最低的区域为北海道，低于30%。减少率最高的地区为濑户内海两侧地区，均高于80%。在此时段，町村人口增长的区域位于都市圈周围(东京都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大阪都市圈)，且距都市圈越远，町村人口减少率越高。

4) 日本町村数量快速变化的原因有3点，即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导致町村数量快速减少，并伴有大量的乡村人口流入城市；政府顺势推动町村合并，加速了町村数量减少的速度；此外，面对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日本政府又选择性振兴部分町村，使得町村之间的竞争力的差距拉大，导致另一部分町村进一步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