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权威辞典之一的《大辞林》的释义，“同文同种”是指“使用的文字和人种都相同。主要用来表示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亦作同种同文。”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文明中心，吸引着日本大量地汲取了中国文化。仅就语言方面而言，中国汉字是日本“汉字”、“假名”的本源和母体，对日语的表达及书写具有根本性影响。而且以早期史书《日本书纪》、《古事记》等为代表，汉字传入日本之后，千余年间都是其重要的正式记述语言。江户时代的儒学大家新井白石，就曾以《同文通考》为书名，系统地论述了汉字在日本的传承和变化。兰学医者杉田玄白，在翻译出版医书《解体新书》时全部使用汉文，称“日本、中国、朝鲜、琉球等居于亚洲，虽语言各有不同，但书则同文，以汉文撰之，可通诸国也。”到江户中后期，日本人的汉学热情达到新高潮，许多文人甚至以将自己名字改成中国样式为荣，以行至港口长崎“又近中国几百里”而欣喜感激。在中华文明的长期浸染下，与中国“同文字、同文化”，是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主流文化价值喜好。

反过来，虽然中国人对日本的情况一直了解有限，但对其使用汉字之事也早有所知。如《宋史》就记载，来华日僧“ 不晓华言，而识文字，缮写甚妙，凡问答并以笔札。” 时至近代，在中国人较早观察世界的《瀛寰志略》一书中，描述日本“ 文字同中国，读以倭音” ，依然延续着传统的“ 同文” 认识。1871年，日本遣使来华要求修约，曾国藩在奏文中称其“ 自诩为强大之邦，同文之国” 。当时造访日本的中国人，有的甚至未将日语视作一种外语，“ 而只不过是用汉字书写的不同名称，一种方言而已。” 此后，在师法日本的风潮下，经过梁启超等人“ 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 之类的宣传，“ 中日同文” 之说更是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民众的对日认识。可以说，尽管中日语言在字形、含义、发音等方面有种种差异，但认为汉字是两国共同交流媒介的“ 同文” 观念，很早以来就在双方的相互认识中存在。

然而，有关中日“ 同种” 的表述，不但形成过程相对复杂，而且在出现时间上也要滞后许多。日本学者毛利敏彦曾在著作中指出，1873年日本使节副岛种臣一行觐见同治皇帝时，被中方以“ 同文同种” 之故而要求行跪拜之礼。但实际上，执着于“ 天朝威仪” 、“ 华夷之辨” 的清朝官员，当时的交涉措辞只是“ 因思贵国与中国本系同文之国，是否照行中国礼节” ，并未言及“ 同种” 一词。该学者所说的“ 同文同种” ，仍属今人在语言惯性下对此“ 套语” 的下意识使用。

问题的原因，就在于“ 同文同种” 表述中的“ 人种” 概念，对彼时的中国人来说还是个陌生事物。产生于西方的人类学理论，18世纪中后期经过林奈、布丰、布鲁门巴哈等学者的研究和提倡，逐渐形成了一套以地域和肤色为主要标准的划分方式，其中尤以“ 白黄黑红棕” 五色分类法最广为人知。尽管从19世纪40年代起，人种学知识就陆续传入了中国，如道光末年刊刻的《海山仙馆丛书》收录有《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内含“ 千亿之众，分为五种” 的人种分类介绍，此外像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地理全志》含有《人类总论》、五大通商口岸发行的《遐迩贯珍》亦刊载过《人类五种小论》那样，西方人种学知识早期在中国具备着一定的扩散路径。不过，直到甲午战败中国思想界被真正震动之前，在西学传播整体停滞不前的大环境下，人种概念和相关术语实际普及得非常缓慢。

而在日本，像1839年儒学家渡边华山在谈及对外政策时就说，“ 一地球内，人分四种。一曰鞑靼种，一曰埃塞俄比亚种，一曰蒙古种，一曰高加索种。……西洋为高加索种，我国即属鞑靼种” ，表明日本也较早地接触到了西方人种学。明治初期，被誉为日本“ 伏尔泰” 的福泽谕吉，在编译的《掌中万国一览》中详细介绍了西方的五色人种分类理论，该书发行后多次再版，极大促进了人种知识在日本社会的流布。伴随政府对学校西学教育的推行，人种分类知识更是作为“ 史地知识” 的常备内容，广泛出现在各类教材之中。经过不断地吸收和提高，同其他诸多西学一样，多年后日本反而成为中国人种学理论的重要输入源。

从江户末期起，面对西方的侵略压力，像佐藤信渊、胜海舟、平野国臣等一批日本人，就已经开始倡导“ 日清提携” 构想。以佐藤信渊为例，尽管他在1823年写过被后世军国主义分子奉为典范的《宇内混同秘策》一书，声称如要征服世界，“ 必先由吞并支那始” 。然而，目睹了鸦片战争中西方武力的强大后，佐藤信渊逐渐改变了想法。他认为，随着印度等地接连落入虎口，清国的命运将岌岌可危，“ 自今以后清国若愈加式微不能振作，则西夷贪得无厌之祸，恐殃及本邦，不可不虑” ，故而必须尽快“ 联合清国” 以为对策。

随着西方人种学的传入，以最直观的肤色、容貌为表征的人种概念逐渐清晰，东亚地区同属“ 黄色人种” 的论说，加强了部分日本人对中日“ 连带性” 的认识。著名思想家中村敬宇，就主张中日之间应该紧密合作，他在1876年用汉文写道：“ 禹域与我邦文字同，可亲厚一也。人种同，可亲厚二也。辅车相依，唇齿之国，可亲厚三也。亚细亚不及今同心合力，则一旦有事，权归于白皙种，而我黄种危矣，可亲厚四也。” 从中显示出，除“ 地理相近” 、“ 文化同源” 等论据之外，“ 人种相同” 在这一时期也开始成为部分日本人表述中日关系时的新视点。

1877年，清朝正式向日本派驻使节，两国开始有了更加直接的交涉渠道。以参赞身份随行的黄遵宪与日本朝野人士相交甚多，对日本国情、风俗等进行了广泛细致的了解。他在驻留期间所作的《日本杂事诗》中称，“ 总之今日本人实与我同种，彼土相传本如此” ，虽然只是依据“ 徐福渡日” 之说而写的寥寥片语，但也成为目前所见中国人最早的“ 中日同种” 记述。

二、早期日本的兴亚主义与“同文同种”表述的成型

明治维新开始后，在一边倒的欧化风潮下，先进、强大的西方人成为整个日本社会倾慕和学习的对象。福泽谕吉就认为，黄色人种、黑色人种等有色人种在文明程度上都属于“半开化”或“未开化”，只有白色人种才是“精干聪明，有达到高度文明之情性，此人种为最佳。”尤其当宣扬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并成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哲学基础后，白色人种在各方面都至高优越的论调，更被大批日本人视作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与此同时，随着欧美列强在全球大肆殖民扩张，日本人自身的人种危机意识也在逐渐加重。政教社创立人之一的志贺重昂，曾搭乘日本军舰游历太平洋诸岛，看到列强统治下当地居民人口锐减的惨状后，感叹“ 最劣等人种与白色人种有交通以来，其人口飞速减少，甚至濒临灭绝。若最劣等人种愈发减少而子孙全绝，则未开化之人种亦将步其后尘，其种亦至消亡。今黄、黑、铜色、马来诸人种如不自重图强，漫然度日，则他日其种必将悉数灭亡。” 此类白色人种逞强称霸、有色人种遭受奴役侵略的景象，都成为日本人眼中“ 人种进化竞争” 的真实佐证。

1880年成立于东京的“ 兴亚会” （后改名“ 亚细亚协会” ），是以中日关系为核心的日本“ 兴亚主义” 早期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主要发起者的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当时就曾对驻日大臣何如璋说：“ 如今未失主权者仅剩贵邦与敝国，所谓贵邦与敝国乃同文同种之国，亦有辅车相依之地势，怎可无亲密同心协力振兴亚洲之雄念？怎可同种相忌、同文相疑，使碧眼人窥我间隙？” 该组织以文化、人种的同一性作为号召口号，其会刊《兴亚会报告》甚至还一度全用“ 官话” （汉文）印刷，一时间吸引了中日两国诸多知名人士参加。

近代西方殖民势力的到来，打破了亚洲地区原有的格局平衡，国家危机日益严重的日本和中国，开始需要从思想认识上重新考虑和规划自己与外部的关系。早期“ 兴亚主义” 中包含的传统夷狄意识、东西方文明对抗以及人种进化竞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摸索国家发展出路的中日有识之士的共鸣。原本属于人类学领域的“ 人种” 概念，也和“ 亚洲” 这一地理名词一样，逐渐被赋予了政治上的意义和功能。正是这种以谋求中日联合为主要内容的连带观念，造就了“ 同文同种” 表述诞生的思想土壤。

在上述背景下，“ 人种竞争” 、“ 同种联合” 思想开始更多地融入日本人的政治话语。著名国粹主义者福本日南，就曾积极提倡亚洲诸国应该相互帮助：“ 亚细亚人种相同、风俗相同，学问文章相类，技术工艺相类，不为无亲睦之端。为今计，士大夫以学艺相交，商贾以贸易相交，厚其亲睦，严其警戒，渐养成我东洋元气，则兴复可以图也，治平可以期也。” 另一兴亚主义代表人物樽井藤吉，也在用汉文写成的《大东合邦论》中称，中国“ 其土唇齿，其人同种。是先天明命，所谓不可避者也。宜相亲睦，而共图富强开明。” 主张日本应该立即联合“ 同种” 的中国，共同组织黄色人种抵御西方。

从根本上说，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对自身安危的担忧，是部分日本人屡屡发出“ 同文同种” 口号的心理动因。故而，一些日本人提出的“ 同种联合论” ，往往会优先考虑本国利益，以“ 我为兄国，彼为弟国” 这样的等级设定作为行动准则。即便在兴亚会内部，对所谓“ 兴亚” 的具体实践方案也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甚至还存在着诸如“ 我邦人与清国人相比，开化已有一日之长，宜诱导彼等达成显著进步” 等带有干涉性质的主张。不难预见，此种“ 日本中心化” 的“ 同种联合” ，实际很容易蜕变为“ 日本主导下的联合” ，最终难免以追随、服从日本利益为存在前提。而且，所谓的中日“ 同种联合论” ，只是一部分日本人的对华认识。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 脱亚论” 者们自然不用多说，更有像竹越与三郎之类的激进对外扩张主义者，认为如同欧洲各国人种各有差异一样，日本与中国的人种差别也显而易见，相互斗争对抗将不可避免，“ 同文同种” 只不过是毫无用处的“ 穿凿之词” 。现实表明，在明治前期日本一心西化的社会思想主流中，特别是在对外扩张问题上与中国矛盾不断加深的局势下，“ 同种” 话语所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是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甲午战争之前的中国，在对日心态上不但存有传统的大国优势感，而且日本侵占琉球、插手朝鲜等一系列举动，更勾起了不少人对“ 日倭” 的回忆与戒备。就连参加了兴亚会的中国会员，也对日本的扩张行为与兴亚会主旨之间的矛盾纷纷提出过质疑。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缺乏实质内容和活动空间的“ 日清提携” 、“ 同文同种” 之说，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太大发展。

作家陈舜臣认为，大概是近代日本的“ 支那浪人” 为了表示与中国友好，仿照中国古语“ 同文同轨” 新造了“ 同文同种” 一词，并将原来“ 同” 字的含义从动词误作为形容词。但是，除了日本人理解的“ 同文” 与中国人广义上所指的“ 同风教、同礼制” 概念不尽相同之外，实际上当时用于表达中日紧密关系的词语还有多种类似组合，如“ 同文同礼” 、“ 同洲同文” 、“ 同教同文” 等，“ 同文同种” 的使用频率最高以及最终普及定型，更重要的是和甲午战后中日“ 同种联合” 构想的全面风靡有关。

三 、甲午战后中日“同文同种”表述的盛行及模式化

甲午之战日本虽然取胜，但其割占中国辽东半岛等举动，严重触犯了俄国等其他一些列强的利益。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仅6天，俄国随即联合德国和法国，共同“劝告”日本归还辽东，即所谓“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日本“举国悲愤”，在感受到国际外交弱肉强食本质的同时，“人种差异”甚至也成为许多日本人解释“三国干涉还辽”之所以发生的依据。作家二叶亭四迷当时就愤然说道：“欧洲列强虽各有利害扞格，但到底为同文同种同宗教之兄弟国家，一旦有事则忘记平时葛藤，联合对抗共同之异人种异宗教之敌国乃是当然之事。”

此外，当时西方世界喧噪流行的“ 黄种人即将威胁白种人生存” 的“ 黄祸论” ，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人的对外认识。虽然已有研究证明，“ 黄祸论” 与“ 三国干涉还辽” 并无直接关系。但是，由于德国等国出于自身利益，其间一直在大肆鼓吹日本可能带来的“ 黄祸威胁” ，像德国外交大臣在1895年3月和俄国外交官商谈与日本交涉问题时就表示，“ 黄种人的联合会构成一种危险” ，“ 日本人和中国人同属黄种人，在中国人眼里，日本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声望。如果他们能对中国人建立一种保护关系，那就有可能产生一种利害的融合，这种利益对全体黄种人来说都是共同的，而与欧洲列强的利益则背道而驰。” 这使得“ 黄祸论” 与“ 三国干涉还辽” 乃至“ 白种西方集体敌视黄种日本” 等事项之间，都无形中被附加上了强烈的因果关系。对于以西方为模仿榜样的日本来说，此类因人种差异而感受到的排斥感和敌对感，则更是其在现实中始终难以摆脱的心理困扰。

随着甲午战后外部形势的变化，为了谋求和保障在华利益最大化，日本政府及一些涉华团体主动调整了对华政策，开始转向利用各种缓和手段来消除中国民众的仇日情绪，进而培养亲日、联日势力。像1896年6月，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就提出，当前应采取渐进政策，游说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使之聘请日本军事顾问、选派赴日留学生，以此建立“ 长远且巩固的日中结合关系” 。在这一方针下，先天的、直观的“ 人种亲近性” ，无疑成为其中最具鼓动性的宣传点。日本“ 同文会” 成立后，会长近卫笃麿等众多政坛要人相继访华，“ 日以同文同种之意相劝导，意至诚切，于是两国朝野名人交谊增进。” 《大阪朝日新闻》的主笔西村时彦，在汉口等地游历访问时表示，日本与中国，“ 同洲同种同文同教而同仇同舟，诚为同心一体，是诸公之所深知也” ，虽然日本不得已与中国一度兵戎相见，但深切希望此后能再续前好。西村的这番意见甚至随后被张之洞印发“ 官场士林” 而广为传阅。

“ 三国干涉还辽” 事件以及“ 黄祸论” 等激发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人种对抗意识，更促使许多日本人重新关注起此前的“ 同种联合论” 。政论家高山樗牛就认为，日中两国作为远东的“ 同种国家” ，“ 岂非应该相互拥抱、相互提携而共命运？支那人为我唯一同胞……吾人令支那半死，岂非自断手臂？” 有日本舆论甚至还声称：“ 吾人不及今主张黄人同盟，岂不愚哉？彼欧洲列国早已造成白人同盟，以扫荡黄人，其主意已公言不惮。……今若不主张黄人同盟，将恐有叩首于白人之前，任其蹂躏而不能抗拒之也。”

与之相对，经过甲午之战的惨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开始思考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其中，由严复译介宣传的“ 物竞天择” 、“ 优胜劣汰” 等社会进化理论，迅速成为中国人认识和解释世界局势的重要思维工具。在“ 亡国灭种” 的严重生存危机下，新兴强国日本主动抛来的“ 同种联合” 示好，显然具有巨大而可信的吸引力。郑观应就表示，“ 所幸东邻本系同文、同种，近来力图富强，国有人焉，甲午役竣，彼亦深悔自伤同气，徒为他族借口侵占之端。……故年来弃瑕释嫌，出肺肝以与华人相语，颇愿联络我豪杰之士，欲为异日缓急之图。此诚不可再失之机缄，所以兴东亚而御西欧，存黄种而敌白种者，全在今兹一举也。” 章太炎在1898年2月的《上李鸿章书》中写道，“ 自古强国之形，远交近攻，而弱国则反是。今夫日本，非有深怨于我也……夫同种之国，孰能表东海者，此易知也。而欧人之扰吾边疆，亦恒在左，非得日本，谁与同命。以一时之怨视之，乃不如白种，是犹兄弟争室而授途之人以狐父之戈也。”

深受日本影响的维新派人士自不待言。随着变法活动的进行，当时康有为等人甚至提出了与日本“ 合邦” 、“ 借才” 的构想。像刑部主事洪汝冲曾向光绪帝奏陈，“ 论地形则同洲者先通先合，论种族则同种者宜通宜合，论文教则同文者可通可合” ，一再强调“ 中国之自强，唯在日本之相助” 。1898年9月伊藤博文来华访问，康有为特地到日本使馆拜见，称“ 我皇上锐意图变法，固因贵国与敝邦同洲、同种、同文、同俗，特见亲睦，欲据以为师法，草泽士民，亦同此志，愿侯爵幸进而教之。” 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又成为维新派流亡庇身和蓄势再起的依托。1898年10月，梁启超在日报上发表文章，陈述了变法的前后经过，极言中国改革与日本有重要利害关系，殷切期望能够获得日本政府的帮助，“ 此仆等所以不能不为秦庭之哭，呼将之助，而深有望于同洲同文同种之大日本也。”

此外，像领导自立军起义的唐才常，虽然也对日本的扩张行为表示过不满，但仍认为“ 日人热心保支，而有异于英、美各国用心” 。他于1900年组织成立“ 正气会” 时，其会章就赫然写道：“ 中日两国，系同文同种之邦，如有日本志士愿入本会者，一律列名会籍。” 而作为革命党代表的孙中山，一生更是与日本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对日交涉活动中，强调中国与日本在文化和人种上的同一性，有如“ 日本与中国唇齿之邦，同种同文，对于亚东大局维持之计划，必能辅助进行” 、“ 而日本以同种同文之故，其能助我开发之力尤多” 之类的话语，是孙中山拉近中日关系、寻求日本援助时的基调性表达。

在希望借助日本力量的中国人的呼应下，“ 同种联合” 构想一时间俨然成为呼之欲出的“ 美景” ，而描述中日具有他者无法比拟的亲近性的“ 同文同种” 一词，则逐渐成为表达双方紧密关系的最佳组合。军事家蒋方震后来对此评述道，甲午战后“ 日既怀还辽之恨，而感于孤立，乃设法交欢于我。当是之时，已隐然有南北新旧形成两大潮流之势。大约北派则偏于旧，主联俄；南派则偏于新，主联英日。日人得其机，而同文同种之说，乃大倡于一般社会间。” 从宏观上说，中日“ 同文同种” 论调在中国的盛行，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甲午战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它以一种“ 泛亚主义” 的形式，“ 发明并且阐述了一种以种族与文化为认同的亚洲主义，以日本作为它的地缘政治与地理文化的中心。”

1910年，日本组派实业考察团来华参加“ 南洋劝业会” ，各地高官名流的款待会见中，中日宾主寒暄致辞里“ 同文同种” 随处可见。该团团志所记载的大大小小38次致辞中，“ 同文同种” 之语竟出现了14次之多，以致团长近藤廉平在回国后的汇报中感叹：“ 此次渡清足迹所至，领受之赞语祝词中，无有一次不言同文同种、唇齿辅车以及历史紧密关系之语。文章辞藻虽偶有不同，但其主旨万口一致。”

四、日本对华侵略下的“同文同种”实质与国人认识

毫无疑问，即使在甲午战后，对于因时局变化而高涨的中日“同种联合论”热潮，日本方面依然不乏冷眼相待者。有日本人就直言：“单以皮相之观，划清人与日本人为同种类，则朝鲜人、爪哇人如何？安南人等如何？皆与之建立攻守同盟以抗白人乎？岂非可笑之儿戏！”政治领导层中，权臣大隈重信也认为，脱离了国家利益的“人种同盟毕竟为愚论”，“因日本与支那人种相同而言同盟之说，实乃迂阔不通太甚。”就连声名显赫的近卫笃麿，也在众多的批评声下，意识到自己曾侃侃而谈的“同种联盟论”，于政治表达上有所不妥。他后来在演讲中补充解释称，似乎容易引起误解的“支那保全”、“人种同盟”之说，实际都以日本利益为先，其中主张虽在枝节上有所不同，“然而大体上与诸君意见一致”。

但显而易见，“ 同文同种” 之说对于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是有利的。随着日俄战后日本势力的进一步侵入，在各种拉拢、渗透式的对华宣传中，“ 同文同种” 措辞开始越来越多。像1905年政治学者高田早苗在天津发表演说称，“ 日本国民先觉，知我国中国之利害皆系相同，然后使中国国民亦觉，知此道理是也。因此，涉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归属问题时，“ 倘或中国一时未能防御，则我日本唇齿相关，亦不得不代中国暂行护卫之。” 辛亥革命以后，日本对中国舆论的干扰力和控制力不断增强，“ 日中亲善” 、“ 同文同种” 、“ 以亚抗欧” 等论调，几乎成为日属传媒的基本口径。1919年“ 五四运动” 爆发后，针对中国民众高涨的反日浪潮，日系报纸《济南日报》发表社论，称参与山东地区反日活动的齐鲁大学学生，是“ 受英美之贿赂，仗外人之护庇，恣意横行，违抗官府” ，同时指责“ 西国教士乃其政府之走狗，借端唆事，离间我同种同文之中日” 。诸如此类，对于意图独霸中国的日本来说，利用“ 同文同种” 等口号来化解和转移中国人的敌对情绪，无疑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 同文同种” 口号与日本现实利益发生冲突，其部分人的相关论调就会立即发生退潮或转向。像日俄战争爆发前，中国民众愤慨于沙俄侵占东北的行径，举国上下充满了联日拒俄情绪。西方一些媒体，借机再次以“ 中日同种联合” 的“ 黄祸论” 来攻击日本。在这种局面下，继续公开宣扬所谓的“ 同文同种” ，显然不利于日本的对外行动。对此，有日报就发《非同文同种》一文称：“ 然吾何必对此老大之国，而漫然引同种同文为口实，使列国疑中日间有特别之关系……以我国旧文物之尚有余存，偶与中国周旋，以收通商之利益，固无不可；若欲以同种同文云云，就政治而利用之，则无识已甚矣。” 更有甚者，历史学家、议员田口卯吉，为了彻底“ 撇清” 与中国的关系，还专门撰述《破黄祸论》一书，通过语言、体质、风俗等“ 实证性” 比较，极力辩称作为“ 优秀天孙人种” 的日本人，其实是属于“ 雅利安族” ，与中国人是完全“ 不同” 的人种。

在对外关系上，“ 与强者为伍，侵略和欺凌邻邦，是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一大特征。” 经过甲午、日俄战争等一系列对外胜利的刺激，日本渐以“ 世界大国” 自居，尽管“ 千秋恨事” 巴黎和会人种差别废除议案被否决以及“ 国耻” 美国颁布排日法案等事件的发生，也曾让日本人意识到“ 回归亚洲” 、“ 中日同种” 的意义和作用，但最终的实际情景却是：每当与西方产生矛盾对立或在华行动受阻时，部分日本人就极为功利地宣扬中日“ 同文同种论” ，以配合相应外交政策的实施；而当形势有变需要“ 独善其身” 时，便会迅速将“ 同文同种论” 抛开，转而选取另一种更符合日本利益的言论。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逐步扩大，甚至“ 日满同祖论” 、“ 日蒙同祖论” 等意图分裂中国的论调也不时出炉，无一不暴露出其人种口号的两面性本质。对于某些日本人来说，是否与积弱不堪的中国“ 同种” ，终究只是每个政治外交节点随需而用的手段而已。

当然，中国人对“ 同文同种” 的思考与质疑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早在“ 同文同种” 论调正盛的1898年，张謇就在日记中表示，甲午战后日本的联华举动，“ 盖彻土未雨之思，同舟遇风之惧也。……日人言则甘矣，须观其后。” 著名的《时局图》上曾有人题词，讽刺日本同其他列强一样侵略中国时并不手软：“ 还有东洋一个如唇齿，都说同文同种两两相依；哪里想到他又光射却台湾去，还有层层光，射影入迷离。”1905年《醒狮》杂志刊文，批评日人宣扬的“ 同文同种” 某种程度上实为侵占中国之策略，“ 而后得以售其欺也” ，告诫国人要“ 宜以为夜叉而惧之，勿以为美人而昵之” 。“ 五四运动” 期间，戴季陶等人发表声明，指责“ 从来日本人士之鼓吹中日亲善也，无不以同文同种为说。然日本之传统的政策，则专以压迫同文同种之国家及民族为事。”1919年6月，孙中山接受日本记者采访，当被问及中国“ 何以独恨于日本尤深” 时，孙叹道：“ 呜呼，是何异以少弟而与强盗为伍，以劫其长兄之家，而犹对之曰：兄不当恨乃弟过于恨强盗，以吾二人本同血气也。此今日日本人同种同文之口调也。” 后来出任伪职的周作人，也曾在1926年坦言，“ 日本是根本上不会要中国好的。日本借了他的黄色面皮以及借用的汉字，对中国人盛称‘ 同文同种’ ，鼓吹什么中日亲善、中日共存共荣，有好些人都上了他的当，其实这全是靠不住的。”

的确，近代中日之间的关系是曲折而复杂的。日本著名史学家桥川文三指出，近代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虽然可以大致划为“ 同盟论” 、“ 改造论” 、“ 脱亚论” 、“ 保护或侵略论” 等类，然而实际上每个人或每个团体的对华态度都是多面且变化的，甚至“ 很多人在情感上敬重中国文化，却在政治上属于激进的‘ 保护论’ 或‘ 侵略论’ 者。” 于是相应地，由此而折射和衍生出的错综的日本形象，令许多中国人在求存图强的迫切愿望下，对“ 同文同种” 邻国的依赖幻想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庆幸的是，整体上中国人对“ 同文同种” 的认识日趋理性：“ 惟亲善之道，不系于同文同种之关系如何，而在于两国间之平等互惠，否则夺我之资源，辱我同胞、侵我国土者，皆为寇仇” 。

此后的历史毋庸多言。全面侵华开始后，“ 同文同种” 成为日本实施占领、加强统治的重要宣传口号。日军除了自己组建“ 宣抚班” 四处进行宣传外，还操控指使沦陷区的各汉奸组织创办报纸刊物，大量向中国民众灌输奴化思想，塑造日本“ 同文同种” 的“ 友邦形象” 。像汉奸组织大民会，于1939年刊印了《中日同文同种考》宣传册，通过牵强附会地考证“ 中日历史同源” ，极力鼓吹“ 同文同种的民族，更应该同心同德” 。另一汉奸组织新民会编写的《亲日歌》唱道：“ 同文同种又连疆，兄弟谊重感情良。为弟贫弱兄富强，全赖我兄来帮忙。中日擎手共相将，东洋和平便发光。中国百姓得安康，皇军救我恩莫忘……” 只是这时候，就如前文《国民辞典》中的释义所表明的那样，侵略刺刀与汉奸阿谀下的“ 同文同种” ，已经难有几人再会相信。

结语

“同文同种”表述的形成与传播和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特别是其中最为核心的人种意识因素，在双方多个时期的相互认识与行动中充当了重要的“喻体依托”角色。日本方面，面对近代亚洲形势的剧烈变化，部分日本人开始将“日中提携论”与人种学说结合起来，提出“同种联合论”作为应对时局的方案，而此后日本国力的一路走强，又使这一论调保持了长久的存活力和效用力。中国方面，在外患不断的情况下，“天朝上国”的地位难以再续，合纵连横之类的古老套路，原本就是早期诸多政治家们常易想到的外交策略，而当时流行的“人种进化竞争”之说，恰好为此类思维提供了更加“科学化”的理论依据。尤其当甲午战后人种相关论调被频繁引入中日关系语境，在两国共同面临的外部局势以及固有的文化、生理亲近感下，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一度对“同种联合论”产生的认同与共鸣，深刻影响了“同文同种”表述的后期普及和定型。

1919年，郭沫若也曾作《同文同种辩》一文，通过分析日语的发音、文法和日本人的体质、风俗等，指出“中日两国并非同文同种”。尽管其部分论证在今天看来有失严谨，但仅以结论而言，中日两国的确在“文”和“种”上存在着诸多差异，“同文同种”这一表述本身也明显缺乏相应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然而，纵观近代历史，“同文同种”表述在中日关系中所产生的各种作用与影响却都有迹可循。我们不能用事后的眼光评判前人上述思想的荒诞与幼稚，也不能否认确有像宫崎滔天一样的日本志士，曾为“中日同种提携”而竭力奋斗。至于两国普通民众之间，那种质朴的“同种同文的特殊亲近感和善意”，更无疑是真实存在和值得珍惜的。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同文同种”表述历经了复杂曲折的时空环境，才造成其沉淀下多重含义，脱离特定的前提和条件，有意无意地将“同文同种”表述简单化或模式化，都难免会妨害对真实历史的认识与理解。当然，必须要强调的是，铁一样的事实证明，在近代日本对外扩张不断升级和对华侵略变本加厉的大背景下，其主流政治话语中的“同文同种”表述最终未能避免侵略性的走向。

本文作者许赛锋，陕西师范大学日语系副教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