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继《稀见明人诗话十六种》之后，我们所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明诗话新编”的又一阶段性成果，旨在萃集明人诗话之精要，以为明代诗学研究之助。故在深入探察现存明人诗话文献基础上，依据其在文学批评史、文体史上所具之价值以及对后世同类著述的影响，自所搜得二百三十余种明人诗话中，择取五十种要籍，汇为一编。庶几与《稀见明人诗话十六种》相互补充，各有侧重地呈现明人诗学文献的最新整理文本。

　　 　　 　陈广宏、侯荣川编校 《明人诗话要籍汇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

　 一 　　　　 　　就选目而言，这五十种诗话是我们在对明诗话之体式特征及其发展演变阶段等作出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剖判而得；然亦应该说，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原为明清以来的积淀，在明诗话的接受史上，这些作品有不少本身即已经历了经典化的过程。 　　 　　随着诗话的摘录汇编或丛钞丛刻蔚为风气，大抵自明万历以来，对于本朝论诗著述的述引与汇辑亦日夥。既有如杨春先编《诗话随钞》、周子文辑《艺薮谈宗》等以当代为主的丛钞汇辑，亦有诸如茅一相纂《欣赏诗法》、蒋一葵辑《诗评》、王述古编《诗筌》、佚名辑《诗家集法》以及赵吁俊编《艺海沥液》、高奭辑《艳雪斋诗评》等通代之编。集其所引录，已可排比出李东阳、徐祯卿、杨慎、都穆、皇甫汸、王世贞、何良俊、谢榛、王世懋、胡应麟等诸家所论备受关注。相对完整的丛编丛刊本，一方面有如屠本畯编刊之《诗言五至》，择取古今诗话中至为精当者五种——那显示明中期以来人们对于理论品格甚而精严体系的追求，《诗品》、《沧浪诗话》外，明居其三：《谈艺录》、《解颐新语》、《艺苑巵言》（限于篇幅，后二种仍为摘录）。另一方面则有更为广谱的呈现：如陶珽刊《说郛续》，所收明人诗话著述，剔除误收宋人一种，计二十种（包括卷三十三《谈艺录》、《艺圃撷余》、《诗文浪谈》、《归田诗话》、《南濠诗话》、《蓉塘诗话》、《敬君诗话》、《蜀中诗话》、《麓堂诗话》、《夷白斋诗话》、《存余堂诗话》、《升庵辞品》；卷三十四《千里面谭》、《诗家直说》、《诗谈》、《香宇诗谈》、《西圃诗麈》、《雪涛诗评》、《闺秀诗评》、《闲书杜律》等。）；稽留山樵编《古今诗话》，所刊明人诗话计二十种（包括卷三《兰庄诗话》，卷四《归田诗话》，卷五《南濠诗话》、《蓉塘诗话》、《梦蕉诗话》、《敬君诗话》、《蜀中诗话》、《存余堂诗话》、《麓堂诗话》、《夷白斋诗话》、《诗文浪谈》、《竹林诗评》，卷六《谭苑醍醐》、《艺圃撷余》、《雪涛诗评》、《升庵辞品》，卷七《诗谈》（徐泰），卷八《闲书杜律》、《千里面谭》、《谈艺录》等）。至于胡文焕校刻《诗法统宗》，偏于诗法一端，收录相关著述如徐祯卿《谈艺录》、佚名《诗文要式》、佚名《诗家集法》（胡文焕订补）及题李攀龙《诗学事类》、《韵学事类》等，唯颇有有目无书者。 　　 　　清代的诗话丛书于明人诗话亦有收录，如朱琰纂《学诗津逮》八种中有《谈艺录》、《艺圃撷余》；编者不详《诗学丛书》有《麓堂诗话》、《诗薮》等。何文焕编《历代诗话》，计收录《谈艺录》、《艺圃撷余》、《存余堂诗话》、《夷白斋诗话》四种；王启原编《谈艺珠丛》，计收录《麓堂诗话》、《谈艺录》、《艺苑巵言》、《诗家直说》、《艺圃撷余》五种。丁福保纂《历代诗话续编》，计收录《升庵诗话》、《艺苑巵言》、《国雅品》、《四溟诗话》、《归田诗话》、《逸老堂诗话》、《南濠诗话》、《麓堂诗话》、《诗镜总论》九种。显然，经过岁月的淘洗，一个明诗话要目的轮廓已渐次形成。 　　 　　 　　诗话的整理与研究进入现代人文学科视野，大抵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之事，伴随着中国诗学、中国文学批评体系的建立。受西方相关诗学观念的影响，我们看到，对于理论性的强调，使得这个时代的学者往往将某种有条理、成一家之言的诗论视作诗话的代表。直至今天，如郭绍虞先生所定义的，“诗话之体，顾名思义，应当是一种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仍为学界视作常识。于是，起步相对较晚之明诗话的整理与出版，除了像《历代诗话》（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一九八三）这样的汇编之作所录，各种单行的校理基本上集中于如下数家所著：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许学夷《诗源辩体》（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七），杨慎《升庵诗话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升庵诗话新笺证》（中华书局，二〇〇八），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九），谢榛《四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诗家直说笺注》（齐鲁书社，一九八七），王世贞《艺苑巵言校注》（齐鲁书社，一九九二）、《艺苑巵言》（凤凰出版社，二〇一五）等。据前已可见，这些诗论确可以说是公认的明人诗话的重要之选，并且，其整理者结合现代学术训练，无疑在相关研究与普及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有不少堪称深度整理的精湛之作。不过，这一系列著述质性的单一及其可能带来的遮蔽亦显而易见，特别是在吴文治《明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周维德《全明诗话》（齐鲁书社，二〇〇五）以及张健《珍本明诗话五种》（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等作出现之前，明诗话整体格局及其间丰富多样的形态显然难以获得充分展现。 　　 　　我们此编的一个宗旨，是希望在将诗话视作一种整体存在的前提下择其精要，按照历史展开的方式，具体而微地把握各类诗学文献在明诗话发展脉络中的位置及其价值序列。因此，衡诸上述明清以来明诗话的接受状况，一个值得大力拓展的空间是诗法类的著述。这类著述承宋元发展而来，乃为满足更广的社会阶层对于诗歌创作、鉴赏的日用消费之需，在当时实具有相当大的市场，在广义诗话中所占的份额亦不小。然或许因其“通俗诗学”的性质，在经典化过程中多少受到忽视。我们这次所收录，如《傅与砺诗法》、《西江诗法》、《新编名贤诗法》、《诗法》，均为明代早期纂辑刊行的诗法汇编著作，不仅本身保存了元人诗法文本，且明代中后期的众多诗法著述基本上即据此数种诗法汇编重新变换组合而成，是推原明人诗学建构来历不可或缺的文献。又如正统间周叙编《诗学梯航》、嘉靖间梁桥纂成之《冰川诗式》，各立颇具系统性的格目门类，以示诗歌作法之进阶，显然为集成之作，我们可循此追溯南宋以来如《诗人玉屑》等诗法汇编著述的沿革，发现明人与之共享的框架和认识上独得的进展及贡献。至如《词府灵蛇》、《词府灵蛇二集》，虽明显为商业出版物，然颇体现晚明书坊的编刊特点。不仅如此，这类属“通俗诗学”的诗法汇编著作，与那种追求理论品格甚而精严体系的诗论实际是互为语境的，它们作为一种基底或土壤，大抵规定了士大夫文人在诗坛应对的面向，对于其所构建的诗学价值基准及种种诗学规制，亦有诸多潜在的影响。《全明诗话》与《明诗话全编》皆据台湾广文书局影印《古今诗话续编》本，仅收《词府灵蛇二集》，我们则首次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天启年间金陵唐建元刻朱墨套印本，将《词府灵蛇》一并整理出来。 　　 　　 　　鉴于狭义诗话与生俱来的基本质性，即便是在诗学论著的理论性、系统性有突出发展的明代，记叙逸闻轶事以资闲谈一类仍为大宗。从体式上说，如瞿佑《归田诗话》是明代第一种以“诗话”命名的作品，无论所叙内容抑或风格，皆是以《六一诗话》为借鉴之典范。然细辨之，其一半以上的篇幅已着力于诗之论评，叙述上具颇为强烈的主观色彩；而厘为上中下三卷，每卷四十则，较《六一诗话》整饬而富有条理，其所显示的文体演进趋势，已可窥一斑。对于那些看上去无甚理论色彩的记叙作品，无论属诗话抑或诗评，至少其作者作为亲历或闻见者，录存与诗歌创作、品鉴相关的人事，包括如文徵明在《南濠居士诗话序》所说的”玄辞冷语”，皆有其重要的史料与文本价值。因此，我们注意到，如朱孟震《玉笥诗谈》，所纪多作者乡里江西相关之诗谈及官南京时青溪诗社社友事，皆其见闻所及。王兆云尝撰《皇明词林人物考》十二卷补遗一卷，于明代词林人物掌故实甚稔熟，其《挥麈诗话》便以记述本朝诗人轶事为主，且多及于山野不遇之士。李日华博洽多闻，精书画之艺，交游亦广，其《恬致堂诗话》即多纪书画名家之诗作逸事及所与交游江浙诗人之故实。他如雷燮《南谷诗话》，纪人纪事亦皆以作者所自经历或乡人、友朋为主；谢肇淛《小草斋诗话》，尤其外篇及杂篇所纪，多捃摭宋元以来至当时闽中诗人之佳句遗事，皆足资文献之征。 　　 　　至于在现当代一支独大的以系统性理论品格为特色的诗论，其实也还有迄今未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而值得进一步深入整理研究者。冯复京《说诗补遗》系作者尽“一生目力”撰成，首置总论，分述诗体、诗格、诗思、诗韵、诗病，其后七卷梳理自上古至唐诗体的发展流变，力辨格调、才情，以重振复古之帜，乃晚明诗学精拔之一家，然直至近来才有周兴陆教授撰文阐发其价值。而该诗话的整理，在具体处理过录本勾涂删改上，又有须特别注意的地方。《明诗话全编》全用原文，不理会改动之处，《全明诗话》则全用改后文字，以致两个整理本有较大差异，几似两种版本。又如谭浚《说诗》，计分十六类二百九十八门，无论述诗之作用、风格、声对、体式，乃或考究诗之源流，品评历代诗人诗作，皆显示较强的系统性。此两种诗话，《全明诗话》与《明诗话全编》皆已收录，然显然尚未获得学界应有的关注。 　　 　　  二 　　 　　 　　从上述选目的相关梳理，我们其实已可感受到明人诗话的复杂性及其多样形态。为了有效地展示这一真实面貌，并在一种动态演变的脉络中把握其特质，本编尝试将所选五十种要籍，据其体类分为“诗话”、“诗法”和“诗评”三卷。其中诗话卷十八种，基本以其命名而定；诗法卷八种，诗评卷二十四种，各以其内容体式酌定。每种体类之下，再以成书时间为序编排。 　　 　　这样的分类编排，大抵依据诗话体类自身的演变以及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认知。我们知道，诗话在宋代产生之初，人们对其质性的认识主要体现在“集以资闲谈”、“博见闻”，故宋人的目录学著作，颇有将之归入“小说类”者，如绍兴间改定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衢本《郡斋读书志》；或如《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部分诗话入“小说类”，部分诗话入“文史类”。直至清代，四库馆臣仍以所谓“体兼说部”来界定《六一诗话》一系的著作，尚可见此种基因之遗存。而以衢本《郡斋读书志》为例，如《文心雕龙》、《修文要诀》、《韩柳文章谱》及《金针诗格》、《李公说苑类格》、《天厨禁脔》等一众诗文格式著作置于“文说类”，则可印证诗话在产生之初的归属，原与此类论示诗文技法的著述有异。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诗话本身的职能有了很大拓展，如《唐宋分门名贤诗话》、《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等诗话汇编所体现的，实已包含《彦周诗话》所标举的“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等诸多内容。于是，诗话的发展，在总体上呈现出由记事为主向论诗、品评充扩转变态势的同时，各体类之间往往趋于交错混融，人们对于诗话性质、定义的认识亦更为复杂。 　　 　　至明代，人们一方面或通过逐步上溯诗话之源，不断突破其成立之初的狭义边界，如顾起元《芸林诗话序》云：“昔钟参军有《诗品》，僧皎然有《诗式》，其于掎摭利病，标示轨度，可谓具矣。”将诗话之典范溯至《诗品》、《诗式》。胡应麟亦将李嗣真《诗品》、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诗评》等二十种唐人诗格、诗式著作视作“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并谓“近人见宋世诗评最盛，以为唐无诗话者，非也”，皆反映出明人越来越将诗话泛化为广义论诗之文体的观念特点。体现于公私藏书目，亦已有不少书目文献单独将“诗话”从“文史”或“诗文评”中析出，作为独立的一大类目，如徐《徐氏家藏书目》、赵琦美《脉望馆书目》、钱谦益《绛云楼书目》等，俱用之来统摄狭义诗话及诗评、诗法诸类著述。 　　 　　然在另一方面，依据诗话诸体式各自相对独立的表现，应该说，也还是有更为精细化的认识。如祁承《澹生堂藏书目》，集部“诗文评”下实分文式文评、诗式、诗评、诗话四目：“文式文评”不论；“诗式”首录钟嵘《诗品》，以下收录《诗法统宗》三十二种及《韵语阳秋》以下十二种；“诗评”录《诗薮》以下至《明诗评》计十五种，包括《诗的》、《松石轩诗评》、《雪涛阁诗评》、《解颐新语》等在内；“诗话”录《诗话总龟》以下四十余种，包括《杨升庵诗话》等十七种明诗话。诸如此类的认识，我们从《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所析五例中，与论诗相关之紧要者实为钟嵘《诗品》代表的品第，皎然《诗式》所代表的法律，以及欧阳修《诗话》代表的“体兼说部”。从章学诚将诗话分为“论诗而及事”、“论诗而及辞”两类，以至郭绍虞先生将诗话大判为欧派诗话与钟派诗话，皆可观测到其承续有自。表明在较长的历史阶段，诗法、诗评、诗话确实是作为诗学文献的主要形式而存在，在相互融合之外，能够较为独立地保持各自的文体特征。本编的分类归属，亦至少可在《澹生堂藏书目》找到相应的依据。 　

三 　　　 　　对于文献整理而言，版本选择是保证最终成果质量至关重要的一环。本编所收五十种明人诗话，皆力求在搜集众本、辨析源流的基础上，选用刊刻时代较早的足本、精校精刊本为底本，并参校不同系统且具有校勘价值的版本。 　　 　　受益于当时资料条件的日益改善，我们在全面调查比对中发现，即便是上述已有单行整理本的经典作品，在版本选择上也还是有可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如胡应麟《诗薮》，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日本贞享本为底本，参校广雅书局本；一九七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在此本基础上，用上图藏万历十八年胡氏少室山房原刊本残卷（今已不存）、朝鲜铜活字本校补。然此本所用底本和校本，基本上属于程百二本系统；最为重要的原刊本及其翻刻本张养正本、江湛然本等未能参校（广雅本虽属原刊本系统，然既为后出，又缺外编卷五、卷六及续编两卷，并非完本）。《全明诗话》所用底本为江湛然本，《明诗话全编》用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版。据我们搜检考证，内阁文库藏少室山房本《诗薮》为胡应麟最早之自刻本，是后来程百二本、黄衍相本、朝鲜铜活字本、日本贞享本之祖本；南京图书馆藏少室山房本为胡应麟修订后之再刊本，是张养正本、江湛然本、吴国琦本之祖本。如何在综理原初与成熟两个版本系统的基础上，尽可能呈现全面、动态的信息，最大程度上反映《诗薮》的原貌及胡氏诗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是我们面临的新的挑战。此次我们以代表胡应麟诗学最为成熟文本的南图本为底本，参校内阁文库藏少室山房本、程百二本、江湛然本、吴国琦本。整理时其他校本所多条目，均于校记中录入，不入正文。然因此本杂编仅存卷五，故杂编卷一至四及卷六用江湛然本作为替代底本，鉴于江湛然刊行时所据之本已“家刻漫漶，读者至难卒业”（徐应亨代卢尔腾撰《少室山房类稿序》），故他本所多条目，均补入正文，出校记；其他异文参酌改定。 　　 　　 　　许学夷《诗源辩体》最早刻本为万历四十一年刊十六卷，“后二十年，修饰者十之五，增益者十之三”，于崇祯五年定稿为三十六卷，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为其第十二稿定本。其后复采宋、元、明诗为后集，并选辑其中论诗部分为《后集纂要》二卷，崇祯十五年陈所学合刻为三十八卷本。一九八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校点本，以一九二二年上海仿宋聚珍字排印本陈所学刻三十八卷为底本，校以北京图书馆藏十六卷初刻本及陈所学刻三十八卷原本，《全明诗话》、《明诗话全编》均据之收录。以排印本为底本，自身易产生诸多不必要的讹误，这可能主要是为资料条件所限；尤为重要的是，北大图书馆藏定稿本涂抹删补之处颇多，而陈所学刻本部分文字并未按作者意见处理，严格说来，这看似最为全备的文本，却还不能算是忠实体现作者最终删定面貌的善本。因此，本编以定稿本为底本，严格按作者最终改定整理，参校陈所学本。 　　 　　 　　杨慎《升庵诗话》的情形亦颇为复杂。自嘉靖二十年序刊《升庵诗话》四卷以来，单刻的诗话相继有《诗话镘录》、《诗话别录》二编（已佚），嘉靖三十一年序刊《诗话补遗》三卷。合刻者一见诸《太史升庵文集》卷五十四至六十一“诗类”，一见诸《升庵外集》卷六十七至七十八“诗品”，材源既有所不同，编次亦各异。李调元《函海》本，即取《升庵外集》中“诗品”十二卷刻为《升庵诗话》，又取《诗话补遗》，去其重复者，编为二卷于后。近人丁福保《重编升庵诗话弁言》云：“《升庵诗话》自明以来无善本。有刻入升庵文集者，凡八卷自五十四卷至六十一卷；有刻入升庵外集者，凡十二卷自六十七卷至七十八卷；有刻入《丹铅总录》者，凡四卷自十八卷至二十一卷；《函海》又载其十二卷及补遗三卷。此详彼略，此有彼无，前后异次，卷帙异数。”“爰搜集各本，详加校订，讹者正之，复者删之，缺者补之”，重编为十四卷本。丁氏是编，于丰富《升庵诗话》之构成诚有功；然其以条目首字笔划次序重新排列，彻底打乱杨氏原有次序，诸本原貌既不得保持，于杨氏诗学文献之编例及诗学思想之沿革变化过程亦不复显现，就此而言，恐亦难称善本。其后《全明诗话》即据《历代诗话续编》本，以条目首字笔划排列；《明诗话全编》则收录《升庵诗话》、《诗话补遗》、《绝句衍义》、《千里面谭》四种——实据李调元《函海》本，并辑录诗话七百五十六则。《升庵诗话笺证》、《升庵诗话新笺证》所使用的底本，皆为万历四十四年顾起元序刊《升庵外集》本，而以《函海》本《升庵诗话》及有关《诗话》各本参校，其卷数及个别重出条目，从《函海》本改定。《函海》本《诗话补遗》，除重复实得二十八条（后著得二十七条），并为一卷。为尽可能保存杨慎诗话的原貌，本编以台湾图书馆藏嘉靖二十年序刊《升庵诗话》、嘉靖三十一年序刊《诗话补遗》为底本，先录其完帙；辑录部分以万历四十四年序刊本《升庵外集》“诗品”去其重，复自万历十年序刊《升庵文集》“诗类”辑补，各依其原本之序次，另参校嘉靖本《丹铅总录》、《艺林伐山》等。 　　 　　《麓堂诗话》最先为王铎所刊，今已不传。以往各种整理皆以清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这当然是一个颇为精善的刻本，然却因文网之严，仍有阙文。如：“本朝定都北方乃□□□□，所不能有，而又用□□□，为一统之盛。”“世乱英雄终死国，时来□□亦成功。”“元诗大都胜之，□□□□固不足深论。”李庆立先生的整理研究力作《怀麓堂诗话校释》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同样存在为避忌而删改的问题。《全明诗话》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明诗话全编》据《历代诗话续编》本。我们此次采用梅纯正德二年序钞《艺海汇函》为底本，较之清人已有的删改，实皆完足，显然更近原貌。另有个别异文及条目次序相异处，皆详加比勘，出以校记。 　　 　　谢榛《诗家直说》今存最早刊本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丽泽馆刊一卷，计二百十七条，其中二十三条为他本所无（《谢榛全集校笺》据丽泽馆本补二十一条）；又其文字与通行本差异较大，为早期不甚成熟的文本。是书通行本为万历二十年赵府冰玉堂刊刻《四溟山人全集》本，又有万历三十六年赵府冰玉堂重修本、万历三十九年邢琦等刊单行本。另尚有明万历刊盛以进选《四溟山人诗》十卷附《诗家直说》二卷本。清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胡曾耘雅堂据赵府冰玉堂重修本校刻，更名为《四溟诗话》。又为《海山仙馆丛书》、《谈艺珠丛》等收录。人民文学出版杜校点本《四溟诗话》以《历代诗话续编》本作底本,并用《海山仙馆丛书》本作了一些校补工作。由于此本底本选择欠妥,原本中多处错讹与缺失,点校者又没有做更详尽的校勘,所以漏收、失校不少条目。李庆立等《诗家直说笺注》（齐鲁书社，一九八七）以赵府冰玉堂刻本为底本，校以邢琦刊本、胡曾刊本等。二〇〇三年，李庆立先生《谢榛全集校笺》（江苏古籍出版社）又以万历三十二年丁子裕和程兆相重新修订、三十六年剞厥事竣之赵府冰玉堂刻《四溟山人全集》为底本，将丽泽馆本、《说郛续》本、盛以进本所多条目单独辑为一卷，实为迄今谢榛诗学著作整理最为全备完善之作。本编以赵府冰玉堂本《诗家直说》四卷为底本，以丽泽馆本、邢琦刻本、《说郛续》本、盛以进本、耘雅堂本为校本，除校对各本文字讹误异同外，丽泽馆本等所多条目，按次序以校记的方式出现。相比于单独辑出，如此能更为清晰地展示作者诗学思想演进及文本递变的脉络。 　　 　　王世贞《艺苑巵言》始撰于嘉靖三十六年，次年成初稿六卷，后“岁稍益之”，至隆庆六年定稿为八卷附录四卷。今存各本，陕西省图书馆藏六卷本为嘉靖三十七年刻本，日本大阪大学图书馆藏八卷本为隆庆元年刻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八卷本残本为同一刻本），此二本为作者早年未定本。万历五年收入《弇州山人四部稿》的为《艺苑巵言》八卷附录四卷，是为作者自订之成熟文本。万历十九年累仁堂刻十二卷本所据即万历五年《四部稿》本。《艺苑巵言校注》以万历经世堂刻《弇州山人四部稿》原录《艺苑巵言》为底本，复取《历代诗话续编》本、《谈艺珠丛》本、新安程荣刻十六卷《增补艺苑巵言》等参校。然程荣刻十六卷本所据为隆庆元年刻八卷本，附益增补万历五年《四部稿》本而成，其与万历五年世经堂本差异极大，而《艺苑巵言校注》实未能以校记反映此本之特征。我们此次整理，以一百七十四卷本《弇州山人四部稿》所收《艺苑巵言》八卷附录四卷为底本，参校累仁堂本、《四库全书》本。因六卷本、八卷本与《四部稿》本文字差异极大，除个别文字的讹误缺漏外，不校其异同。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诗话使用的是海内外孤本，体现了独具的版本价值。如苏州图书馆藏《傅与砺诗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新编名贤诗法》、刘世伟《过庭诗话》等，之前一直未受到关注，虽已有学者介绍，然包括像《全明诗话》、《明诗话全编》这样的汇纂文献皆未收录，此次收入本编，皆为首次以完整的形态整理出版。尤其《雪涛阁诗评》更是以新发现的珍稀之本点校整理。 　　 　　《雪涛阁诗评》见于《雪涛阁四小书》。《四小书》一九三六年首次由章衣萍据残本《亘史钞》整理（仅《诗评》、《谐史》二种），《全明诗话》收录《说郛续》本《雪涛诗评》、《闺秀诗评》，又据章衣萍《国学珍本文库》本《雪涛小书》收录为《雪涛小书诗评》；《明诗话全编》据《说郛续》本收录《雪涛诗评》、《闺秀诗评》。黄仁生教授一九九七年辑校出版《江盈科集》、二〇〇八年湖湘文库版《江盈科集》则均据全本《亘史钞》精心整理。本编所收，系使用最新发现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珍稀之本《雪涛阁四小书》（共十册，包括《谈丛》二卷、《闻纪》二卷、《诗评》二卷、《谐史》二卷）为底本。《尊经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着录作“明版”。据卷一所题”西楚江盈科着，男禹疏婿阙士登重较”，“较”字避熹宗讳，当为天启时刻本。将尊经阁本与《亘史钞》本比勘，其文本差异极大，主要为条目有无及次序调整、字句删改及增加潘之恒分类标题及评语三个方面。尊经阁本较《亘史钞》本多“唐人之诗有全以天机胜者”、“杜少陵诗随处缀景”等八条；二本次序不同之处十余条。《亘史钞》本正文，潘之恒加以“用今”、“求真”、“拟古”等标题。其他删改之处如“胡缵宗号可泉”条，尊经阁本“若此律者，盖公得意之诗，不得意之遇”，《亘史钞》本作：“若律，则公得意之诗，不得意之遇，悲夫！”可知潘之恒在钞录时，依据个人的理解及编辑之需，于《雪涛阁四小书》颇有调整及删改处，就保存原貌而言，尊经阁本自然是最好的底本。 　　 　　  四 　　 　　 　　本编所收五十种明人诗话，成书历时近三百年，文献情况复杂；而相比较一般古代典籍，诗话文献的整理又有其独特之处。除严格遵守传统校勘学术规范外，又须结合诗学文献自身的特点，在尽可能保存原貌的基础上为研究者提供可靠、精确的文本。总体而言，本编在校勘方面的特点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明人诗话有些作品在长期流传中，原本已然散佚，仅有为丛编、丛书所收录得以保存者，在使用此类文本时须多方校对相关文献。首先是尽可能利用不同的丛书本作校勘。如朱承爵《存余堂诗话》有《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本与《学海类编》本，前者刊刻时间早且质量相对较高，故取作底本；但在个别文字上，《学海类编》本也可以提供校改。如“张灵字梦晋”条引张灵临终前诗，《顾氏》本作“一枚蝉蜕搨当中”，《学海》本“搨”作“榻”，据改；又如“吴人黄省曾氏刻刘叉诗”条引《自问》诗，《顾氏》本作“酒肠宽自海”，《学海》本“自”作“似”，《顾氏》本或是涉上讹，据改；二本又有多处文字不同，皆出异同校。《夷白斋诗话》亦有《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本与《学海类编》本，前者取作底本。“古乐府云金铜作莲花”条，“石阙生口中”，《顾氏》本“阙”作“阔”，其下又云：“石阙，古汉时碑名，故云。”误，据《学海》本改。又如“《山居集》者”条，《顾氏》本引诗作“脱巾漉沽酒”，《学海》本“沽”作“浊”，据改。又如《挥麈诗话》有乾隆四十三年金氏砚云书屋刊《砚云甲乙编》本与日本《萤雪轩丛书》本，前者取作底本。“诗人志向不同”条，引唐寅诗“谁信深溪狼虎里”，《顾氏》本“狼虎”二字脱，据《萤雪轩丛书》本补。 　　 　　其次，部分诗话为后人自某种或几种作品中辑出刊入丛书者，其情况则较为复杂。本编所收诗话中，《余冬诗话》、《恬致堂诗话》、《玉笥诗谈》三种均为后人辑出收入丛书《学海类编》者，由于辑者水平及态度问题，造成文本质量较差。而限于体例，且此类诗话已然传播较广，不能重新自原本辑出。为保证文本准确性，在整理时需将每条诗话与其摘出之文字校对，根据不同情况校改或出校记。如《余冬诗话》卷上“苏长公平生以言语文字得罪”条引苏诗“玉皇楼形光，照家近无界”，此诗苏轼本集不载，《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九引作“家近玉皇楼，彤光照世界”，徐伯龄《蟫精隽》卷三引作“家近玉皇楼，形光照无界”，《余冬序录》作“家近玉皇楼，形光照无界”，或是出自《蟫精隽》。《余冬诗话》则是手民误植，当据《余冬序录》校改。又如卷上“《石林诗话》刘季孙”条，底本引《珊瑚钩诗话》，末云：“不数年，登近卿贰。”《余冬序录》作“不数年，登贰卿近”。检宋《百川学海》本《珊瑚钩诗话》卷二，作“不数年，登贰卿。近时韩驹待制”，则据改为并出校记。有些文字，属于政治避忌的改动，如卷上“征战之苦”条引人之语“古今蕃汉战争之域”，”蕃”字《余冬序录》作“胡”，只于校记中说明，不校改底本。又如《恬致堂诗话》卷一“子瞻书黄庭内景篇”条，底本“黑气剥尽朝日妍”，此条辑自《紫桃轩又缀》卷二，作“黑氛剥尽朝日妍”，检《四部丛刊》景明嘉靖蜀藩活字本苏辙《栾城集》卷十六作“黑氛”，据改。 　　 　　（二）如诗话一类文献，相较于子史及庄肃之古文文体，要随意自由得多。而明诗话作者，即使有声望者如王世贞等，多追求传播的迅捷，甫定稿即刊行；甚至随作随刊，是后复多方修订，演成复杂的版本系统。早期文本虽不全备，但与后期成熟文本对勘而存在的异文，对于梳理考察作者诗学观念发展演变脉络而言，有着较高的价值。因此，本编在校勘时，尽可能以校记的方式保留相关信息，以便于研究者使用。如丽泽馆本《诗家直说》为早期刊本，冰玉堂刻《四溟山人全集》本为成熟文本，其中文字差异反映出谢榛修订的痕迹。如卷一第一条“《三百篇》直写性情”，“三百篇”丽泽馆本作“周人”；“虽其逸诗，汉人尚不可及”，“逸诗”下丽泽馆本多“尚存”二字。此二处改削，使得表达更准确。又如卷一“陆机文赋曰”条，丽泽馆本末云：“诗赋由是不古矣。士衡之所知，固魏诗之渣滓尔。”底本作：“徐昌谷曰：‘诗缘情而绮靡’，则陆生之所知，固魏诗之査秽耳。”丽泽馆本前半为谢榛所论，后半为引徐祯卿之语，字句稍异；底本则径引徐氏之说全部，显示出作者观点的修炼及措辞的斟酌。 　　 　　《诗薮》诸本中，内阁文库藏少室山房本为最早，南京图书馆藏本刊刻时间约晚一年，均为胡应麟自刻，后来各本均祖此二本。南图本为作者自定义之成熟文本，自然应作为底本；而内阁文库本相比南图本有较多的异文。一是较南图本多十六条诗话，有些当为胡应麟再刻时所删，如外编一“仲尼诸弟子著述”等五条实与诗无甚关系；其他各条或亦作者所删，或为残缺所致。二是在用语表述上的修订，这些修订应是出于作者之手。如外编三“人主如文皇”条，内阁文库本“人主则文皇、明皇之属”、“宗室则越王、韩王之属”等叙述，“之属”南图本均改为“等”；南图本又删去了内阁文库本“殷七七以幻，王季友以卖履，邵谒以县胥”等内容。此外，还有大量语气表述的删改，如外编三“凡著述贵博而尤贵精”条，内阁本“为喷饭满案”，南图本改作“为之绝倒而罢”。其他如《都玄敬诗话》、《升庵诗话》、《四友斋诗说》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类似的情况。对此，本编尽力详细校勘，将此类异文以校记等方式呈现。另如《艺苑巵言》、《诗源辨体》，其早期版本与成熟文本相比，文字修饰及改动之处过多，若逐字比勘出校，则文本至为凌乱，不利阅读，故仅酌情校改底本的讹误之处，异文不复出校。 　　 　　（三）诗话在流传过程中，为刊行者或抄写者随意截取删补，后世流传为不同源流的文本。在此情形下，除详加考证辨析文献的源流、性质，选用合适之本作为底本外，尚须搜集有代表性的异本或相关文献校勘，以保证文本的准确、完足。 　　 　　如前举《雪涛阁诗评》，潘之恒在钞录时，依据个人的理解及编辑之需对《雪涛阁四小书》作了较多的选择、调整及删改，部分条目后有潘氏评语，这些信息，本编在整理时尽可能以校记的方式予以体现。又如冯复京《说诗补遗》，今仅存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初过录本。是本勾涂改动之处百余，如卷一“或曰诗恶乎学”条，“混沌开辟之初无”，原本圈抹去，旁朱笔改作“上皇以降其无”；又如“作五言古”条，“而卓然以苏李、《十九首》为师”，“十九首”原本抹去，“苏李”旁加“古诗及”。由笔迹及避讳等方面考证，此类删改增补，当是冯班所为。故此次整理一依原本文字，其朱、墨笔所改则出以校记。 　　 　　（四）诗话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受到文人的喜爱，但作为一种“资闲谈”的文字，在刊刻或传抄过程中受到的重视程度自然无法与经史乃或诗文作品相比，因此，更易出现文字讹误或缺漏之处。本编在整理时，尽可能由校本或据其他文献参酌补正，依不同情况或校改或出校记，在保存原貌的基础上提供准确可靠的文本。如《挥麈诗话》“二王父子”条：“中书殁百年而有王宪签裕问。”此处“裕问”上当脱一“子”字。按《明史·儒林》等文献，王问，字子裕，曾任广东佥事，其子王鉴亦进士，官吏部，与后文所叙合，故据补“子”字。又如《小草斋诗话》卷四“金李孟安阳人”条（《全明诗话》作“余季孟安阳人”），按李贤《明一统志》卷二十八《李志方传》：“李志方，初名益，安阳人，金宣宗时补为户部令史。”据改为“金李益”。 　　 　　作为一种随笔式文体，诗话会有较多引述诗歌作品或者他人关于诗歌的记录、评论处，而这些文字多凭记忆记述，加之其所据之本也未必可靠，难免出现引文或事实的错讹。在处理此类文本时，我们尽量持谨慎的态度，在不影响阅读的前提下尽可能保存原貌，只以校记的方式出现。如《麓堂诗话》“古诗与律不同体”条引谢灵运诗句“红药当阶翻”，然此句见《四部丛刊》景宋本《六臣注文选》卷三十谢朓《直中书省》；又如《麓堂诗话》“诗贵意”条，引王安石“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然此诗乃王维《书事》诗句。此系作者一时误记或所据文献之误，故仅以校记列出，不校改原文。如系显然的讹误或缺漏较多影响文意者，则据可靠之本改补，并出校记。如《颐山诗话》“东坡严雅二雪诗”条，引庄昶诗句“开天几无不是，有人诗句只鱼又”。上句显然缺字，“又”字亦与“严”、“雅”韵不合。《四库全书》本无此条。按嘉靖本《定山先生集》卷五此诗作“开眼天机无不是，有人诗句只鱼叉”，诗话当是抄写之误，故据改。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明以后的版本，尤其是丛书本及《四库全书》本。在校勘时，除非必要，这些本子一般只用来校讹误，不校异同。如《夷白斋诗话》今存顾元庆《明朝四十家小说》本，为作者自刻，其文本最为可靠；又有《学海类编》本、何文焕《历代诗话》本、近藤元粹《萤雪轩丛书》本。《萤雪轩丛书》本所据即《历代诗话》本，何氏所据之本并未说明，其文字与《四十家小说》本等颇有不同。如“拯人之危，大是好事”条，底本“有《寄周岐凤》诗云”，《历代诗话》本前多“钱经历允辉”五字；段末又多“江南人传诵之”。钱允辉名晔，《麓堂诗话》“维扬周岐凤多艺能”条述此事，末云：“江南人至今传之。”钱谦益《列朝诗集》乙集卷七收此诗，诗下注引《麓堂诗话》此条。又如“怒气号声迸海门”条，底本：“诗亦雄壮，所谓迈往凌云之气，盖可见矣。”《历代诗话》本无“所谓”。这些异文基本是出自何文焕的删润，非有别本可据，故均不出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