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对明治维新的研究始于清末。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等不仅对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深刻影响了清末和民国时期国人对明治维新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学界对明治维新的研究不断推进，并先后提出了“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革命和改革两个发展阶段说”、“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说”等观点。1981年《世界历史》编辑部汇聚国内相关学者编辑出版了《明治维新再探讨》。伊文成、马家骏等1987年出版《明治维新史》则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界研究明治维新的最新成果。此后，国内与明治维新相关的论文虽然偶有出现，但相对较为沉寂。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明治维新与日本近代国家转型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相继出版了李文著《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2003）、宋成有著《新编日本近代史》（2006）、唐利国著《武士道与日本的近代化转型》（2010）、吕理州著《明治维新》（2014）等著作。国内学界关于明治维新与日本近代国家转型的研究，由于时代特点、史料限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对明治维新时期的社会变革给予了较大关注，但是，对于萨长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的历史活动，特别是对幕末江户幕府的政策措施和历史作用等关注较少。

本文试图在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应用历史制度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在系统梳理幕末维新时期日本的政治制度结构、社会关系变动和社会共识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幕府将军及阁老、天皇及朝廷公家、强藩大名及武士等的时局认知、政治构想和行动选择，阐明日本近代实现平稳国家转型的历史根源，揭示东方国家实现契约性国家转型的制度机理。

一、 幕藩封建关系下的契约政治行为

19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不断袭扰日本。1853年，面对“佩里来航”后的严峻形势，日本各界被迫探索社会变革之路。幕府将军及幕僚、各藩主及其武士、天皇及各公家等，基于自身的国际视野和特定的社会关系，分别提出了“开国”“海防”“攘夷”“尊王”等政治主张，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勤王党”“天狗党”“精忠组”等武士组织。然而，相对于江户幕府的对外认识来说，许多地方大名，特别是中下级武士的时局认识具有一定的朴素性和盲目性，由中下级武士推动的“攘夷”行动多数具有激进的、盲目排外性质。“攘夷”运动虽然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并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全国性“攘夷”共识。但是，直到大政奉还之前，决定日本政局走向的政治主体始终是幕府将军、阁老、诸侯大名和日益发挥作用的天皇和朝廷公家。天下大名和武士依然是以幕府为中心，共同抵御外侮。吉田松阴在狱中仍然不忘告诫：“兄弟虽阋于墙，然外御其侮。大敌在外，岂国内相责之时耶？唯当与诸侯协心，规谏幕府，共策强国之远图。”

面对幕末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日本社会普遍认识到，传统的幕藩体制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必须进行全方位变革，建立一个强力的中央政府，以领导日本抵御西方列强。但是，对于如何改造现行幕藩体制，建立何种权力体系，谁来领导这场政治变革等，日本社会主要政治主体之间根本无法简单达成共识。幕府将军及阁老，天皇朝廷及各公家，诸侯大名及其各武士团体等，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时局认识，开始谋求挽救民族危机的国家转型之策。“到了幕末，尊皇论明显成了一个政治标语，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未必意味着反幕论乃至倒幕论，更何况是反封建论。”

为应对“佩里来航”的外交困境，幕府老中阿部正弘主政时期，他打破了由谱代大名垄断幕政的传统惯例，主动咨询德川齐昭、岛津齐彬、松平庆永、伊达宗城等亲藩大名、外样大名，共同谋划海防御敌之策。幕府一方面上奏天皇朝廷，申明西方列强殖民威胁的严峻性，一方面传令天下大名、旗本和御家人，号召群策群力，共赴国难。阿部正弘放宽参觐交代限制，制订造船计划，积极谋划海防新政。幕府任命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为海防挂顾问，参与幕政。由此开启了日本近代史上的“公议”政治。对于幕府发出的“公议”号召，天下诸侯和武士积极响应，共提交七百多份建议书，其中包括驱逐论、避战论、有条件交易论和开国论等各种意见。然而，众说纷纭的“公议”意见，不仅无法形成行之有效的御敌之策，反倒使幕府陷入外交舆论的困境之中。

在江户幕府时代，曾经长期禁止天皇及公家干预国家政事，并为此制定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依据天皇大政委任的政治逻辑，将军代表国家处理一切政务。深处京都御所的天皇，养尊处优的公家，加上许多偏居一隅的大名及武士，他们很难全面了解国内外政治形势，其信息来源只能依据幕府的奏报和各种道听途说。阿部正弘开启的天下“公议”，打破了幕府钳制政论的自我限制，并以正式文告形式向天下扩散了殖民侵略威胁和幕府面临的外交困境。日本从此进入“公议舆论”的处士横议时代，幕府内部、朝廷公家、各地诸侯以及武士之间出现了尖锐对立和分裂。这为天皇及公家干预政治和诸侯大名参与朝政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因此，福地源一郎认为，老中阿部正弘开启的天下咨询，不仅动摇了幕府统治天下的正统性，也急剧提高了地方诸侯和武士的参与意识，并由此放宽了江户时代260年来对诸藩和武士的束缚，特别是参觐交代的放宽和造船计划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幕府权威和国家统治能力。

在幕府统治集团内部，围绕将军继承权和日美通商条约的敕许等问题，井伊直弼派和一桥庆喜派形成了的尖锐对立。1858年以后，主张开国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无视国内外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试图通过强权专制手段重振幕府权威。为了尽力排除水户、萨摩等强藩对幕府政治的干预，井伊直弼支持纪伊藩主德川庆福成为将军继承人，并擅自指示签署了《日美通商条约》，还残酷镇压了各藩及朝廷的反对势力，制造了“安政大狱”。安政大狱波及皇族、公家、诸大名、藩士、幕臣乃至寺院僧侣和一般庶民，遭到处分者多达百人。

井伊直弼的集权开国政策遭到各地攘夷势力的猛烈反对。1860年，井伊直弼在樱田门被刺杀，幕府的集权开国政策遭受重创。从幕末国内外政治形势走向看，很难简单评判井伊直弼的集权开国政策存在方向性问题。然而，面对民族存亡的殖民威胁和不断高涨的“攘夷”浪潮，现存的幕府体制下的谱代大名专权体制，既不能灵活应对西方列强的殖民威胁，也无法有效调动各藩之力集体御敌，最终导致幕府集权开国道路走向破产。与之相对，樱田门之变极大增强了尊王攘夷运动的社会声势，加剧了天下诸侯和武士对幕府的离心倾向，严重削弱了幕府统治能力。此后，幕府统治集团不得不屈从于“尊王攘夷”运动的压力，不断讨好“天皇朝廷”和争取强藩支持。

以江户为中心的幕府集权政治因为樱田门之变而宣告结束。井伊直弼被杀标志着幕藩体制下的封建契约关系开始走向解体。伴随着天皇权威的逐渐增强，幕府权威和权力不断遭到削弱。一方面迫于国内外形势压力，幕府不得不调整其统治政策，努力向天皇朝廷示好，并尽力争取与强藩大名合作，试图借助京都朝廷来重振幕府权威。另一方面，各地强藩大名开始积极联络天皇朝廷，并借助朝廷干预幕府政治。与此同时，曾经被德川幕府严禁介入政治的天皇朝廷也不断发声，干预幕府事务。“因为这时已经开国，原来的开国论、攘夷论失去了生存余地。名义上虽然还是开国论、攘夷论，其实质已经转变为公武合体论和王政复古论。”

为缓和与朝廷和强藩的关系，幕府积极推动“公武合体”运动，并解除了因安政大狱而遭受处分的公家及大名的限制。1862年，通过“和宫降嫁”，促成了将军德川家茂与天皇之妹的和亲。其后，萨摩藩主之父岛津久光借助公家的力量，在“无位无官”背景下，严重违背幕府禁令，率领萨摩藩兵进入京都，并直接上书朝廷，要求拱卫京都，而且还打破江户幕府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惯例，与敕使大原重德一起前往江户传达天皇敕令，逼迫幕府改革。如果说“和宫降嫁”是幕府主动推动“公武合体”的策动之举，那么，岛津久光入京和江户宣敕则是强藩参政的政治宣示。此后，以京都为中心，代表京都权威的天皇、朝廷公家，代表幕府势力的一桥庆喜（德川庆喜）、松平庆永、松平容保等，代表强藩势力的萨摩、长州、土佐等大名及武士，为争夺参与中央政治决策而展开了政治上的合纵连横。

第一，“公武合体”运动中的参预会议尝试。在岛津久光的提议下，天皇任命一桥庆喜、松平春岳、山内容堂、伊达宗城、松平容保、岛津久光为朝廷参预，正式参与朝议，由此强藩大名获得了参预京都朝廷事务的正式身份。此后，经幕府将军批准，各参预大名可以进入老中事务所，参与幕府政治。“公武合体”政治初步形成。参预会议的设立及其运作，是以京都为中心的“公武合体”政治的一次重要尝试，尽管这种政治模式只是昙花一现，但其成立本身即宣告了以江户为中心的幕藩体制的根本瓦解。“伴随着幕府权力的衰退，公武合体的内容从最初天皇对幕府政治的原盘确认，后来变为幕府尊重天皇的意志，再后来变成服从朝廷的命令，最终演变为尊重参预会议体制下强藩诸侯大名的政治发言权。”

第二，长州藩的攘夷行动及其挫败。在参预会议的运行前后，长州、萨摩、土佐等强藩积极联络公家和幕府阁老，逼迫幕府彻底改革。长州藩在攘夷派主导下，联络朝廷的攘夷公卿，借助孝明天皇的攘夷情结，积极推动全国攘夷行动，并逼迫将军宣布攘夷。长州藩士真木和泉和久坂玄瑞等不断采取恐怖或胁迫手段，压制朝廷公家的反对意见。长州藩对天皇朝廷的过度把持，引起了幕府及其他各藩的极度不满。幕府代表一桥庆喜联合京都守护松平容保以及其他公家，在萨摩藩的支持下，发动了“八·一八”政变，解除了长州藩对宫门的警卫职权，命令长州藩兵退出京都，并借此驱逐了三条实美等七公家。为了重新夺回京都政治主导权，长州藩命令军队向京都进发，并攻打天皇御所禁门，引发“禁门之变”。最终被幕府和萨摩联合军队击溃。至此，长州藩攘夷势力被赶出京都，京都朝廷开始进入半独立于江户幕府的“一会桑”政权时代。

第三，萨摩藩的联幕行动与萨长同盟。在西南诸藩之间及各自内部，围绕“尊王”“攘夷”“开国”“佐幕”等问题，存在着复杂矛盾与冲突。对于西南诸藩来说，在外来威胁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其共同矛盾尚不在于如何倒幕，而在于如何挽救民族危机。他们之所以高调“尊王”，并积极推动公武合体运动，意在借助“尊王”之举，改革幕府统治，实现强藩参政的目标。在京都政局变动中，萨摩藩曾经积极与幕府合作，支持幕府的“八·一八”政变和“禁门之变”，坚决驱逐长州藩，并由此与长州结下了深怨。但是，在第一次征长战争中，西乡隆盛代表幕府与长州藩谈判，最终双方达成和平协议，避免了幕长之间的直接战争冲突。此后，经过土佐藩士坂本龙马、英国驻日公使哈里·帕克斯等人的斡旋，萨长之间缔结了针对京都“一会桑”政权的共同行动盟约。从萨长盟约签订后的历史发展看，萨摩藩事实上严格遵守了上述盟约，即反对幕府再次征伐长州，拒绝幕府的出兵要求，但当时萨摩藩并没有直接打出“倒幕”的旗帜。即使是被第二次征伐的长州，也仅仅停留在“武备恭顺”的地步。基于此盟约，萨摩藩拒绝参加第二次长州征伐。萨长同盟的建立，事实上为幕府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准备了重要组织前提。

第四，四侯会议的“公议”政治再尝试。德川庆喜就任第十五代将军以后，面对行将崩溃的幕府统治，德川庆喜希望通过改革幕府机构，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并借助天皇权威重新掌握政治主动权。然而，以萨摩为首的西南诸藩试图通过天皇朝廷，极力牵制德川庆喜的独裁行动。围绕长州处分和兵库开港先后顺序问题，岛津久光、松平春岳、伊达宗城、山内荣丰等诸侯与德川庆喜将军、二条摄政等多次举行会议协商，史称“四侯会议”。四侯会议是以萨摩为首的西南强藩与幕府之间以“公议”形式进行的又一次权力重构尝试，虽然其结果给人以势均力敌的表象，但德川庆喜的强势操作，事实上是强藩参政探索的失败。“四侯会议”后，萨摩藩等决定放弃奔走数年的公武合体路线，准备武力倒幕。萨摩藩与岩仓具视等秘密商议，并通过中山忠能、正亲町三条实爱、中御门经之等公家获得了讨幕密诏。倒幕战争一触即发。

第五，萨土同盟与“大政奉还”建议书。作为参预会议和四侯会议的主要成员，土佐、越前等藩曾经长期致力于公武合体运动和幕政改革。“四侯会议”失败后，京都政局处于大变动的前夜。幕藩体制的传统秩序已经难以为继，但各政治主体之间难以形成基本共识，日本的政治走向扑朔迷离。曾经盛行一时的公武合体论逐渐被人抛弃，王政复古论逐渐成为时代主流。伴随着天皇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幕府和大名的关系、雄藩之间的关系、大名与武士的关系、各藩武士集团之间的关系等都处于剧烈变动中。在土佐藩内部，勤王派和佐幕派一直存在激烈斗争。坂本龙马向土佐藩参政后藤象二郎提出了“船中八策”，建议通过大政奉还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并极力呼吁无血倒幕。后藤象二郎在征得土佐前藩主山内容堂同意的基础上，秘密联络萨摩等藩，希望共同提出“大政奉还”建议书。土佐藩与萨摩藩通过秘密会谈，签订了《萨土两藩盟约书》，强调匡正国体，实现王政复古，政刑归于一君，政柄归于列侯。其后，随着倒幕形势的急剧变化和萨摩藩的内部对立，萨摩藩最后决定武力倒幕，并取消了萨土盟约。最后，迫于倒幕战争即将爆发，土佐藩单独向德川庆喜提交了“大政奉还”建议书。

江户幕府末期，幕府统治日渐衰微，西南强藩的势力不断增强。到“大政奉还”前，幕府统治集团一直试图通过改革幕政，加强海防，以应对西方列强的殖民威胁。为此，幕府放宽参觐交代限制，推动天下“公议”政治。借此，天皇朝廷开始染指幕府政治，强藩大名则一方面联络天皇朝廷和幕府，试图借机参与中央决策；另一方面进行广泛的合纵连横，加强藩际联系。幕末主要政治权力主体试图在维系幕藩体制的前提下实现“公武合体”，并通过“参预会议”、“四侯会议”等契约政治形式进行“公议”尝试，以图实现国家政权的权力重构。但这些尝试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江户幕府已经无力重建中央权威，天皇朝廷和西南诸藩已经丧失了继续维系幕藩体制的耐心。

二、 明治新政府的契约政治构建

江户幕府末期，面对西方列强的殖民威胁，幕府与天皇朝廷虽然没有拿出什么行之有效的御敌方策，但幕藩体制依然得以正常运转，天下强藩大名虽然试图参与政权，但他们都是在坚持幕藩体制和遵守封建契约关系的前提下介入江户政治的。“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之间的连续性和变异性，体现了倒幕与维新两大运动的历史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说，倒幕运动衍生于幕末改革。持续的改革，产生了幕府始料未及的效果：一方面，改革成为幕府颠覆力量逐步积累的过程。……另一方面，德川家族利益首位、囿于独裁传统等幕府自身存在的痼疾，将幕府统治推向反面。”

面对萨长倒幕派的战争威胁和土佐的“大政奉还”建议，德川庆喜认识到，彻底改革幕府甚至废除幕府，已经是必然趋势。然而，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进行幕府改革。在未来的政权结构中，德川庆喜及德川家将处于何种地位。最后，德川庆喜力排众议，决定接受土佐藩的建议，向天皇提出大政奉还。与此同时，命令曾经留学荷兰的西周和津田真道进京，设计“大政奉还”后的国家政权改革方案。德川庆喜希望通过“公议政体”形式，代替原来的江户幕府。然后自己作为天下诸侯之一参加诸侯会议，并凭借自己的政治经济优势重新掌握国家政权。德川庆喜设计的公议政体方案虽然得到了土佐和越前藩等诸侯支持，但遭到萨长等倒幕势力的强烈反对。倒幕派担心德川庆喜凭借原幕府势力重新左右政坛，因而强烈要求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彻底驱逐德川庆喜，从根本上清除德川庆喜的影响。因此，直到戊辰战争爆发，日本政局始终处于不明朗状态。

面对德川庆喜突然提出的“大政奉还”，缺乏执政能力的天皇朝廷感到无所适从。以倒幕派公卿为中心的天皇朝廷虽然立即批准了大政奉还，但又不得不要求德川庆喜在新政推出之前继续负责处理国家外交等紧急政务。与此同时，天皇命令天下诸侯赴京，共商国是。对于共商国是的敕令，多数诸侯大名抱持观望态度，迟迟不肯上京。围绕大政奉还后的政体形式，强藩之间及其内部也展开了激烈争论。会津藩、桑名藩、纪州藩等佐幕派及幕府阁僚，密谋酝酿大政再委任运动，试图让德川庆喜重新掌握国家权力。萨长等倒幕势力则积极准备武力倒幕。土佐、尾张、越前等中间派势力则极力调和各方关系，力图实现和平转型。

为打破僵局，12月9日，在萨摩等藩兵保护下，萨摩、尾张、越前、土佐等诸侯、武士与岩仓具视等少数公家在小御所举行密谋会议，并以天皇名义颁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摄关、幕府等官职，设立总裁、议定、参与三职制，要求德川庆喜辞官纳地。从表面看来，经过小御所会议的“宫廷政变”，废除了延续千年的摄关政治，并以“王政复古”形式建立了明治新政府。然而，对于德川庆喜的未来地位等问题，新政府内部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尾张、土佐、越前等大名虽然在德川庆喜处置问题上对倒幕派有所让步，但他们支持德川庆喜作为一介诸侯参与新政权建设。甚至连积极策动宫廷政变的岩仓具视也同意德川庆喜在辞官纳地之后授予其议定职位。

明治新政府主要以萨长等军事同盟为基础，土佐、佐贺、越前、尾张等诸侯虽然参与了新政府建设，但他们与萨长之间仅仅是一种松散的政治联合。对于德川庆喜来说，小御所会议的宫廷政变虽然给他以极大的政治冲击，但德川庆喜依然掌握着京都、大阪、江户等地的强大军事力量，一旦战争爆发，胜负难料。小御所会议后，佐幕各藩则强烈要求讨伐萨摩。为避免京都的内战，德川庆喜解除了会津、桑名两藩的禁门守卫之职，率领幕臣离开京都，转往大阪。在新政府的“议定”“参与”等官僚中，公议政体派占据较大比例。在辞官纳地问题上，一些中间势力派同情德川庆喜。在新政府内部，随着大量公家、藩主开始担任议定、参与等要职，倒幕派越来越难以把握局势。为了避免两败俱伤，德川庆喜与萨长联盟之间、明治新政府与其他各藩之间，都在努力探寻实现有效和解的权力重组方案。因此，在“大政奉还”以后，日本政局事实上处于各派势均力敌的混沌状态之中。

对于积极发动宫廷政变的萨长等倒幕势力和岩仓具视等公家来说，如果不能迅速扭转在新政府中的被动局面，很可能导致以德川庆喜为首的幕府势力重新夺取政权。因此，倒幕派急于挑起战争冲突，以逼迫中间派做出选择。为此，萨摩藩雇佣浪人在江户挑起骚乱，进而引起了幕府与萨摩在江户的直接冲突。消息迅速传到关西，佐幕派强烈要求讨伐萨摩藩。德川庆喜发表《讨萨表》，命令军队向京都进发。双方军队在京都伏见、鸟羽发生冲突，导致戊辰战争最终爆发。伏见、鸟羽之战的突然爆发，使日本上层复杂的社会关系迅速转化为两个敌对阵营，迫使那些犹豫观望的诸侯不得不选边站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以萨长同盟为首的西南诸藩的联合行动，只是大势所趋下的暂时组合。对于萨长之外的其他各藩来说，加入萨长为首的明治新政府阵营，更多的是幕府结束后时局僵持到无法调和之后的被迫选择。然而，由于伏见、鸟羽之战以佐幕派的失败而告终，西南诸藩的选择最终确定，基本决定了明治维新的历史走向。

戊辰战争是一场没有幕府的倒幕战争。因为在戊辰战争爆发之前，德川庆喜已经向天皇奉还大政，并辞去了将军之职。戊辰战争爆发前，日本事实上处于无幕府、无将军而有明治新政府的政治状态。因此，除伏见、鸟羽之战可以说是倒幕派与佐幕派之间的军事较量外，后期的戊辰战争很难说是一场倒幕战争，而应是一场全日本的政治统一运动。从戊辰战争的历史进程看，除伏见、鸟羽之战、会津战争及其事后处理等较为惨烈外，包括上野战争、东北战争、箱馆战争等都只是小规模的战斗。面对西南诸藩的联合进攻，除新选组、彰义队、会津藩等进行强烈抵抗外，多数诸侯大名都是以观望态度应对征讨战争的。戊辰战争虽然冠以各种战争的名义，然而，以江户的无血开城为代表，戊辰战争主要是通过和平谈判形式实现统一，妥协谈判成为结束戊辰战争的最重要形式。

伏见、鸟羽之战后，德川庆喜主动放弃大阪，回到江户，并归隐寺院。此后，法国公使罗修斯曾多次面见德川庆喜，表示支持幕府对抗明治新政府的进攻。然而，德川庆喜始终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而是寻求与明治新政府的全面妥协。表面看来，江户无血开城是胜海舟与西乡隆盛谈判的结果，但其背后则得到了德川庆喜的默许和支持。当时的江户不仅拥有强大的幕府武装，而且许多幕臣要求坚决抵抗。江户开城后，板仓胜静、大鸟圭介、榎本武扬等幕臣继续在东北等地抵抗，有的坚持长达一年之久。大批幕臣的坚决抵抗，事实上从侧面证明了德川庆喜主动放弃抵抗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以及和平过渡的重要价值。

在戊辰战争期间，明治政府不断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1868年4月21日，明治政府颁布政体书，确立了府藩县三治制治理结构。原幕府的直辖地被收归中央政府以后，将分别设立府和县。直辖地以外的其他地区由原来的藩主进行统治。因此，戊辰战争结束后，明治政府虽然名义上实现了对全日本的政治统一，然而，对于直辖地以外的藩属地区，明治新政府的统治能力十分薄弱，太政官令等在处理各藩事务方面基本不具备强制力。到1871年废藩置县前，全日本共有3府、40县和261藩，其中政府直辖的府县土地仅占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

早在明治新政府建立之前，萨摩藩士寺岛宗则就曾经建议藩主将土地和人民返还朝廷。明治新政府建立后，木户孝允先后两次提出版籍奉还。姬路藩主酒井忠邦还与伊藤博文一起向政府提出了版籍奉还建议书。1869年，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经过事前协商，最后以四藩藩主名义联名向明治政府提出了版籍奉还上奏书。随后，其他各藩也纷纷效仿，申请版籍奉还。明治政府批准了各藩的版籍奉还申请，同时颁布太政官令，“废除公家诸侯之称，改成华族”。明治新政府任命各藩主为知藩事（藩知事）。知藩事作为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官，负责管理藩内事务。此后，明治政府又重新修改藩制，规定藩厅官员设置与府县相同，知藩事的家庭收入（家禄）与藩财政实行分离。藩财政收入的10%为藩知事的家庭收入，其他收入则用于支付藩厅经费和藩内职员的俸禄。

版籍奉还虽然形式上实现了中央政权的政令统一，但以藩为单位的独立兵权和财权等依然存在，并对以萨长土肥为首的中央政权构成巨大威胁。在戊辰战争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各藩债务急剧增加，财政危机日益严重，许多改革事业无力有效推进。明治政府建立之初，伊藤博文等曾经建议全面废藩，实行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并得到木户孝允的支持。大隈重信向太政官建议，要求实行“全国一致之政体”，强调要建设新型国家，必须废除府藩县三治制。但是，以大久保为首的多数政府首脑最终执行了一条渐进主义的协商路线。

幕末社会的急剧动荡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各藩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特别是经历二次征长战争、戊辰战争之后，一些小藩和戊辰战争中的“朝敌”藩，财政危机十分严重。废藩置县之前，鸟取藩、名古屋、熊本、南部藩等13藩已经向明治政府提出了废藩申请。1871年，经过秘密协商，萨长首脑初步达成废藩置县协议，其后又获得了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等公家以及土佐藩、佐贺藩的支持，最终形成了废藩置县的行动方案。为了顺利推动废藩置县，明治政府在西乡隆盛等协助下，通过萨、长、土三藩献兵形式，组建了中央直属军队，以确保明治政府对各藩的军事优势。7月14日，明治政府召集在东京的知藩事开会，宣布废除所有藩国，全国设置3府302县，实行府县二治制。原藩主不再担任知藩事，改由中央政府直接委任的县令。中央政府负责承担各藩的全部债务和藩士家禄，废除各藩藩札，由明治政府发行的纸币加以兑换。因此，废藩置县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以政府命令与和平赎买形式实现的。对于废藩置县，岛津久光等旧大名虽然心存不满，但整个废藩置县过程始终没有发生以藩为单位的大规模军事叛乱。

从版籍奉还到废藩置县，明治政府采用了渐进主义推进路线。戊辰战争之后，明治政府没有立刻实行废藩置县，而是经历了版籍奉还的缓冲过程。首先使藩主成为中央政府任命的知藩事，从而否定了传统的藩主世袭制，并实现了藩财政与藩主财产的分离。经过两年左右的藩内治理和改革，日本社会逐渐形成了废藩置县的广泛社会认同，于是明治政府果断决定废藩置县。实际上，废藩置县是以明治政府与各藩缔结政治契约的形式废除了延续数百年的大名领国制。

废藩置县是由曾经代表各藩利益的武士代表，即后来成为明治政府核心的藩阀代表共同合作下推动的。一方面，作为明治新政府的中央官僚，他们有着对国家前途的共同忧虑，有着对新型政权的建设冲动；另一方面，基于各自藩属利益和地位，彼此之间又存在着诸多矛盾。在废藩置县问题上，萨长土肥等之所以能够达成共同行动契约，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存在着共同利益，更在于他们面临着共同威胁。戊辰战争结束后，绝大多数诸侯大名仍然拥有各自的兵权、财权，相对于推翻幕府统治的西南诸藩来说，其他二百多个大名诸侯的继续存在将永远是一种潜在威胁。共同的敌人迫使以萨长为首的西南诸藩可以暂时搁置彼此的矛盾，而在涉及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上不断达成一致，坚决推动废藩置县和各项改革事业。

三、 契约性近代国家转型的形成逻辑

从明治维新的历史演进过程可以看出，自“佩里来航”以后，日本经历了复杂而剧烈的国家政治变革。面对西方列强的殖民威胁，幕府和强藩曾经在“公议”旗帜下通过“参与会议”“四侯会议”等形式探索过国家政权转型之路。“公议”道路失败后，在以萨长同盟为首的倒幕势力压力下，德川庆喜以“大政奉还”的被动性和平契约形式，间接阻止了即将爆发的内战。戊辰战争开始后，经过伏见、鸟羽之战的失败，德川庆喜力排众议，努力推动江户无血开城，以自己的政治生命换取了国家的平稳转型。戊辰战争中的个别战役虽然具有战争暴力性质，但和平谈判下的妥协性契约成为解决戊辰战争的最主要方式。明治政权确立后的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更不失为政府与藩主之间、西南各藩阀之间通过契约形式实现平稳转型的典范。可以说，在整个明治维新时期，决定日本国家转型的重大政治变动主要是以“公议”、协商、谈判等契约政治形式推动的，并以政治盟约、合作协议、主动申请或政府决策等形式实现的。幕府与大名之间、萨长及西南诸藩之间、西南诸藩与东北诸藩联盟之间、明治新政府内各藩阀之间，经过反复的公议、公论、协商、谈判，不断达成同盟性、妥协性或被动性合作协定，最终实现了从幕府旧政权到明治新政权的平稳过渡，初步完成了日本的近代国家转型。

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实现契约性近代国家转型，首先与幕藩体制下的封建分权结构密切相关。江户时代形成的幕藩体制既不同于中世纪西欧的封建制，也不同于中国明清时代的大一统，而是一种“幕府集权和诸藩分权”与“将军至强和天皇至尊”的二元政治结构。“近世的日本是由两个君主和二百多个小国家群组成的双头、联邦的政治体制”。“德川氏与大名特别是外样大名间的关系，原则上采用的是传统的封建恩给关系（依据大名的誓词和个人的忠诚给予他们领地，并加盖朱印），大名则原则上在自己的领地上具有独立立法、自我武装、自行征税的权利，只有在幕府面临战事时，才具有承担军役——需自己掏腰包的义务。”幕府虽然以大政委任名义保持着对中央政权的绝对垄断，但诸侯大名对藩内事务则享有绝对垄断权力。幕府将军与大名之间构成领主家臣式的封建契约关系。“封建制的基本框架就是个人通过书面契约所建立的君臣关系。……透过此一契约订立仪式构建起来的君臣共同体，乃是封建治理秩序之基本社会单元。”

在幕藩体制下，以御三卿、御三家为中心的亲藩大名监国制和以谱代大名为中心的中央决策体制，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衡，有效保证了德川幕府二百多年的稳定统治。然而这种分权式封建体制，虽然有利于内部相互监督与彼此制衡，却不利于有效调动全国力量抵抗外来威胁。“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将自身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它等于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与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之比。江户幕府末期，“将军至强”的幕藩体制受到来自强藩大名的严峻挑战，幕府的统治权威和统治能力不断下降。在“尊王攘夷”运动的推动下，天皇日益成为凝聚民族主义的动力源泉。强藩大名凭借其自身的政治经济优势不断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并积极寻求在京都朝廷、幕府以及各藩之间的合纵连横。当地方诸侯大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呈现契约性联合时，幕府统治将难以为继。

日本各地诸侯大名基于特定地域关系和相对独立性，加之幕府对大名关系的长期严密监控，大名之间关系复杂，相互猜忌，因而一般难以简单建立同盟关系。江户时代末期，尽管幕府对天下诸侯的控制能力已经相当微弱，但迫于幕藩体制下的制度依赖关系，除萨长两藩形成倒幕同盟外，直到戊辰战争爆发之前，绝大多数诸侯大名始终处于观望和骑墙之中。因此，幕藩体制下的分权性封建结构、地方诸侯大名的独立性和天皇权威的不断提升，客观上为各藩之间缔结行动契约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前提。

其次，幕末维新过程中各政治权力主体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及其变动性是导致契约性近代国家转型的现实动因。面对西方列强的殖民威胁和国内政治经济变动，作为幕末日本社会的最主要政治权力主体，幕府统治集团已经认识到幕藩体制难以为继，改革势在必行。然而，仅仅依靠幕府自身的努力，根本无法找到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因此，幕府不得不转而寻求天皇朝廷和强藩大名的支持。西南诸藩通过幕末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任何一藩的综合实力，都无法与幕府相提并论。各诸侯大名之间相互独立，彼此互不统属。除幕府之外，其他大名更不具备一呼百应的领导能力。萨长两藩虽然缔结了具有联合防御性质的萨长同盟，但依然不敢轻易公开对抗幕府。土佐、佐贺、越前、尾张等强藩既与幕府保持密切关系，又希望幕府进行根本性变革，更不会轻易认同萨长的主张。一些强藩大名虽然进行了广泛的合纵连横，但主要是以和平协商形式展开的，他们试图在维系传统封建关系的基础上推进幕末政治变革，尽量避免发生大规模内战。

戊辰战争爆发前，幕府、各藩和天皇朝廷构成幕末政治的最主要政治主体，社会活动主要是以藩为单位进行的，藩主是各藩行动的最终决策者。戊辰战争爆发后，随着明治新政权作用的日益加强，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等各藩武士逐渐进入国家政权中心。作为明治政府的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藩主，而是代之以萨长藩阀为中心的中央官僚。这些曾经的藩属武士虽然依然保留着对各藩的从属关系，但其更大程度上是作为明治政府中央官僚而存在。“绝对主义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绝对主义国家培育了资产阶级；而正在兴起的商业阶级反过来成功地驯服了君主制国家。他们成功地挑战了贵族关于政府是一种出身特权的主张，并且慢慢地用‘政府是拥有财产的平民的天然领地’原则取而代之。”曾经对武士拥有绝对权力的藩主们，伴随着其家臣参与中央政权的角色转换，逐渐失去了对原来武士的控制力。作为藩阀代表的中央官僚，虽然仍然以本藩势力为基础，但他们已经逐渐打破了原来的藩国附属性，形成了在中央政府中跨越藩际界限的协作关系，并凭借这种跨越藩界的协作关系，逼迫原来的大名诸侯不得不接受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的制度安排。对于参与明治维新的绝大多数藩属武士来说，明治维新是从藩属政治主体向国家政治主体的逐步转化过程，他们由原来的藩属身份契约关系逐渐转化为国家所属的职务契约关系。

再次，“富国强兵”等社会共识是实现契约性国家转型的社会基础。“尊王之说自下倡之，国会之端自上启之，势实相因而至相逼而成也。何也？欲亡幕府，务顺人心。既亡幕府，恐诸藩有为德川氏之续者，又务结民心。”从日本近代国家转型过程可以看到，民族危机、民族矛盾虽然一直是日本社会关注的焦点，甚至成为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导火索。然而，民族冲突或民族战争却始终没有成为近代国家转型的主要原因。“19世纪非西方国家进行所谓‘防御性现代化’源于类似的对外国侵略和征服的担忧。权力分散和缺少现代化改革的状况，只有在社会没有受外部威胁时才能维持。”与之相对，以民族危机为契机，围绕“开国”“攘夷”等问题，各政治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角逐和秩序重建则构成了幕末日本政治变动的主题。幕府与天皇朝廷、幕府与各藩、各藩之间以及藩内武士集团之间，各种斗争相互交错，枝节横生。随着时代的发展，各阵营之间及其内部关系不断调整，矛盾的焦点最后逐渐集中于西南诸侯倒幕势力与德川庆喜幕府之间的领导权争夺。“外国的思想刺激了日本的国家观念。日本的国家观念产生之日，就是各藩的观念灭亡之日。各藩的观念灭亡之日，就是封建社会的颠覆之日。”

对于德川庆喜来说，接受土佐藩的大政奉还建议，主动向天皇奉还大政和辞去将军职务，并不是在武力逼迫下进行的，而是推动国家政权和平过渡的一种契约性行为。大政奉还之后，德川庆喜不仅没有处于萨长的控制之下，而且完全有能力和条件继续组织大规模的对抗行动。相对于萨长等倒幕势力来说，德川庆喜依然拥有较大政治主动权和相对的外交优势。然而，德川庆喜最后主动接受了明治新政权提出的条件，不仅辞官纳地，而且还极力阻止了幕臣的抵抗行动。在幕府统治集团中，并不是所有幕臣和大名都认可大政奉还的和平解决方式。然而，绝大多数幕臣和佐幕派事实上服从了德川庆喜的不对抗路线，主动选择了和平过渡，从而避免了大规模内战的爆发。这种在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上的妥协，虽然不乏德川庆喜自身存在的尊王思想影响，但从根本上说，还是来自德川庆喜对“富国强兵”等国家转型目标的民族主义认同。“相对于世界历史上许多国家所经历的类似过程而言，日本政治变革中诸种势力对国家、民族利益表现出了较为高度的重视，变革过程本身也较为平稳、渐进、有序。”

对于日本等东方后起国家来说，近代国家转型的直接刺激在于西方列强的殖民威胁，国家转型的首要目标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富国强兵”，而不一定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倡导的民主与自由。卢梭、洛克等社会契约思想虽然为后来的法国大革命等提供了精神食粮，但对于缺乏启蒙土壤的幕末日本社会来说，它既不符合天下诸侯的“公议舆论”诉求，又不能直接渗透到中下级武士的民族主义思想骨髓，因而无法为幕末维新提供现实可行的行动路径和精神动力。从东方后进国家的历史实践看，民主与自由更可能是近代国家转型中的副产品，而不是主产品。这里当然不是说要轻视民主、自由的社会变革价值，而是说相对于特定历史阶段来说，东西方近代国家转型的时代原因和价值理念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洛克、卢梭等的社会契约思想曾经成为法国革命的旗帜，却未能成为日本等东方国家近代转型的历史动因。推动东方国家历史转型的直接动因更大程度上是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因此，相对于卢梭式的民主革命来说，明治维新更大程度上是基于“富国强兵”等社会共识下的政权重组和制度再建。正是基于这种带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转型目标的广泛社会共识，才促使明治维新的政治权力主体之间更容易达成推动近代国家转型的共同行动契约。

结语

明治维新不是萨长藩等维新志士人为设计的制度变革，也不是由基层百姓直接发动的社会革命，而是主要政治权力主体之间围绕中央政权的权力重构和制度再建。明治维新虽然结束了长达二百六十多年的江户幕府统治，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新政府，废除了封建大名领国制和武士身份制度，但这些重大社会变革主要是通过政治协商完成的。作为幕末的主要政治权力主体，幕府将军、阁老、天皇、朝廷公家、诸侯大名、武士及后来的藩阀等，通过一系列的契约政治协商和契约政体构建，最终实现了中央政权的和平过渡和制度构建，平稳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国家转型。

近代国家转型是指从封建国家向近代立宪国家的演进和变革。依据政治权力主体之间在近代国家权力重组和制度构建中的行动方式、政策手段及暴力程度，近代国家转型可以分为契约性转型和强制性转型。契约性转型是指政权权力主体之间主要通过协商、合作或同盟等形式进行权力重构和制度再建的转型模式。强制性转型是指主要依靠暴力革命手段，通过彻底推翻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实现国家政权更迭的转型模式。契约性转型与强制性转型是一个相对概念，事实上没有绝对的契约性转型，也没有绝对的强制性转型。相对于强制性转型来说，契约性转型主要依靠组织间协商等契约行为或缔结同盟协定等契约构建形式，较为温和、平稳地实现从传统政权向近代政权的过渡。但是，契约性转型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强制性、军事性手段。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近代国家转型是一种典型的契约性转型，它为东方后进国家推动近代国家转型提供了一个契约性历史版本。从明治维新的历史演进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近代转型，是走契约性转型之路，还是走强制性转型之路，主要取决于国家政权的组织结构强度、政治权力主体关系的变动性和转型目标的社会共识度三个因素。国家政权的组织强度是国家转型的制度前提，政治权力主体关系的变动性是国家转型的现实动因，转型目标的社会共识度为国家转型提供精神动力和社会基础。三者相互影响，互为条件，共同决定着近代国家转型的路径、方式和社会震荡程度。一般来说，国家政权的组织结构强度越弱，政治权力主体关系的变动性越低，力量差距越小，国家转型目标的社会共识度越高，则越易于实现契约性国家转型。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国家转型的起点和重要路径。日本近代国家转型的结果并不能逆向推理近代转型的原因。日本近代的国家转型曾经面临多重道路选择，并不必然走向后来的“明治维新”。江户末期，日本既可能因为列强侵略而成为欧美等殖民地，也可能因为萨长等的倒幕运动而陷入长期内战，还可能通过将军德川庆喜的主动改革而直接推进近代化。在日本近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以萨长为首的西南诸藩，作为明治维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制度变革的主宰者，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主动退出政治舞台的历史抉择，事实上直接改变了日本近代国家转型的发展路径。否则，日本近代国家转型可能以幕府与西南诸藩之间的大规模内战形式展开，“明治维新”的历史可能被完全改写。

本文作者刘轩，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