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只有“天下”的观念。“天下”这个词，在古代中国，其含义却是有局限的。所谓“天下”是指君临所及的王土，也有古人将“天下”扩展到尚未认知的以至想象的地方。这种天下观又与华夷观联系在一起，所谓君临天下，包括了华和夷，从观念上说，四面八方的外族外国都在其中。华夏是天下的中心，文明的中心，从中心向四边延伸，越处边缘，就越野蛮荒芜。这种天下观和华夷观表现在地图上就是天下图和华夷图几乎可以划等号，华夷图只是天下图外延的扩大而已。在《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一书问世后，利玛窦世界地图在中韩日历史上有着不同的影响，这个问题可以从历史上三国的“世界”观念的差异和演变来进行考察。我们知道，利玛窦世界地图在中国并没有动摇明朝和清朝的大一统的权威，相反，西方的世界观念一次又一次地被消融于传统的天下观之中。下面我要讲的是在读朝鲜的天下图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图时的一些记录和思考。

一、朝鲜的天下图

利玛窦在中国一共绘制过六次世界地图，其中传存的首要代表作是1602年在北京刊印的《坤舆万国全图》，此图1603年就由燕行使臣传入朝鲜。利氏世界地图作为西学传入朝鲜半岛的先声，给朝鲜士大夫们带来了全新的西方地理知识，冲击了他们过去接受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的天下观。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中国以外还有如此广袤的天地，便开始反省传统的“华夷之论”，并在大量汉译西学书传入后，最终触发了“朝鲜西学”的产生和“北学派”的兴起。朝鲜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天下图”？

从现在掌握的原始资料看，在17世纪后半已经出现，可考知确切年代的《天下总图》最早绘制于1684年。朝鲜的“天下图”是一种世界地图，这一点在学界没有分歧。天下图一般被编入朝鲜特有的地图帐中。天下图的轮廓，按图形及其内容，最里面的是中央大陆，向外一圈是内海，再外一圈是环状大陆，再外一圈是外海；中央大陆、内海和环状大陆上都标有许多国名、族名和山名等。但关于其图式和内容的来源，它的性质，学者们却有不同的看法。

从已见知的近20幅天下图来看，我倾向于将它们简单地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繁式，第二类为简式，主要的区分在于第二类将第一类列出的洋水以西38个国名简为“西域诸国”和7个国名，以及将洋水以东16国名简称为“蕃胡十二国”；此外，在简式中有“八角形天下图”和“经纬线天下图”。

先前学者们讨论天下图时，大体上从图式和内容来探求其渊源和观念。作为圆形地图及其结构，金良善认为源自邹衍的思想（大九洲为大海环抱），中村拓认为主要源自中国佛教的世界地图，李约瑟认为是佛教和道教观念的混合，李灿认为是邹衍思想和欧洲中世纪圆形地图的结合，海野一隆认为它受到佛教《四海华夷总图》和利氏圆形地图的影响而在内容上则大多属于道教。莱德雅德认为它可以被称为实学派的世界地图，是西方制图学与东方地理知识的结合产物。在《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一书中，我们认为，它是中国传统天下观的表现，并且将它同天圆地方的观念联系起来。我觉得，与其说它表达了天圆地方的观念，还不如认为它采用了浑天说的观念。

将图式和内容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的方法是可取的。从地图的实际内容可以看出，天下图主要源于中国的古代文献，其中实有的地名出自史籍，而虚构的地名则多出自道教文献。联系起来看，其圆状图形，应当说是基于中国的浑天说，可能也较大受到道教相关论述的影响，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将西方的地圆说包容进来。

从实际的情况看，天下图中的世界，虽然仍以中国为中心，而同时中国、朝鲜、日本等又是分别自为一体的。如果联系到收录天下图的朝鲜地图帐来进行考察，它包括了三个层次的地图，首先是天下图，其次是国别图，再次是道别图。这是一个新的地图体系，它与中国原来的一统（大统）体系不同，与朝鲜原来的大总体系也不同，而却与西方的世界地图集中的地图层次靠近了。

二、日本的南瞻部洲图

日本人很早就接受了“天下”这个词，也使用这个词，虽然在历史上曾模糊和有限地认同中国人赋予它的“中华中心主义”内涵，但它较早表现出非一天下、自主天下的意向。后来，“神国”和“天皇万世一系”渐被定为日本的立国观念，它更不可能接受中国的“天下”观了。“神国”思想支配下的日本逐渐在佛教思想影响下形成了瞻部洲观念下的“三国”观。这个观念最早在九世纪初最澄的著作《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中已经表现出来，后来在北畠（zi）亲房的《神皇正统记》中表述得更加清楚。据佛典《俱舍论》，人们所居住的地方是被称为“瞻部洲”的大陆。佛教徒认为瞻部洲在须弥山之南，日本列岛与其大陆相隔以海。天竺在瞻部洲的中心，中国是偏远的国家。大陆上的天竺和中国，海上的日本，是为三国，这就是日本的三国观。这个基于佛教思想的“三国”观在16世纪中叶以前已形成为日本人传统的世界观。

随着三国观的确立和流传，南瞻部洲图在日本广泛传播。瞻部洲，又译作“阎浮提”，是梵语Jambu-dvipa（瞻部树丛生之地）的汉译。它的弧线轮廓被画成上宽下窄，所展现的是印度次大陆的形象。传世的日本南瞻部洲图大多是18世纪的作品，基本上可以考知年代。按照佛教的说法，在三千大千世界中，人们居住在南瞻部洲/阎浮提，东南西北有四天下四主。这种说法显然与传统儒家的“天下”观并不一致，但在中国佛教世代相传的过程中，这个南瞻部洲说被有意地被淡化了。玄奘在撰著《大唐西域记》时绘有五天竺图，但这幅地图并未传世。在浩如烟海的汉文古文献（包括大藏经）中，南瞻部洲图亦属罕见，近似的作品仅有志磐《佛祖统纪》中的《西土五印之图》（1269）、仁潮《法界安立图》（1607）中的《南瞻部洲图》和章潢《图书编》中的《四海华夷总图》等。

由于历史文献的缺失，人们难以进行充分的实证，但大致上接受这样的推论：以《西域记》为主绘制的五天竺图最初出现在中国，然后经高丽传到了日本，时间当在唐宋时期。当时的东亚佛教信徒渴望到天竺去朝圣，《西域记》是他们随身携带的指引书，五天竺图是其路线图。那么，在日本，这样的一幅只是追索玄奘足迹的地图，如何演变成了表示南瞻部洲的世界地图？

从中国文献中保存下来的这三幅五天竺图和南瞻部洲图，与日本的南瞻部洲图相比较，可以看出：《西土五印之图》上是没有日本的，它也没有日本南瞻部洲图的图形。《法界安立图》和《四海华夷总图》在图形上就和日本南瞻部洲图有一定联系了，它们更可能是日本南瞻部洲图的直接参照。这样，在中国淡化了的佛教“南瞻部洲”说，到了日本得到特别的重视和发展，衍生出了独特的“三国”世界观。

西方世界地图在传入日本后，曾受到日本佛教界的强烈批判，南瞻部洲地图传统成为拒斥西方地理观念的主要障碍。由于没有中国以及朝鲜那种以天下为中心的强大阻力，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思潮的演变，南瞻部洲地图也很容易地“受容”了西方世界地图上的部分内容，把原来编绘的是南瞻部洲图和日本图改为西方形式的世界图和日本图。而后来我们也知道，淡化和摒弃中国天下观的日本，也较早地将眼光投向西方以及整个现实的世界。

所以总体上说，在中国，牢固的传统“天下”观使利氏地图熔入明清地图的中华中心主义大统；在朝鲜，变异的“天下”观仍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大总”，利氏地图传入较早却影响有限，而特殊的“天下图”得以产生和流传；在日本，利氏地图虽也遭到拒斥，但实际上得到较为深广的“受容”，传统的“三国”观后来也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世界观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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