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 8823 次阅读 2016-2-20 12:55 |个人分类:张鹏的事|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style, Microsoft, color, border

食草木，饮涧泉，采山花，觅树果；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夜宿石崖之下，朝游峰洞之中。”――《西游记》

上面这段话，说的是在花果山上悠然自得的美猴王。而告别傲来国，来到海南岛，依然有一个人做着“与猕猿为亲”的事情。每年，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学者张鹏都会来到海南陵水县的猕猴自然保护区，研究那里的猕猴（Macaca mulatta）海南亚种。

在热带季风气候的把控之下，南湾猴岛的雨季炎热而降水丰沛。这天，张鹏刚刚接受完科学人的采访，就被雨淋了一身。奇怪的是，这“雨”势头不小，却只淋张鹏一人；雨水非但不凉，反倒带着温热……

张鹏抬头一看，哪见得着半朵乌云，只有一只猕猴蹲在枝头畅快地撒尿。“我了个去！”张鹏哀叹一声，指着“雨师”无奈惨笑。

张鹏和尿了他一身的猴子。图片来源：Calo

不过，像被猴子尿一身这种事情，人称“猿猴博士”的张鹏早已见怪不怪：他在深山中追过金丝猴，在实验室里跟黑猩猩比过记忆；他在日本猴专用的温泉里泡起过一身猴粪，也曾反过来被猴子“泡”，成为母猴子春心萌动的对象――用术语说，他可是被猴子“邀配”过的男人。

当你仔细看一只猴子，观察它们的眼睛、它们的双手，一种奇特的亲切感便油然而生。它们到底与我们有多相似，又是什么让人类成为人类？张鹏试图从这些与人类最为相像的研究对象身上寻找答案。

“令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们与猿猴之间那些共同之处。”张鹏说。

人有不同的辈分、阶层，猴子也有自己的社会规则。在岛上，张鹏用几个花生向我展示了猕猴的社会等级：在一对猕猴母女面前，他扔了一个花生给猴妈妈，只见猴妈妈一手抄起花生，嘎嘣嘎嘣就给吃了。可当着猴妈妈的面朝猴女儿扔去一个花生，猴女儿却完全装作看不到，甚至躲开飞来的美食。“在它们的社会，妈妈的等级比女儿等级高。要是有俩女儿，那小女儿的等级会比大女儿高。”张鹏解释。

人类社会诞生了复杂的文化，猴子也有自己的文化现象。20世纪50年代，日本幸岛上的猴子们迎来了几个人类“土豪”，每天在海边给它们投喂红薯。虽然天降美食不吃白不吃，但红薯沾着尘土，吃起来不但费劲而且伤牙。怎么办？到了1953年，一只名叫一默（Imo）的雌性日本猴灵机一动――用海水把红薯洗洗再吃呗。这只当时才一岁半的小猴子后来将这种技巧教给了亲人和朋友，使它们吃红薯的效率大大提高。短短5年后，岛上80%的青少年猴子都学会了洗红薯。之后几十年，这种能力不断被推广和继承，现在已经成为当地日本猴独特的一种“文化传统”。2001年，研究者甚至发现，那里的猴子学会了将红薯泡在海水里来增加咸味。而比洗红薯更出名的日本猴文化，莫过于雪猴泡温泉的文化了――那始于1965年冬天，日本地狱谷的一只年轻日本猕猴跳进温泉里取暖。

那么，感情呢？这种人类引以为豪的能力，在猴子中存不存在？面对这个问题，张鹏说了一个故事。“那是我第一次在日本猴里看到这种现象。一个小猴子刚出生大概一个月，死掉了。”张鹏说，“但它妈妈就抱着它的尸体抱着舍不得扔。”

“刚开始的时候，猴妈妈的姐姐、妹妹还帮它梳理毛发。但几天之后尸体就臭了，肚子胀开了。慢慢就只有妈妈带着它。”张鹏回忆说，“再后来，尸体腐烂掉了，就剩个皮连个脑袋。它还是每天就这样提着。我记得当时14天，每天都看到它。到第14天，手上才没东西了。”

对猴妈妈来说，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猴群是要上山的。带着尸体，猴妈妈只能用三条腿爬，跟着猴群移动时就很蹒跚，上树也不好上。而要是一直在地面上，捕食者会去吃它。”张鹏说。

“我当时觉得好惊讶。后来我跟其他灵长类学者讨论，发现其实很多物种都有这样的行为：黑猩猩有，金丝猴有，白头叶猴有，海南这儿的猕猴也有。”张鹏说，“这不是某个个体的特点，而是整个灵长类都有的。”

怎么解释猴妈妈的行为？张鹏说：“用它们存在‘感情’可能可以更好地去解释这个现象。”他表示，尽管这种“缅怀”行为的适应意义可能不如用海水洗红薯吃那么明显。但是一样具有增强群内凝聚力的意义。

猴岛上一只名为“老红”的母猴和她刚出生一天的女儿。图片来源：Calo

“我一直在考虑灵长类研究对人类的意义，现在终于摸索出来，那就是要回避人类中心主义。”张鹏对科学人说，人类和人类的社会不是凭空而降的，它有自己的基础，跟之前灵长类的社会进化有所关联。

“我们常说‘人是唯一使用工具的’，‘人是唯一具有文化的’，‘人是唯一具有感情的’，诸如此类，却从来不看看动物。这就好比住在一个叫‘人类’的房间里头，隔壁是其他灵长类的房间、鸟类的房间等等，而我们从来不出人类这间房。”张鹏说，“我们一看自己的房间，哇，有桌子有灯啊！就觉得人类太特殊了，其他地方一定不会有这些东西。但作为一个灵长类学者，我得说，你要是想说什么是人类特有的，那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应该是走出‘人类’这个房间，到隔壁的房间去，看看它们有没有‘桌子’，跟我们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你才可以说人类的房间是怎样怎样的。”

“我觉得，做灵长类研究对人类学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提供了一个‘他者’。”他说。

在了解这些灵长类“他者”的路上，张鹏一走就走了15年。他原本是学生化制药出身――按他自己的说法，这专业“好找工作”。可后来，因为偶然机会到野外，张鹏对猿猴的兴趣就一发不可收。于是，他研究生考到了西北大学动物学系，跟着导师李保国研究金丝猴。

张鹏的学生在统计猴群中的猴子数目。图片来源：Calo

“我研究生的时候，一半时间在山里头呆着。从山里出来，土土的，人家还以为我是修抽油烟机的。”张鹏说。好在，即便是改学这种“冷门”学科，张鹏的父亲也一直支持他。

然而，张鹏的研究生才读到二年级，他父亲就去世了。“2002年，我爸突发心脏病，很快就不在了。那时我在秦岭山区一个叫玉皇庙村的地方，跟着金丝猴满山跑。”张鹏回忆说，“因为我是独子，父亲去世以后，家里先得找到我。那时，我三个舅舅开着车满山找我。一个找到四川去，一个找到甘肃去，还一个舅舅走国道四处问，终于才问到了双庙乡政府，得知山里头有西北大学的人在做研究。”

“乡到村大概13公里的土路，车进不去，我舅舅就让村民走进去找我们。当时李保国老师在村里头，而因为猴群跑得比较远，我和另一个老师还在山上。上山的路还得4个小时。李老师就让另一个村民上山找我。”张鹏说，那天他们跟了一天猴子，当时正在煮方便面呢。村民上来找他，他才急忙下山去。

“下了山，李老师问我吃饭了没。我说没来得及吃呢。李老师说，那给你加个馍。”

徒步下到乡里，张鹏终于在凌晨一点见到了舅舅。“我舅说没事，就是家里让我回去一下。我问他啥事，他说你回去就知道了。到了家，见到人们的表情和祭奠的东西，他们才跟我说我爸去世的事情。”张鹏回忆说。

后来，张鹏考到北京大学读博，家人所在的厂张起红榜，庆祝他将成为建厂以来第一个北大博士。张鹏却开心不起来：“当时我考到北大，厂里人说‘张鹏考到博士了，可他爸爸看不见了’。这是我最痛心的地方。”

“有时候做野外，就是这个样子。有些遗憾的地方吧。但我觉得，喜欢这个吧，也就只能做这个。”说到这件往事，爱笑的张鹏少见地神色黯然，但随即又哈哈一笑，说，“哎，这个，课堂上一般讲的都是比较开心的东西哈。”

最终，众人对“北大博士”的厚望还是落了空――日本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伸来的橄榄枝，让年轻的张鹏决定出国留学。“大家也不知道京都大学是干啥的，但觉得北大嘛，肯定是最好的。”张鹏说，“那时候家里组织了五次家庭会议，不让我去。”

他在北大的导师却明白这个机会难能可贵：“苏老师说，在北大研究猴子的就他一个，但在京都大学，研究猴子的学者有一百多个，能给我提供北大提供不了的条件，让我去。”最终，张鹏下定决心，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寄了回去，几个月后，远赴日本，一留就留了八年。

2007年的张鹏。图片来源：张鹏

回顾这段历程，如今已是生态学和社会学双向博导的张鹏不无感慨。“我研究做出成绩，对周围人影响最大的一点，便是证明冷门学科也值得坚持做下去。”张鹏说，“多数家长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金融学、管理学等热门行业，一味实用主义，而忽视了孩子的兴趣和潜质。其实，坚持自己喜欢的专业做下去就好。” 

学成归来，等着张鹏的却是一道鸿沟――2009年，他带着对灵长类学的新认识回了国，却迎来了人们的不解：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有老师专门端个凳子跑到我办公室来问：张老师，您是研究猴儿的吧？您看我们谁是猴儿了？为什么您到人类学系来？”张鹏说，中国的人类学接近民族学，而他大概是国内唯一一个研究生物人类学的人类学者。

“和个体老师交流的时候，一半以上的文科老师是不认进化论的，觉得那就是假说而已――但那却是我学科尊严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啊。人类学也有自己的尊严，但文理之间却不一定彼此认同。”张鹏说，“人文学科毫无疑问是要站在人的立场上去说事儿的，自然学科是站在自然的立场。”学科尊严之间的摩擦，让在猿猴江湖打滚多年的张鹏，在人的世界里感觉到了迷惘。

“刚回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孤独的猴子。”张鹏说。他意识到，要让人们走出“人类”的房间去了解人类，他就需要在人类学的鸿沟里，将割裂的“文”和“理”拉回一起来。

但正如会有第一只洗红薯、泡温泉的猴子来促进一种文化的诞生，也总得有这么一只“猴子”，试着在人类学领域做文理跨学科。

“最初我给人类学系的学生上课，讲到猴子有社会、有等级、有文化，同学们就使劲笑。但我不停说，把‘人类的生物性也很重要’这个含义根植到学生当中去。现在来说，大家慢慢能认可了，已经不是那么惊讶了。”张鹏说。

猴岛上，张鹏的学生在收集猕猴的数据。图片来源：Calo

现在，张鹏成立了自己的“灵长类与人类进化实验室”，“我在生科院教社会生物学，在人类学系教进化论，互补不足嘛。”张鹏说，“猴儿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载体。在生物学这边，我可以讲保护动物学，引起理科人的共鸣；给文科人讲的时候，我又可以讲人性。所以，猴子实际上是可以贯穿学科，让文理两边都认同的一个东西。”每年到海南研究猴子时，张鹏也都会带上文科和理科两边的学生。

“这样跨学科跨得比较劈叉。有时挺折磨的，但我想坚持下去。”张鹏笑说，“毕竟我觉得，只有跨文理，视野才会宽。”

嘴不停讲课，腿不停跑研究，张鹏手中的笔也没闲着。平均每三年，他就会写出一本科学传播类书籍。“日本是世界上研究灵长类最发达的地区，一个物种有500多人研究，光是关于灵长类的书就有600多本。这种科普的力量下，我随便问一个日本的中学生，猴跟猿有啥区别？他们能简短而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有尾无尾。”张鹏说，“想要赶超他们，首先要学习他们。”

在张鹏看来，中国人对猴子是有深厚感情的，愿意去了解它们。“但这样的感情又常常是朴素的、想当然的，包含着太多误解。”他说，拿猕猴景区做例子，每当游客看到猴子，第一件事就是问：“猴王是哪个？”然后导游就会说：“是那只，你看，多威武的雄性。”

“可这的猕猴是母系社会啊！即便有王也一定是女王。母系社会里，女儿留下来，儿子离开。”张鹏笑说，“那些看着挺强壮的雄性，在群里最多能呆三四年就要离开，只有女儿才可以继承妈妈的领地和等级。”他认为，学者有责任让人了解正确的科学知识。每年来海南调研后，他都会把学生们的调查结果分享给猴岛，让他们将知识传达给游客。

“我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在日本拿灵长类学位的人，我想把日本灵长类学里先进的东西介绍进来。”张鹏说，“这条路，应该还会很长。”

张鹏和他的学生们在猴岛。图片来源：Ca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