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乒乓外交”,人们首先想起的往往是1971年中美两国乒乓球队在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乒赛上的交手,以及美国队历史性地访问中国的事件。那次访问打破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坚冰,为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并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 而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日两国就已经用小小银球传递着友好信息了。

　　一 旋转的小球承载大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和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十分微弱，在这种状况下通过正式的外交手段去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十分困难，而体育赛事则成了中国扩大对外交往、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场所。当时，乒乓球是新中国能在国际赛场上一显身手的主要体育项目。

　　1956年4月，第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东京举行。如今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中国乒乓球队，当时却还是一支默默无名的球队。中国派出邱钟惠、姜永宁、王传耀、岑淮光、孙梅英等16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乒乓球队首次走上国际舞台。他们除了要提高自己乒乓技艺外，也肩负着向日本等国家的人民表达中国人民友好情意的任务。由于当时两国尚未建立邦交，在日本还没有中国大使馆等官方机构，带着“连人身安全都没人保证”的强烈不安，邱钟惠等选手于1956年3月坐上了前往日本的飞机。飞机抵达羽田机场时还飘着凉飕飕的雨，前来迎接的是当时位居世界顶尖水平的日本乒乓球代表团。后来邱钟惠回忆说：他们一直在雨中等待毫无名气的我们，简直不可思议，这让我明白了日本人对中国并无敌意。在中日两国选手们进行的比赛中，日本观众对中国队员十分友好，每当中国队打出好球时，日本观众就会为之鼓掌，选手之间的关系也日益融洽，这使得中国队员的不安也逐渐消除了。

　　在这届比赛上，日本乒乓球异军突起，打破了欧洲称霸世界乒坛30余年的历史。刚刚在世界乒坛领先的日本选手感受到了中国选手强劲的实力和友好的风度。这次比赛后，中日两国乒乓球运动员结下了友谊，两国民间体育交流也从此拉开了序幕，此后，日本运动员时常被邀请到中国进行比赛交流。高桥浩、木村兴治、松崎君代、关正子等日本乒坛名将在当时的中国也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中国政府敏锐地抓住了由乒乓球启动的外交机遇。周恩来总理特别注重日本乒乓球运动员在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马路上穿梭如流的自行车、普通民众对日本运动员的热情、雄伟壮丽的万里长城都给日本运动员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比赛期间，周恩来总理还专门宴请了日本选手。席间，总理讲道，中国队向日本队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后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中日关系很重要，中日友好很重要，乒乓球要继续发挥作用。

　　以后每次日本乒乓球队在中国参加比赛或访问时，周恩来总理总要接见日本运动员。1964年日本乒乓球队去北京参加友谊赛，周恩来总理和当时日本乒乓球代表团的长谷川喜代太郎在主席台上打赌。长谷赌中国队全赢，周总理说“我看单打中国队赢，双打日本队赢”，果不其然。长谷川佩服地问总理为什么，总理一针见血地说，“我们双打的步伐不行”，还指示贺龙“练一下步伐”。赛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设家宴招待部分日本运动员。当周恩来听说日本队员松崎将要结婚时，特意送给她一块粉红色丝绸衣料作为礼物。中日“乒乓外交”的蓬勃开展以及周恩来对日本乒乓球队的特殊关照打动了许多日本民众。

　　从那以后，中日乒坛交流频繁。以后的几届世乒赛基本是中日争雄，中国队独特的打法逐渐占据主动，在1965年的第28届世乒赛上，中国队勇夺5项冠军，确立了在世界乒坛霸主地位。从1961年到1965年，四次世乒赛的金牌得主木村兴治虽每次都有金牌进账，但男团金牌却是他的一块心病。1967年的斯德哥尔摩世乒赛，已进入“运动高龄”的木村作为教练兼运动员参赛，准备夺回男团金牌，而中国队因为“文革”没有参赛，日本夺得6项冠军，但站在领奖台上的木村却为此感到遗憾。赛后，木村和著名球员荻村伊智郎给周恩来总理发了一份电报表示：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是世界体坛的中坚，他们还会继续活跃在赛场。

　　二日本乒协主席牵线搭桥推动乒乓外交

　　在中国远离国际舞台的那个年代，可以说，假如当时没有一位日本朋友的热情牵线，就没有日后的中美“乒乓外交”，更没有中国体育的加速重返国际舞台。这位日本朋友，就是时任日本乒球协会会长、后来成为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的后藤钾二。

　　“文革”中，中国曾缺席1967年和1969年两届世乒赛。周恩来总理想尽办法保护了中国乒乓球队，并于1970年借为尼泊尔王子新婚庆典之机，派中国队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青年运动会。在这次运动会上，日本朋友终于又看到了李富荣、庄则栋等人的身影。他们坚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让中国队重返世乒赛。1970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在日本名古屋召开。此时，中国已经退出国际奥委会和各单项国际组织多年，唯有尚未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乒乓球，仍然留在国际舞台。作为名古屋世乒赛的组织者，后藤认为“一届没有代表着世界上最高水平的中国队参加的世乒赛，就不成其为世乒赛”，决心邀请因受文革影响缺席世乒赛已达三届的中国乒乓球队重新复出。在当时中日尚无外交关系，此举又遭到日本内外种种非议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需要意志和勇气的举动。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和村冈久平多次往返北京、东京进行铺垫之后，1971年1月25日，后藤带着村冈久平和球员森武、秘书小田悠祐秘密访华。随后双方进行了艰难的会谈，会谈中，后藤向中方提出，要整顿亚乒联，邀请中国参加第31届世乒赛。最后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极力支持后藤，提议世乒赛后进行中日友谊赛，还把对日本民间团体的感谢加进了最后的《会谈纪要》中。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后藤时，先是回忆了自己青年时代在日本的留学生活，然后鼓励后藤说：“您背后有7亿中国人民的支持，请放手做吧。”北京之行全程陪同了后藤会长的森武（时任东京都乒乓球协会主席）后来回顾说，“这与中日双方50年代频繁的乒乓交流不可分割。而谈判的成功，也许是中方也正有此意，不愿错过重返国际体育界机会的缘故。”

　　同年2月7日，亚洲乒乓球联盟举行临时会议，除新加坡弃权之外，只有日本一票同意后藤提出让中国参赛的提案，后藤当即拿出辞呈拂袖而去。反对派之后选出越南代表为新会长，并准备推荐台湾乒协参加国际乒联。事情越闹越大，国际乒联主席伊文斯表态，国际乒联不接受台湾以中国的名义进入国际乒联，因为台湾不代表整个中国。后藤返回日本后，宣布组建新的亚洲乒乓球联合会。在后藤等人的积极奔走下，经过千难万阻，中国队终于出现在第31届名古屋世乒赛上，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于是，就有了中国拿下了全部7个项目中的4个冠军。再后来，又有了美国队员误打误撞，搭乘了中国队前往赛场的大巴进而改变历史的一个偶然事件，使国际关系史上著名的中美“乒乓外交”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在大赛期间发生了。

　　对于这段历史，曾经亲自出任名古屋世乒赛中国男队主教练、时任中国乒协主席的徐寅生也印证说，“71年名古屋世锦赛，后藤主席在巨大的压力下，为我们尽了全力。没有他的努力，就没有后来中国的乒乓外交，恐怕也没有今日开放发展的中国。”遗憾的是，这场“乒乓外交”的发球人后藤，却在1972年1月22日不幸猝然辞世。

　　三 乒坛老将再推“乒乓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