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莉

(安徽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凤阳 233100)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黑仆形象解读

张文莉

(安徽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凤阳 233100)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之一。小说中黑仆形象扑朔迷离，充满神秘色彩。通过对黑仆形象的解析，既可以客观地定位黑仆与艾米丽的关系，又可以从侧面揭示该小说丰富的内涵与深刻的主题思想。

南北战争；黑仆身份；忠奴与帮凶；边缘人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美国现代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品。小说自1930年发表起，便在文学评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艾米丽是南方没落贵族格里尔升家族的最后一名成员，深受南方父权文化及清教传统道德观念的双重迫害，这也是导致其人生悲剧的根源所在。小说自始至终弥漫着死亡的阴森气息，隐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因此，该小说常常被界定为一部具有哥特式写作风格的作品。学界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多集中在从社会文化角度及女权主义角度分析女主人公艾米丽的悲剧命运成因。如，何森梅《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一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结合社会语境，全面而细致地解读了艾米丽异化的必然性[1]；还有学者从叙事学角度对其叙事特征进行阐释，如，程锡麟《献给爱米莉的玫瑰在哪里？——〈献给爱米莉的玫瑰〉叙事策略分析》对小说的叙述者和叙述声音进行了分析[2]；王敏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叙事特征》主要从时间倒错、人称代词所指模糊和无名的声音三个方面探讨小说的叙事特征[3]，等等。小说中黑仆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小角色，其神秘的气息早已吸引不少读者的注意，但至今学界却鲜有对其形象进行研究。在小说中，黑仆角色几乎贯穿了故事的每一章节，但他的每次出场，作者只用寥寥数笔进行极简的勾勒，甚至剥夺了其话语权，对他没有任何语言描写。他不与其他人进行交流与沟通，对他的内心世界，戏里与戏外的人都无从把握。正因为如此，其角色才显得神秘莫测，以至在戏里与戏外，他都成了被无视、被边缘化的角色。然而，在小说中作者把黑仆安排在女主人公艾米丽的身边，并陪伴她度过了孤苦伶仃、暗无天日的一生。作者的这种构思安排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否又有着某种情感寄托，值得进一步探讨。

这篇小说同样贯穿了福克纳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的写作风格及主题思想。在作品中作者通过对黑人形象的刻画，揭示了南方种族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小说第二章交代，艾米丽的父亲去世以后，孤单无助的她，“居处周围唯一的生命迹象就是那个黑人男子拎着篮子出出进进，当年他还是一个青年”[4](P44)。由此可知，黑仆与艾米丽从青年时期就已开始相依为命。但据美国历史上南方蓄奴制的背景可以推测，黑仆可能在孩童时期就已被贩卖到艾米丽家，并跟随他的父辈们为格里尔升家族服务了。文中进一步交代，“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们看着那黑人的头发变白了，背也驼了，还照旧提着购物篮进进出出。”[4](P49～50)主人公艾米丽“就这样与世长辞了……伺候她的只有一个老态龙钟的黑人”[4](P50)。可见，黑仆用一生的时光守候着格里尔升家族，直到该家族最后一位成员逝去。然而，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南方黑人奴隶制度已经被废除，从政治概念上黑人已经获得了解放，是什么原因让黑仆与艾米丽相伴一生呢？他们是亲人关系？爱人关系？朋友关系？

首先，从美国南方蓄奴制的历史来看，黑奴仅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可以被随意地交换或买卖。白人奴隶主与黑奴间地位悬殊，种族差别不可逾越。因种族歧视而酿造的种种家族悲剧，也是加速南方蓄奴制度土崩瓦解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小说中，作者没有对艾米丽的母亲做任何信息交代，但其黑人血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更何况格里尔升家族作为南方世袭贵族，其清教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和父权至上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正因如此，艾米丽的父亲当年赶走了她所有的追求者，认为没有人能配得上自己出身高贵的女儿。所以艾米丽的父辈与黑人女性联姻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小说中黑仆与艾米丽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那么，他们之间有爱情吗？对此已有人进行过论证，如托马斯·迪尔沃斯通过把艾米丽与维多利亚女王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艾米丽与维多利亚女王有着相类似的命运遭遇，推论出艾米丽与黑仆之间可能也维持着某种背离社会道德观念的情人关系[5]。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且同病相怜的这对青年男女会不会擦出爱情的火花呢？“那是她父亲死后两年……她居处周围唯一的生命迹象就是那个黑人男子拎着一个篮子出出进进，当年他还是个青年。”[4](P44)作者这样的描写与构思，又在向读者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一个刚刚失去生活中唯一亲人与依靠的年轻淑女，悲痛欲绝，孤苦伶仃，谁会来拯救她呢？而作者此时为她在身边安排了一位年轻男子出场，每日在她周围进进出出，照顾她的生活，为她打理一切。他会是艾米丽的王子吗？如果他是一个白人，如果他和艾米丽有着平等的社会地位，如果他们彼此惺惺相惜，也许故事的发展与结局将是皆大欢喜。然而，他是一个黑人，艾米丽家的仆人。在他们之间，种族、地位、社会身份的悬殊与差异及清教道德观念的束缚，决定了这对相依为命的青年男女不会产生爱情。尽管身为花匠，但黑仆身份却让他不能够用爱心去呵护身边这朵受伤的白“玫瑰花”。就算他对眼前孤苦伶仃的女主人有爱慕与怜惜之情，恐怕也只能藏匿于心吧。由此，我们也可看出福克纳对青年男女之间平等与美好情感的期待，以及对南方种族制度和清教思想的揭露与批判。

那么，他们之间有友谊吗？在文中第四部分，“他跟谁都不说话，恐怕对她也是如此……”[4](P50)“黑人在前门口迎接第一批妇女……黑人随即不见了，他穿过屋子，走出后门，从此就不见踪影了。”[4](P50)由此可见，黑仆与艾米丽之间，不但没有最起码的友谊，而且由于长期缺乏交流与沟通，他们在情感上甚至是陌生的。他们之间只是主仆关系，只有服务与被服务的义务。当艾米丽去世后，黑仆立即离去，甚至没有留下来为她送葬。

由此可见，黑仆与艾米丽之间没有任何爱的牵连与情感瓜葛。可以说，让他们相伴一生的原因来自客观因素。正是南方黑人奴隶制度绑架了黑仆，让他失去了人身自由与精神自由，把一生献给了格里尔升家族。只有当该家族的最后一名成员艾米丽死去以后，他才从法律与道义上获得了最终的解放，然而此时，他亦是人生迟暮，去日无多了。福克纳在小说中正是通过对黑仆身份的界定，揭示了南方种族制度及清教思想违背人性的一面。

首先，从小说不多的几处描写可以看出黑仆是艾米丽的忠实奴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们看着那黑人的头发变白了，背也驼了，还是照旧提着购货篮进进出出。”[4](P49～50)“她得了病……伺候她的只有一个老态龙钟的黑人。”[4](P50)同时，文中又还有这样的描写，“房子已破败”[4](P41)，“黑人打开了一扇百叶窗，这时，便可以看出皮套子已经坼裂；等他们坐了下来，大腿两边就有一阵灰尘冉冉上升，尘粒在那一缕阳光中缓缓旋转。”[4](P42)“她就这样与世长辞了，在一栋尘埃遍地、鬼影幢幢的屋子里得了病……”[4](P50)“她那长满铁灰头发的头枕着的枕头，由于用了多年而又不见阳光，已经黄得发霉了。”[4](P50)这些描写又让读者心生疑问，共同生活在这栋房子里的两个人为什么不净化和清理一下他们的生活环境呢？原因大概只有一个，在经受各种打击之后，万念俱灰，心情糟糕，并且在楼上藏着情人死尸的女主人没有给黑仆下达清理房屋的命令。同时，小说第一部分有一处描写，艾米丽“连人带马”打翻了前来收税的参议员代表，最后说了一句“托比……把这些先生们请出去”[4](P43)，黑人应声而来。可见，黑仆对女主人艾米丽向来是唯命是从，并随时处于待命状态，等候女主人发号施令。黑仆是女主人忠实的仆人，工作尽职尽责，没有丝毫懈怠。

其次，黑仆是艾米丽谋杀心上人伯隆的帮凶吗？当艾米丽明白她被玩世不恭的心上人欺骗和抛弃之后，她到药店买来砒霜，决定毒死伯隆。文中交代，“一位邻居亲眼看见那个黑人在一天黄昏时分打开厨房门让他进去了”[4](P49)，因此，黑仆对伯隆的到来和没有离开，显然是知情的。对于这一事实的描写，托马斯·迪尔沃斯也认为黑仆是艾米丽毒杀伯隆事件的同谋[5]。瘦小、柔弱的艾米丽要想让身高马大的伯隆乖乖地把毒药服下去，唯有提前把药偷偷掺入食物中不让他察觉。黑仆是艾米丽家里唯一的仆人，且又是厨师，掺药的任务恐怕非他莫属了。接连遭受失去父亲和爱人的双重打击，艾米丽此时可能心已成魔，极度扭曲。她并没有立刻把伯隆的尸体处理掉，而是留在了闺房内，每日与死尸同眠。日久天长，腐尸的异味惊扰了左邻右舍，“那种气味越来越厉害”[4](P44)，“通知她把气味弄掉……法律不是有明文规定吗？”[4](P44)“我们对这件事实在不能不过问了……”[4](P44)邻居们对此已是忍无可忍。精神上的癫狂与麻木让艾米丽已无所谓痛苦与折磨，那么，黑人如何面对与忍受这一切呢？此时能给他带来力量的大概就是他对女主人的赤胆忠心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无奈吧！

接下来小说中进一步交代，“楼上那块地方有一个房间，四十年来从没有人见到过，要进去得把门撬开”[4](P51)。“最后一个学生离开后，前门关上了，而且永远关上了。”[4](P49)“至少有十年光景，谁也没进去看看这栋房子了。”[4](P41)“有少数几位妇女竟冒冒失失地去访问过她，但都吃了闭门羹。”[4](P43～44)“我们……也早已不想从黑人那里去打听什么消息。”[4](P50)因此，黑仆不但是艾米丽杀害伯隆的帮凶，并且事后和他的女主人一起尘封了所有的秘密。

小说中黑仆对自己沦为杀人帮凶的遭遇，不但没有拒绝和反抗，也没有选择逃走和揭发，且在事后依然忠心耿耿地守候着丧心病狂的女主人，直到她死去。由此可见，在南北战争之后，黑人从政治概念上已被松绑，但他们在精神上仍然戴着枷锁。黑人奴隶不但要为主人服务，而且在某些时候也是主人违法犯罪的帮凶。

在20世纪的美国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边缘人形象，这些人都是生活在社会边缘，被社会遗弃，或是与社会处于对立状态[6]。同样，在福克纳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作品中，许多黑人形象及黑人群体也多被刻画成被社会边缘化了的人物形象，他们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格格不入，没有尊严，没有地位，没有话语权，在社会上无法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首先，在小说中，黑仆作为格里尔升家族的男仆，孑然一身，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他跟谁都不说话，恐怕对她也是如此，他的嗓子似乎由于长久不用变得嘶哑了。”[4](P50)作者在文中没有对他进行任何语言描写，他的内心世界是完全封闭的。没有人能知道他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抑或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情感，仅仅把自己看作是一台为主人劳动的机器。他生命的全部意义与价值，大概就在于为格里尔升家族服务，照顾好他最后的女主人。其实，他的内心世界又何尝不是充满压抑与痛苦的呢？他的女主人艾米丽，历来是杰弗逊小镇上人们议论的焦点，邻居们千方百计想探知其谜一样的生活。作为她身边的仆人，他知道的太多了。尤其是楼上躺着的那个死尸，让他日夜担惊受怕，在精神与道义上备受煎熬与折磨。然而，为了保护女主人，他却只能守口如瓶，什么都不能说，也无处可以倾诉。因此，黑仆被边缘化，一方面是源于周围人对于他的卑微地位与黑人身份的排斥，另一方面也源于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自我封闭。

其次，在小说中，作者还有几处对其他黑人群体生存境况的描写。如，“打一八九四年某日镇长沙多里斯上校——也就是他下了一道黑人妇女不系围裙，就不得上街的命令……”[4](P41)“建筑公司带着一批黑人、骡子和机器来了……一群群孩子跟在他身后，听他用不堪入耳的话责骂黑人，而黑人则随着铁镐的上下起落有节奏地哼着劳动号子……”[4](P46)“黑人送货员把那包药送出来给她，药剂师却没有再露面。”[4](P47 )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出，黑人群体在内战之后的南方仍然毫无尊严与地位，他们只能和牲口、劳动工具等相提并论。他们是一群生活在白人主流社会中被歧视、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

正如刘玉宇在《爱米丽的“同谋”》中所述：文学批评本来就是揣测的事业，恰恰是通过揣测剧中人的内心动机，我们才得以扩大对自我、对他人、对人性的理解。也只有让人揣测的作品，才可能同时深入剧中人和读者的内心[7]。本文正是以小说中作者对黑仆形象描写的有限资料为线索，在整理和归纳的基础上，揭开了黑仆形象的神秘面纱。通过对黑仆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出，黑仆与艾米丽在同一屋檐下，一生相依为命，然而，他却只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仆人，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与命运，只能沦为艾米丽的帮凶、社会的边缘人。福克纳在小说中通过对黑仆形象的刻画，一方面表达了他对南方黑人悲惨命运的同情，对束缚与迫害人性的黑人奴隶制度及清教思想的鞭挞，也揭示了在南北战争之后南方黑人依然面临的生存危机。虽然南北战争废除了南方黑人奴隶制度，但却并没有从法律上进一步保障黑人接受教育及就业的平等权利。即使是摆脱了奴隶制度的束缚，有了人身自由，但由于没有生存的本领和机遇，黑人依然找不到出路，只能继续苟且于白人的屋檐下。而且，以艾米丽为代表的没落贵族，仍然紧握手中的权杖，从精神与肉体上继续压迫和奴役着黑人。因此，种族问题在南方重建时期依然非常尖锐，在某种程度上也继续制约着新生代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与发展；同时，它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与理念也无从谈起。小说中，艾米丽去世以后，她被安葬在南北战争时期牺牲的无名军人墓地，难道这不是福克纳的某种寄托吗？就让以艾米丽为代表的没落贵族，让美国的黑人奴隶制度，随同南北战争的硝烟一起彻底画上句号吧！

[1]何森梅.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献给艾米丽的玫瑰》[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

[2]程锡麟.献给爱米莉的玫瑰在哪里？——《献给爱米莉的玫瑰》叙事策略分析[J].外国文学评论，2005(3).

[3]王敏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叙事特征[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2(2).

[4](美)威廉·福克纳.福克纳短篇小说集[M].陶洁，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5]Dilworth,Thomas.A Romance to Kill for:Homicidal Complicity in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J].Studies in Short Fiction，1999(36).

[6]刘道全.论20世纪美国小说中的边缘人形象[J].许昌师专学报，2002(1).

[7]刘玉宇.爱米丽的“同谋”[J].外国文学评论，2007(4).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email protected]

2016-07-22

安徽省教育厅2014年教研项目(2014jyxm271)

张文莉(1978-)，女，安徽萧县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I106.4

A

1673-1395 (2016)12-0030-03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