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公使正在伦敦贩卖着战争，玩弄着敲山震虎的伎俩。跨越差不多半个地球相隔14000余公里之外，日本天皇正在为战争的前景心力交瘁。

政治家和军人都只专注欧洲，对东亚既不关心又无知识，既无与日本打仗的意欲又无打仗的准备，以无知的态度轻视日本。但是，他们觉得日本不堪一击，只要一打，就能把日本打败，而这样的小小胜利，从国内政治来看也是必要的。当时任陆军大臣后来被任命为俄国满洲军司令官的库罗帕特金谴责力主战争的内务大臣维亚切斯拉夫·普列维是“地地道道的战争贩子”时，普列维这样回答说：“库罗帕特金先生，您对俄国的内情不够了解，所以才这样说。现在为了压抑人民思想中潜藏的革命意识，即使小小的战争胜利，对显示执政者的威信也是必要的。”

——摘自《维特伯爵回忆录》

日俄战争中日本的战争资本，购自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的装甲巡洋舰“磐手”号，构成“六六舰队”的6艘装甲巡洋舰之一

1897年开始动工兴建的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官营）制铁所，于1901年投产，使日本迈出了钢铁自给的第一步。上图为制铁所建成典礼照片。1934年1月29日根据日本制铁株式会社法，将包括官营制铁所在内的7家国营和民营钢铁企业合并为官民合营的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简称日铁，官营制铁所也在此时改名为八幡制铁所

在1895年《马关条约》缔结之后，日本政府利用之后逐年获得的巨额战争赔款积极地扩充军备，并开始实施被称为“甲午战后经营”的积极财政政策。在1897年至1903年间，日本陆军计划投入8000万日元预算，将陆军常备师团扩充为12个。海军亦计划实现以6艘战列舰和6艘装甲巡洋舰为主力构成的“六六舰队计划”。由于当时的日本不具备制造海军主力舰的技术，所以上述扩充的主力舰艇均购自国外，而构成“六六舰队”的全部12艘战舰中有10艘购自英国。

直接的军备扩张和陆军扩充只是日本整个国家战略中的一部分，基础设施建设也直接关乎国力。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到1900年之间，日本通过甲午赔款大兴土木。包括制铁所（后来的八幡制铁所，当时被称为“官营制铁所”）的建设费，藤田兵工厂的扩建计划，在本州岛、四国、九州岛三岛大规模建设铁路干线和支线的费用，通讯基础设施的预算等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增加了1190万日元。教育投入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说也属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日本早在1886年《帝国大学令》发布后就提出了“在近畿设置帝国大学”的要求，但因为日本政府拮据的财政而持续被搁置多年。1895年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提出用甲午战争中获得的赔款设立京都帝国大学的议案后，终在1897年6月设立了第二所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

从清帝国获得的赔款与勒索的“赎辽费”虽然庞大，但用来全面建设一个国家还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尽可能多地增加税赋收入，日本政府于1896年先后颁布了《注册税法》、《造酒税法》、《营业税法》、《烟草专卖法》等法律条文。随后，又于1898年开始实施修改后更加沉重的《地租改正条例》、《耕地地价修正法》等增赋政策。这些政策在日本国内乃至议会众议院遭到了自由主义者的一致反对。然而，三国干涉还辽的耻辱却被多数日本民众所铭记，他们选择了心怀国家强盛的梦想而默默地忍受，继续缴纳越来越沉重的税赋。

在当时，另一件需要叙述的重要事件是日本于1897年通过的《货币法》，其以法律形式规定了1日元的“含金量”为750毫克。实施金本位使货币价值与黄金价格自动挂钩，汇率因铸币平价的作用和受黄金输送点的限制很难出现大幅度波动。本文无意阐述金本位制度的历史和日元实施金本位的得失，但日本实施这一措施的原因便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欧美等国相继采用金本位，导致银价不断下跌，从而导致银本位国家货币贬值和汇率不稳。日本想建立金本位将日元与黄金价格挂钩，但苦于资金不足一直没能如愿。甲午赔款一举解决了资金问题，为日本建立金本位奠定了财政基础。

1900年前后的日本横滨港火车站

日本学者寺岛一夫在《日本货币制度论》中说，金本位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环，与其他列强角逐世界市场的金融标志”。而以金本位制为手段，通过在海外进行借新还旧、发行债券（1897年大藏省存款部曾将保有的价值4300万日元的国债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发售，1899年又新发了1000万英磅的外债），以补充因扩展性财政政策流出的正币。尽管日本的金本位制和其工业化进程没有直接联系，但日本加入国际金本位体制享受到的国际金融决算系统的利益对其之后的发展，特别是对其后来战争开始前的国际筹款却是受益匪浅的，甚至直接关系到日本有没有能力在未来发动并打赢这场尚未爆发的战争。

1900年前后，中国的北方正因为义和团运动而动荡不安；在世界的另一端，另一场截然不同的战争正在进行着（第二次布尔战争）。自从西南非洲的两个布尔共和国于1899年10月11日对英国宣战以来，不列颠投入到南非的部队便越来越多。至1900年4月间，其投入到南非的兵力已经达到25万人之巨（包括作战部队和抽调自本土与各殖民地的后勤人员）。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南方享有巨大利益的不列颠，才会在义和团运动中听凭德、俄两国主导联军行动。第二次布尔战争在1902年5月正式宣告结束，英国为了这场战争花去了2亿2千万英镑的巨资，武装人员死亡总计21000人之多，伤者不下4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曾自诩为欧洲的砝码，以其遍及世界的殖民地和无可匹敌的舰队维持着其大陆平衡政策，但在这场作茧自缚的战争期间，欧洲和美洲的列强却纷纷出洞捞取利益。

美国人民于“美法准战争”时期创造的“集中营”概念，终于由英国人在布尔战争时期将其付诸实践。图为一名集中营配给制的“受益者”。“美法准战争”即“美法短暂冲突”，是1798年至1800年发生在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战争全程在海上进行。战争的双方并没有正式宣战，所以在美国有时也称它为对法国的不宣而战

第二次布尔战争时期的英军炮兵以及其操作的5英寸榴弹炮。由于战争规模超出预计，英国被迫进行了国家动员，将陆军规模大幅度扩充

俄皇是举世闻名的反英人士，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除了利用此机会在俄国的传统兴趣方向，如奥斯曼帝国与伊朗那里，从英国公司和其代办手里大捞好处外，俄国还在义和团之变后将大军开进中国东北，实现了其占据整个满洲的野心。深陷布尔战争泥潭的不列颠对此无可奈何，被迫在俄国感兴趣的方向上做出适当的让步。为了能在远东抑制俄国的进一步扩张以免危及英国的核心海外利益——中国长江流域与印度殖民地，英国政府开始考虑与俄国当时在远东的最主要对手——日本结成统一战线。

1900年中期，随着俄国势力借由庚子之变和保卫东清铁路的借口开入满洲，日本对俄国的态度开始从警惕向着敌意急速转变。7月17日到21日从中国东北黑龙江畔的江东六十四屯地区传来了俄国人对当地中国人进行大屠杀的消息，更是激起了日本民间的愤慨，甚至有人即兴创作了歌曲《黑龙江的流血》并传唱一时，成为了著名的反俄歌曲与口号，然而却没料到就在个把月后，他们的士兵将在北京玩着一颗子弹能穿透几个“豚尾奴”的游戏。

1901年1月，就在八国联军和侵华俄军已经击溃位于直隶、山东以及东北的清军及义和团势力开始和清政府谈判，使这一事件彻底收场之时，俄国公使照会日本政府，提出了使朝鲜“中立化”的要求。在3年之前，俄国当时的驻日公使曾和日本政府签署过《日俄东京协定》，俄国政府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工商企业可以“大力发展”，也认可了日本国的臣民能够大量侨居韩国。那么现在俄国的这份照会，在日本人看起来就颇有俄国决定撕毁前述协定的味道了。作为回应，日本针对十余万俄国陆军在完成了对中国东北的义和团进行“清剿”后仍赖在满洲的事实，向俄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英国也很快附和日本政府的行动，就俄国拒不从中国东北撤军的行为提出抗议。

日本明治时代著名的外交家林董（左）、曾经担任过日本外相的加藤高明（中），以及伊藤博文的得力搭档、明治元老山县有朋（右）。

在1901年前后，日本对可能与俄国爆发冲突的预计仍旧有着相当的顾虑，其中之一便是俄法盟约。一旦日本和俄国进入战争状态，根据这一盟约的协议，法国将对日宣战。这就意味着即便日本冒险使用武力和俄国“解决矛盾”，都将会面对同时挑战两个欧洲强国的命运。就算日本人从骨子里再相信“神佑”和“意志必胜”这一套，他们也不会认为在这种局面下可能获得胜利。但是在同年3月，一件令日本乃至英国都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3月6日，驻德日本公使和德国外交大臣布洛夫举行会谈，后者在谈到俄国进入中国东北的问题时表示“德国绝不赞同俄国在满洲的行动方式”，所以“一旦出现危急情况，德国将在严守中立的同时保持着（对日本的）善意”，这种姿态将能够“阻止法国出动舰队支持其俄国盟友在远东展开行动，英国大概也会偏向日本”。

对于忐忑的日本，这是一颗小小的定心丸，更是一种有趣的暗示，故而到了4月里的时候，日本驻英公使林董在得到了外相加藤高明的许可后，开始尝试与英国达成共识甚至是结为同盟。而在同一时期里，针对最近数年内英俄之间愈演愈烈的国际角逐（俄英之间已经从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的矛盾，拓展到了在波斯、阿富汗甚至是远东地区），英国政府认为有必要为其在远东寻觅一个可以遏制俄国的“东方的看门狗”。早在这一年的年初，英国外交部远东事务处就有过有关设法和日本结成反俄同盟的建议。所以，当林董的试探被伦敦嗅到以后，这位额头硕大、长着一张国字脸的日本外交界元老，立刻就收到了他所期望的积极性回应。

但是，在关于是否与英国人结成同盟的问题，其要害并不取决于英国的态度，日本政府内部的意见能否统一才是决定这一目标最后能否达成的关键。维新时代的“老军头”、在军队中威望无人能及的山县有朋于1901年4月24日曾写信给他的“奇兵队”老同志伊藤博文（时为伊藤第四度首相任内）说：“如愿保持东洋的和平，占有通商的利益，掌握铁路、矿山的实权，占据要冲以图大势的推移，则暂与俄反目而与英国联合实为上策。”如英日同盟成立，“则可维持东洋之和平，扩大我国的通商，振兴我国的工业，有望挽回经济的颓势，且他日趁机在福建、浙江等地划定势力范围亦不甚难”。再说，“我国与俄国的关系虽尚未完全破裂，但早晚必有大冲突，乃势所难免，而依靠日英同盟遏制俄国南下，亦为回避日俄冲突所需要……”

然而即便长久以来的同僚和拍档山县对他如此劝慰，“春亩公”伊藤博文却仍旧无法赞同英日同盟的主张。这倒不是因为别的什么问题，而是熟读近代史、深晓国际关系常识的他非常清楚英国政府在其舰队称霸全球以来的一贯政策和手段。对于不列颠而言，和日本接近甚至是结盟所能实现的效果，正是英国两个世纪以来在遭遇到国际挑战时惯用的手法——即在某一地区拉拢一个与其竞争对手有冲突的国家或者势力，扶植并协助其对抗敌人，进而从事实上使这个国家充当不列颠的打手角色。互相利用是国际事务中的常态，但伊藤对于这种毫无渊源和感情，完全基于利益需要的同盟能有多稳固表示怀疑。况且，在他看来日俄之间虽然日渐交恶，但还远未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一旦彼此开战，以日本现在的实力即便是获得了英国的部分帮助（没有日本政客会妄想英国会直接出动陆海军协助日本），依然是胜算寥寥。

英日同盟酝酿时期，日本国内最大的“同盟反对派”伊藤博文（左）。虽然都站在日本的角度出发，但各人观点不同，而伊藤博文最初的持重态度，也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右图为时任英国首相的罗伯特·阿瑟·塔尔博特·加斯科因-塞西尔，他在得到议会授权后，直接向日本提议结盟

然而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呼吁和英国结成同盟的声音占据了多数。伊藤博文在这年的5月辞去了首相职务，并于9月赴俄交涉。他希望能解决日本与俄国之间的悬案。而在他启程前1个多月，时任英国首相的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阿瑟·塔尔博特·加斯科因-塞西尔在获得英国议会下院授权后，正式向日本公使林董提出了两国结盟的正式建议。

英日关系早在1894年就有了预热。

在导致甲午战争爆发的丰岛袭击事件中，被清帝国雇佣运送士兵的英怡和洋行商船“高升”号为日舰“浪速”号击沉（船长就是东乡平八郎）。该事件一度导致英日关系陷入紧张状态。英国民间舆论对日本的不宣而战，进而攻击本国商船的行为表示愤怒。并呼吁政府介入冲突。但英国政府却并不打算介入。在英国官方的智囊团看来，日本在远东的崛起对英国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为此，鸦片贩子们不惜出动官方“专家”来给日本洗地——剑桥大学的韦斯特莱克、牛津大学的胡兰德以及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教授劳伦斯等专家学者，纷纷通过各种抠字眼和偷换概念等把戏，为日本的不宣而战进行辩解，反对英国政府干涉该事件。在此期间，这些“专家”所持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日本是“文明国”，而清帝国依然是“野蛮国”。其言下之意，无非暗合当时英国在非洲用机枪射杀土著的勾当——“文明人”自然有义务用一切手段传播“文明”。这几位专家的论调出来后，英国舆论在短暂的哗然之后，开始了向支持日本，最终影响到了英国的海事审判，使裁决有利于日本。

同时，在同年的7月16日，英日之间签署《日英通商航海条约》。该条约规定，从五年以后（1899年7月17日）开始，在日本的英国国民会受到日本法律的限制，而非英国法律与领事法庭。同时，日本将收回部分关税自主权。随着这个开端，此后其他曾与日本缔结不平等条约的欧洲国家也跟随其后与日本改约，尊重日本的主权与司法系统。

虽然英国传递出了足够的善意，但日本国内却就是否该接受这份“好意”表示犹豫。

尽管当消息传出后，日本舆论呼吁尽快和英国结成同盟，政府内的多数阁员也表示支持，但考虑到伊藤博文的巨大威望和维新元老中稳健派的看法，新任首相桂太郎和山县有朋等人竭力顶住压力，为伊藤博文争取时间。9月初前往俄国的伊藤博文为俄国人带去了五条关于朝鲜问题的提议，并希望能以承诺俄国在满洲拥有类似特权的方式而得到认可：

时任日本首相（内阁总理大臣）的桂太郎

1. 相互保证朝鲜独立。

2. 相互保证各自不把朝鲜领土的任何部分用于军事战略目的。

3. 相互保证不在朝鲜沿岸设置一切军事设施，以免危及朝鲜海峡（对马海峡）的自由交通。

4. 在政治、工业、商业方面，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自由行动，为了帮助朝鲜政权稳定局势与维护朝日关系所提出的建议及其必要的军事援助。

5. 以往的协定自此项协定生效后自动失效。

伊藤博文的建议是真挚的，不包含必要以外的算计。在当年12月5日发给桂太郎的电告备忘录中，他这样说道：“察他们在同我对谈中显然有所暗示，但他们想要的反让步，姑不谈其范围大小，不外是希望在满洲地方使俄国有行动自由……依我所见，为了同与朝鲜有利害关系的唯一国家达成协约，现在可是最适当的时机。我衷心劝告政府，应设法与俄国达成友好的协约。但在日英同盟缔结以后，这项协约便不可能达成了。”伊藤不愿意日本被英国当枪使，更深知以日本当前的实力与俄国一战势必败多胜少。故而他决定借着日英同盟的背景前往俄国，希望能和俄国达成妥协。但在圣彼得堡，他似乎并不受欢迎。

实际上，伊藤博文是被冷遇了。有整整一个月，伊藤被晾在了圣彼得堡的宾馆内，也没人通知他该和谁会谈以及俄国政府对他的建议有何看法。他只在和维特的几次会谈中对俄方的态度有所了解，并知道俄国正在酝酿一个“反提案”。但是，这个反提案迟迟没有被送来。12月中旬，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终于找上门来，和伊藤来了一次直截了当的会谈。当然，其内容绝非伊藤博文所希望的。

伊藤博文表示，对于俄国在满洲的活动，日本最担心的莫过于“在不远的将来，俄军将可能进入朝鲜”，而东清铁路无疑是俄国在其东方征服道路上的一大步。而拉姆斯多夫也说出了俄国的意图，即俄国永远不会让日本吞并朝鲜，而且俄国愿意保证同样也不会吞并这块土地。因为“如果朝鲜不是自主且独立的，那么俄罗斯在远东的一切战略就将处于（日本）威胁之下”。显而易见，这个受到威胁的战略指的是新关东州。如果日本吞并或者完全控制了朝鲜，那么日本将能很轻易地将海参崴通向旅顺的陆路通道阻断，并能完全阻断日本海通向旅大的航道。所以，俄国希望能获得一条海参崴通向旅顺的自由航道。相对于反对日本独占朝鲜，俄国要求日本方面承认其在满洲完全的行动自由。也就是说，伊藤博文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

桂太郎

桂太郎（1848-1913年），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和陆军大将，正名桂清澄，1848年1月4日出生在长州藩首府萩城下平安古。桂太郎出身的桂家系藩主毛利氏的远支同族，属“大组”级的门阀上士，其父桂与一右卫门担任藩主的马回（在君主周围担任警卫任务的骑马的武士，由家臣中的精锐组成），禄高125石。舅父中谷正亮是长州维新志士的祖师爷吉田松阴的友人，这层关系使得桂太郎虽然和木户孝允、山县有朋等“松阴门下”交往不深（他年纪也更小），却能在维新后迅速和这些构成新政府的长州藩阀主力风云人物靠拢。

穿着束带正装的桂太郎

因为桂家家格高，他当初就被编入长州藩的正规精锐部队“选锋队”，1860年起便开始接受西洋军事操练，一度被编入军乐队。1864年“禁门之变”发生前，他成为了藩世子毛利元德的“御小姓”（近侍），在幕府第二次征伐长州的“四境战争”中志愿参加了石见口的战斗。戊辰战争中他作为长州军的指挥官远征东北，和武器装备精良的反政府方“庄内藩”部队展开了连番激战，多番败绩，他手下的200名士兵在整个战争中阵亡41人，负伤53人，折损近半，但他运气极好，只受了轻伤一处。战后因军功得“赏典禄”250石。

1870年8月桂太郎以自己的“赏典禄”为本钱留学德国，开销颇大，生活困苦，只得请求随岩仓（岩仓具视）使节团访欧（1871年12月23日至1873年9月13日）偶过的木户孝允设法让他公费留学，木户看在他是自己好友中谷正亮的亲甥分上，回国后为他想了办法，但是桂却坚持不住，在1873年10月便打道回国了。回国后的桂太郎立即去托山县有朋的门路，进了军队成为一名大尉。在山县的关照之下升迁顺利，在甲午战争时已经成为名古屋第3师团师团长。之后经历台湾总督一职后，在第三次伊藤博文内阁时做上了陆军大臣。并在之后的第一次大隈重信内阁、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第四次伊藤博文内阁都保持了这个职务，直到1900年12月将职务交给了同是长州出身的儿玉源太郎，当然，这一切都是山县的一手安排。

这时，日俄矛盾已很明显，让谁出任对俄战争的战时首相成为了一个问题，当时萨、长各系的大人物中没有做过首相的大人物只剩井上馨和西乡从道，西乡不肯做，井上馨虽有接大任的决心，但是他劝诱涩泽荣一入阁做大藏大臣的努力失败，不得不放弃。于是元老们退而求其次，找上了辈分更小的桂，他在1901年6月正式组阁，内阁成员一大半都是山县给他安排的私党，故而桂内阁被世人嘲笑为“二流内阁”。他在9月起用小村寿太郎为外相，积极推进日英结盟，准备对俄摊牌。

作为战时内阁首班的桂太郎在日俄战争中的表现实在不算太出挑，陆战的荣誉归了大山岩，海军的英雄则让东乡平八郎当了，终战交涉的真正功臣，其实应该要归于说动了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大总统出来收拾残局的金子坚太郎。尽管这样，桂依然洋洋自得，那是因为天皇经常越过山县来向他咨询军事，让他颇有“指点江山”的豪气。日俄战后，他和西园寺公望轮流组阁，世称“桂园时代”（1901-1913年），这段时间他羽翼渐丰，想要甩掉山县的控制，便暗中组织新党。山县借着明治帝死后的机会，提出要桂“辅佐新帝”，出任大正天皇的侍从长兼内大臣，把桂从政治一线中挤出去，但山县的政治攻势被桂借着陆军2个师团的增设问题化解，迫使山县继续对自己进行支持。

但是，大正民主运动的狂澜已经不允许这个长州军阀头子再在首相宝座上逍遥下去，1913年2月发生的第一次护宪运动成功打倒了第3次桂内阁，当年10月10日，桂因胃癌死去。享年65岁。

就在伊藤博文于圣彼得堡热脸贴冷屁股之时，日本政府内部正在迅速达成最后的共识，于1901年12月末做出决定，决心和英国缔结同盟。双方于次年1月30日在伦敦正式缔结盟约。关于这个同盟的内容，说白了就是一旦日本同俄国开战，英国将必须支援日本。条约的有效期为5年。有关英日同盟，当时的日本首相桂太郎是这么评论的：

“日清战争后，日本有人提出亲俄论，有人提出近英论，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亲俄论者以暂时和平论为依据，认为俄国贯彻其欲望的决心既然已坚定，而如同它敌对，必使我产生极大的困难，但抵抗俄的势力，又为我所不能。回顾维新后我曾屡遭困难，而回顾每次困难都是很艰苦的历史，很难说暂时和平论全无道理。

但就桂自己所见，俄国的政策并非以独占满洲为终点。把满洲弄到手后，必然向朝鲜伸手，不到兵戎相见，它是不会终止其侵略的。果然如此的话，则这时的亲俄就只能是暂时的。否则，俄将来说什么我就得一一屈从，这绝不是帝国的国是，故我不能同意。然而，如俄国欲亲我，即使是暂时，也不必由我拒绝之。唯对暂时的东西不能不抱有（最终还是会）冲突的决心。

英国与其（俄国）相反，它从利益的观点出发想与我亲善，根本无领土野心，因为它的势力几乎及于全世界，它的欲望实际上不会发展到要与我打仗的地步。唯有帮助我抵抗俄国入侵远东，才是其政策的首位。现在它有非洲之乱（布尔战争），在它没有回转余地的时候，尤其要如此。

根据以上理由，我认为以满足英国的要求为上策。”

英日同盟签署后，某日本民间团体（也可能是某小区团体）正在聚会庆祝。各人身穿节日华服，享用水果糕点。可见，这一同盟对当时一直努力脱亚入欧的日本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激励。在他们看来，这是日本首次得到欧洲国家直接认可的证明

《英日同盟条约》

（Anglo-Japanese Alliance）

第一次日英同盟协约全文共6条：

（1）日本在中韩两国，英国在中国拥有特殊的利益，各自的利益在受到侵害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2）日英双方为了保护以上的利益而和第三国开战的时候，另一国将保持中立。

（3）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交战中的第三国和其他一国或数国结成同盟进行参战的话，日英将协同作战，媾和也将根据同盟国相互间的协议进行。

（4）日英两国不缔结有害于前记利益的其他条约。

（5）在危及两国利益的时候，要相互通报。

（6）同盟的有效期为5年。

另外，根据同时交换的公文，双方约定，日英两国海军平时要加强协作，在入坞修船、补给煤炭等方面相互提供方便；并且明确表示，在远东水域，日英两国要努力保持优于第三国的海军力量。

在各列强的抗议之下，俄国被迫同清政府拟订了俄军撤出中国东北的计划表——《交收东三省条约》。

条约的开篇原则和之前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一样，首先肯定东三省各地“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员治理”的原则，要求中国“极力保护铁路（指东清铁路及南满支路）及在该铁路职司各人”，并行“保护在东三省所有俄国所属各人及该人各事业”。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前提下，俄国将在一年半内分3批全部撤退其驻军：

第一期，条约签字后6个月内撤退盛京省（即奉天省）西南段至辽河所驻俄国各官军，并将（关外）各铁路交还中国；

第二期，再6个月，撤退盛京其余各段之官军及吉林省内官军；

第三期，再6个月，撤退黑龙江省所驻俄国各官军。

然而俄军的撤出并不代表俄国势力将退出东北，条约还规定在俄军撤退后，中国应自行酌核在东三省的驻军数目，“应添应减，随时知照俄国国家”，并规定以后“在东三省南段续修铁路，或修支路，并或在营口建造桥梁、迁移铁路尽头等事，应（由中俄）彼此商办”。而东清铁路的各地段，自然是不归中国巡捕负责的，俄国一直在竭力向这些由其控制的地区投资并扶植俄国工商业，修建东正教教堂、礼拜堂等。由此可见，按照这个条约，俄国即使撤走了军队，也仍保有对东三省的军警等方面的干预权。而且在撤兵问题上也安了个钉子，即俄国是否依计划撤兵取决于中国“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最后这条规定是俄国方面向清政府官员贿赂了四万卢布换来的，为以后在撤军问题上耍赖埋下了伏笔。

第一期俄国撤兵基本上如期（1902年10月）实现了，俄国所占据的关外铁路也同时交还中国。有限的拖延来自道路、气候等原因而非蓄意为之，但牛庄（即营口）却是个例外。牛庄是英国通过非正常手段从清帝国获取的在中国最北方的口岸，代表着英国势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随着英日的逐渐接近，俄国对英国的敌意日盛，他们不愿意将此地交还清政府也就意味着不希望英国继续利用此地拓展其在中国东北的商贸和经济利益。

哈尔滨市保存至今的圣索非亚教堂，典型的东正教式建筑物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步兵上将，后来日俄战争期间重要的俄军将领

1902年11月初，清政府向俄国交涉，提出三项要求：一、第一期地方多数已交还，第二、三期各地方也应如期交还，在未退以前，“各武官不得干预华官内政”，并应准中国往那些地方添兵“足敷剿匪之用”；二、营口逾期未交还，“请早交，以践前言”；三、东三省电线系商办，应一并交还，俄兵未撤以前，为给予便利起见，“俄发军营电报，自必先尽发递，并不索费”。

1903年初，俄国作出答复，对第一条要求引述其花费四万卢布买来的“伏笔”百般推诿，对第二条则索性不理，第三条更断然拒绝。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1903年2月16日日记中的一段话确切地表述了这一点：“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朝鲜并入俄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本国。”

维特曾深得皇帝的信任，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着俄罗斯帝国这个问题重重的巨物在钢丝上艰难前进，但是这种信任没有维持到1903年以后。与此同时，俄皇对其御前大臣亚历山大·别佐勃拉佐夫的信任正在与日俱增。进入20世纪，改革并不彻底的俄罗斯帝国内，日益富有但政治主张未得到足够重视的资产持有者与各种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不断加剧，人民也因为生活水平迟滞不前而不满。不安定的社会状况成为了革命孕育的温床。

别佐勃拉佐夫是个狂热的沙文主义者，一向认为日本是“蕞尔小邦”，不堪一击，“扔顶帽子就可以把它压倒”，而俄国“需要一场小小的胜利的战争，以便制止革命”，“只有毫不含糊地使日本了解，俄国准备捍卫自己在满洲的利益，如果必要，即不惜诉诸武力，才能够指望谈判获得成功”，因此主张对日强硬。其代表着包括内务大臣维亚切斯拉夫·普列维、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等一大批俄国世袭权贵的看法，与维特等人的意见相左，故被维特称为“别佐勃拉佐夫集团”。别佐勃拉佐夫集团一直对中朝边界一带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森林抱有野心（这些是铁路枕木的来源，对于远东地区的铁路建设意义重大）。他们先取得对鸭绿江左岸朝鲜森林的让与权，到1903年又以一个林业股份公司的名义对鸭绿江右岸即中国领土上的林木滥肆掠夺和采伐。该公司还招募盲流和当地闲散人员以保护公司财产和专属林区为名，在鸭绿江口一带胡作非为。

就在《交收东三省条约》中约定的第二期撤兵期限刚满的1903年4月18日，俄国驻华临时代办柏兰荪便受命向清政府提出下列七项要求，作为继续撤兵的新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在中国接受这些条件之后，俄国才能继续撤军。这些新条件是：

俄国在远东战略的中心点——旅顺要塞。图为旅顺老虎尾炮台，是首批修成的对海炮台之一

1.俄国交还中国的领土，特别是牛庄和辽河各地，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给任何其他国家；如试图转让，俄国为保卫其自身的利益，将采取最具有“决定性的措施”。

2.蒙古现行组织体制不得打搅变动。

3.中国如未经事先通告俄国，将不在满洲任何地方对外国贸易开辟新商埠，并且不允领事驻扎。

4.中国如聘用外国人管理任何行政部门，这些外国人的权限不得及于俄国利益占优势的中国北部诸事务。在此情况下，中国北部诸事务应划归完全单独设立之各部门，并委托俄国人予以督导。以例明之，如聘用矿务方面的外国顾问，其建议不得及于蒙古和满洲的矿务，有关这些事务应任命俄籍顾问。

5.只要北京-营口间的电报线存在，俄国就将保有对现有旅顺-营口-奉天电报线的控制权。

6.牛庄交还中国当局后，华俄道胜银行应在该埠继续行使海关银行之职能，悉如目前。

7.俄军占领期间俄国臣民及商号在满洲所取得的各种权利，撤军后应依然有效。此外，牛庄移交中国时，俄国在该地建立的卫生机构应予保留，海关税务司及海关医生应由俄国人担任等等。

如果说《交收东三省条约》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那么这份“新七条”就是彻彻底底的独吞要求了，而且在试图独占中国东北的前提下，还要驱逐在该地的他国既得利益——牛庄交还中国当局后，华俄道胜银行应在该埠继续行使海关银行之职能，悉如目前——上文就已经提到过，牛庄是当时英国在华最北方的商埠，道胜行使海关银行的职能也就意味着它将会负责关税收取等工作，进而将之前一直立足于这项职能并在此基础上于东北拓展业务的英国汇丰银行排挤出去，以捍卫华俄道胜银行在满洲的独大优势。在当时，英国政府刚与清政府达成协议，一直由英国人赫德管理的中国海关将在俄国人撤兵以后将其职能范围扩展至东北，故“新七条”中的这一项和最后一项显然是针对英国的。

1903年初，由于日俄之间的局势日趋紧张，俄国遂从其西部调遣陆军部队前往远东。当时，西伯利亚铁路尚未贯通，两个施工点之间很长一段路必须依靠步行

俄国东西伯利亚集团军士兵，其兵员主要来自俄国乌拉尔山一线的农村地区，最是吃苦耐劳、悍不畏死

1901年11月，绥芬河车站完成，东清铁路的乌苏里线正式通车。1902年1月又完成哈尔滨至满洲里的所有工事。1903年1月，东清铁路南满支线建成通车。1903年7月，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和满洲里接上。经过数年持续不断的工作，被俄罗斯帝国寄托了无数希望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在渐渐成形，北极熊的利爪不必再绕行18000海里或者在荒原上努力行进数个月，而只需要在铁道上颠簸两周，便可以穿过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出现在世界的东方。1903年，随着铁路的两个施工方向渐渐接近贝加尔湖畔的合拢点，俄国的野心正日渐膨胀。

李鸿章已在签署《辛丑条约》不久后辞世（1901年11月7日），虚弱不堪的清帝国此时早已对列强在中华的横行无忌感到无能为力，不过以夷制夷的法子依然是有效的。在总理衙门，英国代办从清国官员那里获悉了这个“新七条”的存在，自然第一时间抄送上报，而英国又将这个情报捅给了同样希望在中国东北享有利益的美国和日本。于是，美英两国发出了最强烈的外交抗议，而日本更是表示要进入动员状态。

英、美、日三国的舆论机器全速开动，各大报一致痛骂俄国的“不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独占行为”，而其中又以日本反应最为激烈。在德富苏峰所著的《公爵山县有朋传》（山县有朋的官方传记）中这样叙述当时日本政界高层的反应：“由于桂一方面看到此报告（指栗野慎一郎驻俄公使拍来的俄中止自满退兵的电文），另外一方面接到俄开始经营北朝鲜之警报，不得不痛感朝鲜问题乃决定此时对俄政策之急务。故而桂与小村（寿太郎）相谋，得公（山县）之默契所决定之方针，乃承认条约规定俄在满之权利，于朝鲜问题则使彼承认我帝国在朝鲜之充分之权利，且我方若欲贯彻此目的，不可不有一战之觉悟。”

在1903年年初，俄国和日本在远东大战一场的时机并不成熟。东清铁路虽然全线贯通，但很多路段的复线（即两条车道）尚未建成因而运力有限。至于西伯利亚大铁路本身，距离全线贯通尚需一年左右。预定将在俄国远东地区执行作战、防卫任务的俄国东西伯利亚集团军还在组建中，各单位或者尚未就位，或者根本还没组建。就当前俄国的国力来说，如果不依赖西伯利亚铁路，能够在远东长期维持的军队数量应当不超过5万人。如果需要增兵，则军需给养均得从欧洲穿越西伯利亚荒原或远道海路运来。

在庚子之变中，俄军之所以能在远东集结十余万大军，除了不远万里运来的军需外，还依靠从日本就近购买的物资维持。一旦日俄交恶，那么俄军集中于东方的军团处境可想而知。反之，俄国的对手日本却占有地利之便，可以在2个月内动员30万之众，更是能够在英、美的协助下将大兵团投送过日本海与黄海开赴中国东北。此时，被俄罗斯帝国视为其远东政策基准点的旅顺要塞正在全力赶工中，整个旅顺城区和预定的外围要塞群还处于一副露天工地的景象。另外，由于港湾设施尚未完成，于1902年由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抽调组成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正因缺乏足够的后勤维护设备，无法充分地发挥自身战斗力。

于1902年初，由波罗的海调遣至旅顺港的三艘俄国“彼得巴甫洛夫斯克”级战列舰“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波尔塔瓦”号与“塞瓦斯托波尔”号。3艘战舰正停泊于旅顺港东港区内

在成功挑起一伙强盗因分赃不均而发生内讧之后，4月30日，清政府挟英、美、日的抗议威势，宣布正式拒绝俄国的全部条件。在这种种不利处境下，即便贪婪如北极熊，也只能选择退缩。与此同时，俄国国内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有产者开始大肆鼓噪，指控沙俄政府的“软弱无能”。尽管在这之前这些有钱但因为体制问题而无法掺和进政治力量中的人几乎攻击帝国政府的任何政策，但在看祖国笑话的这一出发点上，倒是可以和日本人达成了诸多共识。基于各种目的，这些人聚拢起来，从1903年4月初开始付诸行动，利用媒体和舆论在全俄国掀起一片战争叫嚣，呼吁人民“流血、牺牲”、“保卫祖国”，呼吁帝国政府和日本人决一死战以“捍卫俄国在远东的利益”。

俄国政府在这一次危机中颇为被动，别佐勃拉佐夫集团的目的是扩大在华利益，维特则旨在保护俄国在满洲的经济独占优势、捍卫他所宠爱的道胜银行，皇帝尼古拉二世位居其中凌驾其上。后人说“尼基”是昏君，但从实际来说，这种指责并不恰当，因为俄皇并不傻，他的缺点是对一切的冷漠，特别是对他的人民。“尼基”知道俄国准备不足，希望推迟战争，认为“时间是俄国最好的盟友”，“每一个年头都会加强我们的实力”。

但是俄皇确信推迟战争的最好办法是采取强硬政策，因为“让步总是引起新的让步”。这样，尼古拉二世在实际上支持了别佐勃拉佐夫一派的主张。1903年5月，沙皇排斥了维特对远东事务的干预，重用别佐勃拉佐夫，正式推行所谓“新方针”。这便是坚决不撤出满洲，进而重新进行军事调动，加强在辽南的军事力量，极力贯彻以巩固其在东三省的独占势力为目的的所谓的“新方针”（这个“新方针”于5月间在俄国政府中正式确立）。

在日本，领导这个国家的维新元老们同样也清醒地看到，虽然日本的国力每时每刻都在增强，但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都是无法正面抗衡俄国的，而其在远东地区的局部优势却在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延伸而不断削弱，因此必须立即决定对俄国和中国东北现状所采取的措施和态度，或者讲和或者宣战，否则随着俄国交通线的建立，远东俄军后勤能力的强化，“每拖延一天，甚至一小时，都会增强俄国取胜的机会”。

日本京都市山县有朋的私邸“无邻庵”。实际上，被称为“无邻庵”的山县私邸也前前后后有那么几处，在长州老家的“无邻庵一号”送给了老大哥高杉晋作的遗孀，改名“东行庵”。“无邻庵二号”在京都。而这座同样位于京都的第三号“无邻庵”却是最有名的，因为在这里，决定了日本和俄国将会最终开战的结果

1903年4月21日晚，在维新元老山县有朋位于京都的私邸“无邻庵”中，山县有朋和政友会总裁伊藤博文、首相桂太郎、外交大臣小村寿太郎等4名当时日本政界最有分量的人物，召开了一场决定之后对俄国态度的密会。在这次史称“无邻庵会议”的私人聚会上，日本政府的核心们确定了下列4点方针：

1.俄若不履行满洲归还条约从满撤军，则我应向俄抗议。

2.以满洲问题为机会，开始对俄交涉，解决朝鲜问题。

3.须使俄承认对朝鲜问题上我方之优越权，一步不可让。

4.对满洲问题，则承认俄国根本之优越权利地位，以之彻底解决朝鲜问题。

乍看上去似乎和之前的“满韩互换论”是一个基调，但是细读其中第三条便可发现，日方持有的态度已经被定义为在此基础上的“一步不可让”，因为继续以“满韩互换”为基调的第四条显然是建立在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来去自由”这一前提基础上的。这份最终条件在之后又酝酿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当年的6月23日才被提交到御前会议进行讨论，并获得批准。正式提出的对俄谈判最后方针包含6点，除了开头的例行“道德”标榜似的“尊重中、韩领土完整”等等之外，核心内容为承认日本在韩国的优先利益和俄国在满洲的铁路权益，并声明日本有权帮助韩国改革内政制度，并对其提供军事援助。但作为漫天要价的内容之一，日本在最后一条中宣称要求俄国承认其拥有将朝鲜铁路延伸，穿越南满一直修筑到牛庄和山海关的特权。

但是对于俄国来说，不论日本的出价如何，政策是既定的——正如库罗帕特金日记中说的那样，英明的“尼基”早就对他的帝国有过宏大的“计划”，而且此刻正一门心思地在远东扩大他的势力。俄国虽然暂时无意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但却压根不想和日本妥协。1903年7月28日，日俄之间新一轮的外交谈判启动，栗野慎一郎驻俄公使将代表日本进行谈判——基于新的“六点方针”、一步不让的谈判。

立宪政友会

政友会全称为“立宪政友会”，创立于1900年9月15日，由伊藤博文发起并创立，其政治运作的资金来源于三井财阀的支持。其组织设总裁1名、总务委员若干名、干事长1名和干事若干名。人选和人数均由总裁决定，实行总裁专制。

立宪政友会成立时拍摄的照片，这批人堪称当时日本政界的精英，而众所周知的是，日本政客们在当时来说本就是社会的精英。故这些人堪称“精英中的精英”，在后来也确实将日本带上了一条“精英治国”的道路，直到最后无法驾驭

政友会实质上是一个政界合纵政党，也就是说其成员包括一半各地藩阀和一半民党。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长州、萨摩等推动了维新变革的雄藩的声望如日中天，这些藩出身的武士，构成的官僚有司，宰制了整个政局。而随着近代化的推进，人民要求自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以至于民权运动也发展壮大起来。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了藩阀和民党两大派系。在政友会成立之前，藩阀派以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三大元老鼎立。而民党一共有五个小派，分别是河野广中的东北派、星亨的关东派、林有造的土佐派、松田正久的九州岛派、大隈重信的改进党。自日本正式行宪、实施议会政治以来，两派人马斗争不休，在内政外交方面展开了激烈交锋。

因此，政友会的出现便是为了顺应这种潮流，即如何消除旧有的藩阀和民党对立的情况而进一步完善议会体制下的政党政治。政友会出现的本身促进了政界合纵，由此导致了非政友派的组合。更引起了财阀界的合纵，主要表现在三井财阀的向政友会提供政治资金以扩大自己的权益，以及三菱财阀的投进非政友派的怀抱。

而政友会与非政友派的互相对立，则是在消除了藩阀和民党的界限之后，重新确立的政治格局。从此，藩阀寡头政治便逐渐式微，而政党政治因此而得以完善。1913年第二个合纵政党——立宪同志会建立。在昭和前期立宪政友会和立宪民政党（1927年成立）轮流执政，在军部夺权以前，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良好。

也就是说，政友会的历史作用便是促进日本政党政治的规范化，它的成立正是潮流之结果以及促进潮流之原因。政友会在伊藤博文于1909年10月26日遇刺后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直至1940年，随着一国一党的“大政翼赞会”的成立，日本的政党集体地“举国一致”后，政友会彻底瓦解。

这种各怀鬼胎、一步不让的谈判自然不会有任何结果。更何况依照俄方的意思，这场谈判应该拖得越久越好，越久对俄国也就越为有利。同年10月6日，谈判更换地点，改在东京，由俄国驻日公使全权负责与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交涉。就在俄国与日本新一轮谈判正“火热”之时，8月12日，俄罗斯帝国设立了远东总督府，辖区包含关东州地区以及整个东清铁路所辖地，直属于俄皇。出任远东总督的是俄皇的叔叔、在庚子之变时抓住时机从清帝国手里再挖下一块肉的阿列克谢耶夫。而当时他已经晋升为海军上将。在这么一个时机，换上这么一号人，沙俄意欲何为自然不言自明。说白了，俄国人现在想要的不过是拖延时间，以便西伯利亚大铁路完工。这样，来自俄国欧洲部分的部队和物资才可以滚滚而来，俄国能够在远东维持的兵力将会比现在的5万常驻膨胀出至少8倍，而到了那个时候，俄国便不必再同日本这种“东亚的小黄猴子”虚以委蛇，而是可以直接撕下和平交涉的面具了。

对于日本的“六点方针”，俄国提出了反建议：以日本不得将韩国领土用于军事目的为条件，承认日本在韩国的特殊地位；日本势力不得染指满洲海岸以及内陆；在北纬39度线以北至鸭绿江设立一个安全区，日俄两国不得派兵进入等等。反建议看似做了让步，但和日本的“六点方针”类似，实际上是以退为进。其名义上是认可了日本在韩国的特殊地位，却是以非军事用途为前提的，而且将在朝鲜半岛北部划定缓冲区。而最为恶劣的是“反建议”的第七条——满洲以及其海岸完全在日本利益之外——这等于是说，我俄国势力可以插手朝鲜事务，而你日本不能染指满洲分毫。日本是断然不会接受这种条件的。

在当时的日本国内，支持伊藤博文“和平协商”主张的只是绝少部分，且多数为其政友会的同党。不过政友会垄断着庞大的政治资源，能在事实上起到主导政府决策的能力。为了扭转局面促使日俄交锋，右翼势力在头山满（头山满是日本近代第一个右翼政治团体“玄洋社”——“黑龙会”为其海外组织——最为知名的一位魁首。此人属于明治初年士族叛乱的锋锐之余，之后从民权斗士转化为向亚洲“输出维新”的“国士”。他是狂热的“大亚细亚”主义者，打着帮助亚洲各国脱离欧洲殖民魔爪的旗号，暗中伸张日本的“国权”，也因这面旗号，他同不少日本政客，以及孙中山等致力于东亚解放的仁人志士们也交情匪浅，故而这个草莽头目居然也跻身为日本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行列，并对日本的未来历史走向做出了一定的干涉）、神鞭知常、佐佐友房等人的策动下于1900年9月24日，在东亚同文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名为“国民同盟会”的组织，与政友会抗衡。国民同盟会的口号虽名为“保全支那”和“扶植朝鲜”，但其意无疑是指向俄国的，因为他们要求俄国尽快撤出满洲并不再插手朝鲜事务。在1902年4月俄国与清帝国签署交割中国东北的有关协议后，该组织曾短暂地因“政治诉求已经实现”而宣告解散，但在几个月后因为俄国的毁约而结成了第二次国民同盟会。

玄洋社总帅头山满。福冈藩出身，信奉“大亚细亚主义”的“大陆浪人”们的精神领袖

为了促使日本最终走向与俄决一死战的方向，国民同盟会的骨干们历次拜访政府高官，以充满了日本民间特有的痞气进行各种“鞭策激励”。头山满在1903年中某次会见伊藤博文时，双方曾有过这么一席“对话”（如果这还能算对话的话）：

头山满：“伊藤兄，你认为现今的日本谁最伟大？”

伊藤博文：“……”

头山满：“无可讳言，应当是天皇陛下吧。”

伊藤博文：“……”

头山满：“其次，在人臣中你以为谁最伟大？”

伊藤博文：“……”

头山满：“应当是你吧。你这样的人这时不坚定下去不行啊！”

而为了实现日俄开战，头山满等人于1903年11月10日会见了当时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桂太郎，并行“进谏”。头山满后来在他的笔记中这样描写了当时的景象，而这段情节后来被收录进了黑龙会的《东亚先觉志士传记》之中：“桂说：‘这时决不能同俄国进行满韩交易。我虽然低下了肉体的头，但是没有低下精神的头。’我觉得他话里有话，所以又继续问。于是，桂明确地回答说：‘以前，国家的方针没有定下来，所以不好办，而现在定下来了。’所以我也就安心了。”

一国政治首脑居然要对一个草莽集团的头子袒露重大的国家对外政策，实在是荒诞不经的事情，然而这却是20世纪初日本政界的现实。

正在“大简车徒”的俄皇尼古拉二世，这些部队即将开往远东

1903年10月22日，小村寿太郎将日方的答复发给了俄国。日本的意见一共有3条：不干涉日本在满洲的贸易自由（在承认清国对满洲主权的基础上）；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殊权益，而不仅限于承认俄国对东清铁路和筑路权的特殊权益；互不阻碍东清铁路和朝鲜铁路在鸭绿江一线的连接，等于是放弃了要求将铁路线修至牛庄和山海关的要求。对于这些交涉，俄国人的反应是迟了又迟。直到年末12月12日，俄国驻日公使才将俄方的新条件发给小村外相。而这所谓的新条件，只是将上一份俄国的七条反提案的最后一条，即完全堵死日本进路的“满洲以及其海岸完全在日本利益之外”删除了事。到了这会儿，就连瞎子都能看出如果俄国不是压根就没把日本放在眼里，那么此时他们的所谓“外交努力”就只是在敷衍和拖时间而已。俄皇其实期待着战争，因为这将使那些质疑他的改革派统统闭上嘴。俄国需要一场胜利，即便是轻而易举地踩扁一只“瘦弱不堪的黄猴子”。

日方的答复给出得非常迅速：明确反对俄国提出的“日本不得将韩国领土用于军事目的”的要求，而对所谓的缓冲区，则主张在满、韩两地边境各50公里为中立地带。这是日本的最终让步底限，而驻圣彼得堡的日本公使在向俄国外交大臣递交答复的时候警告道，如果双方不能就此达成协定，那么就会产生不可收拾的严重事态。这就是赤裸裸的战争威胁，而且是从日本人嘴里说出来的。

在这种直截了当的恫吓下，俄国驻日公使摊出了他的政府授权给他的“底限”——俄国许诺其他国家，可以保障它们在满洲除新辟租界之外的权益。然而对于日本人最关心的朝鲜问题，俄国人的态度坚决而彻底——绝不会让日本完全独占朝鲜，俄国必须保障其远东核心利益的侧翼安全！

是该准备战争了，况且交恶的双方都早已有所准备。1904年1月13日，日本政府发出了对俄国意见的第三次修正提案，态度无比强烈和坚决：俄国必须承认日本对朝鲜的特权，且日本可以将朝鲜半岛用于军事目的，并废除所谓的“缓冲区”的要求；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独占利益，但是日本可单独同清国缔结条约获取在满洲的商埠甚至是租界。

这份意见没有写明回复期限，所以俄国一如既往地拖拉着以争取时间。内阁经过多次商谈，直至1904年2月1日才拟定答复，次日被提交给尼古拉二世批准，3日发出电讯通告东京和旅顺。然而，“瘦弱的黄猴子”的这份修正案实际上并不需要答复。因为不论回答为何，战争已是必然的。

日本已决意厮杀，那么俄罗斯帝国又是否真的准备好即将来临的战争呢？

甲午战争的赔款以及之后的赎辽费，使日本从清帝国获得了共计约2.597亿两白银，折合3.895亿日元的赔款。而其中被划归军费的部分达到了1.79亿日元之巨，几乎占到半数。日本海军成为了这笔巨额军费的最大受益者。划拨其名下用于购置新式主力舰和建造海军船厂的经费达1.25亿日元。而为了充实舰队内的辅助力量添置各种驱逐舰与鱼雷艇，日本政府又专门划拨了3000万日元充当“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

充足的经费使日本海军终于不必再像几年前发布《建舰诏勅》时那样，靠着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的方式凑数造舰预算。随着海军的第一期扩张计划（1896—1902年）和第二期扩张计划（1897—1905年），日本海军迅速从那支靠着防护巡洋舰与 “三景舰”挑大梁的“草台班子”，进化成了世界级海军。不但甲午战争期间虏获自清帝国北洋水师的远东第一舰“镇远”号与其他旧舰迅速过时，凭借上述两个计划更一步登天构筑起了一支由6艘最新式战列舰与6艘新型装甲巡洋舰（史称“六·六舰队计划”）为骨干的舰队。

《建舰诏勅》

1893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时任海相的仁礼景范会同时任枢密顾问官的桦山资纪（甲午战争时期担任军令部长官，以“为了能在有生之年目睹海上决战，又不至于干涉指挥官的职权”为由搭乘联合舰队本队最弱的“西京丸”舰亲历大东沟海战而闻名），向议会提议拨款1955万日元向英国购买最新式甲铁舰2艘、巡洋舰与通报舰各1艘。但该拨款案因金额在当时日本看来属天文数字，而即遭议会否决。不过，两人的议案却得到了明治天皇的鼎力支持。

2月10日，睦仁在御前会议上发表了《建舰诏勅》，表态计划在6年间以每年减少内帑（皇室宫廷花费）30万日元（约合20万两白银），文武官员一律减俸一成，以助海军造舰。在皇室如此高调并以实际行动作出支持以后，日本议会只好再次决议，最终通过了一个6年内拨款1808万日元的预算。受到高层的激励与鼓舞，日本国民也为此踊跃捐献，终于筹齐了建造能够有效克制甚至彻底摧毁“定远”和“镇远”这2艘东亚巨舰的款项。这笔钱最后落实在了英国的船厂中，成为了后来的战列舰“富士”、“八岛”，防护巡洋舰“明石”，通报舰“宫古”号。

甲午战争中，正在旅顺东港区船坞内整修的北洋水师岸防铁甲舰“镇远”号，该舰排水量约6300吨。此时正用于维护“镇远”号的船坞在经过扩建后，可以容纳超过10000吨战列舰入坞修整

1902年5月18日，“六·六舰队”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由英国巴罗因弗内斯船厂建造的战列舰“三笠”号驶入了横须贺港，并于7月17日驶入舞鹤港加入日本海军序列。至此，“六·六舰队计划”构想的全部主力舰均已服役。日本海军的舰艇质量与战斗力已不亚于英国海军任一支分舰队。

俄罗斯帝国并未坐视日本海上力量爆发式的增长。

随着旅顺港改建工作的推进，通过大规模扩建旅顺东港区海军船坞和修造船码头，俄国海军在远东的保障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曾经用于“定远”和“镇远”号的干船坞经过俄国工程师的扩建，已能驶入排水量不大于12000吨的战列舰。而此前，俄国舰队在远东拥有的最大船坞位于海参崴，仅能容纳6000吨级的巡洋舰。旅顺港船坞设施的改建意味着，俄国海军在远东地区首次具备了能够提供大规模舰队长期驻泊的母港。

在1902年间，从波罗的海抽调至远东的主力舰总计有6艘，其中包括11000吨的彼得巴甫洛夫斯克级战列舰3艘、12600吨的佩列斯维特级快速战列舰2艘，以及由法国地中海造船厂建造的装甲装甲巡洋舰“巴扬”号（7800吨）。

彼得巴甫洛夫斯克级战列舰原本被设计用于在波罗的海上与德国海军的新式装甲巡洋舰相抗衡。配备有12英寸主炮和足够抵御巡洋舰炮火的装甲，但航速相对较低，仅16节。佩列斯维特级快速战列舰船体狭长、装甲脆弱，只配备10英寸主炮，但却能达到19节。佩列斯维特级原计划用于在广阔海域内充当巡洋舰队的核心力量，因为在俄国原本的规划中，英国而非日本，是他们在远东的主要敌人。一旦战争爆发，这种能够毁灭敌方装甲巡洋舰的快速战列舰将与其他俄国巡洋舰一起在太平洋上拦截英国航行于远东的一切船只，彻底摧毁英国在远东乃至北美洲西海岸的海上贸易网。

但日本海军的迅速增强迫使俄国转变假想敌。而随着旭日旗在各种最新式的英制主力舰上飘扬，原有的《海军七年发展计划》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凭借巨额军费的支持，日本的舰队正像变戏法一样迅速被加强。其速度之快、新增舰艇质量之好，都使俄国海军以及宫廷决策层产生了一定的危机感。例如，尼古拉二世就曾经对近臣表示过，他认为佩列斯维特级的10英寸主炮很难在对阵日本战列舰时讨到便宜。对此，皇帝本人的意见是：再追加建造2艘主力舰。而这恰与俄国海军技术委员会的看法不谋而合。但即便是有皇帝的支持，这项计划目前也很难在俄国国内完成——在建的博罗季诺级已占用了俄国现有的全部大型船台。权衡之后，本着充分利用海外资源与广泛汲取外国先进造船经验的目的，俄国决定对外订购2艘12000吨级的最新锐主力舰。这两份订单最后分别花落美国与法国，成为了之后著名的“列特维赞”号与“皇太子”号战列舰。

1901年，正在费城克伦普船厂的船坞内进行调试的“列特维赞”号战列舰

1901年2月10日，在法国土伦港，已经完成了船体构建的“皇太子”号战列舰即将下水

“列特维赞”号与一同在美完成的防护巡洋舰“维京人”号于1902年抵达旅顺，“皇太子”号则于次年加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序列。这两2艘外购战列舰成为了驻守该地俄国舰队中最强大的主力舰。其余在1890—1900年建造于俄国的各型巡洋舰，例如：“帕拉达”号、“狄安娜”号、“世袭贵族”号、“大臣”号、“阿斯科尔德”号、“奥列格”号，也先后在这一时期东行，加入到舰队序列内。这些船只再辅以通报舰3艘、炮舰4艘、25艘驱逐舰和数艘军用运输船，构成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全部。此外，新建万吨级大型装甲巡洋舰“俄罗斯”号、“风暴使者”号、6000吨防护巡洋舰“英雄”号则被俄国海军部部署在了海参崴港。连同早前部署在该地的老式装甲巡洋舰“留里克”号，构成了一支独立的巡洋舰支队。

1903年7月14日，在数十万中国劳动力夜以继日的付出后，中东铁路全线贯通。西起满洲里东及海参崴南至旅顺，俄罗斯帝国在东北亚的交通线布局已基本成型。远在万里之外的乌拉尔山以东，从中亚穿行的铁路线在数年的努力后，已跨越了茫茫草原，深入到了蒙古高原境内。1903年下半年，东面和西面的轨道逐渐在贝加尔湖地区汇聚，即将进入整条铁路施工的最后一个瓶颈——贝加尔湖南线工程。

也正是1903年末，在旅顺与海参崴，俄罗斯帝国太平洋舰队已然成形。

这支舰队包括2个主要部分，驻扎旅顺的太平洋舰队第一中队，以及屯驻海参崴的装甲巡洋舰分队。前者包含了当时俄国海军的全部精华——3艘塞瓦斯托波尔级战列舰、2艘佩列斯维特级快速战舰、“列特维赞”号与“皇太子”号，以及装甲巡洋舰“巴扬”号；而后者拥有3艘万吨级装甲巡洋舰和6000吨的防护巡洋舰“英雄”号。与日本海军当时的全部主力舰相比，俄国人的战列舰要多出1艘，装甲巡洋舰则多出2艘。

不过，这种纯粹数量上的比较并无意义。日本海军全部购自英国的战列舰大致可分为两类：2艘较老式的富士级与“朝日”、“敷岛”、“三笠”、“初濑”这4艘新舰。前者订购于甲午战争之前，由于当时的装甲技术较为落后，需要在主防护区水线位置堆砌厚18英寸的装甲带。沉重的水线装甲带占用了大量的吨位，限制了有效防护面积的扩大。但从“朝日”号开始，新订购的战列舰均采用了维氏表面硬化技术和克虏伯公司开发的碳渗透法，结合新式镍钢材质，使装甲防护能力显著提高。自“朝日”起的后4艘战列舰，侧舷主装甲带仅9.2英寸厚度，几乎只有“富士”号和“八岛”号侧装甲带厚度的一半，重量也仅达到其60%左右。剩余的重量被用于扩大船体的防护面积，大大增强了战舰在战斗中的生存能力。俄国海军仅“列特维赞”号与“皇太子”号采用到了这种新式装甲钢，自建的塞瓦斯托波尔级与佩列斯维特级都使用类似富士级战舰的老式装甲材质，防护面积仅“朝日”和“皇太子”等舰的一半左右。

建造中的“初濑”号

1899年5月30日，船体已经下水的装甲巡洋舰“巴扬”号。该舰设计优秀，性能良好。但因为对未来的战争预期不足，设计吨位偏低，导致其无法与日本海军的新式装甲巡洋舰相抗衡

装甲巡洋舰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巴扬”号是俄国部署在远东的唯一一艘现代化装甲巡洋舰，安装有200毫米厚的水线装甲板，可以以最高22节的速度航行。然而，排水量限制了它的尺寸和火力，舰上仅安装2门8英寸主炮。相较而言，日本舰队的6艘装甲巡洋舰均配备双联装的艏艉8英寸主炮。这就使“巴扬”号哪怕在一对一状态下，也无法对抗任何一艘日本装甲巡洋舰。驻海参崴的3艘装甲巡洋舰，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1889年服役的“留里克”号式样老旧，甚至保留着帆索，主机也时常故障。“俄罗斯”号和“风暴使者”号虽然在航速和吨位上不亚于日本的同类舰只，但火炮仍采用已遭淘汰的炮廓式船旁炮列布局，4门8英寸主炮被“平均”地安装在艏艉两舷。

俄国舰队的优势在于拥有式样更新、战斗力更强的防护巡洋舰，但这却难以挽回主力舰在质量上的劣势。至于其他的轻型船只，例如驱逐舰和鱼雷艇，前者虽然数量上可以匹敌日本舰队，但由于长期饱受器材短缺的困扰导致设备妥善率低，驻旅顺的俄国驱逐舰一般能开动的只有半数。反观日本方面，不但驱逐舰出勤率能够确保，还拥有数量庞大的鱼雷艇部队。

当然，俄国舰队的劣势不仅在于船只数量和质量上，更在于其海军技术指标与水兵作战技能上。

日本海军自甲午战争后，已全面采用苦味酸炸药作为炮弹装药。虽然其危险性人所共知，仅略比硝化甘油安全一些，但总体而言其爆炸威力和毁伤效果使日方难以舍弃。俄国海军则习惯于采用硝化纤维作为炮弹填充装药。固然硝化纤维在安全性上远胜于苦味酸，但其过于迟钝也势必导致臭弹率的增高。此外，俄国海军信奉高速轻弹，同口径炮弹质量较日本海军低1/5。这种较轻的弹丸在发射时可以具备更高的初速，在近距离上穿透能力比日方的炮弹更强。但也由于重量较轻，中远距离上其动能将会快速衰减，使其破坏力弱于日本人的重弹。

俄国在远东地区的作战计划曾经过多次修订。当然，这些计划都只限于陆地之上。在俄罗斯帝国的高层以及整个远东总督府，从没有人考虑过拟定一个海陆联合的作战方略。毫无疑问，这种自缚一臂的打法肯定是令其对手日本人无比欣喜的。

第一份系统的俄军远东作战计划拟定于1895年。

受制于当时的态势，该计划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固守待援”四个字。而且，是极为消极地待援。俄方甚至考虑过日本军队从满洲进攻南乌苏里边区（即海参崴所在俄国占远东边疆地区）时应当采取的应对措施。

在1898年，针对中东铁路与中长路的建设，俄军在远东的机动能力有所增强，各单位依托铁路系统的联接有所增强。故俄阿穆尔军区司令部修订了1895年方案。

在修订方案中，俄国远东军的主要任务仍是以防御为主。旅顺将被作为孤立的坚固堡垒吸引部分日军部队，而在南满地区，远东俄军主力将步步为营地阻击和迟滞日军的推进。与此同时，俄国将利用远东部队争取的时间，在松花江上游集结力量，并视情况选择驰援旅顺或是开进朝鲜。

庚子之变后，俄国一度占领过满洲全境。在这一时期，相关计划又进行过修改。其立足于日军将在朝鲜登陆，而主要作战地域为南满地区的构想之上。届时，俄国舰队将无法阻击日军越过海峡在朝鲜登陆。而俄方需要花费6个月的时间，才能把2个军外加4个师的预备队，从中亚与乌拉尔山以西调至东亚，从而对日军形成优势并最终赢得战争。

1903年9月，远东的气氛已经非常紧张。在协调并统一了阿穆尔军区和关东州部队司令部的管辖问题后，最新、也是最终版的对日作战计划出台。这份计划将俄军主力的集结点选定在了辽阳、海城一线。计划在该区域实施防御作战，竭力阻击从朝鲜方向杀来的日军主力，为从西方赶来的援军争取足够的时间。最后，俄军将集结起优势兵力，将日军赶出满洲和朝鲜，进而登陆日本列岛。

上述这代表三个阶段俄国陆上战略的方案，都在开始阶段把自身的状况考虑的相对较差，均未超脱“集结足够的增援，一战而胜”的思维。明面上重视日军，实际上却极端轻视，将其视为仅有数量优势的乌合之众，甚至未预料到日军能够在鸭绿江和辽东半岛这两个方向上同时发起进攻这一事实。

1903年11月23日，远东地区俄军最高指挥官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阿列克塞耶夫海军上将将9月开始拟定的最终方案移送陆军部，交由陆军大臣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步兵上将审阅。相对而言，这位后来日俄战争时期俄国远东陆军的总指挥，因为一败再败而在俄国军事史上留下恶名的库罗帕特金，却对后来战争中的俄军状况作出了相对准确的预计，并给出了一个更为“消极”的举措。在提交给皇帝尼古拉二世的上疏中，库罗帕特金这样写道：“……任何地区，任何一个地点都不值得死守。目前仍和两年前一样，应当采取纯粹防御的态势。虽然战争之初我们可以将军队部署于奉天、辽阳、海城一线，但是，如果日军全线进犯南满，我们想在战争初期守住（南满）是不可能的。故应当对旅顺在相当长时间内遭到围困有所认识，并尽早准备。并且，为了不让我军遭到局部失利，（在战况转劣时）应当主动向哈尔滨方向撤退，直到增援部队从后方赶到，使我们强大到能够转入反攻，击溃日本人。”

结合后来的史实，毫无疑问库罗帕特金是正确的，然而他的方略又是最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以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与其他一些皇帝近臣为首的俄国激进派已经在远东地区谋取了太多的利益，其中包括土地、港埠、林业权和在达里尼、辽阳、奉天、哈尔滨等地的物产投资等等。一旦俄军在南满地区采取大踏步的撤退，也就意味着很可能要使其私人利益打水漂。而俄国之所以在远东采取如此激进的策略，不断冒险发起扩张行动，归根结底也正是这群人不断活动的结果。综上所述，库罗帕特金的策略虽然最接近现实，但却是所有人断然不能接受的！那么，既然个人、集团利益已凌驾于国家利益、战时战略之上，那么俄国未来可能遭受到的下场，也就不那么值得奇怪了……

在整个远东布局中，俄国海军一直是主要的一个环节——一个主要遭到忽略的环节。

究其原因，除了自始至终海军都未获取一个足够可靠和安全的立足点之外，也与俄国一直以来对海军建设的策略息息相关。马汉曾将俄国的海上策略定义为“要塞舰队”。这种说法虽然会令任何一个俄国乃至后来苏联的海军将领感到不快，但却基本描述了事实。事实就是，迄今为止除了极少时间段的红海军以外，俄国乃至之后苏联的海军战略均是围绕着陆地来展开的。

帝俄时期，所谓舰队就是当俄国陆上征服了一系列土地并夺取了一个关键港口后，配属于此用来巩固该地区的辅助力量。这种态度固然令海军倍感耻辱，却是俄国地理环境制约下的无奈现实。因为俄国的四条主要海岸线均被地理环境相互分割，处于截然不同的水域之中。部署于各海岸线的舰队难以在短期内互相驰援。故俄国海军逐渐陷入了一种归属于其部署地的状态，以确保相关地点与海岸的安全为使命，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种态度也体现在其对舰队的态度上。尽管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俄国一直在努力扩充舰队规模，但却不太关心加强舰队的战备状况和提升海军人员的素质。究其原因，庞大的西伯利亚铁路工程和近年来大规模增加的海军军费，很可能使俄国财政倍感压力。当然，在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以前，一次性在远东屯驻如此大规模的舰队，也势必严重考验俄国的后勤保障能力。

根据俄方文献记载，当时远东舰队由于燃煤供应的限制，一年中往往只有4个月会执行出海训练任务，其余时间均泊在码头上。即便是出海状态，船长为了节约宝贵的燃煤，也会设法提高在各地的停泊时间。此外，配给用来训练的弹药也颇不充分，这又进一步削弱了舰队炮手的实战技能。而与之相比，日本海军能够投入到舰队训练上的资源要充分得多。尽管在之后发生的战争前半段，联合舰队也未表现出太过出色的战斗素养。

总体而言，俄国舰队的优势体现在其战略配置上。

旅顺舰队作为俄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虽在质量和数量上稍逊于日本联合舰队，但总体而言差距也不大。日方若试图进兵满洲，需要将作战部队投送过朝鲜海峡，或者就近在仁川或者元山等地登陆。这就要求日本舰队能够对旅顺港采取近程封锁的态势，确保俄舰不进入黄海甚至侵入日本海威胁日军运兵船。为了封锁旅顺，必须要投入日本海军全部的力量。而这，就给了驻海参崴俄舰大肆活动的机会。反之，如果日本方面试图分兵封锁两处，则其舰队规模势必无法对任何一处形成优势。这就给了居于劣势状态的俄国舰队一个能够与之一战的机会。

毫无疑问，自诩为师从英国的日本海军，必然会效仿不列颠近程封锁的手段，以求第一时间将俄国远东的海上力量阻隔于海洋之外。而远东的地理环境，将是未来战争中始终困扰日本联合舰队的最大难题。

相较于曾拟定详细作战计划的陆军而言，俄国海军从未就具体的作战任务有过系统的计划。1903年末，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虽然曾拟定过战时计划，其中包括对总体形势的评估、舰队任务的定位、战时舰队的组织规划、动员方案和布雷计划。然而，其名曰“作战计划”，却对作战内容只字未提。唯一能算得上具有建设性的内容是规定了驱逐舰队的任务是从旅顺出发，撕破日本舰队可能设置的封锁线，并打算将其投入到侦查任务之中。

不过，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最终命运，其实早在它们的作战计划结尾就有所昭示：尽可能保存海军实力，无论如何不要采取冒险行动，哪怕是社会舆论，甚至部分官兵可能会期望舰队采取勇敢行动，也不行。

毫无疑问，尽管俄国一直竭力保持着战争的准备，并多次拟定方案。但是在1904年到来的时候，所有的计划都是建立在“固守待援”这一基础之上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连通躯干的大血管尚未接通，俄国的力量无论如何无法在远东迅速拧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拳头。只有在和平时期，这些看似庞大的单位、威风凛凛的战列舰，才会显得有多么的具备威慑力。

俄国人打骨子里轻视日本，但实际上却又束手无策，这似乎已为一场惨败提前做好了铺垫。

虽然决心已定，但要最后做出开战的决定，对于日本的整个高层，包括天皇和诸近臣在内，仍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考验。

1904年2月4日拂晓，因为焦虑而彻夜无眠的睦仁匆匆召来了伊藤博文。在21天前的1月13日，已经为漫长谈判耗尽耐心的日本内阁将具有最后通牒意味的“第三次修改案”提交给了俄方。答复迟迟未来，日本政府也没有对这份修正案的答复限定时间，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指望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漫长而无止境的等待以及诸多不确定的变数，使得天皇已逐渐趋向于对俄国开战。但是现在，他需要一个人来帮他下最后的决心。

长州战争时期的伊藤博文（右）。中为长州藩“志士”老大哥、奇兵队创始人高杉晋作。左边少年即日后官拜陆军中将、在“大津事件”中下台的司法大臣山田显义（一说是高杉晋作的随从三谷国松）。1865年（庆应元年），摄于长崎

伊藤博文在凌晨接到天皇召见的圣谕，和睦仁一样，他最近也睡得不怎么安稳。早春的寒气能使人清醒，在前往皇宫的路上，伊藤思考着，他知道睦仁召见他的目的，而他也早就不对同俄国达成和解抱有任何的幻想。当仆人将他从睡梦中叫醒并传达天皇召见的御旨那一刻起他便明白，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说服天皇下决心对俄开战的机会，也许是最后的机会……懂得妥协才是合格的政治家，而优秀的政治家明白什么可以妥协什么不能。而且，从日本的利益出发，伊藤也必须说服天皇来为开启这场战争下定最后的决心，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在向东延伸，必须在日本还能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把握一切之时做出决定……

伊藤是个优秀的政治家，也许在整个日本历史上都是此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与30余年后的那些同僚以及军队中的“丘八”们不同的是，他是绝对不信诸如“仰仗神明庇佑，日本必胜”、“唯存帝皇，乃吾等庇佑”之类的鬼话的，而实际上这些“理念”中有很多是他这一代的政治家为了某种需要而炮制的。

从步入皇居面见天皇至日出的几个小时内，他列举和分析了日本与俄国之间的种种条件，从俄国愈发不稳的政局至俄国极不完善的军事准备，并指出了能期待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日本实际上不是在和整个俄国交战，而是在同它位于远东的军事力量战斗。而就俄国的整体来说，碍于西伯利亚铁路还很有限的运力，根本无法将其位于欧洲的庞大人力与物资调运至东亚。

这一夜漫长而又短暂，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看着睦仁在晨曦中若有所思的伊藤博文知道，他成功了。当天下午，睦仁正式召开御前会议。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县有朋三位明治维新的元老，以及首相桂太郎、藏相曾祢荒助、海相山本权兵卫、外相小村寿太郎等人陆续进入皇宫。持续了整个下午的辩论带着东方内阁或者议会会议所特有的激烈，即便是面对一个拥有“现人神”身份的君主。但争执的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傍晚时分，出席御前会议的全体内阁成员敲定了对俄开战的方针。

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血海尸山，当天日落时分的晚霞异常的鲜红。离开了议事厅的睦仁就这样沐浴在一片血红中，疲惫万分地向着寝宫的大门走去。尽管“明治”这个年号已经在日本乃至世界上成为了国家奋发的代名词，日本也确确实实地在这个明治时代里走向了强盛。但是现在，明治天皇真的已经老了，糖尿病使其显得神形萎顿。仅仅52岁，他的双肩已经早早地显出几分伛偻，天皇御像上戎装怒目的神情早已从他身上褪去。但是，他还是睦仁，也必须继续扮演好这个角色，为了整个日本……

有一些细节可以反映出这位近代史上传奇的统治者的真实心境。

当晚，宫内省的记录人员记下了睦仁和他历来宠爱的典侍柳原爱子之间的谈话。“终于决定要和俄罗斯断交了……”他言犹未尽却欲言又止，“如果这场战争失败了……实在对不起……”

虽然对俄开战的方针已经定下，但睦仁已没有了10年之前决定同清帝国开战时的那份自信满满。疾病、衰老，以及日本和俄国之间巨大的实力悬殊，纵使御前会议全体内阁成员的决定以及元老伊藤博文有理有力的分析，仍旧无法根除他内心的动摇。晚间，睦仁又开始犹犹豫豫，一度几乎要亲自向尼古拉二世去电谋求和解的念头，但旋即被深晓其中利害的侍从武官所劝阻。这一天，是公元1904年2月4日。

俄罗斯的时间过得比整个欧洲都要来得慢，他们那有缺陷的历法使俄国比整个欧洲都要晚进入20世纪13天之久。从天文学角度来解释，这只是因为俄国独特的历法，但如果有人蓄意要用社会学角度去诠释其隐含的意味，却也没什么不妥之处。

作为一个封建的专制帝国，俄罗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20世纪初的俄罗斯，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纵火焚毁首都以抵挡征服者的国家（指拿破仑战争）。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他曾一直自诩的“基督教文明位于欧洲东方的壁垒”也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而它落后的社会制度、脆弱的基础工业、复杂的民族构成、巨大的国土面积和相对松散的控制，以及和实力并不相称的野心，这一切都让这个拥有空前版图的国家变得混乱不堪。

沙皇尼古拉二世时代的名臣谢尔盖·维特是最早认识到这个国家弊病的人之一。从1892年起至1903年他一直担任着俄罗斯帝国的交通大臣和财政大臣，一手促成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造，以谋求俄国加强对不久之前夺取自清帝国的远东滨海边疆地区的控制。此外，他在任内致力于俄国重工业的基础建设，试图增强俄罗斯作为一个近代化国家最欠缺的基础工业体系。但是他激进的全面偏向重工业的政策导致了农村的贫穷，随着大量工厂的建立和外资企业的出现，除了拥有大量财富的资产阶级登上了俄国的政治舞台，呈几何数字增长的工人数量也导致了第三股势力，即“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国的兴起。

日本并不被西方列强放在眼里，即便是俄罗斯这种只是尺寸大实质上虚弱的“气球”型列强。不过到了1904年，随着俄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对于沙皇来说现在即便是和一个不起眼的对手进行一场小规模的战争胜利，在某种意义上也能满足其提高威望、巩固统治的意愿。尼古拉二世并不将日本放在眼里，至少在俄罗斯面临来自于日本明确的战争威胁之前。但是到了1月初，当战争的前景已经明确地展现在未来的地平线上时，这些都变了。

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庭成员

俄国政府开始认真讨论日本带有最后通牒意味的“第三次修改案”。俄历1月14日，公历1月27日，俄皇接见了德国大使，尼古拉二世向大使叙述了当前的处境，并抱怨在俄日之间的外交危机中，英国对俄国采取了对德国一样的“背信弃义的政策”。德国大使接口道：“在这种严峻时期才能看出真正的朋友。”

心有戚戚的沙皇说道：“如果我们三国（还要加上法国）保持一致，这就是巨大的保证。”这是尼古拉二世给他那位表兄威廉二世的暗示，他寄希望于同法德再次构成“三国干涉还辽”时的政治同盟。

然而，柏林没有理会莫斯科如此显而易见的呼吁和暗示，德皇只是在私下里幸灾乐祸地说道：“这是（尼基）第一次用德语谈话……”

尼古拉二世没有参加次日那个具体讨论日本提交的“第三次修改案”的国务会议，只是在事后逐个接见会议的参加者并听取他们报告。

会议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是美国驻日公使格里斯科姆似乎提前知道了内容，在1月29日他致电华盛顿说俄国的答复将在30日送出，并且“俄国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向日本作出了让步。

然而，对于决心发动战争的日本来说，退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俄国带有妥协性质的答复是在公历2月1日拟订的，次日被尼古拉二世批准之后于3日傍晚向旅顺及东京发出。而此时对于日本来说已经是2月4日凌晨，也就是日本内阁讨论决定开战的那一天。

东京街头（左）和圣彼得堡街头（右）的对比，结合正文的内容，耐人寻味

一个总是被无数人忽略的细节向我们昭示了日本的未来。东京时间2月4日的早晨，长崎电报局收到了发自莫斯科的电报，但是电报被扣押，没能送交到俄国驻日本公使罗森的手中，也就失去了被俄国公使递交给日本政府的机会。

这是日本近代史上首次上演关乎国家命运的“下克上”行为，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箭在弦上

政府最高层在犹豫，直到最后阶段才下定决心，但是日本军部却是早有准备。至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常设师团数量已经由甲午战争结束时的7个增加到了13个。而同年6月30日，鉴于同俄国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为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日军大本营更是下令以现役13个常设师团为基础编组第1、第2、第3、第4军（集团军）。

被编入4个军的12个常设师团（第11师团后来被编入了新组建的鸭绿江军）以及战时动员的后备部队正在向出发地广岛和横须贺集结。和天皇的犹豫不决相比，满脑子“皇国精神”的日军大本营和各级官兵显得自信满满，有了10年前对清帝国的战争经验，所以他们人人都相信日本能取得胜利。尽管这一次的对手，要比没落的清帝国强大得多。

日本陆军对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的新式陆军配有全套近代制式武器，接受过完善的西式操典。更重要的是，军队接受过甲午战争的洗礼。一脑子“忠君爱国”思想，并深受“明治武士道”精神“熏陶”的日军官兵个个摩拳擦掌，以一脑子“火球式的美学”为逻辑，期待着自己能“创立不世的功勋”为“天皇陛下尽忠”。当然，后来在旅顺城外的203高地，他们也确实这么干了。

正在备战的日本陆军士兵

神户火车站上，发车驶向广岛宇品港的军列。这些年轻的士兵即将踏上战场。从照片中所有人的表情和动作中，我们都能解读出一句即将在后来的日子里令东亚受尽磨难的口号——大日本帝国万岁

然而，陆军投入作战还为时尚早，整装待发的军队进入集结地需要时间，原先处于预备役状态的士兵重新转入现役需要时间，国家机器更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完成战争动员。日本和满洲并不接壤，甚至和朝鲜半岛亦无陆上的通道。所以，这场战争的先锋是海军，而“前哨战”也必定会是一场海上交锋。

至1904年初，日本海军已经完成了对各舰队的编组，各现役舰艇被统一配属到东乡平八郎海军中将（同年6月6日晋升大将）的麾下，联合舰队已然成型。进入2月，舰队主力已经完成集结，于佐世保港整装待发。

日本海军的主力以现役的6艘一等战列舰和6艘装甲巡洋舰为主。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在设计上都考虑过协同作战的要求，安装有口径一致的武器系统，并在不久之前经过了详尽的检修和维护，状态良好。尽管其总体实力逊于俄国海军，但是对比驻旅顺和海参崴的俄国太平洋舰队，日本联合舰队仍占据相当的优势。而俄国从波罗的海和黑海方向提供海上增援也很不现实，波罗的海和黑海与东亚相隔万里不说，英国方面也作出了明确的表示——“为以防万一，我们当然不能容许俄国黑海舰队哪怕1艘军舰参加军事行动”，因为这“对英国和俄国都是极其危险的”。

当然，在日本尽心竭力地做战争准备之时，俄国人也并未闲坐着等日本人杀过来。但是俄国的武装力量被诸多客观条件制约着，难以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随时可能爆发的大战。

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接到圣彼得堡发来的局部动员令是在1904年的1月下旬，圣彼得堡没有转告更多的关于日俄谈判的细节，甚至没有透露目前谈判的进程和是否值得乐观的情报。而动员令本身也仅局限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新关东州”以及中东路沿线地区，与动员令同时下达的还有组建第1满洲集团军的命令，以阿列克谢耶夫上将为第1集团军司令。

在远东地区，战争的气息逐渐浓郁，但战争的准备却根本算不上充分。驻扎在奉天（今沈阳）和旅顺的西伯利亚第1师以及东西伯利亚第4师虽然人员齐备，但缺乏机枪及山炮等重武器。那些属于20世纪初近代化陆军师标准配备的重武器——机枪、山炮、榴弹炮，都被西伯利亚铁路极低的运能堵在了俄国的欧洲部分。而且，西伯利亚大铁路本身也没有完全建成，位于贝加尔湖段地区还远未达到通行标准，由于沼泽地和湿地的缘故，绕贝加尔湖段的施工进度严重拖延，不得已之下只能将铁轨铺在冬季厚达数米的冰层上。

日本漫画中的日俄战争

在某位大公夫人的发起下，俄国贵族妇女们聚集到皇宫一隅为即将出征前线的将士缝制各类衣物和织物

其结果就是，位于圣彼得堡的海军兵工厂和皇家兵工厂内堆满了预定运往远东地区的重炮和弹药，但是目前根本没有足够的车皮能将这些武器弹药运抵远东。就算有车皮，也因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漫长加上俄罗斯铁道部的官僚作风而难以投入到运输中。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是，尽管铁路已经大半建成，但是相配套的调度系统未能及时跟上铁路的施工进度，在漫长的4000多公里的铁路干线上，列车的调度工作只能由几个有限的分区来维持。为了安全起见，每昼夜只能由叶卡捷琳堡向伯力发出3列火车。

物资的紧缺、战争的逼近，造就了另一个恶果，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运来的有限物资和装备，被位于远东的各个单位——炮兵、工程部队、驻屯军、海军、政府机构，甚至铁路机构本身，争相以各种名义占用。有限的资源被多方发动关系、用尽手段来占据，许多当地的中国人和在辽东谋生的朝鲜人也投身其中。黑市一度非常繁荣，市面上各种日用品开始短缺，这更进一步加剧了物资调配的紧张和混乱。士兵们往往更乐意去搞一块肥皂或一双靴子，而不是战争更需要的枪枝弹药，因为那些东西更有利可图。

旅顺的亚瑟（Arthur，俄占旅顺港海军基地的名称）海军基地虽然不缺乏各种口径的要塞炮且有充足的弹药，但是舰队却缺少12英寸大口径舰炮的弹药储备，由于中长路旅顺支线调度的混乱以及缺少火车头及其足够的车皮，储存在海参崴的上千发12英寸舰炮炮弹只能存放在仓库内，迟迟无法运抵旅顺。而旅顺要塞本身，虽然在俄国新关东州工程部的一再努力下，已于11月底基本竣工。但是，由于材料和设备的紧缺，指向陆地方向的堡垒和防御体系仅完成很小的一部分。

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Henry Petty-Fitzmaurice Lansdowne）对日本公使林董的突然造访没有多少准备，但是近年随着“英日同盟”的确立以及日本同俄国之间的摩擦，他对这种突然造访已经见怪不怪。但今天的会谈似乎不大寻常，日本公使没有玩弄任何花样，而是非常坦率并且“极其秘密地”预先通知他，日本政府将在次日宣布进行总动员。“虽然俄国政府的答复尚未到达，日本政府却预见到了答复将会是无法满意的。”也就是说，日本政府知道俄国已经就“第三次修改案”作出了回答，虽然尚不知道具体内容，但却已经决心发动战争。

这个信息实在太重要了，兰斯多恩立即召见了美国公使，告知他“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美国公使的态度也很明确，他希望能让日本放手一搏，“我们如果阻拦日本，使日本失去它显然决定加以利用的良机，那么必将遭致它永世的仇恨。”但更重要的是，“如果它（日本）失去这个机会，（不久的）将来将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而俄国这个企图独霸满洲的怪物，是不讨各方喜欢的。因此，法国外长德尔卡塞希望“法、英、美应保持一致行动”。

日俄战争前停泊在旅顺口的俄国太平洋舰队

正在向远东地区集结的俄国陆军，大战即将开始

这个“极其秘密地”通知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息很快就变成了公开的秘密，但欧洲的各方都很清楚地认识到，“要使日本改变它不肯妥协的方针和防止战争，问题在于英国政府的意志”。但未经充分的战争准备便匆匆上阵的俄国在日本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景象，显然是英国政府所喜闻乐见的。

但作为俄国的传统盟友法国，也并非全无作为，至少法国人成功地阻止了英国直接参加到日本与俄国之间冲突的可能。对于还未从“布尔战争”的巨大消耗中缓过劲来的英国，法国债权人在伦敦金融市场的投资举足轻重。

像是催化剂一样，林董通过兰斯多恩放出的信息也对俄国人起了作用。英国时间2月7日早上，圣彼得堡派来的驻英公使卞肯多夫前来试探。尽管俄国的军队正在加速向着远东地区集结，但是“俄国人显然希望能够在最后关头脱身而出”。然而英国外交大臣关上了门。“我担心，即使俄国政府希望如此，也可能已经太迟了。”

日本的公使正在伦敦贩卖着战争，玩弄着敲山震虎的伎俩。跨越差不多半个地球相隔14000余公里之外，日本天皇正在他的寝宫内为战争的前景心力交瘁。

对于日本的战争能力，日本公使林董曾对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说过，“日本政府的储备可维持一年”，通过提高税率和增发纸币能再“维持六个月”。1年加上6个月，这就是日本政府所能接受的战争期限。换句话说，1年又6个月之后，日本政府将会破产。从而使战争不败而败。

日本时间2月6日深夜，东乡平八郎指挥舰队悄悄离开佐世保港开往长山列岛锚地。箭已被射出，再无回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