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饶州窑

        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乙酉八月十五日，时任景德镇窑丞（宋代负责监督瓷器生产、运输的官员）齐宗蠖正在押运景德镇瓷器赴京的路上，当齐宗蠖一行行至婺源下槎土金村段时，负责运送瓷器的随从不慎毁坏了瓷器，这在当时是天大的事情。但齐宗蠖没有把责任推给随从，而是说：“我奉命运送这批瓷器，没有完成朝廷的使命，随从是无辜的，我愿以死谢罪。”说完即吞瓷器身亡。这样一个悲壮感人的故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忠于职守、勇于担责的北宋官员的形象，同时也不禁引发了人们的喟叹和唏嘘：为什么这批景德镇瓷器如此重要和珍贵，竟引得官员以命相抵？让我们进入本文的主题——“饶州窑”去找寻答案。

        饶州窑即景德镇窑，因宋代景德镇属饶州，故名。饶州窑至少在宋代就已经是景德镇窑的正式名称，并且这一称谓一直在之后的元、明、清三朝沿用。然而，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以湖田窑来代指景德镇窑，饶州窑却越来越陌生，似乎正从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消失。实际上,湖田窑只是宋代景德镇众窑场中的一个窑场，用湖田窑来代表景德镇窑与史实不符。其带来的认识偏差和负面效应使得景德镇窑的历史价值和重要地位至今仍被严重低估，影响了人们对宋代景德镇陶瓷文化的重视和传承。

       饶州窑之所以越来越陌生甚至被淡忘，缘于景德镇早期的宋代窑址考古发掘是从湖田窑址开始的。1972年刘新园、白焜首先对景德镇湖田窑址进行考察和小规模试掘，并且发表了《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和《景德镇湖田窑古瓷窑各期碗类装烧工艺考》。之后，景德镇对湖田窑址又重点组织了十多次发掘。人们掌握的关于湖田窑址的信息和认知显然比其他景德镇青白瓷窑址多，所以论及景德镇窑习惯以湖田窑来统称。随着近些年窑址考古的深入，大量的宋代景德镇青白瓷窑址被发现，证明景德镇在宋代不仅仅湖田窑一个窑址烧造青白瓷，用湖田窑来代表整个景德镇窑显然不全面。

       人们也习惯将景德镇窑青白瓷称为影青，影青的称谓始于清代，起初是特指明代精细的薄胎和脱胎瓷，随着对宋代青白瓷认知度的提高，人们发现用影青来形容宋代青白瓷迎光透影的特点更为贴切，影青渐成为宋青白瓷泛指。但用一个形象称谓来概括一个窑系和窑口也不科学。宋代的瓷窑名称一般都是和属地关联，如越窑、定窑等名窑都是以当时所处的州府名定名。饶州窑的定名当然也不例外。

        饶州，因“山有林麓之利，泽有蒲渔之饶”而得州名，春秋为楚番邑，隋开皇九年（589年）隋平陈后置饶州，其地理位置处于现在江西省行政区划内的东北部。除隋唐两代饶州名称有反复外，饶州在宋、元、明、清四朝一直延续。历史上饶州，辖鄱阳、余干、万年、德兴、浮梁、乐平、余江七县。

       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水土宜陶”，得天独厚的中国最优质的瓷土资源，丰富的松柴燃料，便捷通达的水陆运输，偏安一隅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使得景德镇这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注定成为中国的陶瓷圣地。

       “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景德镇的陶瓷烧造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距今有2000年历史。南朝时有为宫廷烧造陶础的记载。《昌南历记》曰：“陈至德元年（583年）大造宫殿，诏新平以陶础贡”。

        饶州窑的提法应该是隋朝平陈之后。隋唐五代时期饶州窑的提法不甚明确，但《南窑笔记》有载：“至隋大业中，始作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唐代更有一篇柳宗元《代人进瓷器状》的公文使人产生联想。元和八年（813年），柳宗元的朋友元崔在饶州任刺史，那时，柳宗元已才名大著，元崔便请他写了这篇上呈皇帝唐宪宗的公文《代人进瓷器状》：

“瓷器若干事。右件瓷器等，并艺精埏埴，制合规模。禀至德之陶蒸，自无苦窳；合太和以融结，克保坚贞。且无瓦釜之鸣，是称土铏之德。器惭瑚琏，贡异砮丹。既尚质而为先，亦当无而有用。谨遣某官某乙随状封进。谨奏。”

       该公文盛赞了随状进贡的这批瓷器的高质量，甚至超过了西方的奇珍异宝。文中虽然没有提到该批瓷器的产地，但代饶州刺史给皇帝写进瓷器状，逻辑上分析该批贡瓷不可能产于其它地方，只能是饶州瓷。

      从景德镇高质量的原料分析，景德镇早期是有条件烧制白瓷的。兰浦在《景德镇陶录》中也记载了景德镇有两处唐窑，一名“陶窑”另一名“霍窑”：

“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镇钟秀里人陶氏所烧也。邑志云：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霍窑，窑器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为东三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邑志载唐武德四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

       虽然至今未见确切的景德镇唐代窑址及实物，但柳宗元这份确凿的瓷器状和《景德镇陶录》的记载，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唐代饶州瓷的期待。

        公元1004年，以北宋真宗皇帝年号置镇则是景德镇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宋会要辑稿》载：“江东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景德元年置”。这样一个小镇居然以皇帝年号命名，应和景德镇的优良瓷器有很大关系。而饶州窑也正式走上历史舞台。朱琰《陶说》载：

“饶州府浮梁县西兴乡景德镇，水土宜窑，镇设自宋景德中，因名。置监镇，奉御董造，饶州窑自此始”

       宋朝是一个政治环境开明、哲学思想多维、经济实力雄厚、科技创新迭出的时代，得益于帝王的高端品位和开明的文官制度，宋代的艺术造诣和审美登峰造极，伴随着技术的不断精进和日趋完美，陶瓷制品日益臻达帝王和士人的审美标准、品位及范畴。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配合景德镇最优的原料资源和自然禀赋，饶州窑在宋代达到高峰。和唐代“假玉器”提法相似，宋代则称之为“饶玉”，意即饶州产的如玉般的瓷器。“君子比德于玉”，玉代表了中国人最高的道德标准和精神追求，对玉的崇尚使得“饶州窑”不断地追求极致的玉质感，由于景德镇拥有当时最白最细的瓷石原料，饶州窑创造了最近似玉器的瓷器：洁白细腻、轻薄如纸、玲珑剔透、类玉如冰。“饶玉”正是饶州窑在瓷器上对中国人道德和精神的完美诠释。中国最早的陶瓷文献，南宋蒋祈的《陶记》载： 

“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  '饶玉’  之称。其视真定红瓷，龙泉青秘相竞奇矣”。

        这种饶州产的如玉般高品质的瓷器在当时即被列为宫廷用瓷，其重要地位和当时的名窑如定窑、越窑甚至汝窑齐名。宋代皇家档案《宋会要辑稿·食货》确凿无误地记载了这样的史实：

“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三班内侍二人监库”。

      饶州窑当时已成为御用贡瓷无容置疑。

      北宋著名诗僧惠洪在其《元学点茶乞诗》中将饶州窑和汝窑并论

政和官焙来何处，雪后晴窗欣共煮，银瓶瑟瑟过风雨，渐觉羊肠挽声度，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

       因为和传说中至尊的“柴窑”“青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点最吻合，人们很容易把饶州窑和至今神秘未现的“柴窑”进行联想。

      为进一步加强瓷器的监管、生产及运输，于景祐三年（1036年）在景德镇设窑丞，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更是设立专门机构“饶州景德镇瓷窑博易务”，负责管理景德镇瓷器生产、贸易、税务和进贡瓷器等有关事务。这种专门管理机构历史上非常罕见，可见朝廷对饶州瓷器的重视程度。

       饶州窑瓷器在北宋即为供御的另一个重要证据见于婺源《嵩峡齐氏宗谱》记载的本文开头的故事：

“护公（齐宗蠖）字咸英，生宋真宗咸平元年(998 年)戊戍年八月朔旦辰时，世居德兴体泉。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丙子，以春秋明经请浙江举入仕。初任景德镇窑丞，九载无失。庆历五年（1045年）乙酉八月十五，因部御器经婺源下槎土名金村段，行从误毁御器。护叹曰：'余奉命，愿死，从者何辜。’即吞器死。……皇佑元年，乙丑，三月初七日，诏封新安元帅掣麾侯”。

      谱中还记有宋仁宗的敕封“何尔失担器毁，遂为吞器身亡”的记载。齐宗蠖出任景德镇窑丞，前后达9年，专门负责监督生产和运送朝廷所需御器进京。说明北宋早中期饶州窑就已经定为御用瓷器。

北宋彭器资有《送许屯田诗》：“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因官射利疾，众喜君独不，父老争叹息，此事古未有”。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注云：“浮梁父老言，自来作知县不买瓷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饶州不买者一人，今程少卿（饶州知府）嗣宗是也”。

       彭器资，名汝砺，祖籍鄱阳利阳(今属景德镇)，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状元，官至吏部尚书。作为饶州本地人，彭器资对“饶玉”之美有着更加切身的感受。诗中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即饶州瓷器当时就奇货可居，买到即赚到。所以辖区官员都通过手中的权力购买瓷器，而一生清廉绝不买瓷器以牟利的饶州官员则是凤毛麟角。

       宋人周煇在其所著《清波杂志》更是爆出饶州窑宋时不仅生产青白瓷，还生产极珍罕的红瓷器，其品质甚至超出当时定窑的“紫定”。《清波杂志》载：

“饶州景德镇陶器，所出于大观间（1107-1110年），窑变色红如朱砂，……”。时有玉牒所（主修皇室宗谱世系）御史仲楫，年八十余，居于饶，得数种，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红瓷器尤鲜明’”。

       尽管现在尚未发现明确的饶州窑红瓷器实物，但宋人记宋事，当可信也。饶州窑在宋代就已声名远扬，传播海外。在日本佛日庵的公物目录中，详细记载着在镰仓时期（1192-1333年）获得的饶州汤盏一对，汤瓶一尊，钵一只。

      继宋之后，饶州窑的称谓在元、明、清三朝一直沿用。

      元代孔齐《至正直记》有关于饶州御土窑的记载：

“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

      元代专门成立“浮梁瓷局”管理陶瓷生产，饶州御土窑即为浮梁瓷局管辖的专门烧造贡瓷的窑场。

      明代由于洪武时代并没有专门御窑制度，所以永乐朝也没有开设御窑。明代御窑制度真正发展起来则是始于宣德朝。《明史·食货志·烧造》：“宣宗始遣中官张善之饶州，造奉先殿几筵龙凤文白瓷祭品”。

《明史·食货志·烧造》：   “宣宗始遣中官张善之饶州，造奉先殿几筵龙凤文白瓷祭品”。

《明实录·英宗实录》：  “正统六年五月乙亥行在光禄寺奏……其金龙、金凤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饶州府造”。

      明代饶州窑无论是品种、品质和数量皆取得长足发展，而其它与之竞争的窑场则日渐衰落，饶州窑一时风头无两。

◎明谢肇淛《五杂俎》：

    “今龙泉窑，世不复重，惟饶州

     景德镇所造，遍行天下”。

◎明王士性《广志译》：

     “然此花白二瓷，他窑无是，遍

      国中以至海外彝方，凡舟车所

      到，无非饶器也”。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

    “（瓷器）合并数郡，不敌江西

       饶郡产，……中华四裔，驰

       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

       镇之产也”。

       清代，其行政、典章制度几乎全部沿袭明代旧法，在专门烧造御用瓷器方面也不例外。

      《陶记》开篇就道：“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可见宋时瓷业之盛况。据不完全统计，宋代景德镇的窑业遗存就有137处，代表性的窑场就有杨梅亭、黄泥头、湖田、湘湖、白（石）虎湾、南市街、柳家湾、小坞里、银坑坞等，主要分布在市区、近郊、南河和小南河一带，延绵将近百里，其瓷业发展之规模、分工之明细及青白瓷的烧造水平、地位有如唐、五代之越窑，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窑场。

       湖田窑只是宋代景德镇众多窑场当中的一个，历代史籍对湖田窑鲜有专门记录，难得的湖田窑记载见于《陶记》：

“若夫浙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

      《陶记》中“湖田窑”是和“镇窑”同时提出，作者的用意仅是列举“湖田窑”和“镇窑”来说明市场的需求及喜好情况，如果据此得出湖田窑质量最高因此代表景德镇窑的结论则属牵强，况且同时还有“器尚青白”的“镇窑”。主观上把高质量的景德镇青白瓷全部归入湖田窑的做法值得商榷。据刘新园先生在《蒋祁"陶记"著作时代考辩》中考证：“一九七八年，景德镇市景兴瓷厂在市内新华南路兴建厂房时，发现了巨大的窑业遗存......，其质量胜过湖田窑的同期产品”。明嘉靖四年《江西通志》饶州府条谓：“瓷器，浮梁出，景德镇最佳，湖田市次之，麻昌洞为下”。

      湖田窑未见与宋代著名窑口并论的史籍记载，也鲜见传承有序和御用贡瓷的记录，历史上湖田窑只是景德镇窑也就是饶州窑的其中一个窑场，从未代表整个景德镇窑，如果沿着湖田窑的思路，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没有历史依据，宋代景德镇窑只能自降身份，沦为一般的民窑。

       而饶州窑在宋元明清四朝一直是景德镇窑的统称。饶州窑史料确凿、传承有序且脉络清晰，自古以来就是大名鼎鼎、声誉卓著。所谓的宋五大名窑这一后人的传讹早已式微，而作为青白瓷窑系的最高代表和中心窑场，饶州窑实际上是名副其实和当之无愧的宋代名窑和大窑，其地位堪与宋代各大名窑比肩。正是由于饶州窑的卓越成就才奠定了景德镇瓷业的基础，创造了景德镇千年瓷都的辉煌。宋时既定的饶州窑的名称更具传承性、全面性和科学性，为饶州窑正名是当务之急！重温饶州窑的历史，使饶州窑的观念深入人心，将有助于改变人们对宋代景德镇窑的严重认识偏差，重估景德镇窑的重要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