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特有的概念，国外一般称古城（Old City）、历史城市（Historical City），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概念是历史城镇（Historical Town）。历史文化名城是在1982年根据侯仁之、郑孝燮和单士元三位先生的提议而建立的一种保护机制，由国务院确定和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历史文化名城定义为：“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1]。我国于1982年、1986年和1994年先后批准并公布了三批共99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2001年起则进行单独批准增补，截至2013年11月18日青州的列入为止，我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数已达123座。各省、市也在对省、市、县级历史文化名城进行评定。

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五千年华夏文明谱写的赞歌，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科学、社会、艺术、科考等价值，是国内外游客最青睐的旅游资源之一，具有极大的保护和旅游开发价值。为了较准确地把握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发展动态及研究现状，笔者于2013年11月在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库、人大复印资料数据库及超星数字图书馆等数据库中，分别以“历史文化名城”、“古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古城旅游”、“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历史城镇旅游”及“城市旅游”等为主题或关键词进行检索，并获得有价值的文献273篇（部），其中专著10部，硕士论文48篇，期刊文章209篇，会议论文4篇，报刊2篇（表 1）。笔者对所检索文献进行归类整理后发现，目前我国对历史文化名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开发与保护、资源评价、客源市场、环境质量评价及形象设计等方面，在理论、方法和内容等方面还有待更深一步探讨。鉴于此，笔者将尝试从名城保护与旅游开发、旅游市场与产业发展、旅游规划与形象设计及旅游环境质量评价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对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进行简要综述，希望能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今后的研究和未来的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名城旅游的快速发展，归纳起来主要有：保护观念滞后；旅游产品特色不足；短期行为严重，旅游环境质量恶化[2]；人口置换严重，文化大量流失；人才与资金匮乏[3]；管理体制不顺，管理力度不够[4]等。

为加快名城旅游的发展步伐，业界学者针对现有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公众参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意识；凸显文化特色，创新文化旅游产品；全面保护与合理适度的旅游开发相结合[2]；深挖民族文化，丰富产品；拓宽融资渠道，加快设施建设[3]；强化旅游法制，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等[4]。

从以上分析可知，目前我国对名城旅游的认知仍较浅显，旅游产品单一，文化挖掘滞后，开发与保护间的各种矛盾还需进一步调和。但长期以来部分学者以具体案例为佐证，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并解决具体问题的研究方法，对处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初期的我国是值得提倡的。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缔造出我国极其丰富的名城旅游资源，正确评估名城资源价值，科学剖析名城区域特征，对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具有重大意义。潘立新对历史文化名城凤阳的旅游资源价值与开发条件进行了综合评价，并提出相应的开发利用对策[5]。阮仪三、严国泰从实效保护与有效利用两方面入手，探讨我国历史文化名城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旅游发展策略[6]。江金波、徐东文等分别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和条件价值法（CVM），对历史文化名城梅州与阆中的旅游资源进行了综合评估[7-8]。李巧玲、唐善茂、冯国杰等也分别对武威、丽江、阆中的旅游资源进行了定量评价的实证研究[9-11]。

通过对旅游资源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学者们根据各名城实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旅游开发模式。魏峰群认为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可走空间分离、空间镶嵌和空间融合型的旅游发展模式[12]。曹丹、李小波在对国内外旅游空间模式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四川历史文化城镇旅游开发除满足Stewart和Vogt的五大经典旅游空间模式外，还存在双核市场和依托型两种新模式[13]。李伟楠则以平遥古城为实例对我国北方温点古城旅游开发模式进行了深度探讨[14]。

文化是名城的灵魂，是名城旅游得以赢得市场的核心武器。近年来我国名城文化旅游研究虽在逐步进展，但仍显薄弱。陶辉、郑海燕以历史文化名城荆州为例，着重探讨了文化因素对城市旅游的重要性，并指出城市文化旅游必将成为本世纪城市旅游的主旋律[15]。张振家对绍兴文化旅游现存问题进行分析后提出绍兴发展文化旅游应大力宣传，实施品牌化经营战略。周新生、卢小琴、黄树彬等也分别以建水、长沙、宜宾等为个案，对挖掘古城文化、打造名城文化旅游进行了深入探讨[16-19]。

在名城旅游产品设计方面，朱竑、戴光全等对苏州旅游产品的现状、优势与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适合其旅游产品开发的整合策略[20]。卢军霞从游客体验角度对我国古城镇旅游产品开发进行了深入探究[21]。喻艳、王志云等则以湘西凤凰古城为个案，深度探讨了名城旅游产品结构的优化路径[22]。但目前我国对名城旅游产品进行专项研究的成果还较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有待提高。

（1）名城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悖论

严国泰从名城旅游发展的创新理念入手，对名城保护与旅游发展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23]。杨永德、陆军认为名城旅游发展中存在着保护与开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无形文化特质与有形旅游产品间的悖论，并指出历史文化名城桂林的旅游开发需从整体联合、动态开发等方面加以考虑[24]。

卫红、严艳以博弈论为基础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开发中政府、旅游企业、居民间的利益博弈进行了阐述，认为在长远重复博弈中，各利益体间应相互合作，以资源保护意识指导各自的行为[25]。

（2）名城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协调

赵夏、张艳红以洛阳为例，探讨了名城在具体决策、定位和旅游开发中应依据自身实情做好选择，以做到保护和开发的协调共生[26]。陈来生则认为苏州应坚持旅游开发与名城建设一体化，解决好旅游发展与城市保护协调发展的问题[27]。张炜、刘正也分别以平遥、洪江为个案，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协调发展进行了深度探讨[28-29]。

随着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工作的推进，业界学者开始涉入对名城旅游客源市场和旅游感知的研究，近年来相关研究文献陆续呈现。李巧玲以客源市场调查和数据分析为基础，对武威旅游客源市场的空间、时间、旅游类型与人口特征结构进行了探讨[30]。许春晓、朱茜则以凤凰古城为个案，从求新动机和满意度两方面对旅游者重游间隔意愿形成机制做了深度阐述，认为求新动机将直接影响旅游者短期重游意愿且对满意度也会产生积极影响[31]。程溪苹、孙虎还运用IPA分析法对韩城游客满意度进行了实证研究[32]。

张庆从旅游者感知和旅游地居民感知两方面对丽江古城进行了分析探讨，并提出促进丽江和谐发展的相关对策[33]。赵倩、杨霞和贾巧云等分别对曲阜、平遥、喀什老城区的居民旅游感知进行了分析探究[34-36]。李永乐、梁旺兵则分别从游客感知角度对平遥和桂林进行了探讨[37-38]。

在市场营销方面，德村志成对名城洛阳在针对日本国际客源市场方面的旅游产品设计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营销对策[39]。秦玉则立足云南实情，以丽江为个案，在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时代背景及营销传播理念等进行详细阐述后，提出了适宜云南历史城镇发展的新思路[40]。肖洁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营销规划与意义、旅游营销包装及旅游营销应以差异竞争取胜等方面对名城营销进行了深度探究[41]。

相较而言，目前我国对名城旅游市场竞争力方面的研究成果则较少，仅有部分文章中有所提及，且档次偏低。郭英之从宏观旅游市场、微观旅游市场、旅游资源及旅游产品市场等方面对历史文化名城徐州的旅游市场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营销对策[42]。耿娟娟认为名城旅游竞争力应从核心竞争力、内部竞争力和外部竞争力三个层面进行评价，并以开封为实证，对历史文化名城应如何提高其旅游市场竞争力进行了初步探讨[43]。

黎洁、李垣以大理为例，对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与整合现状进行了阐述，并提出名城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整合创新的目标模式[44]。胡海霞从休闲旅游度假体系的构建出发，探讨了古城绍兴旅游产业由观光向度假休闲转型的路径，并指出实现休闲度假价值是名城旅游产业转型急需解决的难题[45]。李锋、陈太政认为当前旅游产业融合已经成为旅游产业结构演化升级的重要动力，并从演化视角，以技术、需求、就业、产业及规模等结构为旅游产业结构演化的量化指标，对名城西安的旅游产业融合与旅游产业结构演化进行了深度探究[46]。

在旅游开发对名城的影响方面，卫红、郑耀星认为旅游在给古城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会给古城的传统文化、社会生活等带来各种影响，并以平遥为例，对旅游发展对当地居民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探讨[47]。王琳、翟有龙等在对名城阆中旅游资源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旅游业对阆中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五大方面，并对其进行了相关探讨[48]。黄敏则对旅游给丽江古城带来的过度商业化、环境破坏、传统文化流失及治安问题恶化等负面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49]。

随着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发展，对名城旅游规划的需求日渐增强，近年来也呈现出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严国泰从名城文化内涵入手，指出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规划的三大理念为可持续发展、原真性和市场意识，并提出了名城旅游规划系统与控制系统的构建策略[50]。文斌以桂林为个案，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规划中文化氛围的营造进行了深度探讨，其研究成果对我国名城保护与旅游开发具有重大指导意义[51]。张忆、高永青则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旅游规划相结合，并依据不同城市的特性进行分类，为多样化旅游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还实现了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差异化发展[52]。陈建军以平遥为例，对大同至西安高铁建设对名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研究，并从职能扩张、空间整合与交通导向三方面提出了规划的应对策略[53]。但目前，我国该方面研究成果的总体水平都还较低，在规划理念、理论深度及研究方法等层面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相较而言，我国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形象的研究成果则较多。崔凤军、蒙吉军以平遥古城为例，以文脉分析为基础，以理念形象、视觉形象和行为形象设计为依据，对名城旅游形象的设计与实施策略进行了探讨[54]。赵磊则以意象理论为基础，对嘉祥县的地脉与文脉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意象理论在嘉祥文化旅游形象定位中的作用进行了探究，最后提出嘉祥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对策[55]。晋艺波认为，旅游形象屏蔽现象存在于每一个旅游目的地之中，并对名城武威旅游形象屏蔽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度分析，最后基于旅游形象屏蔽理论提出武威旅游形象设计与实施的相关对策[56]。唐礼智、周晓芬、刘庆友、高伟等也分别对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泉州、楚州、南京、建水等的旅游形象定位与设计进行了分析研究，这些建议与对策对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发展和地方社会经济的腾飞具有重大作用[57-58-60]。

目前我国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环境质量评价的研究成果较少，虽有部分文章引入定量评价方法，但总体研究水平都较低，且近五年来相关成果增长缓慢。龙丽民、梁荣玲以实地调查和与专家座谈为基础设计问卷，并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历史文化名城正定进行了综合评析，构建出旅游环境质量数学评价模型，最后对名城正定旅游区的旅游环境质量进行了客观评判[61]。万绪才、张安等则以旅游者为评判方式，构建名城旅游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其指标权重，最后对名城南京和苏州的旅游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判，以显示该评价体系的合理性[62]。杜忠潮、文琦等在向游客发放问卷及征询专家意见基础上，运用VisualFoxPro3.0分析法，构建了都市旅游环境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并对名城西安、咸阳、宝鸡三市的旅游环境质量进行了比较性评价，最后提出各市旅游环境质量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对策[63]。

历史文化名城的不可再生性与脆弱性要求在旅游开发中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目前也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多以个案分析为主，在深度、广度以及研究方法上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宋云飞在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本内容及发展趋势等进行阐述后，对名城开封的特色要素与景观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开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64]。宋明星、魏春雨等对历史城镇的文化、生态等特征进行简要分析，并结合各地文化经济模式，以长沙城镇文化旅游开发为例，对湖南历史城镇可持续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探讨[65]。郭朝阳、杨瑞涛等也以个案分析法为主分别对名城洛阳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探讨[66-67]。常晓舟、李晋宏等则采用对比分析方法分别对西北历史文化名城、平遥与曲阜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68-69]。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相应的业界学者对其的关注度也在逐步增强，其研究成果除数量在不断递增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入。从起初的个案分析、保护与旅游开发、开发现状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等方面的研究，逐步向客源市场、旅游感知、旅游环境质量评价等深层问题展开研究过渡。但现今我国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明显呈现出研究进度严重滞后于名城旅游发展的特点。现有研究成果也存在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基础理论较薄弱、研究方法单一、研究领域狭窄、研究区域不平衡、个案分析较多且内容多泛于表面，研究水平偏低等。对此，笔者认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研究需在以下几方面加以补充和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目前我国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研究主要以个案分析为主，对基础理论的构建较为薄弱。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名城旅游理论体系是今后学者们急需高度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加强我国名城旅游理论基础研究应注重三方面：一是加强总结提炼（以个案研究为基础，定期对相关成果进行归纳提炼）；二是善于借鉴（多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并根据我国实情提炼适用于我国名城旅游发展的理论体系）；三是多学科交融（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生态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分析名城旅游现象，以便得出新的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上，目前主要为定性研究，定量分析仅在部分客源市场、资源评价类文章中有所涉及。因此今后应加大定量分析法在该领域中的运用，且还应将对比分析、实证研究等方法合理地用于名城旅游研究中。

李小波认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蕴涵着丰富独特的文化基因，需要从中国本土文化的角度去认识其价值，且只有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展现从古至今的时空剖面，演绎旅游的城市脉动[70]。目前名城现有研究成果中虽有部分文章提到文化挖掘，但对名城进行具体本土化解读的文章还甚少。因此，笔者认为，研究名城旅游应先对每个名城进行本土化解读，即认识一个城市的山川形胜、城市布局、建筑特色，理解其文化理念和功能需求、权力话语和民间话语，从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深度解读，为每座名城的保护与旅游开发找到最佳出路。在社区参与方面，我国对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多，对名城旅游研究虽有间接涉及但专项研究成果还较少，今后需加大该方面的研究力度，且名城旅游社区利益相关者、利益分配、社区参与、社区主导等方面的研究也应有所加强。

从目前笔者所收集的文献资料看，对名城旅游经营管理研究的成果较少，仅有少数文章中有所提及，引入相关管理理论进行研究的还尚未出现，因此，该领域也急需引起业界高度关注。笔者认为，今后我国名城旅游研究应加大对名城旅游区的市场监管、法制法规建设、游客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社区居民监管、门票管理、风险管理等经营管理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我国名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创建正常有序的经营环境。同样，对名城旅游区域合作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甚少，仅在部分硕士论文中有所提及。因此对不同区域间名城旅游（东部、西部与边境地区；南方与北方地区等）进行解读对比，结合各自实情探讨旅游合作与区域联姻、深度探究名城与当地其他旅游产品的结合以及名城旅游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等，以更好地弱化千城一面、复制照搬等的再次上演。

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成员，其原真性除构成旅游开发的核心要素外，也是各界对名城保护现状进行检测的指标，同时还是衡量名城在保护与旅游开发中能否做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标准。因此深度探究名城旅游的原真与异化也是今后业界需高度重视的领域，“保护原著居民、排斥商业化”是广大旅游者的愿望，也是诸多专家对名城旅游界做出的呼吁。但纵观名城的起源与演变史可知，名城并不是为旅游而生的，今天的名城多为政治、军事、文化和商贸的产物。古往今来，名城的异化与原真都是辩证统一的，我们需要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二者，让名城旅游的保护和开发做到与时俱进。因此，笔者认为，今天名城旅游开发的商业化实质是对名城商业业态的再延续，我们不能对其一味地进行指责和批判，而更应该努力去探寻如何避免古镇名城过度商业化和怎样让名城旅游做到合理商业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