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与《旅游学刊》

许多年来，《旅游学刊》一直被我国旅游学界认为是最高水平的旅游学术刊物。不过，我已在十年前就彻底退了下来。耄耋之年的我，现在连“名誉主编”也不是了，只是个挂名不“顾”，偶尔参加审稿的“国内学术顾问”而已。

北京旅游学院（即现在的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酝酿编辑出版自己的学报，那还是1985年的事。那时候，北京旅游学会正在筹备出版《旅游时代》和《旅游论丛》两个刊物，学会的秘书长是北京旅游学院调去的，所以他让学院的几位老师和我去帮忙创刊。那时大伙儿的干劲还挺足，几个人一边干活一边说，就冲着我们这样玩儿命，学院满可以自己也办一份。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话便迅速传到了当时院领导耳里。没有想到的是，开明的院领导竟然很快做了决定，以王慕曾副院长为主编的《旅游论坛》就真的要在1986年试刊了。我那时到学院任教才不几年，课多，又舍不得自己的原有研究，只答应了“编外”帮着看看稿。

1986年底，上面的批文下来了，已经试刊三期的《旅游论坛》，1987年要改为公开发行的正式出版物《旅游学报》。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学院要动员我去主持编辑部工作；我不愿意，但决定仍然下来了，要我进入学院科研室，于是成了教学、科研、又主持编辑部工作的“三肩挑干部”。那个年代，旅游学科的学术稿件不多，要现磨谷子现下锅，而且还要有质量；院领导要求，要理论与实践结合，还要尽快跳出已有的《旅游论坛》和《旅游论丛》的北京作者圈子。怎么办？一是自己到北图（现在国家图书馆）翻杂志，去发现作者、联系作者；二是自己走进行业，动员、帮助乃至代替有经验的业界行家写稿。好在正式出刊时已经决定不叫《旅游学报》，而改叫《旅游学刊》了。

在我记忆中，在1986年之前全国还没有旅游研究的正式期刊，北京旅游经济学会出过几期的内部刊物，已经随着学会的变动而不复存在；学界业界和管理层每年本就不多的一点论文，都散在其他一些专业期刊中了。印象最深的，是《财贸经济》《社会科学》《经济问题探索》《税务与经济》《经济地理》《建筑学报》和《西北大学学报》《南开经济研究》等对旅游学科的热心，但是每刊一年中大多只有一两篇。更可惜的是，北京旅游学会新创刊的《旅游论丛》在1986、1987正式出版两年后，又在1987年全国出版物的整顿中被停刊了。所以逼着《旅游学刊》不得不担起它的重任。

摆在面前的困难是，人少，缺经费，没纸张（那时的纸张是计划供应的，未列入计划的用纸，就得花高价钱去买，可是担任第一任主编的学院副院长偏偏又不管钱），好在印刷厂答应可以短期赊账，当时编辑部副主任李永奎老师又特别敬业，兼任主编的院领导也十分信任，编委们大多真干活，编辑部也团结，再加之科研室的年轻同志在创刊初期也把编好刊物看作自己份内的事情，以及随后得力编辑的逐渐进入，《旅游学刊》才得以慢慢地成长了起来。

当然了，也是学界、业界和旅游主管方面的多方支持，才使它能够真正站稳脚跟。可以设想，要不是对旅游学科的真正重视与支持，原国家旅游局的局长会议能让一个小大学的学报去旁听吗？能够特许一个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学院的学报发表他们的新闻简报，乃至独家发表他们的季度统计公报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持的“七五”重点课题《中国旅游经济研究》的全部成果能够首先交给《旅游学刊》去选择发表吗？因此，《旅游学刊》也更加意识到了自己在推动学科交流和进步方面的责任。

如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编辑部名义发起的连续多届的“旅游科学理论与实践全国学术研讨会”，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专题研讨会，就是为了给学界、业界、管理层提供一个个彼此交流的机会。也是得益于旅游企业的理解与支持，尤其是最初的几年主办这些全国学术会时，参会的代表也是免费的居多，靠的就是企业的优惠和补贴。比如1991年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第三次研讨会，住宿、用餐，加上饭店提供会场和设备，编辑部最后凑起来付给饭店的钱（包括刊物“挣”的广告费），连支付打了六折的餐费都不够。所以编辑部也都自觉地把服务旅游产业和旅游科学作为自己的任务。

要感谢的，自然还有许多相关部门。首先是新闻出版局，他们竟然放下了这本刊物创刊时“纸张自筹”的批示，转而给了《旅游学刊》国家重点报刊“计划内供应用纸”的待遇；还有报刊发行局，他们也用例外的办法，将《旅游学刊》本应按普通报刊以3000份/期为起点的发行门槛收费，改换为一类报刊特例的“无起点”发行；也还有工商管理局，他们竟然以广告经营许可的硬性指标做依据，指导一所大学内部的编辑部如何成为可以经营广告的合法主体；如此等等，应该说这都是这些主管部门听了我们的反复申述，了解到了旅游和旅游科学作为国家新产业和新学科创业的不易，才临时采取的同情和变通的措施。所以说刊物创刊后期的一切顺利，不仅是因为有那时措施灵活性的机遇，更得归功于中国毕竟还是好人多！因为我此前与这些部门当事人既无私人往来，更无金钱关系。

《旅游学刊》的出刊，为学界、业界和管理层搭起了一个旅游专业的交流平台，也为年轻学人的成长创造了一些机遇。正是越来越多的作者愿意把自己最得意的研究成果首先交给《旅游学刊》来发表，这才使得刊物有了相当的质量保证，也才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信任和喜爱，以致才能够连续多届忝列“中文核心期刊”之林。许多年来，一些学者在追溯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历程时，都愿意用《旅游学刊》作为中国旅游研究的代表，或者将它与国外著名期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等进行比较，以发现中外旅游研究的同异与进程。更值得注意的是，据一些既精于中文又精于英、法、日等语言的业者和研究者反映，这些年来中国的旅游科学的研究成就，绝不比其他国家逊色。为了有利于全球这一领域的学术交流，有利于中国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也为了打破中外旅游研究信息沟通不对称的尴尬局面，2004年编辑部又决定编辑出版了《旅游学刊》的精选英文版《中国旅游研究年刊》——Chinese Tourism Research Annual，Tourism Tribune English Edition，专注国外发行。虽然因为缺乏必要的支持，这个年刊仅仅出了四年便在我退休后停刊了，但《旅游学刊》在国际上的影响依旧没有消退。据近些年的研究报告，《旅游学刊》在“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的评定中，一直处在人文社科类的前十名左右（在“2017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中位于“人文社科类”的第11名）。这对中外旅游业和旅游科学的交流，乃至对更广泛的中外国际交流，无疑是极有贡献的，也无疑是《旅游学刊》编辑部的编辑们多年努力的成果。

《旅游学刊》编辑部虽然很穷，在我主持《旅游学刊》工作期间，还常常要为办刊经费和学术会议费用到处磕头作揖，但是值得在这里很自豪地说一句的是，由于编辑部同志的一致支持，我一直毫不犹豫地坚决抵制来自院内院外的“应该”“收取版面费”的各式各样的压力和建议，最后总算守住了这一方净土。

作者：刘德谦，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来源：2018年11月20日《中国旅游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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