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朱棣靖难高喊的“清君侧”，要清的“奸臣”就包含方孝孺。所以朱棣不会把草拟即位诏书这个功劳送给方孝孺，自然也就不会有后续的“成王之辩”和怒而灭十族的故事了。

因此更有可能的事实是，朱棣杀方孝孺后一并株连了方的亲朋，但只是选择性地杀了其中的一部分。

那么“诛十族”一说是怎么来的呢？细究其历史，会发现这是个明朝“自黑”的过程。

永乐时期，方孝孺在官方文献里的形象很差。在太宗实录里，朱棣大义凛然的指着宫中的大火，怒斥方孝孺“此皆汝辈所为，汝罪何逃”。此时的方孝孺可没什么“成王之辩”和“灭我十族又何妨”，而是“叩头祈哀”。

仁宗登基后为缓解洪武、永乐时期的高压政策，赦免了建文旧臣及亲眷后人，并称他们为“忠臣”。方孝孺的官方形象也就此开始逆转。

天顺朝初期，因刚经历“夺门之变”并以不忠欲篡逆为由处死了于谦、王文等人，所以朝廷迫切需要重申“忠孝”。新入内阁的大学士李贤，将方孝孺视为了典型，于是方孝孺因“拒拟即位诏书”，而被灭族的说法第一次出现。

至于为何是方孝孺，而不是其他什么建文旧臣。笔者个人观点是，方孝孺在建文朝任职翰林侍讲和翰林学士，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起草各种诏令（讨伐朱棣的诏书和檄文基本都是他写的）。李贤认为成祖觉得方孝孺拟诏可以为靖难正名（实际上成祖登基后根本就不承认建文朝的合法性）。

此后随着皇朝内部政治结构的日趋稳定，历代文人墨客的传颂，方孝孺的形象也变得愈发悲壮、崇高。正德朝江南才子祝枝山的《枝山野记》里，第一次出现了“方孝孺被灭十族”的说法。

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可靠性如何，祝枝山自己都没有底。他在此书的开篇就指明资料来源为道听途说，“允明幼存内外二祖之怀膝，长侍妇翁之杖几，师门友席，崇论烁闻，洋洋乎盈耳矣”。

到了嘉靖朝，这个故事又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姚广孝劝说朱棣不要杀了“读书人种子”的桥段，就首次出现在《姜氏秘史》这本书里。方孝孺和朱棣那段著名的“成王之辩”，也由这本书首次刊载的。

至此相关故事情节均已齐备。姚广孝事先以保护“读书人种子”，劝朱棣务必要放过方孝孺。朱棣命方孝孺为其拟即位诏书，以示招抚和恩宠。方孝孺不仅拒不拟诏，还因“成王之辩”、怒骂篡逆，激怒了朱棣。最终羞恼的成祖，灭方孝孺十族以泄愤。

无论可信度有多高，我们现今所熟知的“灭十族”的故事最终成型了。此后随着万历朝小说、评书行业的迅猛发展，“灭十族”这种难得一见的情节，自然被各种编撰、传讲，也慢慢变得家喻户晓。

“忠孝和英雄”是数千年来我们这个民族不灭的信仰，二者兼得的方孝孺自然也更为大众所崇尚，进而人们也愿意相信方孝孺承受了“灭十族”的悲壮。而来自民间的膜拜又倒逼文人、朝廷将其认可为事实。

谈迁在《国榷》里将这个故事定为史实，卢演在《方正学先生年谱》里也对个故事有着细致的描述，除此之外最为“权威”的认可来自明熹宗。

对于熹宗下这份诏书的原因，比较主流的看法一是当时朝堂官员的起哄，很多人要求给方孝孺立祠，熹宗不愿意在这个事上纠缠。二是辽东女真已反叛，各地流民也有聚众之势。皇朝也需要强调忠孝，安稳民心。

因为熹宗以诏书的形式给予认可，无论真假它都是“事实”了。不过诏书本身也有“纰漏”，被灭十族的方孝孺，居然还有直系后人。

虽然熹宗以一个类似“赵氏孤儿”的故事来解释，但还是有没说明白的漏洞。因为明初的记载，方孝孺只有两个儿子，方中愈和方中宪。即便是漏记了，这个幸运儿为何不叫“中宗”而叫“德宗”呢？

至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张廷玉修定《明史》时为何未采信“灭十族”的说法。剔除掉皇帝背书，真的是难以找到可信的佐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