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中央王朝交通邻国，贸易互市旨在“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疆胜”；依附“丝绸之路”的引入、输出，将中国与中亚各族人民的利益紧紧连接在一起。根据大量丰富的实证材料印证，“马文化”的萌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远古时代，且反映在包括中国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在内的广义中亚地区的各种器物文化领域。

远古时代，在实用装饰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两种流派。其中之一为“动物意匠”抑或“兽纹风格”。这一流派主要流行于阿尔泰山系横亘的俄罗斯联邦的西西伯利亚南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国新疆北部境域；同时也表现出它与居住在从里海延伸至阿尔泰、天山和帕米尔草原地区游牧部落的密切联系。

据前苏联考古学家的发现，在遥远的铁器时代中亚草原巴泽雷克文化时期（公元前8世纪-前2世纪），游牧于今哈萨克草原和萨彦-阿尔泰地区的人们就普遍流行殉葬整匹马的习俗。巴泽雷克文化最繁荣时期（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的阿尔泰巨塚出土物中就有木雕马具饰物的兽形母题。不仅“马”的雕像各不相同，而且还有举不胜数的饰有各种野兽形态的马鞍、马䮽、马辔、马衔等马具饰件。

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文明曾在中亚交相辉映、相互激荡、渗透通融，并向远方传播。游牧民族社会生活之中各类器物作为“马文化”的载体随着广泛的使用、消费和流传，也渗透到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所在的地域。

根据考古学界的发掘和发现，在中亚文明发育最早的地区之一花拉子模出土的一些公元前4—3世纪的陶壶上除了绘有几何形和植物形图案装饰外，还刻画了头戴尖顶帽、跃马驰骋的勇士图。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科萨－捷佩也出土了同时代的绘有骏马图案的器皿。在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的科伊克雷尔干卡拉还出土了同时期的马头形里顿(角形盛酒器)。土库曼斯坦格奥克－捷佩出土的公元前6－5世纪的金耳环亦属此类。其耳坠为马形，马具由颗粒物构成，佩有一只精巧的铃铛。

“野兽风格”与斯基泰－塞人的生活环境彼此相应，渊源于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南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地带。塞人艺术的主要品类有青铜釜、供桌、香炉、烛台，大多饰以马、虎和骆驼图、偶尔也有人物形象。自古以来，中亚各族人民就力求在自己的创作中将游牧民族的“野兽风格”和农耕民族“神话现实主义”风格相融会贯通。

嚈哒人时代(公元5世纪)中亚艺术工艺品的一些表现手法仍然吸取了塞人及其后裔的“兽形风格”。在徽章纹样的构图中刻有骏马奔腾图，马的后腿伸直与胯股平行，向前飞奔。中亚的一些古代民族都将“马”视为瑞兽，在越来越多的艺术品中饰有马的形象。在中亚出土的许多公元1——8世纪的古代艺术织物上都绣有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骏马图或展开双翼的飞马图。“马”作为古代游牧艺术的主题和旋律在后续的时代得到广泛的传播一直延续至今。

大量的具有“马”形象的文化艺术现象折射出，活动于历史上与天山北部以西辽阔地域的古代游牧民族凭借奔驰的骏马控制着联结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主要路段，扮演着联系东西方文明的主要角色，为我们今天“马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马文化”的交流合作模式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总是相互依托、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没有文化内涵的经济是畸形的，没有经济支撑的文化则是空中楼阁。“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新疆与西向周边国家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乃至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我国各省区都根据本地特色提出了跟进项目和规划。养马业和“马文化”资源成为我国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优先发展支柱产业的要素之一。与“马文化”有关的文化产业是其中的重要着力点和助推器。伊犁州还为实施中国-哈萨克斯坦草原文化国际旅游合作战略提出了许多新的项目和路径方案。诸如开发建设新疆最大、基础设施最好的“伊犁丝绸之路旅游城”、哈萨克草原文化观光基地；与哈萨克斯坦共建“世界哈萨克文化之窗”大型文化旅游主题公园。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创办了哈萨克传统民俗风情旅游景区。目前，中-哈正在共建霍尔果斯旅游特区。

“马”作为游牧民族文化艺术的主题和旋律得到广泛的传播。哈萨克族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其社会生活中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如叼羊、姑娘追、赛马、骑马抢布、马上角力、骑马拾元宝、马上技巧、骑马射箭、骑马比武，都与马息息相关。这些项目的付诸实施不仅推动当地文化产业实现突破，也将进一步推进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一带一路”建设。“马文化”在其中将起到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2015年以来中-俄两国首脑多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中亚两个以游牧的主体民族命名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2016年6月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与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会谈强调，双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规划合作，共同编制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规划，中-哈共同开创合作新模式；2017年即哈萨克斯坦“中国旅游年”。“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西陲文化产业的交流、合作与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沿线一些国家的战略对接已进入推动落实进程，需要不断探索对接机制与模式，加强顶层设计。然而，由于国情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技术标准不同，政策法规不同，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合作都存在一些有形或无形的壁垒，需要统一规范，统筹协调，建立各国政府和企业在合作领域交流的对话机制和协调机制。与此同时，由于前苏联不合理经济分工的历史遗患，在中亚有些国家的经济体系中部门不健全，轻工业是薄弱环节，诸多产品特别是居民日常生活用品、文化消费品大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市场经济的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的改革滞后；有的国家因经济基础薄弱，既缺资金、装备，又缺技术，经济运行隐患诸多，发展处于低迷状态。这些负面状态既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出了共建创新合作模式的难点、问题与挑战，也为沿线国家，特别是我国与中亚国家的产业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带来了机遇。基于这一现实特提出以下思考。

1. 紧密结合实际，优选合作项目，发展动力机制

我国新疆伊犁，具有历史久远、丰富多彩的“马文化”资源。“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西陲“马文化”产业的交流、合作与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文化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我国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与国际化水平相比较，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亟待提高，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亟待提高，文化产业的市场化水平亟待提高；須深入走进沿线地区和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根据不同地域的特性文化习俗和实际需求，选择相关项目，充分挖掘产品内涵，将创意驱动、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消费驱动、政府驱动与市场驱动统筹安排，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化水平，以增强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生存空间，已是当务之急。

2.以器物为载体传播“马文化”，促进沿线人民文化的交流、交融,助力民心相通

近年來，中国与中亚各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达到新的高度，国家层面的政治、安全、经济、能源合作大幅度提升，但是人文的交流与合作相对比较薄弱，彼此民众在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和对话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中国与中亚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使得相互认知存在着文明的区隔。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沟通、理解、认同和交融，以及如何展现作为合作者的良好形象，还存在诸多问题，面临很多工作。文明互鉴，人文交流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人民心相通、利相融、共繁荣的重要途径。双边或多边都需要对相关项目进行深入调研，探索对接机制与模式，进而积极推进。

器物具有两项突出的功能。其一，器物具有广泛的使用、消费和传播性；其二，器物作为某种文化的载体，会产生很高的认知度。器物背后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打造荷载“马文化”器物的多种传播路径，可以通过器物叙事的途径，即讲述中国与沿线各国、各民族赞美马、崇拜马的典故，利用各国、各族人民对“马文化”器物的认知和情感力量，建立器物文化交流机制，促进沿线人民文化的深度交融，助力民心相通。

3.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理顺开发旅游项目管理体制，创新投资融资机制

旅游产业是以旅游资源为凭借、以旅游设施为条件的无形贸易。旅游活动往往是把物质生活消费和文化生活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旅游业以其产业关联度高、收入弹性大、就业范围广、带动能力强和市场前景广阔，且蓄势待发等独特优势，已成为当今世界备受重视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兴产业。我国新疆，尤其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既有对外开放的地缘经济优势，也有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的地缘文化优势。伴随着历史的进程，中国新疆与中亚地区形成诸多同源跨界（跨国）民族毗邻而居的地缘格局。草原文化、绿洲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等多元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交相辉映；许多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为共建“丝绸之路文化游”奠定了基础。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为双边和多边的旅游合作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与周边环境。新疆伊犁以创新思维，面向中亚开拓了诸多旅游项目。但是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旅游合作规模仍然不尽人意。合作伙伴能否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项目规划与开发效果是否一致？旅游景区项目在建设-拥有-运营过程中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如何解决投资风险、融资渠道等问题?可以考虑应用PPP模式对症下药。中亚一些国家希望能与中国开展更大规模的“历史文化游”、“生态旅游”、“民俗风情游”，“健康保健游”。他们认为，这将为中亚国家“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新疆的人文交流和文化旅游提出新的使命。

结语

沿线国家合力传承“丝绸之路”文明，构建人文交流合作的新模式，助力民心相通，不仅是各国、各地区、各族人民在多元中尊重彼此差异，协调彼此立场，巩固深化彼此关系，互利互信，开展务实合作的前提和基石，而且必将弱化和消除中亚地区存在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恐惧论”的影响，对我国国际文化交流和国际文化市场的拓展，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际化模式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和更为广阔的平台，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内源性和外源性因素相叠加，“一带一路”覆盖的重点地区和重点国家还具有地缘政治方面的错综复杂，社会历史方面的离合飘动，现实发展方面的积滞成疾，国家关系方面的冲突互疑，国际分工方面的层次不一，治理模式方面的独特各异，经济水平方面的参差不齐和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关联等特征。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既有机遇，也有风险和难点，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政策的沟通、市场的研判、法律法规的跟踪、对方国的选择和认知度、各国国情的特殊性、风险的动态性、差异性等都是双边合作能否可持续发展、跟进项目能否顺利落地和实施的关键因素。我们势必立足于战略合作与战略防范并行不悖，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相伴而生，战略利益与战略风险并存同在进行研究，提出重大问题的战略设计和解决方案，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避免盲目、精准发力，有力、有序、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本文作者李琪为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李郁瑜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欧亚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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