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 随着气候变暖、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加速, 人、动物、环境间的平衡受到破坏,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高致病性禽流感等新发突发传染病不断涌现[1, 2, 3], 鼠疫、结核病等传统传染病在局部地区再度流行[4, 5], 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随着科技与社会发展, 我国对重要传染病的防控日益重视, 加大了传染病防控领域的投入, 在传染病基础、应用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直饱受传染病的困扰, 可以说人类发展史也是一部与传染病的斗争史。历史上令人闻风色变的传染病, 如天花、鼠疫、流感等曾夺走了数以亿计的生命。随着传染病防治水平的不断提高, 全球范围内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但是发病人数依然居高不下。就中国而言, 2019年全国(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报告法定传染病10 244 507例, 死亡25 285人, 报告发病率达到了7.33‰ 。在重大传染病中, 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位居前列, 目前我国约有1.2亿乙肝病毒慢性携带者, 每年新增乙肝患者100万例左右; 我国结核病患者数量居世界第2位, 每年新增结核感染病例80万例左右。2019年报告死亡数居前5位的传染病依次为艾滋病、肺结核、病毒性肝炎、狂犬病和流行性出血热, 占乙类传染病报告死亡总数的99.6%。与此同时, 新发传染病的不断出现严重冲击了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近年来在我国境内新发传染病疫情包括新冠肺炎、人感染H7N9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等多种传染病, 大多为病毒病、人兽共患病。新发传染病受人类活动和社会因素影响, 传播能力和致病力强, 社会影响更大。

随着科技、社会的不断发展及“ 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 等科技重大专项实施, 我国重大传染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控制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关键技术集成, 使我国传染病科学防控自主和创新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为有效应对重大突发疫情, 实现新冠肺炎、艾滋病、乙肝、肺结核等重大传染病的控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为了有效控制重大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 我国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和杭州等地设立了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依据国家对重大传染病防治的战略规划, 围绕病原学、流行病学、致病机理、感染与免疫、防治技术等方面开展了系统研究。近年来, 传染病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针对传染病防治的关键问题, 积极开展创新研究, 取得了一批原创性的理论成果, 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防治技术产品, 显著增强了我国传染病防治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 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传染病防治专业队伍, 在SARS、新冠肺炎、乙肝等重大传染病的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传染病研究工作开展同时, 我国高度注重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 将其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通过科学技术部建设审查的生物安全三级(P3)实验室有81家, 正式运行的生物安全四级(P4)实验室2家。这些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在传染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动物疫病防控、医药科研、检验检疫和国防生物安全中发挥了重要的平台作用, 成为国家生物安全能力的重要支撑。

随着全球人口流动的频繁、气候变暖、生态环境和人类行为方式的变化, 传染病流行病学也随之发生变化, 给传染病的防控带来了新的挑战。针对影响传染病流行的各个环节和要素, 我国科研工作者开展了大量工作, 在重大传染病流行病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对于重大传染病的流行特点、分布规律及影响传染病流行的因素研究更为系统; 对于传染病三间分布规律、流行特征和传播规律研究更为深入; 建立健全了疫病流行病学数据库和流行趋势预测模型; 完善了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 显著提升了我国新发疫病的应急处置和管理能力。

在病原学研究的基础上, 系统深入的研究了温度、相对湿度、降雨量等气象因素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生活方式和生态系统变化对传染病分布和传播的影响[6]。同时, 根据传染病传播动力学特征, 运用适合描述疾病动力学的数学模型, 对传播过程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模拟, 揭示传染病暴发流行的发展过程, 预测其流行规律和发展趋势, 分析其暴发流行的原因和关键因素, 制定了有效的疾病防治控制策略和措施[7]。近日, 我国学者使用传染病传播数据建模, 对未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发展趋势及我国疫情的发生风险点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提出了有效的应对策略。此外,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对传染病的时空聚集进行可视化分析, 显著加强了我国疾病的防控、预测和预警能力[8]。近年来, 随着生物信息学技术的不断更新, 基于病原基因组序列对新冠肺炎病毒、H7N9亚型禽流感病毒等传染病病原的来源及遗传进化进行了追踪[9, 10, 11], 为传染病的源头防控提供了重要线索。

面向国际科技前沿, 围绕传染病防控重大急迫需求, 借助生物分子互作技术、生物分子标记技术单细胞测序技术等前沿生物学技术, 精确分析与病原互作的宿主分子类型及功能, 揭示了重要传染病的天然免疫机制, 明确了病原致病与免疫的关键分子, 为传染病的发病与免疫机理提供新认识。

通过结构生物学研究技术, 解析了新型冠状病毒、SARS病毒、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等病原入侵人体机制[12, 13, 14], 加深了人们对病原感染机制的认识, 为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鉴定出新冠肺炎、结核病等疫病药物的作用靶点, 并解析了多个“ 靶点— 药物” 复合物结构, 进而为疾病的新型药物、疫苗研发提供靶标[15, 16, 17]。

在动物感染模型方面, 建立起首个适用于药物高通量筛选的乙肝病毒细胞感染模型, 克服了肝原代细胞在体外难以培养的问题, 为肝脏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更为简便的研究工具, 对于乙肝病毒的深入研究与药物研发具有重要意义[18]; 此外还建立了流感病毒、新冠肺炎病毒等病原的动物感染模型, 为疫病致病机制研究、药物和疫苗研发提供了重要支撑[19, 20]。

突破了一批国际前沿水平的防控技术, 建立了72 h内筛查检测300种已知病原和4~5 h内完成常见病原体现场检测等多种综合检测方法与体系。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关键技术集成, 构建了全球最大的突发急性传染病预警、监测、实验研究体系, 在病原监测预警、检测、确证和患者应急救治等方面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 为有效应对近年来甲型H1N1流感、H7N9流感、中东呼吸道综合征、埃博拉等重大突发疫情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为维护社会稳定与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在国际上率先研制成功甲型H1N1流感疫苗[21]; 研制了全球第一个针对2014基因型的埃博拉疫苗, 并在西非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成功进行了接种; 研制出了用于预防H7N9亚型禽流感的新型疫苗, 使家禽中禽流感病毒感染率大幅下降, 实现了该病的源头控制, 为传染病的防控提供了经验。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了用于新冠肺炎预防的疫苗, 为疫病的预防和控制提供了利器[22]。

经历了SARS、新冠肺炎疫情之后, 我国传染病防控体系日益完善, 并在传染病的防控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建立了传染病监测与预警技术体系。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疫病流行病学数据信息更加完整, 分析更加深入, 使我国疫情监测、预警和溯源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 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能力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为有效应对国内国际重大突发疫情发挥了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

完善了疫情发生时的应急处置体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 我们国家迅速启动疫情响应机制, 制定了疫情防控预案, 健全了应急物资保障体系, 使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形成了疫情防控常态下的管理体系。为了防止疫情的输入和反弹, 国家在保障复工复产的前提下, 对交通、教育、医疗等领域和机构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健康监测和感染风险评估, 为传染病例的及时发现和控制提供了重要保障。

完善了疫情防控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为有效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我国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2020年10月我国新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为防范和应对生物安全风险, 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法律保护。

在传染病救治方面, 针对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的急需, 加强了严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应急救治技术研究, 建立了重症化预测指标体系, 制定了重症病例救治临床路径和救治指南, 建成临床电子数据采集系统, 建成突发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样本管理系统库。

同时, 通过优化医疗资源布局, 统筹应急状态下医疗卫生机构动员响应、区域联动、人员调集, 建立以及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 有效提升了应急医疗救治储备能力。此外, 搭建了多学科的联合诊治平台, 培训了临床救治专家队伍, 提高了突发急性传染病重症病例临床救治水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我国感染病例和重症病例的治愈能力均位于国际领先水平。

传染病的流行没有国界,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提速, 当今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公共卫生风险。在世界紧密交往互动的今天, 传染病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基于全球新发传染病现状, 国际上构建了多个卫生安全组织和流行病相关公共卫生情报网络系统, 旨在加强全球新发传染病的早期预警与防控能力, 例如基于互联网的报告系统ProMed、全球卫生安全行动组(GHSAG)、全球公共卫生情报网络(GPHIN)、全球早期预警系统(GLEWS), 以及早期警报和应答系统(EARS)等[23, 24]。随着国际合作和规划的持续改进, 全球防控体系不断完善, 其价值也逐渐显现[25, 26]。为了加强国际公共卫生合作, 我国成立了多个世界卫生组织(WHO)参比实验室, 协助检测多种新发病与再发病。同时举办各项传染病论坛, 推进科研攻坚, 建立资源共享与技术交流平台, 提升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SARS疫情之后, 我国充分认识到通报传染病疫情是国际合作的基础。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的时刻, 我国始终及时向国际社会通报、毫无保留分享相关信息, 为各国抗击疫情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创立了代表“ 中国模式” 和“ 中国技术” 的新发传染病防治四大体系和两大平台, 该技术体系与平台也在防控寨卡病毒病等新发传染病的输入及援助非洲埃博拉疫情中取得了卓越成效, 向世界展现了“ 中国力量” [27]。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我国秉持着团结合作的精神, 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多方面援助, 进一步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彰显了大国风范。

随着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的完善与防控技术和监测系统的不断升级, 传染病发病率显著下降, 目前传染病已经不再是威胁我国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但目前随着老病新发, 新病频发以及病原不断的进化变异, 我国传染病防控工作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我国虽已形成以预防为主的传染病工作方针, 但“ 重医轻防” 问题仍普遍存在, 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在疫情的研判、预报、控制和诊疗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28, 29]。习近平总书记在《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 健康中国建设是国家战略, 也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因此, 我国传染病防控应进一步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反应能力, 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 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同时, 公共卫生在健康中国建设中具有基础地位和关键作用, 而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必要条件。动物、人类共享同一生态系统, 公共卫生问题是人医、兽医、环境部门等共同面临的挑战,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赖上述部门的协同作战,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必须坚持“ 同一世界, 同一健康” 的理念, 协调人类-动物-生态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人类75%的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 进一步证实了人类、动物与环境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 因此加强公共卫生体系中兽医的地位与作用, 发挥兽医在人兽共患病的动物源头防控、动物源食品安全源头防控、生物安全体系建设等方面的作用, 增加兽医在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 方可全面、高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人类的健康才能得到强有力的保障。

利益冲突: 无

引用本文格式:李旭彦, 潘志明.我国传染病的研究与防治进展[J].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 2021, 37(3):264-267, 277. DOI:10.3969/j.issn.1002-2694.2021.00.031

编辑:张智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