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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 - 弗朗索瓦·米勒  拾穗者，1857。米勒的色彩恬静温和，笔法朴素。这些绘画语言与其刻画对象简朴单纯的生活相得益彰。他通常悉心处理地平线的虚实起伏：在《拾穗者》中远景里的一座座粮仓，高高垒起的麦垛和忙碌的农人更加对比出前景三位妇人的凄苦。

阵痛与新生：

社会转型期的法国油画

撰文/宋洁

供图/中华艺术宫

19世纪的法国是荣耀辉煌与苦难动荡并存的世纪：从封建统治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型过程中必有的阵痛使艺术家转向『自然』，开启了世界艺术史上最为活跃的时代：创作群体那纯洁的『爱』使一切努力显出其真正的意义。

在“革命的世纪”里触摸审美的愿景

1789年法国大革命宣告了在法国长达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结束，同时也进入到资本主义确立和发展的时期。直至19世纪末，这片土地上的政治环境就几乎一直处在动荡之中。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就经历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法兰西第一帝国、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期间还有路易十八短暂的复辟和七月王朝。社会各阶层的斗争十分激烈血腥。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资本家推动大修铁路的工程，直接导致1848年的二月革命。可以说，整个法国工业革命的劳苦重担实际落在下层百姓身上，疾苦非常。由此导致的工人革命和各类运动频发，也使这一百年被称为“革命的世纪”。

■ 居斯塔夫·库尔贝  鳟鱼，1873。一条被抓捕后濒临死亡的大鱼，面目狰狞。画面大量运用象征死亡的黑色和暗红，并以刮刀夸张地表现鱼鳞和礁石的质感，甚至能引发观众的疼痛感。此画作于1873年，正是画家因巴黎公社失败而被流放的政治自画像。四年后他死于流放地瑞士。

在这一百年的政权更迭中，人们一方面对封建制度彻底失望，另一方面在对新政体、新思想和新技术的憧憬中有了越来越开放自主的意识，最终使“平等”、“自由”、“博爱”等启蒙理念成为世俗生活中的常识：人，理应拥有深入和真切了解事物本质和实际情况的权利。这种时代性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劳动价值的分配上，而且甚至在更早以前，知识界就在理论层面和审美范畴中触摸到了相应的愿景。

当时的视觉创作领域，经历了宗教神圣感的巴洛克、繁复享乐的洛克克、单纯追根希腊罗马艺术经典的古典主义和具有浓烈意象的浪漫主义之后，画家想要寻求观察方法的突破，观众也期待能够反映现实的视觉作品，新政府更是沿袭一贯购买艺术品的传统，藉以为新政权的主张张目。在19世纪中叶形成的写实主义和随后又生发出的自然主义，作为探究世界的新颖角度满足了资助方、评论阶层、大众和画家自己对于追求客观性的共同意愿。

■ 居斯塔夫·库尔贝  泉水，1868。库尔贝将写实主义风格应用于所有绘画种类中：泉水旁浴女肉体的丰腴和不完美，都遵循了以鲁本斯为代表的北欧画派传统，与拉斐尔式的意大利风格大相径庭。背景中由深幽的绿色延伸出去的大自然，是库尔贝故乡的风光，他将这一景色和女人的身体联系起来，体现了画家的敏感和幽默，以及质疑学院派绘画标准的决心。

回到乡间的柯罗和米勒

写实主义绘画的最初形成与一群风景画家密切相关。生于第一共和国时期的卡米耶·柯罗(1796～1875)虽然是个地道的巴黎人，但他却是一位以描绘法国风景著称的巴比松画派的画家。尽管外部世界王朝更迭频繁，但人们却在柯罗一生抒情性的风景画里闻不到一丝革命的气息。然而，他的静谧较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的面貌，仍然不亚于一场悄无声息的审美变革。他作品中的古典气质以及诗意的景色更是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种视觉经验和深入大自然挖掘绘画可能性的动力。

1814年，当拿破仑在巴黎第一次退位之时，诺曼底的一户农民家里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乡村题材画家——弗朗索瓦·米勒（1814～1875）。虽然在他起初受教育的时候正是浪漫主义的鼎盛期，但他吸收更多的仍然是古典主义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养份。他将古典的温和与和谐融入到了他的性格里，使得他哪怕最早期的作品风格也是朴实无华，追求和谐自然之真相的。与当时许多渴望闯荡巴黎的年轻人一样，米勒也曾期待得到正统美术学院的认可；但略微回想一下当时空洞造作的学院派作品，就不难理解米勒这种期待的失败。后来他不得不承接画商紧急订单以维持生计。几年后，在几乎快要得到市场肯定的时候，米勒又主动地回到了他生长的田园之中，过着与当时的都市生活节奏完全不同的隐居生活。就在这生活重心来回转移的几年里，他的风格也完成了从随兴和趣味感到讴歌法国农耕生活的转变。沙龙的观众和报刊对这位即将引起绘画界新风尚的年轻画家的追逐不难想见。尤其当第二共和国在1848年向他订购了一幅作品之后，收藏家们更是抢购他的画作。我们从米勒的高情远韵中也能窥得当时一部分精英阶层的精神渴求。

■ 让-弗朗索瓦·米勒  春，1868-1873。由于收藏家的邀约，米勒在1868～1874年间创作了四季系列。虽然题材传统，注重装饰性，但米勒仍延续了他自然主义的风格，并以光线营造出一个舞台的视觉效果，使大自然的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如同一出戏。如此，人文化的自然更具可阐述性。

虽然法国是宗教改革巨匠加尔文的故乡，但此时的时髦一族更爱慕醉生梦死的城市生活。知识界也有一大批人将原本由信仰生出的动力转而专注在对人文主义的追求上，因此远离了原来的生活秩序。倒是没有条件改变生活环境的农民还保留了单纯朴素又本真的生活习惯。从田野走来，又回到田间的米勒一生都持守着他的信仰，并在其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对上帝真诚的爱慕与信服。《晚祷》《牧羊女和她的羊群》像一首首沉稳甘甜的赞美诗；《拾穗者》中三个一起从事劳作的主人公、因被画家定格的时机不同而有略微差异的形体，被有的评论者认为恰是意味着基督教信仰中的“三位一体”。

在米勒居住和观察巴比松的创作生涯里，他也以其独有的、精致细腻的画风重新解读了劳动中的农民。以《拾穗者》为例，画面记录了在农夫收割后，一群疲惫穷苦的妇女为农场主捡拾遗落的麦穗，以此糊口的生活场景。重复的劳动在马上监工的督责之下显得毫无趣味和自由。而画中出奇晴朗的天气隐喻造物主慷慨的恩泽，两者之间形成鲜明对比。这幅完美的杰作完成于1857年，彼时正值拿破仑三世当权。与短命的第二共和国对于新画派的关注和支持相比，当时的社会环境已不再那么宽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美术管理机构有可能反对所有与自己倡导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审美倾向相悖的作品。当时的民众在任何表现穷苦阶级劳作的作品中都会嗅到革命暴力回潮的意味。这些原因可能直接导致了这件法国国宝直到32年后，也就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才进入国家收藏之列。值得尊敬的是，画家米勒在他37岁时开始酝酿此作，耗费六年，期间的执著可见一斑。他甘愿承担风险，也拒绝向当权者发出谄媚之声，并要提醒观众认清事实真相，在他们心中播下反思的种子。1862年发表的《悲惨世界》和其他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米勒，并明白他重要的历史地位。

■ 让 - 弗朗索瓦·米勒  拾穗者，1857。

库尔贝的才华和死亡

即使不是在直接言宣的文学界，而是隐晦一些的视觉领域，陈明个人的政治观点也终究不是一场儿戏。虽然与米勒同样被视为世界级大师，并在绘画中表达理想和诉求，但居斯塔夫·库尔贝（1819～1877）就在1871年因巴黎公社起义失败被流放，并在几年后去世。他早年就与感伤主义和戏剧性风格决裂，并终生向学院派趣味不断发出挑战。以他为代表的成熟的写实主义绘画，或称为现实主义绘画主张客观对待包括人物、动物、植物在内的一切对象。因其全面又强悍的绘画能力和他在审美上叫板“娇柔粉饰”的主张，使得这种“真实”几乎到了“丑化”的地步，也使得人类艺术史留下了那个时代法国社会中默默无闻的中下层的“粗糙”和“尊严”。这种崭新的气息在当时实在是具有进攻性的。库尔贝为理想的斗争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写照，也是人类精神世界共同的财富。

■ 朱尔·巴斯蒂安 - 勒帕热 干草，1877。勒帕热从米勒的乡村题材和库尔贝的人物画中汲取灵感，兼取印象派和摄影技术之所长。《甘草》开创了自然主义运动的先河，是写实主义画派展现社会现实的新阶段。农妇的眼神显出户外劳作数小时后的疲倦神态，农夫则在精疲力尽后酣睡，但即使倒地休息之时仍然紧握拳头，难以放松。

从写实主义到自然主义

全面展开的工业革命深入影响了当时的每一个人，随之产生的不安和焦虑情绪唤醒了大众的地域观念和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古老记忆。这使得更多的画家产生了对乡土价值的关注。尤其是第二共和国时期，一批农耕生活的颂扬者回应启蒙时代的理想，退回到“永恒的”自然当中。他们有意呈现的风光既是对法国沃土的赞歌，也隐喻着田园生活才是疲惫灵魂休憩的庇护所。一些人从作品中解读到了正在孕育中的社会和谐环境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建立于1848年的第二共和国会鼓励这些热爱真理的画家。

应新生的共和国之邀，女画家罗萨·博纳尔（1822～1899）创作了寓意丰富的《尼维尔内的犁耕》。跳过前辈对土地阴郁沉重和抒情诗般的叙述，27岁的女画家以惊人的把握力准确地捕捉到色彩和造型——好像不受任何小情趣影响，也不作任何夸张和修饰——去除画面中一切与大自然主题无关的信息，使得健壮的牛群和肥沃的田垄拥有了太阳那不熄的光芒与品质，人类意志看似被弱化，实际上却与耕牛蓬勃的生命力实现了更深层的合一。时值共和国诞生的第二年，人们不难从这件活泼、爽朗、充满力量的作品中读出艺术家对新政权的隐喻。

■ 罗萨·博纳尔  尼维尔内的犁耕，1849。与前辈对土地阴郁沉重和抒情诗般的叙述不同，27岁的女画家以惊人的把握力去除画面中一切与大自然主题无关的信息，使得健壮的牛群和肥沃的田垄拥有了太阳那不息的光芒与品质，人类意志看似被弱化，实际上却与耕牛蓬勃的生命力实现了更完美的合一。

六年后，第二帝国效法之，委托画家康斯坦·特鲁瓦永（1810～1865）专门为1855年的巴黎世博会创作了《清晨去劳作的牛》。这幅画可以看作是向《尼维尔内的犁耕》致敬之作，或者说是塑造第二帝国形象的一次尝试。

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统治不到20年的第二帝国倒台，封建帝制彻底宣告终结。1871年，巴黎公社被残酷镇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继承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价值观，开始了其70年的统治：政府虽然极力允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希望人民为集体事业效力；但生产导致的工业化加速，却引发了进一步的社会骤变，使一时之间无法解决的各种“矛盾”与“真相”就此暴露于公众面前——对统治阶级而言，与其拦阻因社会问题暴露而引起的政治斗争，不如借助文娱导向帮助人民逃离艰难的日常生活。

也是在70年代，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写实主义绘画的观察方法开始不断受到摄影的影响，最终在写实主义画家朱尔·布勒东（1827～1906）等人的继承与发展中产生了更为清澈的自然主义。由于前面所述的社会背景，自然主义继续进军乡村题材。但有别于米勒和库尔贝，此时的画家开始将原本专属贵族的构图方式和体态姿势运用到普通人、甚至农民身上。从这一时期的肖像画中，我们能看到画家对于底层人民的认同和尊重。他们的爱绝不是隔着鸿沟的自义的慰问，而是在共同生活所产生的感情之中保持了超越的理性。这样的典范有朱尔·巴斯蒂安-勒帕热（1848～1884）和莱昂·莱尔米特（1844～1925）。对于莱尔米特来说，虽然他凭借个人才华在巴黎获得了成功，但他始终刻画农村题材，可见他并不试图遮掩其寒微的出身，而是更愿意将自己对法国北部人民的深厚感情传达出来。

■ 莱昂·莱尔米特  收割者的酬劳，1882。出身寒微的莱尔米特在他成名的《收割者的酬劳》中没有大谈政治，而是记录了他熟悉的农家生活。他把才能更多地运用在真实再现镰刀、稻草、茅屋和布衣等的质感上。以此表达他对农民辛劳工作的同情。

时代肖像和布尔乔亚情趣

不论时代，不论地域，每一个个体都有自我身份确认的需求。这是自我认知和集体评价彼此综合的结果。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会有个人小世界和公共大环境之间互相牵扯的张力。一些画家继续几百年的自画像传统，并将各种幻想融入其中。就集体而言，如今回想当时法国的都市形象——或者说上流社会的形象——常给人绚丽优柔、迷茫慵懒、真诚直率的印象。其实也可以说正是那个时代的油画把后来人们对法国的想象塑造和定格在这样的形象中。

与预想的不同，当时摄影的普及并没有马上威胁到叙事性的具相绘画。这可能是由于富有的社会阶层对于王室奢侈生活存在迷恋憧憬。不仅是自然主义画家，最出名的那几个印象派画家为了生计也没有停止过画肖像画。当然相比自然主义，印象派有更多色彩上的优势可以讨买家的欢心。古斯特·雷诺阿（1841～1919）正是以他透明色的罩染模拟出了贵妇和名媛们质地轻薄、色彩微妙的华丽服装而大受女士青睐——而女子骄奢的物质条件也显示了她们丈夫的成功。

■ 奥古斯特·雷诺阿 维莱的贝尔南先生和夫人，1910。印象派画家雷诺阿向来以其透明的油彩模拟彩纱和绸缎的光鲜，也在人物的造型上保留丰腴之感。

苍生疾苦

19世纪后半叶，现代工业的发展从多个层面促成了人们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保护意识。由于家庭成员人数的减少，长辈对于孩子接的重视、关心和给予爱的方式都随之改变。“保护儿童”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需求，第三共和国“人人都应接受教育”的政策确保了孩子接受小学义务教育的权益。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法令使12岁以下的儿童免于过早参加社会劳动。在19世纪中期写实主义绘画中出现的放牛娃和小牧羊女等儿童形象，在此时的自然主义绘画中更多呈现为玩耍和阅读的姿势。当然，富裕家庭的孩子和农舍里的孩子总不会得到一样的爱。因此，也有画家记录下贫困家庭里那些有待爱抚的孩子们，他们的画笔在触及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孩童时，恰当地拿捏住了人类情感中的那种纯朴，使得一些作品令人观之心碎。亨利·若弗鲁瓦（1853～1924）在1889年创作的《医院探病日》在当年沙龙展出后成为之后几年里最受欢迎的作品。作品展出时正值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根本负担不起医疗费用的父亲探望沉睡在明亮干净的医院里的男孩，这使人颂赞第三共和国建立的救助弱势人群的机构和公立医疗体制。

■ 亨利·若弗鲁瓦  医院探病日，1889。若弗鲁瓦在《医院探病日》里以透视方法交代出当时公费医疗已有怎样的规模，并以冷色调营造干净明亮和崭新的就医环境。

除了儿童题材，自然主义作为第三共和国的官方画派，也开始关注军事和政治题材，充分地宣扬了爱国主义情怀。此外，我们也不得不提一下自然主义对城市工人的关注。这些对于铁匠、纤夫、建筑工人、煤矿女工和罢工场面的刻画流露出画家的正义感和怜悯之情。直至20世纪初期，对于巴黎北部郊区的浴血罢工大潮，画家仍然满腔热情地给予了尽可能的支持。也许因为“自由”是与人人相关的永恒话题，这些作品使观众、画家和对象奇妙地保持在一种“平等”的层面。

19世纪的法国是荣耀辉煌与苦难动荡并存的世纪：从封建统治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型过程中必有的阵痛使艺术家转向“自然”，开启了世界艺术史上最为活跃的时代：创作群体那纯洁的“爱”使一切努力显出其真正的意义。

■ 欧仁·布兰  宣传，1889。布兰凭借《宣传》在1889年的世博会上获得一枚银质奖章。画中的官员正向农民宣传一位将军。在叙事性这样强的题材里，画家在绘画语言上仍有推进。他压缩了前后空间的深度，在人体结构和色彩上都追求真实感。在此作品中，我们也看见了后来超现实主义和照相写实绘画的影子。

精彩版式呈现 

本文原刊载于《文明》杂志201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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