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插图/张雯

　　东方晨曲奏响，唤醒电视圈内圈外人

　　1993年5月1日，央视的新节目《东方时空》在早晨亮相。《东方之子》《金曲榜》《生活空间》《焦点时刻》四个风格不同的栏目让观众眼前一新，“看完《东方时空》，就像刚从南方的早市上拎回一条扑腾腾的活鱼和一捆绿油油的青菜。”一位观众这样评价道。在这之后的日子里，台前幕后的那些有活力的人开启了中国电视“把宣传变为传播”的变革，这个节目改变了观众打开电视的时间和收视观念，也改变了一大批年轻新闻人的命运轨迹。

　　最早的《东方时空》让电视人站在观众的角度上去看待新闻。“关注老百姓”是其最核心的理念，在当时，把电视台采访者和普通观众之间的视角拉为平等，是这个节目最大的创举。早期团队成员之一张洁回忆说：“当时《东方之子》是拍成功人士，制片人时间的要求是平视，不能是仰视。《生活空间》的理念定位之后，天然有一种俯视的倾向，制片人陈虻也要求，必须要把俯视变成平视。平视的后面是对每个个体的尊重，这是这个节目最革命性的东西，也是我本人收获最大的。”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生活空间》里的那些关于普通百姓的纪录片，一度成为中国观众真正的纪录片启蒙，而“音乐电视”栏目里播放的原创MV作品，不仅捧红了一批新歌手，其中的拍摄理念，至今看来仍然前卫。1996年，《东方时空》大幅改版，整体节目向新闻资讯类过渡，虽然这次改版有褒有贬，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时的《东方时空》已经走向“正规”。

　　从《东方时空》里成长起来的白岩松，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主持人之一，回忆起当初的时光，他感慨，在节目1000期之前，他们经历了一段“回忆里都会觉得不正常”的时光，他说，这个“不正常”一点都不含贬义，后面的“正常”也不含贬义，“一个栏目的成长如此，一个时代的成长也是如此，为什么每一个时代写故事，大家都愿意写它早创的时候？”

　　20年过去了，当年一起创业的兄弟们，大多数人都已经慢慢成为了白岩松自嘲的“既得利益者”，如何能不成为拦路者，白岩松觉得，“做一个怎样的中年人，有时候比做怎样的一个青年人要难得多”。他感到庆幸，自己拥有了一段“怎样去做一个最棒的青年人的时代”，自己也做到了。他说，如今不该是“守在中年人的岁月里回望自己曾经有个多么牛的青春，然后感慨青春不再”，而是应该继续思考“能不能做一个很牛的中年人”，再往后“我怎样做一个更牛的老年人”，他总结道：“这才是东方时空的精神。”

　　在这个节目创办20周年之际，我们寻访了大量曾在或仍在《东方时空》的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回忆也构成了此次的主题：纪念，正是为了出发。C10-C24版策划、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玮

　　在第一期《东方时空》节里，《东方之子》的人物是济南钢铁厂厂长马俊才，《金曲榜》是杨钰莹的《谁也不知道》，《生活空间》是“夫妻关系大家谈”，讨论男人该不该留私房钱，《焦点时刻》采访的是影星下海现象。早晨六点多，整个栏目仅有的三十来人全聚到二楼的机房。9年后的年会上，新闻评论部自编自演了一个节目来纪念这个时刻，敬一丹字正腔圆地朗诵：“开播了，开播了，开播了！激动人心的一刻到来了！《东方时空》晨曲像一声清新嘹亮的号角，唤醒了沉睡的观众。”如今敬一丹笑言，那次年会上的主持被大家开玩笑说是她最好的一次主持。

　　创建者之一孙玉胜在《十年》一书中回忆，创办《东方时空》时，最大障碍就是人的问题。早间不是黄金时段，没人能对这个节目的前景予以承诺，台内的职工也没多少人愿意离开安逸稳定的原部门，去一个注定要起早贪黑的节目。所以人才的聚集从一开始就面向台外和社会。孙玉胜发现，这扇大门一旦打开，才知道大量精英其实已经在央视周围徘徊多年。

　　现在回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把当年《东方时空》比作电视界的深圳，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他们从四面八方会集而来，新闻改革的实验正从这里开始。老员工徐斌说，在某种程度上，当时怀揣着理想的他们，对电视、对新闻有着对艺术般的向往。

　　1启动资金 20万借款开播一月还清

　　1992年八九月，央视希望开辟早间节目版块，经过反复商讨，抽调孙玉胜、梁晓涛、童宁、王坚平、时间、孙克文、张海潮七人，研发创建《东方时空》。这七个人是《东方时空》最早的灵魂人物，后来大家称他们为“七君子”。

　　初创时，《东方时空》没有一分钱经费，也没有一台电脑，所有的报告都是孙玉胜手写的。节目开播前，向台里借了20万元作为启动经费。借钱办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是破天荒头一回。1993年元旦，当时的新闻中心主任李东生建议孙玉胜写个报告给台里，把早间节目的特殊政策固定下来，孙玉胜认为这个建议意义深远，他执笔写的报告用上了“承包”这个词。节目开播一个月后，迅速用广告收入还清了这20万元借款。

　　但在当时的《东方时空》，员工收入并不算低，据老员工回忆，基本工资是六百，最终月薪差不多能拿到两三千，而且播出的片子多，就能拿更多。

　　2招聘人才 来自各地的高智商打工仔

　　原本在云南电视台过着安稳日子的张洁，偶然看到了《东方时空》，后来成为《东方之子》其中一员，在第一年的年会上，他听到白岩松说：“为什么我们能做出这么牛的节目？就是因为这个栏目解决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智商打工仔。”张洁说：“我当时一下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节目的“文化北漂”中，有记者、编辑、纪录片导演、老师，还有诗人、学生、演员和无业者，早期的成员都是互相推荐来的，时间是崔永元大学同学，他就把崔永元拉来当策划，而崔永元又介绍来师弟白岩松。张海潮把盖晨光拉进《焦点时刻》，盖晨光又和水均益是同学，就把水均益也拉到《东方时空》。

　　水均益毕业于兰州大学外语系，被分配到新华社，1993年初开始参与《东方时空》节目策划，在采访中水均益说，当时每走一步，都会被人拿来当范本，“可是当时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依据，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走。”白岩松之前在《中国广播报》做音乐版块策划，他回忆说，《东方时空》当时只是给了一个蓝图，“和骗子的唯一区别就是认识人推荐的。”后来执导纪录片《故宫》的周兵，当时也是毅然辞去在兰州电视台的公职，孤身开始了北漂生活。

　　老员工徐斌回忆说，很多人觉得那段日子是一种简单的快乐，“有个同事把1994年的登机牌全留着，一共57张，等于是一年有半年在跑，大家没觉得苦，而是干活的快乐和冲劲。”

　　3集体生活 六里桥半地下室里解决一切

　　最初团队成员里的编辑、摄影、技术，都是“三无人员”：无住处、无北京户口、无正式工作关系，大家集体住在六里桥的一个招待所。半地下室里，七八间房子，一个长走廊分成两边，一边是机房、办公室，一边是宿舍，有厨房和厕所。几间小屋子里，大家的吃喝拉撒睡，工作、学习、恋爱，烦恼、幸福全在那儿。

　　大家的“家长”是时间，“二当家”就是白岩松，因为他是唯一有洗衣机、冰箱、全套家具的人。头一两年，只要节假日，白岩松就会让老婆做一顿饭让这些北漂的人坐在一起吃。地下室的两套房子里，声音很难隔绝。白岩松是一个发烧友，每天早上，估摸这帮人睡得差不多时，他就用自己的音响把大家叫醒。他会播放最快节奏的迪斯科或者舞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在这种音乐声中起床。

　　地下室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时间请了一个安徽保姆天天给大家做饭，阿姨刚来时还挺好，后来对大家态度越来越差，所有人都觉得纳闷。有一次张洁跟她聊，阿姨拿出暂住证说：“我有这个，你们有吗？我听说你们连暂住证都没有。”

　　一次大雨之后，地下室进水严重，时间就此解散了大家的“集体生活”，让大家出去自己租房子住。就这样，大家的六里桥生活结束了。

　  4竞争机制 每月第11名卷铺盖回家

　　加入《东方时空》后，大家面临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观摩。张洁回忆，“当时有好节目，就组织大家都来学习观摩。节目组每个季度都评奖，大家都很在乎这个奖，如果获过一次金奖，职业自信马上建立起来了——换句话说，就不太容易被节目组开了。那个时候评片子非常激烈，同事话语间不留情面，刀刀见血。”同事间也会吵架打架，但吵完就完，还一起喝酒。

　　没钱没房都没让他们退缩过，只有一件事让编导们寝食难安：在制片人体制下，编导们每月都进行10名以内的排名，第11名得卷铺盖回家。《东方之子》的编导张朝夕在一次排名中排到了第11名，他好不容易求得第二次机会，一个月之内编出了十几个节目，终于得到了时间的认可，留了下来。“那时我真的是战战兢兢，如果做出的片子不被团队认可，我马上就失业了，但我也不能回兰州了，因为我已经辞职了，如果我拎着箱子走在大街上，都不知道该去投奔谁。”周兵对此记忆深刻。

　　《生活空间》的编导高长力对那段痛苦日子也又爱又恨，“片子播出了才给你报销相关费用，我的片子连续被毙了两个之后，所有的摄像都不跟我合作了，跟你白干活儿啊。”高长力跟着北京市面上卖冬储大白菜的板车，最终做出了一个名为《大白菜便宜了……》的片子，这个有着丰富百姓生活气息的选题马上通过，后来大家每次介绍高长力时都会调侃：“他是卖白菜起家的。”

　　■ 逝者

　　陈虻：做节目，先做人

　　在《东方时空》创建当年的年底，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第一次设立台长的奖励基金，第一个获奖者就是《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

　　1993年夏天，陈虻出任《生活空间》制片人。见过陈虻的人都会对他的外貌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干净而又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半长的头发、干净的衬衫搭着米色长裤，他的帅气和才气吸引着所有女同事的注意。陈虻做节目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做节目，先做人。在他的带领下，《生活空间》变成了一档最受老百姓喜欢的栏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节目的标语也成为百姓念念不忘的句子。在《生活空间》工作过的纪录片导演，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仍然或多或少地受着陈虻影响。

　　2008年12月，陈虻因胃癌去世。时间曾说，陈虻的离去对他而言，让他感受到了从来没有的孤独，“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战友没了，战壕也没了，再也没有冲锋了。”

　　《东方红时空》=《东方时空》年会

1996年的白岩松（右）还很青涩，他在年会上玩得很High。

　　《东方时空》每年的年会被视为节目文化的一种体现，后来也因《分家在十月》和《东方红时空》等几个视频在网络广泛传播而为观众所熟知。员工们爱在年会上刁难领导，“以下犯上”。但在《东方时空》的老员工看来，年会其实跟新闻评论部的内部氛围有关，凡是气氛好的时候，年会就好，气氛不好年会也就不好。他们认为，部门内部平时能够平等、民主、人性化，年会上才可以放开了嬉笑怒骂。

　　主题 员工出气，恶搞制片人

　　第一次年会是1994年的春节过后，就是游戏、发奖。领导孙玉胜和袁正明跟大家顶气球，游戏的过程很尴尬，但是孙玉胜很投入。这次建立了一种平等的、甚至是恶搞制片人、领导为主的基调，也成了《东方时空》年会的主基调。在时间看来，年会就是“下骂上”的主题，“辛苦一年，让人出出气，说明还是让人喜欢呢。”

　　在《东方时空》的年会中，主持人曾数次当场把领导钱包掏出来，把钱扔向空中，经白岩松的手被同志们抢走的钱已经成千上万。最多一次，白岩松散了领导钱包里的两千块钱，后来领导来不敢带钱包了，或者只放几十块钱。

　　有一年的年会在郊区召开，组织者藏了很多摄像机，安排一个大家不太认识的新人假扮交警，专查那些主任、主持人的车，百般刁难。被查者的应对各有不同，有给公安部打电话找熟人的，有吵架的，有默默承受的。水均益也被逮着了，很听话地打开车前盖，撅着屁股一笔一画抄机动车号。到了现场，主持人采访水均益：“听说你刚才停车被截住了，你特配合。”水均益说，“别逗了，我当场就跟他们急了，然后放我走了。”主持人说：“那咱看一下录像。”录像被放出来，大家都笑疯了。

　　戏仿 《分家在十月》虚拟内斗

　　2000年初，《百姓故事》节目组制作的《粮食》把原故事改造成了节目组之间争夺片源的故事，方宏进之子方宏退和崔永元之子崔椭圆，为了爸爸吵起架来，崔椭圆说自己爸爸是正式的，嘲讽方宏退的爸爸是招聘的，方宏退反唇相讥：“不拍马屁能成正式的吗？”重新配音的《粮食》在年会上内部播出之后，反响很热烈。

　　2001年，大家把《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重新编剧、剪辑、配音，戏仿《东方时空·百姓故事》的口号，将片子定位为“讲述电视流氓自己的故事”。《分家在十月》虚拟了央视评论部内部权力斗争，片中，“白岩松斯基”骗“水均益斯基”走“理性的四环路”而不是“激情的平安大道”，被识破；“白岩松斯基”拿出扳手猛击“水均益斯基”后脑，边打边骂：“我是十大杰出青年，奥运会我现场直播，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我是主持人，我看话剧我坐第一排……”；“崔永元斯基”因为不肯交出女编导而被当成奸细，被“关海鹰诺娃”打死；最后“新东方时空”匆匆开播，评论部草草组阁。这部片子流传到网上，一度成为热门视频。几个月之后，《东方时空》从新闻评论部独立出来，成立了工作室。

　　告别 《东方红时空》成绝唱

　　《东方时空》的老员工徐斌说，他们曾在反思评论部的年会时说了一句话：以算计领导出的名。所有的领导都知道，年会那一天，领导是要被捉弄的，这种捉弄是很踏实，知道不会遭到报复，领导心里也放得下，都是怎么开心怎么快乐怎么去玩，而不去拿捏这种分寸。“这种不拿捏的底线在哪？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大家可以彼此恶搞，现在不可能了，领导哪怕一个眼神，下面都会揣摩半天。”

　　2002年《东方时空》开播十年，年会《东方红时空》也成为评论部色彩浓重的最后一届，白岩松、敬一丹等主持人的表现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久，节目组接到通知，今后的年会必须阳光灿烂，四平八稳。此后《东方时空》的特色年会也就回到惯有模式当中。

　　时间22岁进入央视，30岁参与创办《东方时空》，35岁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并兼任《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总制片。时间和崔永元、白岩松等央视“黄金一代”一起开创并见证了电视影响力显著提升的那段历史。

　　时间信奉陈寅恪先生秉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出版时，他一下子买了几十本，栏目组的每个同事都送了一本，“独立思考，说真话，不失知识分子的良心。一个栏目要做成什么事，一定是要每一个成员都有这样的意识。”也因此，《东方时空》让时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因为“我们是中国媒体最称得上媒体的时候”。

崔永元主持《实话实说》，自成一派。

　　刚加入《东方时空》的时候，崔永元纯属“接私活”，出了不少点子。《实话实说》筹备时，崔永元对自己当主持人这事并不看好，但他的幽默睿智却深入人心，成就了日后中国最火爆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崔永元 生于1963年，1981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1985年毕业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之后客串策划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等节目。1996年以《实话实说》主持人崭露头角。后陆续担任《小崔说事》、《小崔说立波秀》、《实话实说》、《谢天谢地，你来啦》等节目主持人、纪录片《我的抗战》总策划。

　　白岩松：被强行推上这列“东方战车”

　回忆起这二十年的时空，白岩松说他很庆幸在那个时代做了一个最棒的青年人，但此时此刻，他不想守以一个中年人的身份回望自己曾经有段激扬岁月，然后感慨青春不再。“生命从来都是这样，我觉得现在该思考的是，我能不能做一个很牛的中年人，下一步再过十年、二十年，再去思考，我怎么样做一个更牛的老年人，这才是《东方时空》的精神。

　　敬一丹是《东方时空》一周年时加入的。此前，她就已经是节目的忠实观众了。她清楚记得，节目是5月1日开播的，那天早上她特地上了闹钟，听到晨曲音乐时，全身直起鸡皮疙瘩：原来早晨的节目还可以这样!在她看来，那时的《东方时空》气质更人文，《百姓故事》是她最喜欢的，经常让她心里一热，而《焦点访谈》则比较锐。敬一丹记得当年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提到主持人的“失语症”，“我知道观众期待我在主持的位置上，该说话时不能失语。现在我还经常想，我有没有辜负他。”

　　柴静 生于1976年，19岁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22岁到北广学习电视编辑，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2001年加入《东方时空》。2003年调到《新闻调查》，先后担任新闻频道《24小时》主播、新闻频道《面对面》主持人。2011年起担任《看见》主持人。

　　从湖南来到北京，柴静刚到央视主持《时空连线》时，度过了一段痛苦的适应期。柴静说自己从蹲马步开始学起基本功，流汗流血、风吹日晒。她曾经采用最笨拙的办法，整理记录同行的提问，一个采访准备一百多个问题，自己上机编节目，熬夜到凌晨三四点。回想起那段日子，柴静说，日后再没有一个地方像《东方时空》那样“残酷”。

　　黄小茂：每天5分钟 音乐好平台

　　我希望呈现多种原创，不用去想谁接受得了接受不了。事实上最后出来的东西也是受到大家的认同。这就是在表明一个态度，更开放的态度，对音乐、对原创的肯定。

　　《东方时空》筹备中，孙玉胜当时对流行歌曲了解甚少，能说得上来的歌星就更少了。据孙玉胜在《十年》一书中回忆，《东方时空》快开播的时候，他问负责音乐电视的王坚平，前两天的MTV要播什么，王坚平说，第一天的歌是杨钰莹的，第二天是一首台湾的郑智化的歌，孙玉胜一听吓了一跳，台湾的“政治化”的歌怎么播?王坚平告诉他别紧张，郑智化是一个人名。

　　现在大家对于MTV这种形式已经非常熟悉，当时的中国却很少能看到这样的东西，以至于那时很多中学生为了看早晨的MTV而上学迟到。而迅速将中国原创音乐电视拉动起来，就是1995年《东方时空》推出的“95新歌”。黄小茂就是当时的音乐总监，一年制作并推出52首歌曲，几乎囊括1995年流行乐坛所有热点，包括高枫的《大中国》、罗中旭的《星光灿烂》、马格的《女孩与四重奏》、丁薇的《断翅的蝴蝶》等。

李玉 山东人，大学毕业后曾做过主持人，后辞职到北京加入《东方时空》为《生活空间》栏目拍摄纪录片。2001年开始转而拍电影，已拍摄《红颜》《苹果》《观音山》等影片，其影像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她早期拍摄纪录片的影响。

　　“拍摄纪录片，不仅是给我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这段经历最大的意义，还在于让我知道了应该用什么样的视角拍电影，那就是平等。”

　　李玉大学毕业后，成为了山东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主持人生涯给她带来了人前的风光和体面的收入，但几年的工作下来，让她觉得应该寻找一种新的表达自我的方式。于是她辞职来到北京，在北京做了一段时间的场外主持人之后，她喜欢上了纪录片的拍摄，加入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做了一名纪录片导演。这几年是她觉得吸取营养最多的几年，其间一直在写小说和剧本，为她日后拍摄电影做了准备。2000年，她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纪实风格的故事长片《今年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