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新文化运动100 周年

王 本 朝

“五四”新文化的传统与反传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为什么今天还要提出来并加以讨论呢？因为自晚清以来，到“五四”《新青年》直至 1980年代，都曾有过“传统与反传统”的讨论，并成为了一种话语方式。在《新青年》创办 100 周年之际，重提这个问题，应以历史态度和辩证眼光，厘清“五四”新文化的传统与反传统问题。1990 年代以来，当代社会、政治和学术领域出现了呼唤传统文明的文化潮流，“重建传统”、“新国学”、“新儒学”成为显学，重释先秦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代心学和乾嘉小学的价值意义，意在从传统伦理，从风、雅、颂、赋、比、兴的诗性智慧里，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在回归传统时，却将古代传统的失传栽赃到“五四”头上，否定“五四”传统的革命性意义，将新文化虚无化和妖魔化。

那么，应如何看待《新青年》及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反传统和传统呢？毋庸讳言，《新青年》的确是反传统的，但它的反传统有其复杂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反”与“不反”的问题。在传统与反传统关系上，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特点在于：一是在传统中反传统；二是传统的完善与自救，反传统即重估传统；三是以传统为资源，在反传统中延续传统。那么，以《新青年》代表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究竟是彻底反传统，还是在批判中承续传统？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并需辩证分析的问题。它对我们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对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科学评价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说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在传统中反传统”问题。“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倡导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影响，有着丰厚的传统根基和文化底蕴。新文化和新文学倡导者胡适接受了完整的传统教育，系统阅读了大量的古书，如四书五经、历史著述、古典小说、弹词、传奇以及各种杂学。［1］胡适的思想观念深受老子和墨子影响，“原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这两位中国古代哲学家，对我的影响实在很大。墨子主‘非攻’；他底‘非攻’的理论实在是篇名著，尤其是三篇里的《非攻上》实在是最合乎逻辑的反战名著；反对那些人类理智上最矛盾、最无理性、最违反逻辑的好战的人性”。［2］在治学方法上，胡适受惠传统“朴学”颇多，接受了严格的“小学”训练。1918 年 2 月，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蔡元培在序中对其“汉学”功底大加赞赏：“现在治‘汉学’的人虽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3］蔡元培肯定了胡适的“汉学”功底，也说明新文学开创者拥有传统根基绝非虚言。事实上，传统文化作为新文化和新文学倡导者们思想观念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他们的文化取向和治学路径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因为他们拥有深厚的传统功底和旧学基础，而能吸收传统、承继传统和发扬传统；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切理解及其内涵、精华、糟粕的清醒认识，才能扬弃传统、批判传统和越超传统。在传统中反传统有助于洞悉传统的负面性，鲁迅就在“反传统”中感受到自己作为历史中间物的有限性，在反传统中否定自身，自我反思和批判也就构成鲁迅反传统的精神标志。鲁迅曾以“中间物”来指谓《新青年》一代人的文化特性，“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上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4］反传统并非没有传统的坚守，反而有着弃绝文化自大和自恋的清醒和理性。尽管《新青年》的反传统难免不带有某些情绪化特点，但它始终是以说理和讨论方式展开的。

其次，新文化和新文学重估传统，是对传统的完善与自救。反叛即反思、重新估价，并非完全的背叛。“五四”新文化倡导者意识到了传统与现代的错位，中国与世界的落差，特别是传统中部分价值和陋习不能适应和融入现代。于是，他们对传统重新估价，重新阐释。可以说，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才使他们对传统文化价值有了新发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西方思想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它提供了传统参照系，西方文化不仅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新文化运动中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意义不能低估，这些思想资源的进入，使得当时进步的文化学者重新发现了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1919 年 12 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做‘评判的态度’”，它包括“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习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5］胡适连提“三问”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是对传统应持有的“评判的态度”。胡适信奉实验主义哲学思想，实验主义哲学认为，一切知识和思想都是现实环境的产物，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和绝对普遍的真理，都是为了应对现实环境的知识和方法工具。基于这样的认识，胡适提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应持有“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根本态度，并将其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理论旗帜。陈独秀、鲁迅和周作人等《新青年》同人们都对传统开展了“重估价值”工作，对历来为人们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进行无情的反思，对“至圣”孔子和奉若神明的“礼教”予以批判，对传统权威的“圣贤教”和社会公认的习惯势力提出质疑。反对一切封建专制主义为钳制言路所树立的文化偶像，反对一切束缚个性、压抑人性、残害人体的旧习俗和造成这些恶习的传统文化思想，批评一切愚昧落后的传统迷信和违背科学的人生玄谈，反对那种盲目自大、封闭固守、不思进取的民族文化惰性心理，等等。

新文化和新文学倡导者曾经发表过不少批判传统文化的过激言论，但没有任何理由证明他们是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者。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建设新文化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批判传统是“再造”中国文明，使传统文化得以重生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没有反思性的重估和批判性的重释，也就不可能实现中国文化的重建。无论批判的锋芒多么尖锐，批判的态度多么极端，其用意和落脚点则是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发展。如同胡适所说，文化本身是保守的，旧文化又有惰性，对其展开批判是为了让世界文化和它“自由接触”，“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实现民族文化的自救和更新，但无论怎样批判或所谓的“西化”，“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6］

鲁迅对待传统不可谓不决绝，也曾有过礼教“吃人”、“不读中国书”等说法，但他并不是虚无主义的，而是“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7］持于“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仍然有所择取”的立场。［8］众所周知，鲁迅对儒家文化持批判态度，但他对孔子则多同情与理解，“即使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9］他肯定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态度，“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10］对“后儒”之学，鲁迅则是深恶痛绝，特别是把孔子作为敲门砖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则毫不留情面加以批判。

第三，以传统为资源，在反传统中延续传统。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现代创造是以传统为资源和支撑，甚至是借鉴传统加以现代话语的表述，或者是以现代话语表达传统观念，如用“文学为人生”代替“文以载道”，以小传统反叛大传统，用民间传统反正统传统。就拿《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学革命来说，它对于传统文学也是在否定中有肯定的，并非一味的全盘否定。包括新文学先驱者的发难文章，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钱玄同的《寄陈独秀》、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等，在批判、否定传统文学的同时，也有对传统文学价值再发现中的吸纳与肯定。

我们还是回到文本中去，以发起和倡导“新文学革命”的经典文献为例，来说明“五四”新文化在反传统中同时吸纳传统资源的问题。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它所依仗的资源和理论都与传统有关，“八事”中“一曰须言之有物”，所谓“物”即是“情感”和“思想”。说到“情感”，它所引的例证就是《诗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此得出“情感者，文学之灵魂”的文学观念，进而还阐释“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这种说法显然是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认同。提到“思想”，即是“见地、识力、理想”，胡适指出：“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文学要有思想，如同“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由此可见，胡适眼中的古文论和部分文学作品如“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完全符合他的新文学改良标准。“八事”中“二曰不摹仿古人”，也就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他所采用的例证是中国文学从周秦到唐宋的更替，得出的结语是：“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游》《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我佛山人”即吴趼人，南亭亭长即李伯元，洪都百炼生即刘鹗，将他们三人作为具有创造性的作家代表，其所隐含之意，即传统文学也有新文学的资源，包括传统文学观念和作家作品。最后一条“不避俗字俗语”，其依据就是“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他梳理了传统白话的演进历史，自佛书之输入，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到了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及至元时三百余年，“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游》《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乃有‘活文学出现’”，“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11］行文至此，胡适为新文学找到了源头，那就是元曲和明清白话小说。

由此可见，胡适倡导的新文学改良既有西方文学的价值视野和思维参照，也有传统文学的知识资源和理论支撑。在胡适文章的后面，附有陈独秀的“短识”，他将胡适的“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修改为“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一字之差，陈独秀将白话文学的“过去时”改成了“未来时”。在胡适眼里，白话文学已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只是被明代阻断了，而陈独秀则将它变成将来时，他从这里也获取了许多共识，如认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施耐庵和曹雪芹的价值远在归有光和姚鼐之上，“闻者咸大惊疑”，因有胡适之论，陈独秀也就有了“所见不孤”的感受，并回应胡适说“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元代文学、美术，本蔚然壮观”，特别是马致远的词，“词隽意远，又复雄富”，是中国的“沙克士比亚”。［12］“沙克士比亚”即是莎士比亚，把马致远说成是中国的莎士比亚，这显然是陈独秀的个人之见，当然也有误读的成分。它至少表明因有西方文学的烛照，传统文学也重新焕发出了光彩。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也以欧洲革命为价值参照，开篇就是“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于是，他提出中国要进行三大革命：政治革命、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文学革命即“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于是，陈独秀对传统诗文展开了无情的批判，但他却认为“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只是“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妖魔”是谁？“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这“十八妖魔”“使盖代文豪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不为国人所识”。他认为明前后七子之诗，归方、刘、姚之文，都“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都缺乏对“宇宙”、“人生”和“社会”的“构思”和书写，是为它们“共同之缺点”。陈独秀认为欧洲文化的发展受惠于政治和文学，特别是卢梭、雨果、左拉、康德、黑格尔、歌德、培根、达尔文、狄更斯和王尔德等大师们的思想成果，而中国的“文学界”却缺乏“雨果、左拉、歌德、霍普特曼、狄更斯、王尔德”。［13］这也是陈独秀文学革命的意图，呼唤文学大师，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将文学纳入社会政治运作体系发挥其作用。其目标有西方参照，落脚点却是推动中国文学和社会的发展。陈独秀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只是相对西方而言，它多为负面资源而已。

钱玄同和刘半农也参与了《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学革命。刘半农在给陈独秀的书信中，围绕文学改良与用典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肯定了“齐梁以前之文学”“从无用典者”，如《焦仲卿妻》“纯为白描，不用一典”，“与白话之体无殊”，“读之，犹如作诗之人与我面谈，此等优美文学，岂后世用典者所能梦见”。对戏曲和小说，他也多有推崇。认为“传奇”中“惟《桃花扇》最有价值”，“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三书耳”；近代小说中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孽海花》也“有价值”。他甚至将梁启超看作是“创造新文学之一人”，其“识力过人”，“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14］相对于胡适对新文学革命的“首倡”之功，陈独秀的“旗帜鲜明”，钱玄同的“修补”，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则是一篇对新文学革命富于理性思考的经典文献。他从“文学之界说及作法”说起，讨论了文学与文字的区分，“散文”和“韵文”的改良，“戏曲”的地位以及“形式上的事项”，如“分段”、“句逗与符号”，等等。文章既有学理性，也说得非常具体，有操作性。他“取法于西文”，认同西方文学﹙Lit-erature﹚的定义：“The class of writings distinguished for beauty of style，as poetry，essays，history，fictions，or belles −lettres”。翻译过来，就是“文学以风格之美可分为诗歌、散文、史传、小说和纯文学”。虽然刘半农说他文章是依“此假定之界说立论”，但在区分文字与文学之后，谈到文学的“作法”，处处显示出传统经验，如认为：“作文字当讲文法，在必要之处，当兼讲论理学。作文学当讲文法，且处处当讲论理学与修辞学。惟酌量情形，在适宜之处，论理学或较轻于修辞学。”这里，他强调了文学的“修辞”性，不能不说是对传统文学修辞论的发扬。至于说“文学为有精神之物，其精神即发生于作者脑海之中。故必须作者能运用其精神，使自己之意识、情感、怀抱，一一藏纳于文中”，更是传承了古代文论中的“情志”说。刘半农肯定了传统诗文的文学价值，如“从性灵中发挥”，曹子建的《慰子赋》与《金瓠哀辞》以及韩愈的《祭田横墓文》，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等，“仍不得不以其声调气息之优美，而视为美文中应行保存之文体之一”。针对文言与白话的紧张关系，刘半农则提出它们“可暂处于对待的地位”，“二者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处，未能偏废故”，因为“语言之变迁，乃数百年间事而非数十年间事”，要实现“言文合一”，“废文言而用白话”，不能“一蹴可见”，最为现实的是“列文言与白话于对待之地，而同时于两方面力求进行之策”。对文言而言，“力求其浅显使与白话相近”，对白话，“除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至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刘半农还明确提出应提高戏曲在文学上的位置，特别是昆剧因“时代为推移”而“退居于历史的艺术之地位”，“从事现代文学之人，均宜移其心力于皮黄之改良，以应时势之所需”。有意思的是，刘半农提倡皮黄戏，并非源自他个人的喜爱，“余居上海六年，除不可免之应酬外，未尝一入皮黄戏馆”，他喜欢的是上海爱美剧社的话剧，“每有新编之戏开演，余必到馆观之，是余之喜白话之剧而不喜歌剧”。这是因为“白话文学尚在幼稚时代，白话之戏曲，尤属完全未经发见”，皮黄是传统地方戏，“易于着手”，等到“将来白话文学昌明之后，现今之所改良之皮黄，固亦当与昆剧同处于历史的艺术之地位”。［15］在他看来，新文学革命应立足传统走更新之路。

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和刘半农都是《新青年》主张新文学革命的得力干将。从他们的主张中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和文学依然是他们建构文学革命理论的知识资源和价值参照，传统观念仍然深埋在他们的潜意识之中，虽在理性上多认同西方观念，但其构思一旦展开，无论是所择取的例证，还是观点的立论，都有传统的被激活和解放，在与西方观念的化合之中形成了特有的意识结构和话语方式。近百年来，《新青年》常常被冠以新文化反传统的巢穴，事实上，《新青年》和新文化及新文学结束了旧传统，开创了新传统，也赓续了旧传统，并没有造成传统的彻底断裂。新文化和新文学虽移植和引进了西方思想文化，但也继承了传统中非主流或反正统的思想，特别是被排挤的边缘化思想、沉于社会底层的民间思想以及受压抑的异端思想，让它们成为现代思想资源，与西方思想文化交融互补，而实现传统文化的重释和重造。传统既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锁链，也是一条割不断、切不开的河流。人们的创造和革新必须承接传统，不可能排除传统，超越传统的限制。传统既然是历史的限制，也就有思想和文化的惰性，会制约和阻碍着人们的创造和更新，因此，新文化和新文学的重造传统必然是一个不断反思传统和批判传统的过程，这是不用回避的事实，也不能否定其价值。显然，传统与反传统具有矛盾性和两重性，我们应以辩证眼光和历史态度审视之。

［1］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18 卷第 27—34 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2］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 卷第210 页。

［3］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蔡元培哲学论著》第182 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4］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 卷第30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

［5］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全集》第1 卷第692 页。

［6］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全集》第4 卷第 583 页。

［7］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 卷第57 页。

［8］鲁迅《﹤浮士德与城﹥后记》，《鲁迅全集》第7 卷第373 页。

［9］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329页。

［10］鲁迅《﹤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539—540页。

［11］［12］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 2 卷第 5 号，1917 年 1 月 1 日。

［13］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 卷第6 号，1917 年2月1 日。

［14］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 3 卷第 1 号，1917 年 3月1 日。

［15］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3 卷第1 号，1917年5 月1 日。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