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儿童文学具有儿童和“成人社会”的“双重主体”，两个主体的“对话性”属性与生俱来。恰如该领域专家李利芳所说的：“儿童文学是一类专门关注‘幼小者’精神成长的文学。关注者是成人，准确地说是‘成人社会’。儿童文学是‘大’对‘小’、‘长’对‘幼’施与的文学。这个活动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两类主体，始终行走在两类在年龄上具有差异性的主体之间。”那么，拿什么理念对话？显然居于主导地位的“成人社会”主体是关键，既然是“社会”主体，理当根据社会发展、人性理解以及社会现状提示等动态语境和导向，适时地调整真相和愿望之间的倾斜度，即“以美均衡真善”。我们当前的社会现实是，现代科技使孩子接受知识早而且面宽，接受新事物敏锐，应该说这是正面条件的改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孩子普遍心理脆弱，时有少年受挫自杀等令人痛心现象，这固然有学校和家长教育理念等原因，但也提示着儿童文学熏陶的内涵应予以调整。其二，美与真善的关系在美学理论中有侧重不同的历史特点。仅以古希腊来看，柏拉图要求诗人和艺术家在作品里描写和表现善和美的东西的影像，亚里士多德则从模仿论出发强调文艺求真的认识作用。此后不同侧重的理论脉络绵延不绝。这说明以美均衡真善有理论发展的合理性。其三，中西方儿童文学观念都具有自觉更新的传统，这给予真善调整以合理性基础。《不列颠百科全书》叙述说：“接近工业革命前夕时，儿童文学仍处于不太明显的地位，主要原因可能是：儿童虽然存在，可是人们却视而不见……整个中世纪以迄文艺复兴晚期，儿童仍然像以前一样，是一个未知之域……一般认为，把儿童当作值得加以特别考虑的个人和值得思考的观念始于18世纪下半叶……儿童一旦被认为是独立的人，一种适合于他们的文学便应运而生。因此，到了18世纪中叶，儿童文学终于开始发展起来。”从这个简要历史叙述可见，从“视而不见”到“被发现”，再到被承认是“独立的人”，儿童观念变化有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再看中国儿童文学领域，从现代到当代到新世纪，观念发展变化也有漫长过程。其中一个阶段的讨论值得关注，即突出天性释放的“热闹派”与突出引领作用的“抒情派”的差异和论证，其背后可探究到真善关系的理念及其变化。儿童文学专家班马1980年代提出的“儿童反儿童”观点则明确倾向认知，即认知对象不仅有希望见到的真相，更有不希望见到的真相。他认为儿童文学与成人社会和世界息息相关，必定会引发成人维度观念的切入。笔者以为，班马此说与“以美均衡真善”的儿童文学观念最近。中西隐约有连续的理论脉络可作为本议题的理据。其四，儿童文学领域的真善倾斜出现调整的事实向理论提出了挑战。这就是笔者开篇提到的中国学者赵霞教授与英国剑桥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凯伦·科茨教授交流信息，我们借此获悉了西方儿童文学“不同寻常”的新趋势：从向善良愿望倾斜，逐步发展到朝孩子们不那么希望的真相及其认知方向倾斜，亦可表述为以认知带动善良意志和愿望，叙事逻辑为：天真的爱情不一定持久，而且可能会毁掉人；人们必定会有孤独感；“为了击败一个霸者，有时候需要另一个更大的霸者。那是一个更大的真相”。价值选择趋向于：“让孩子明白，只有当你了解了生活和现实的所有面孔，你才能真正理解生活的幸福。如果只是盯着浪漫的一面，你从故事中获得的幸福感实际上是虚假的，虚构的。”她们还提到1960年代曾有过一波这个趋向的创作潮流。不同点仅在于当前的趋势，更加注重作品呈现的如幽默等艺术技巧，以强化“甜美”特性补救孩子不希望看到的真相，让认知不至于太困难，便于孩子接受。笔者以为，文学创作的新动向固然需要观察和辨析，但同时提示，理论必须应对挑战，并借此进行理论创新。

二、“以美均衡真善”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内涵及其价值

“以美均衡真善”遵循坚守既有美学原理又增添新元素的原则。第一，“以美均衡真善”坚守审美本位。“坚守”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以美之特性实现真善，与康德等美学家奠定的美学原理完全吻合。二是承认“以美均衡真善”实施的可能性：人天然具有先验综合能力；鉴赏判断不仅自己觉得美，也相信和期望别人觉得美和表示赞同；人与人有审美共通感。具体到儿童文学，其审美活动发生在孩子们之间，也发生在儿童与成人社会之间。以“对话性”达成审美共通感。“对话性”始终遵循儿童文学“娱乐”特性，让孩子喜欢、有兴趣、感觉愉快，即坚守儿童文学审美本位。

第二，以美均衡真善文学价值观，看重均衡真善实现的娱乐和教益功能。这绝非把儿童文学的审美当作工具，而是立在高处远处看到审美均衡真善的无目的的目的性，即看似无目的的“娱乐”性客观抵达的是有一定社会民族目的的“教益”。中国近代以来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鲁迅的“救救孩子”、叶圣陶从对“儿童世界”的美丽想象转向童话的批判现实主义功能的意识等，都有或显或隐地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动因。恰如郑振铎谈论叶圣陶这个转变时所说：“显然可以看出他努力想把自己沉浸在孩提的梦境里……然而，渐渐地，他的著作情调不自觉地改变了方向……在成人的灰色云雾里，想重现儿童的天真，写儿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企图。”郭沫若则从儿童文学对人性熏陶的宏伟效力角度，探究儿童文学的重要和迫切。西方学者凯伦·科茨的说法是，人类需要故事，人类主要的故事恒久地在认识和愿望之间摇摆与商榷，就是为了建构起我们对世界的期望和希望。显然她也是超越一己的眼界，在人类大视野下看重实现世界的美好希望。我们倡导以美均衡真善的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目的在于实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第三，“以美均衡真善”的“均衡”有着多维度的丰富性。第一个维度，前述谈及的“不同寻常”的真相趋势，其“真相”是与既往模式的愿望相反的真相，对接受者是震撼和挑战。第二个维度，真相与愿望并不背向，真相是通向愿望的起点和基础，与愿望是过程性关系。质言之，具有奔向愿望实现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写实类文学就是这个逻辑，儿童文学也如此。第三个维度，儿童文学区分为幼儿、童年和少年三个年龄阶段的分类。在承受力和理解力方面，三个阶段的接受主体有差异，真相与欲望之间的均衡应以适宜为原则来确定不同标准。综合三个维度可以概括为：以美均衡真善，并非向不希望的真相或者向美好愿望的某一极单向倾斜；尽管美好愿望有人类基本善良意志作根基，其具体内涵也非固定不变。“均衡”为随社会和现实变化的理论范畴。

第四，怎样的视野决定均衡真善的调整？“均衡”是追求审美与认知、意志和谐理想状态的理论期待，具有“应然”的观念性质。观念建设的目的是为文学创作和批评提供理论依据。如何“均衡”？依赖新鲜的文学现实。常常被喻为常青树和晴雨表的鲜活文学现实，是文学价值观的重要资源。此外，美学原理和文学价值观建构的理论视野该如何？回顾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的做人”。其中的“自己”绝非指个人，将此话对应儿童文学的“教益”功能可理解为：应把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置于人类进步、社会进步的视野予以理解把握和追求。再结合鲁迅的《论睁了眼看》中拒绝瞒和骗的文学观念，有理由认可，既然儿童文学“与童年对话”，“儿童本位”，那么，“成人社会”主体有什么理由仅给孩子许以愿望而遮蔽不那么美好的真相？至于怎样情况叫“瞒”，怎样的话叫“骗”？狭窄局部的个人视野绝难把握，只有立足于大视野和国家民族发展长远利益，才能够超越个人，看得全面长远，才能说得清楚，儿童文学创作方能不瞒不骗又符合审美规律。这在客观上对作家和批评家理论家提出了高要求。

三、“以美均衡真善”的实现途径：“以原始诗的观念方式”

“以原始诗的观念方式”，是实现儿童文学“以美均衡真善”机制的理论依托。黑格尔《美学》逻辑清晰地阐述诗的问题。第一步，确定诗的认知方式。“诗却不然，它只能通过观念本身去表现”，“观念对于诗既是内容又是表现内容的媒介，文字只是观念的符号”。第二步，在人类心智纵向发展的视野中，颇具人类学意味地提出了三种观照方式，分别为：“原始诗的观念方式”“散文的观念方式”和“从散文气氛中恢复过来的诗的观念方式”。黑格尔还认为，“原始诗的观念方式”中诗的掌握方式，是人类幼年时期原始的对真实事物的观念，其朴素的呈现就是诗，它“是一种还没有把一般和体现一般的个别具体事物割裂开来的认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中通过严密论证和论据，证明了儿童意识的发展与原始人的意识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同的过程，具有同构对应关系。由此可推导出：认识了如今个体性童年，就可知晓人类童年“原始诗的观念方式”的特性。按黑格尔的看法，人类原始时期以诗性思维和诗性语言为认识和表达的主要方式。“比起艺术发展成熟的散文语言来，诗是较为古老的”。综合这些思想，可以认为，儿童文学审美活动以发自生命力本身的“原始诗的观念方式”进行，审美活动本身即携带认识功能，从作为接受主体的儿童角度说是如此。进而可理解因为儿童生活世界“以己度人”“推己及物”“设身处地”的特性，儿童审美地即“娱乐”地接受文学作品，是如同原始人的本能表现，通过本能抵达认识，并不是有意为之的修辞手法之结果。质言之，儿童文学作家以“从散文气氛中恢复过来的诗的观念方式”所采取的诸如“移情”“拟人”等艺术手法，在孩子则直接就是“对真实事物的观念”，以生命感觉直接接受。从凯伦·科茨教授介绍所列作品《大丑怪和小石兔》《丑鱼》《蝌蚪的承诺》《这不是我的帽子》等来看，都以拟人思维构思叙事，孩子接受则“物我不分”“以己度人”“推己及物”。

概括地说，儿童文学的审美接受机制是两种因素互相抗衡又互相促进的合力。第一方面是消极因素：这些作品触及了令人不大舒服的真相，与愿望相悖，孩子接受时会产生失望。此失望的感受与康德所说的崇高审美“消极性”道理相同。成人的崇高审美反抗着利害感，最终从知性获得合目的性（道德）的善，消极美转换成积极性审美体验。同理，孩子在作品中因“拟人”“移情”等构成的世界触及真相而失望，失望投射的对象依托动植物乃至无生命事物，于是，消极性体验得到缓冲。或者说，孩子也是人，此类作品毕竟依托动植物等无感情世界的叙事逻辑，让孩子完成了消极性体验。由此可见“不同寻常”趋向的儿童文学作品，虽说让孩子的美好愿望受挫，但毕竟有着消极性体验的机制。第二方面是积极因素：孩子们“物我不分”的“原始诗的观念方式”自身就是认知的，他们的认知是人类幼年阶段独有的“还没有把一般和体现一般的个别具体事物割裂开来的认识”。所以，不用担心当“以美均衡真善”向真一方倾斜时，会让真相与愿望相悖而被孩子拒绝。质言之，让孩子在消极美的接触中，逐步接受并最终认识到人生与社会及世界的真相，这是他们逐步成长的过程。儿童文学的“娱乐与教益”就是这样实现的。这个思考的深层则是把将儿童作为“独立的人”的理解与将人看作一个整体的观念联系了起来。德国大诗人歌德在《收藏家和他的伙伴们》中说：“人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的内在联系着的各种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这种丰富的统一体，这种单一的杂多。”从这个角度说，让儿童从面对不愿意看到的真相所发生的消极美感，转换到认知而抵达逐步接受的积极美感，背后的理念是将儿童看作丰富的统一体，是单一的杂多，不过就是有待开发而已。

时常回忆起黑格尔转述希罗多德《历史》第七卷中引述的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替牺牲的三百个斯巴达人写的墓碑铭：“过路人，请传句话给斯巴达人，为了听他们的嘱咐，我们躺在这里。”联系上面讨论，笔者理解，这不是散文性的修辞手法，直接就是诗性思维自然的产物，儿童文学亦然。还需要说明，据凯伦·科茨教授介绍得知，这波“不同寻常”与1960年那波让儿童接受现实的写作潮流的最大区别，是“某种幽默的愉悦”。笔者以为，凯伦·科茨教授分析和概括仅为冰山之一角，她的介绍显示出的逻辑为，已有文学艺术手法和经验，都可为与儿童文学倾向冷酷真相并与善良愿望的书写平台相互兼容。为了让以上分析所得思想有所依托，可以更加细微地看看当下西方儿童文学及其实际接受的鲜活状态，我们将对个案文本进行描述和分析。

四、瑞典幼儿绘本《我们来种野草莓》分析与思考

选取的个案是瑞典幼儿绘本《我们来种野草莓》。绘本为彩色，封面封底之外共计绘图面30页。图片与文字共同呈现了如下情节：

两位爸爸领着一个2岁左右的幼儿，说：“来种野草莓吧？”随后两位爸爸搬来一个木质花盆、一大袋土壤、几个小花盆等，小朋友手里也拿一个小花盆。一位爸爸告诉小朋友：“钉个洞，小心手指哦！”小朋友一边努力干着一边嘴里说：“打个结，有点难。”另一位爸爸说：“把土倒进去。”说着把土倒进小花盆。两位爸爸自己干着也指点孩子说：“把种子压进土里去！”小朋友说：“手好脏，必须得擦一下。”说着朝其中一位爸爸身上擦去：“擦在爸爸身上。”另一爸爸说：“哎呦！哎呦！不要擦在爸爸身上！”这时孩子有些羞愧。一位爸爸手拿塑料薄膜说着：“蒙起来！”并动手做着。小朋友向窗外望去说：“太阳出来吧！”第二天，小朋友往花盆里浇水。傍晚，一位爸爸告诉孩子要耐心“等待”。再一天，一位爸爸指点孩子说，“再浇点水”！过了几天，有一天孩子发现了一些幼苗长出来了，她高兴地说：“看！绿色的”！随后几天，每个小花盆的幼苗都出来了，一位爸爸说，许多绿植啊！另一位爸爸和孩子一起把花盆搬向阳台，口里说：“搬到外面去晒晒太阳！”这些绿植一天天茂盛起来，野草莓开花啦，两位爸爸抱着孩子一起看草莓开花。然后，有一天孩子看到草莓结果了，欢快地说：“一个野草莓，我们可以吃吗？”一位爸爸说：“不行，得等它熟了！现在不好吃！”又经过了几天，小朋友惊呼地说：“现在红啦！”说着采了一颗说：“尝一尝！”一位爸爸也吃了一颗，说：“真好吃！”小朋友伸手继续摘野草莓，说：“大家都来尝尝吧！”

此文本为幼儿文学绘本，可分析如下：幼儿文学功能为游戏，在游戏中宣泄多余精力并且习得生活知识。绘本情节确有游戏性质，呈现出家长和孩子一起做了一件有趣味的事：孩子接触新事物、新知识，特别是草莓熟了摘草莓和大家一起分享等，都充满了趣味。在乐趣中引导孩子和大人一起动手做事，从中获得认知：如何种野草莓？何时浇水晒太阳？开花结果有怎样的过程？还有习惯和品质引导的功能，如尊重事物规律，学会等待，不应随便把脏东西擦到他人身上等。以种野草莓全过程作为线索贯穿始终，简洁清晰。适合1岁以上的幼儿特点。在真相认知和意志选择之间的关系处理上，认知主要对象为自然界植物生长等，意志选择体现为倾向于友善、勤劳以及与他人分享等品质等方面。

再从如何与“童年对话”引申出的疑惑和回复角度讨论。幼儿以看图为主，在与大人互动中观看和认知，互动主要为家长或老师讲述，孩子可能提问题，家长回答问题。这个绘本呈现了一个特殊家庭：两位爸爸没有妈妈。在传统一夫一妻制家庭理念中为异常现象，但该绘本就是如此显示异常，生活中也确实有如此情况。此乃“真实”即“真相”。绘本中孩子神态很坦然。对此，笔者想到的问题是，如果家长给孩子讲述时，孩子问到这位小朋友怎么没有妈妈？怎么有两位爸爸？家长该如何回答？是否应给孩子解释？就这些问题，笔者通过网络采访了有个两岁儿子的该绘本讲述者张愫女士。她说：“给儿子讲的时候就告诉了孩子，有的家庭有两个爸爸，有的家庭有两个妈妈，多数家庭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咱们家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但是也有的家庭和咱们家是不一样的。”她告诉我说，也许因为提前说了，“孩子没问与此有关的问题。恐怕还没有性别意识，观察不出父母性别的区分，所以也提不出这类问题吧！”随后她说：“但画面上实实在在的两个爸爸，会给孩子一种‘现实存在’的印象。”可见绘本并未解释这个家庭的性质。只说存在的事实，不做议论和价值考量。

总括如上描述和简要分析，可以初步提出一些思考和问题。首先，同性婚姻在西方某些国家毕竟已经合法，相对传统家庭来说，此类家庭为异常，但属于真相，真相就不该瞒着孩子，但如何让孩子在娱乐中接受，笔者以为此绘本具有让孩子认知和接受各种家庭组合方式的潜在功能。因此，具有引导孩子逐步熟悉和走向社会的意图价值。其次，家长以怎样的理解和方式讲述绘本情节，取决家长对婚姻家庭现状的态度和讲述策略。这与文化传统、氛围和修养等多种因素相关。也可表述为，对象不同、角度不同、时空不同。张愫有十余年瑞典生活经历，学历和西方文化素养较高。她的回答显示出，她以“两个爸爸”是正常状态的理解和策略给孩子讲这个绘本。再次，此绘本并没有诸如拟人和移情等手法，仅让情节顺时平静展开，这与所叙之事的特点有关系，不需要让植物以人的情感意志介入。

五、“以美均衡真善”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理论与批评实践意义

“以美均衡真善”的儿童文学价值观念，是文艺评论价值体系题中应有之义。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由文学价值观念、文学功能、批评标准三部分组成。实然与应然的逻辑概念及其所指，贯穿三者之始终。实然以探寻实际已具有或发生的观念、功能和标准为研究对象，以求真为旨归。在此基础上根据社会文化发展和人的精神需求变化，通过理论阐述获得应然性的文学观念以及文学功能和文学批评标准的定位。应然的意思是有价值、值得期待。“以美均衡真善”的儿童文学价值观念，以应然型价值观念的属性进入价值体系。那么，它的理论与批评实践意义何在？

先说理论价值。“以美均衡真善”的儿童文学价值观念，作为观念形态的命题，其理论意义如下：其一，该命题通透与贯穿了实践美学精髓，印证了实践美学的久远生命力。其二，真善美的统一是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基本常识，“以美均衡真善”的命题，根据儿童文学对象的特殊性，将一般美学原理予以细化和个性化，丰富了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其三，获得了“以美均衡真善”之“均衡”的儿童文学史眼光。任何文学史都是秉承特定观念叙述的史，以“均衡”眼光反观儿童文学史，具有构想和叙述“以美均衡真善”儿童文学史的学术空间。换言之，此命题如果合理，必定符合既有文学实际。西方新近出现的“不同寻常”趋势即为证明。以 “均衡”眼光回望此前的儿童文学，定能发现和梳理出“均衡”特质的线索。儿童文学发展史必定呈现不断“均衡”的调整性特点。此为儿童文学史意义。其四，作为动词的“均衡”，可做审美感受和审美创作等多方面理解，由此根据文学活动论及其过程性，具有多维理论辐射特性。换言之，均衡为切入点，是理论创新的辐射性生长点。比如，儿童文学接受和创作，具有成人与儿童两种主体，那么，两种主体各自在人类审美表达及其经验的历史性过程中有哪些变化？均衡中两种主体根据什么心理需求有着怎样显性和隐性的诉求？这依然是美学理论细化和个性化的任务。一个概念或者命题，其理论拓展空间越大，越证明它的价值空间。 再说批评实践价值。此文学观念的“均衡”这一关键概念，可以辐射成批评诸多维度，主要有儿童文学的批评标准、功能等方面。批评的实际操作性强，便于运用。诸如作品题材选取的真相与愿望的动态变化，其均衡的分析与判断，儿童接受文学的审美心理变化，其均衡的描绘与分析，作家研究角度的价值立足点及其如何影响以美均衡真善的关系等。概言之，批评维度丰富，给予批评家运作斡旋、施展批评能力以空间。反之，批评的可操作性所发生积累的经验又可反哺批评理论。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期

责编|王艳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