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电影已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文化业态，肩负着培养文化自信的使命与责任。“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新时代中国电影汇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力量，既要保持民族文化的魂脉，展现中国文化丰富的思想内涵；又要满足全球观众对中国电影的审美期待。通过对中国电影的民族叙事、民族美学价值意蕴进行研究分析，能够从多维度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力量。

　　电影叙事中的文化力量

　　范纯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电影业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文化产业，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促进人民文化自觉、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的使命与责任。中国电影人应根据《“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做好电影文本选择、电影叙事方式、电影传播渠道等方面工作，提升中国电影核心竞争力，构建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认同再到文化自信的发展逻辑，汇聚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力量。

　　选好中国故事，形成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中国电影的文本选择应着力于思想性，以中国文化主张为导向获取叙事素材，优先选择蕴含思想、富有感悟的内容，引导民众形成对中国文化的自觉。

　　中国电影人在创作文本时应形成文化自觉。一是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电影应坚持客观礼敬的态度和科学扬弃的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提取展现民族精神的内容进行创作生产，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自信底蕴，推出既传承历史文化，又注重现代转型的优秀作品，形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衔接。二是坚持对革命文化红色基因的自觉弘扬。革命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文化源泉。中国电影选取先辈人物、著名战事和国家事件为电影文本进行创作时，应观照主旋律意识与新时代要求，彰显中国革命文化中的坚定信念和高尚情操，推出既塑造中国精神，又凝聚中国力量的优秀作品。三是坚持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自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根基的时代文化。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中国电影应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为素材，扎根人民，洞悉生活，结合国家目前正在解决的关键问题，突出呈现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奋斗历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大国担当，推出彰显建设成就和中国价值的优秀作品。

　　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文化自信的基础。中国文化的现实性和超越性与电影艺术的特质具有耦合性。中国电影可运用蒙太奇手法发挥讲好中国故事的独特优势，促进人们改善行为习惯、提升思维方式，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人民文化认同，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发展的群众基础。

　　中国电影人在进行艺术表达时应促进文化认同。一是以审美提升艺术感染力。中国电影应把握细分受众的审美情趣，以丰富的视听之美增强感染力，以风格类型、情节结构、叙事角度和创新形式增强艺术表达力。如在叙事结构铺陈中，将惊涛骇浪的战争题材与百姓的烟火命运相结合，将残酷的现实主义题材和喜剧效果相结合；在工业水准表现上，展现高科技制造成果，用更真实的场景布局、更震撼的视听感受、更先进的科幻手段展现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增强感染力。二是以真实引发情感共鸣。电影具有鲜明的主体性，是主体通过对客观世界的重新建构来剖析现实、表达情感的美学。中国电影应聚焦国家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如脱贫攻坚、改革开放、大国外交等），强调普通人物的形象建构，勾勒出现实生活中有缺点的英雄人物和有伟大追求的平凡人，使人物书写更丰富、更立体，增强个体生存的代入感，促进观众情感与时代同频共振。三是以价值观认同提升引导力。价值观认同是文化认同的核心。中国电影应当发挥其教育性，通过制造媒体议程，设置讨论话题，打造时代意蕴深刻的作品，启发观众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增强民族认同感；启发观众领悟革命文化的号召力，引导观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的关系，厚植家国情怀；引导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价值共振，形成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为中国式现代化培根铸魂。

　　讲懂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电影作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媒介，应秉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情怀，坚持平等、互通、互知、互鉴的态度，呈现中华文化之美，展现其独特性、开放性与包容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发展传播正能量，让世界读懂中国故事，形成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国电影人在推广电影走向世界时应坚守文化自信。一是以文化安全作为重要抓手。中国电影应成为展现国家自然景观、人文风貌、历史发展、国家理念等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着力建构真实、立体、全面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文化自信促进多元文化共融。二是以求真崇善的特色文化作为突破口。如某些影片可尝试以家庭、家乡到民族、国家的“家文化”构建叙事体系，使观影者产生共鸣，以开放包容促进多元文化的共生。三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跨文化传播。国家应增强对电影创作和传播渠道国际合作的扶持和支持力度，精准把握全球电影受众的共通认知，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力量。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时代我国青年知识分子实现新使命的社会角色研究”（18YJA710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思政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新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担当

　　赵博雅

　　中国电影发展初期，在知识分子、进步人士等各方力量的积极推动下，承担起社会教化、启迪民智和救亡图存的社会化功能。在随后的发展中，中国电影始终以动态的眼光，呼应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进程，持续捕捉抽象的文化内核，进一步彰显民族精神。直至今日，在完成民族精神主体性叙事的同时，一些优秀电影还折射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在逻辑有着厚重的民族价值根基，既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天下大同”之宇宙观、天下观，亦展现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创新性延展，从人类全局及其普遍联系出发，倡导建设开放、包容、和平、平等的世界秩序，追求人类共同价值，实现多元整体的协同发展。电影作为实践领域的一种精神产品，必然也会通过多元表征形态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国电影的价值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参照。新时代中国电影的话语实践及其运作机制，积极呼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内核。围绕这一核心命题，中国电影建构出相应的故事世界、人物关系、大众期待以及社会话语认同。如《流浪地球》《独行月球》表征的人与人互为拯救的存在状态，集体理想的故事世界，对未来憧憬的无限可能；《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万里归途》展现出的中国在禁毒、维和、反恐、撤侨等国际事务中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和对他国主权的充分尊重。这些电影均以一种国际眼光和整体性思维探讨全球化时代各国命运交织、休戚相关的共同利益关系，其精神意识框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还有不少新的主流电影将叙事视角聚焦于艰苦奋斗的革命历史、如火如荼的改革建设、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百态等，展现了人民群众生活实践的多个面向。在影像建构中，无论何种人和事物，都能够被纳入这个无穷尽的系统性范畴，基于“天下之大道”的人类情怀，获得一种既变化又稳定的感性意识体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国电影弘扬主流文化，平衡“传统与当下”，在合理想象与如实呈现之间提供了重要的价值依循。例如，新时代中国电影所塑造的国家形象、民族形象、人民形象等，体现了中国人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同时，电影空间建构的戏剧性场域，诸如家庭、社会、异域等空间情境所指涉的人际交往原则、社会互动关系、社会运作机制及其解释模式，也在影像的叙事表达层面，呈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内涵。通过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切入新时代中国电影叙事文本及其认同机制，所呈现出的更是电影文化的社会实践模式，即电影通过故事世界建构出一整套社会关系、社会情境与社会态度。这不仅是对人的生存状态与现实生活关系的投射，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现实生活。电影《流浪地球》所展现的永不放弃的向上精神，渴望拯救他人、彼此共存的戏剧目标，电影《万里归途》的家国意识和“归家”意象中的伦理情感，都包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论述的价值逻辑。中国电影中表征社会公平公正、社会秩序规则、伦理道德规训的普遍象征性叙事文本，不仅积极呼应主流论述的意义指涉，更努力践行着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系统的根本诉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国家、民族以及文化的差异，站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建立中国与他国、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对话关系。中华文明自古倡导人与自身、与他人及世界和合共生、天下大同，实则是以间性思维探讨多个主体间互为存在的关系格局。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无疑是应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应有之策。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为中国电影实现跨文化价值交流和全球话语实践提供关键启示。在跨文化的互动结构中，如何有效处理民族和世界的关系，将民族性的价值话语纳入世界性的价值范畴，以人类共同的理想愿景建立起互为共生、互为建构的意义系统，已然成为中国电影创作者考量的重点。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导向，中国不仅要加速与世界接轨，与不同文化积极对话，更要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不断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发挥自身影响世界的力量，助力多元文化互动交融的世界图景。同时，作为塑造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中国电影更要积极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人类共同生存经验，反思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困境，提炼自身文化价值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部分，从而建构起实现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叙事策略，形成民族价值系统与人类共同价值系统的并存状态。新时代中国电影依照时代进步的必然要求，以文艺的建构力和文化的创造力不断将理想愿景转化为新的现实。

　　（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湖北特色文化与影视传播研究”（2722022BY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韩新媒体学院副教授）

　　中国诗意电影的美学建构

    殷璐

　　诗作为心灵自由的艺术，如黑格尔所言，比其他任何艺术的创作方式都更涉及艺术的普遍原则。中外美学皆从诗出发，开启了对于艺术的研究之旅。电影是艺术美学发展的前沿地带，从中寻求诗意品格的建立，对于凸显民族特色、彰显文化自信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中国美学受言志抒情的思想传统影响，追求诗性的、审美的生命价值，其内容覆盖自然、社会、现实人生等多个层面。中国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停止过对民族化的审美之路的探寻。其中，中国诗意电影美学形态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发展脉络伴随着以影戏为主导的戏剧性美学的主流，时显时隐，构成电影史上的重要支脉，成为一道独特风景。

　　诗意电影从传统诗学中获得滋养，超越了再现与叙事功能，重视表现与抒情，重视营造氛围，呼唤情感共鸣，往往以散文化的结构形式，弥漫着民族气韵的视听语言，融合古典美学传统，追求情景交融的抒情意境，绽放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诗性光辉。

　　放眼中国百年电影发展史，不乏探求诗意品格的经典佳作。如1948年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就被视为诗意电影的代表，表现了中国电影民族特色的诗性美学。其银幕诗学对于当下电影的诗意探索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费穆在创作《小城之春》时，显示出删繁就简的创作转变倾向，他赞赏中国画“旨微于言象之外”的审美观念，且从古代词人苏轼的作品《蝶恋花》中获得构想灵感，力图营造“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朦胧意境。费穆在李天济原作《苦恋》基础上，删改压缩了剧本，精简了场景和人物，被李天济评价道，“经过他的删削凝练，可以说是点石成金，我们追求的那种意境全都出来了”。费穆在片中运用沉郁的独白、切合人物情绪的散点式镜头、城墙枯草等象征性意象元素的影像语言，搭建了回环往复的结构，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写意化审美效果。在叙事方面，影片以含蓄深沉的情感暗流代替爱情冲突的主体情节来推动发展进程，以“发乎情，止于礼”作为情理冲突的终结，使得主题内涵跳出常见的三角恋爱的故事母题，突破了陈旧的表意框架，深入拓展至人物的苦闷心境，进而探讨人伦情感、人生理想、民族心理和审美追求。

　　整部《小城之春》可视为费穆对于自己提出的“空气”理论的实践，即“利用周遭的事物，以衬托其主题”。这恰是指电影意境的营造。这部电影融合了具有东方特色的传统古典诗画神韵，风格简练、情致盎然、恬淡隽永，留下了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民族风格特色的永恒印记。

　　中国历代电影人都在创作实践中探索如何以电影特有的艺术手段和形式，去呈现对于时代、现实和人的深刻发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月亮意象，《城南旧事》的散文化结构和清新淡雅的风格，《黄土地》强烈的视听造型符号及对民族文化的反思，《暖》的含蓄忧郁和感伤气质，都具有较强的诗意特性。它们从日常现实生活中提取动人心弦的元素，通过艺术加工，以诗意诗情唤醒观众的审美体验和心灵体悟。《二十四城记》《路边野餐》《宇宙探索俱乐部》等电影则将诗歌语言融入影像表达中，以艺术杂糅的方式探索实践诗意建构的多种途径。

　　可以看出，具有诗意品格的中国电影承继了传统美学的诗性本质，源于现实生活且艺术地表现生活，挖掘诗意表达的各种可能，承载着人生理念与审美情怀，饱含对生命与自然的深切体悟，寻求自由与超越，体现出和谐的韵致，从而延续中国本土美学的诗性本质。

　　当今电影人身处中国电影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作为走在文化工业发展道路上的文艺领域排头兵，中国电影要实现文化自信，进行本土化探索，需要在时代坐标中，根植于中华民族丰富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吸纳其中的精神资源，建构诗意的美学品格。

　　影像艺术是电影的根本特性，在多元电影形态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于民族精神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今电影人要突破感官趣味追求，不断继承传统和开拓创新，运用电影媒介及视听语言，传递中国特色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提升大众审美，增加人文内涵，实现灵魂共鸣，抵达诗意美学的理想境地。电影人以诗意审美参与新时代电影的美学建构，产出真正反映民族文化心理的优秀电影文艺作品，从而闪耀永恒的诗意光辉，完善自身的话语体系，焕发文化自信的光彩。

　　（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民族国家想象认同与中国现代话剧的生成”（2722019JCG04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

　　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的中国科幻电影

　　胡桂锬

　　人类文明不断进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新概念，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形态。这一全新概念内涵丰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对于中国科幻电影而言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指向当下，更引领未来。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必将赋予中国电影更为丰富的表达内容，使中国科幻电影迅速取得重大突破。近几年来，中国科幻电影走出国门，成为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艺术表现形式之一。

　　坚持人民立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形态，其最重要的立场之一便是心系人民，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立场在中国科幻电影中起到了价值观预设的作用，在框架上拟定了科幻电影中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和规则。

　　具体到电影中，人民史观始终是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框架下，中国科幻电影自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反映人民的现实关切，凝聚人民的未来共识，激发人民的奋斗力量。科幻电影在议题设置上充满了想象力，不仅能反映当下的社会焦点，关注社会问题和热点话题，强调人文关怀，表达现实世界中人民群众对于环境保护和社会公正等方面存在问题和风险挑战的担忧，而且能够通过主题叙事最大可能地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从而给整个社会带来奋进的力量。

　　为了更好地推动坚持人民立场，科幻电影设定中需要注意人民和英雄的区别，要充分认识到人民和英雄的辩证关系，既要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也要注重电影中英雄人物的作用，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英雄精神，要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视野下建构有血有肉、有勇有谋的人民英雄形象。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面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新命题，中国科幻电影机遇和挑战并存，能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结合至关重要。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在科幻电影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更广泛的表达空间，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首先，以科幻电影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电影语言。中国传统元素与科幻电影的表达有很强的适配性，将传统节日、民俗文化、传统美术、中国武术等元素应用于科幻电影，可以营造出别具一格的视觉效果和艺术形式。其次，以科幻电影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叙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哲学思想意蕴深邃，具有丰富的影视素材，使科幻电影在内容表达上百花齐放。最后，以科幻电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自强不息的奋斗进取、我为人人的天下大同，都可以成为科幻电影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引导受众增强文化自信。

　　科幻电影要推陈出新，创作者将历史与未来有机融合在一幅画面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把文化内涵的传承创新与电影技术和理念的创新结合在一起，最终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呈现贡献中国力量。

　　秉承开放包容态度。作为一种反映未来可能性和发展性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国科幻电影唯有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才能继续向前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从电影大国发展为电影强国，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科幻电影需要秉承开放包容的态度，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展现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能从中感知到被理解和被尊重。

　　在影像叙事过程中，科幻电影可以超越当下现实，在想象的世界里建构社会运行规则，轻松打破文化之间的隔阂和偏见，实现跨文化的交流融合，因此也最易体现出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要做到这一点，我国科幻电影需要兼收并蓄世界各类优秀文化，同时要注重文化的差异性，避免文化冲突，注重引发受众感知并认可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让中国科幻电影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中国科幻电影必须迎难而上，砥砺创新，坚持人民立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秉承开放包容的态度，实现内涵与形式的双重统一，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国家形象与叙事策略研究”（2722022EY03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