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可以说是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已经具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而且在高科技时代的今天依然使用，创造了世界上已有的全部文字中独一无二的奇迹。

    由于汉字、尤其是早期汉字所具有的表意文字性质，古老的汉字承载了古代中华文化的丰富信息，以至于有前辈学者赞叹：“每一个汉字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史。”例如最早成熟的汉字体系——甲骨文中的“天”字，其形体就是一个正面直立的人形，头部较大，双手双足各自左右伸展，示意为“人的头顶上就是天”，但是同时也很自然地表达出“天就是人”的意思，中华文化一个最主要的理念“天人合一”，由此可以体现。再如，甲骨文中的“和”字，从口从禾，说明当时的先民已有农耕，口中食用禾类作物，进而用此字表示音节的调和乃至世间万物的和谐，因此“和”的追求及其维护，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这类体现中华文化特质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我们说，汉字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但是，汉字更大的功劳在于它同时是中华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体现了可以使用书面语言表达的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

    我们知道，文化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创造，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部分。无论是精神文化还是物质文化，到一定程度，就必须有文字记载的支撑，才能更好地持续发展。缺乏文字的文化，其发达程度是有限的。中华文化之所以持续五千年而依旧灿烂辉煌，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这与我们的先民创造与使用汉字是分不开的。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面符号系统，单个汉字具有独立的形、音、义，记录长期以来以单音节词为主的汉语，具有最大的适应性。汉字表达汉语的音、义，几千年来有不少变化，但是其变化都是逐渐的而不是突变的，同时基本上都随着汉语的发展而变化。汉字的字形则相对独立一些，其主要应用字体篆、隶、楷、行，虽然彼此异样，但是都遵循一定的演变规律，而且经过历代王朝政府的规范协调，能被广大知识分子和一般识字民众认知和使用。所以，汉字突破了古今几千年、纵横数万里的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发挥其超时空的书写和识读功能，最完整地记载与传承中华文化。

    此外，世界上所有文字的流传，还有一个载质的问题。文字能否随着载质的变化而发展，这也是考验文字生命力的一个因素。汉字的载质，先后经历了龟甲兽骨、青铜玉石、竹简木牍直至缣帛纸张的变化，形体的演变也与此密切相关，但是使用不同的载质书写与表现汉字，总是得心应手。这就在一定的物质层面上，保证了汉字的生命力，保证了汉字记载中华文化的功能不受影响。尤其是质地轻薄、取材方便、价格低廉、经久耐用的纸张的发明，大大地推广与普及了汉字的使用，对于中华文化传承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中华文化具有丰富的资源和相对的稳定性。数千年来，沧海桑田，王朝更迭，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部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风尚、文学艺术、人情习俗、衣食住行，等等，都是薪火相传，代代赓续。这首先是因为千百年来，中华文化具有从未间断的文字记载，主要以书籍的形式保存与流传下来。而书籍，无论是手写或印刷，毫无疑问都是使用汉字。因此可以说汉字对于中华文化的稳定传承发挥了最重大的作用。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据现在公认的说法，中国在公元7世纪左右的隋唐之际出现了雕版印刷，11世纪左右的北宋时期，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这是文字信息处理领域的一次全球性的革命，对中国、欧洲，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首先是使汉字在中华文化的继承与传播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由此加速催生了数量极为庞大的中华古籍。

    我国现存古籍的数量，因为统计的角度与范围的不同，有不同的说法，大致有10万种到15万种。如果加上流失海外的部分，就更加可观了。所谓“种”，并不等于“卷”或“册”（或是现在说的“本”），例如纂集于明代初年的《永乐大典》算古籍的“一种”，但它全书仅目录就有60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这些古籍成为使用汉字记载与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体现。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长期以来是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强国，早就对许多国家和地区产生巨大影响。汉字传播海外，在周边国家形成一个“汉字文化圈”，就是明显的例证。

    首先是朝鲜半岛。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1世纪，朝鲜半岛就出现了用汉字记录的地名。到公元四世纪前后，更产生了主要以汉字转写来记录朝鲜语的规则，即“吏读”。有音译转写、意译转写、半意译半音译转写等规则。有些吏读词语难以从汉字字面上了解其意义，例如“孛缆”表示“风”、“白话”表示“申诉”之类。公元12世纪的北宋，有一位出使朝鲜的学者孙穆，编写了一部工具书《鸡林类事》，专门记录这类吏读词语，诸如“足曰泼，手曰逊”等等。到了公元15世纪，朝鲜才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后来称为“谚文”。谚文字母的外形，则是由拼音字母模仿汉字的笔画而构成的方块字。此后很长时间里都是谚文与汉字夹杂使用。

    其次是日本。在公元3世纪的应神天皇时期，中华重要典籍《论语》等已传入日本。公元478年，日本倭王派遣使者来朝拜中国南朝的刘宋皇帝，奉交的国书完全使用汉字，文体也是当时中国盛行的骈体文。但是日本人利用汉字记录、书写日语词语，却有自己“本土化”的方式：或是借用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音同或音近），而不管其字义，叫做“音读”；或是借用汉字的字形和字义，而不管其字音，叫做“训读”。后来发明“假名”，意思是借用汉字字形的整体或部分，作为记录日语的符号即音节字母。一种是“平假名”，使用的是整个汉字形体的草体；一种是“片假名”，只是利用汉字形体的部分。直到现代，日本人仍然使用汉字（音读字、训读字），加上平假名和片假名，共同记录日语。

    汉字对外传播的另一个主要国家是越南。在越南的历史上，长期以来就是越语与汉语并行使用，汉字则是唯一的官方文字。越南的古代民族文化和历史资料，都是用汉字记录的。直到大约公元10世纪，越南人才创制出自己的文字——喃字。所谓“喃字”，是一种在汉字形体的基础上，借鉴汉字的造字方法，并且以汉越音为读音而创造的越南民族文字。因此我们不难想见它与汉字的亲密关系。公元19世纪中叶，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殖民主义的语言政策使喃字逐渐衰落、消亡，代之为拉丁化的“国语字”，汉字更是废弃不用。但是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发掘、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越南国内许多学者都呼吁重新使用汉字。

    （董琨，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