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安全上，数字新基建的赋能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出版信息泄漏的风险，导致数字版权侵犯现象频发，维护版权安全事关出版业自身的稳定、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对此，应从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入手，在优化行政执法监管的同时，积极建构符合数字新基建发展趋势的出版利益协调机制，重构版权使用与保护制度，打造完善的版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此外，还应积极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提升版权保护效率，协助解决取证困难等问题。在更为高阶的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上，新兴技术手段为西方国家对他国出版产业进行意识形态与文化渗透提供了有力武器，维护出版的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事关国家整体安全。[18]为充分维护出版的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需要从积极树立出版意识形态预警观、推动融合出版自主创新体系以及建构融合出版安全监测防御机制三大维度出发综合防范与治理。[19]在出版意识形态预警观上，融合出版工作者需要不断强化自身的政治意识，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切实肩负起维护出版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的重大责任。在构建融合出版自主创新体系上，应加快数字新基建赋能融合出版步伐，抢占融合出版发展先机，尽快搭建起自主研发的数字平台，争取全球行业标准制定权，全面规避网络基础设施所存在的信息入侵及泄漏风险点。在技术监测防御机制上，应防患于未然，事先识别与评估可能影响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的风险源并予以持续监测，设计完善的安全风险应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