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促进高校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已成为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PDCA循环是一种不断改进和完善的现代企业质量管理理论，探索如何将其运用到高校人才培养与教学质量提升中，通过持续改进与循环来构建高效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对推进各层各类高校内涵式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文章试分析日本一流高校PDCA循环理论的应用与实践，提出了强化院校研究与PDCA循环理论的有机结合、明确各环节内涵、构建高效嵌套式PDCA循环体系、建立与外部互构的“多维PDCA循环模式”等相关建议。

关键词：PDCA循环理论，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日本院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5BGL107）；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0SJA2053）；江苏大学高级人才基金资助项目（20JDG002）。

一、日本高校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下的PDCA循环理论及其应用

日本大学质量保障以学校自我评价为中心、学校间相互评价为动力，国家运用法律和财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社会专业组织的第三方评价机构执行监督和审查，形成了一种多主体、多层次的教育质量保障方式。其中，PDCA循环理论被重点研究并应用于实践。PDCA循环理论，又称戴明环理论，由美国学者休哈特提出，其本质是指在管理活动中，为提高管理质量和管理效益所行的计划（Plan）、实施（Do）、检查（Check）、处理（Action）4个阶段工作的循环过程。高校应用PDCA循环模式安排教学质量管理活动，可以达到质量全面管理的效果，形成办学质量持续改进的控制机制，促进大学自身内部质量保证和质量提高。

1.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与院校研究的兴起。20世纪60年代，日本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国际学生运动浪潮高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遭到质疑。60年代末，诸多矛盾导致“大学纷争”爆发。纷争平息后，日本学者开始引进美国的“院校研究”（Institution Research，下称IR），一些大学设置专门机构研究本校问题。1969年，早稻田大学设立了“大学问题研究会”，1970年广岛大学设立“大学问题调查室”。这些最早针对本校问题开展研究的工作，被视为日本早期的院校研究，而这些早在60、70年代成立的机构本质上也成为院校研究机构[1]。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应对高等教育全球化、少子高龄化以及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冲击。文部省首先对高校实施大纲化管理，在1999年规定日本所有高校务必实施自我检查、自我评估，并将结果公布于众，履行大学社会说明责任；自检自评的结果还将受到第三方大学评价机构“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的检验。至此，日本高校被置于以自我检查和自我评估为核心的质量保障体系之中，各大学急需专业人员与机构专门从事收集、分析校内各种相关信息并予评价，院校研究机构得到进一步发展。

2008年4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公布《面向学士（本科）课程教育的构筑（审议汇总）》，在政府层面强调了收集、分析大学各项活动调查数据、建立数据库和培养具有大学运营能力专业人才的重要性[2]。2013-2014年，日本文部科学省设立专项科研课题，对日本院校研究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2014年2月发布《关于推进大学管理运营的改革（审议汇总）》，其中再度明确：构建校长领导下高效的运营管理体制，强化校长的辅助机制，设立高度专业职能岗位，强化院校研究作用。在政府主导下，越来越重视提供数据分析和管理支撑的院校研究在日本迅速发展，并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2.IR视域下的PDCA循环理论。欧美院校研究学者的相关成果对日本院校研究具有较大影响。基于“提高教学研究质量，落实大学向社会问责的义务”的实际目的，日本院校研究主要聚焦保证教育质量，侧重IR组织职能与实践的分析。结合Terenzini“三元组织智能”理论1与Volkwein和Serban“院校研究功能”理论2等，日本研究者从组织形态、实践分析等角度分析，认为院校研究组织形态多元，可分为“IR部门型”“大学评价室型”“FD中心型”与“联合型”等[3]，实践方针具有重视客观性与中立性、推进大学内外部多元共治、促进有效理解基于数据的判断与界限、提高专门性等原则导向[4]。总体来说，日本院校研究机构呈现出“以行政权力主导、以量化研究为主的多学科方法综合应用，重点围绕大学评价等质量保障活动来组织和运营”的显著特征[5]。

PDCA循环作为管理学中的一种通用模型也称作质量环，它是一种全面的质量管理活动完整过程，也是质量计划的制定和组织实践的过程。2008年，日本大学基准协会作出在大学评价中引入PDCA的决定；2014年，作为高等教育咨询与政策制定重要机构的中央教育审议会大学分会在《关于推进大学治理改革》报告中明确了“构建充分利用大学评价的PDCA大学治理改革方向”方针[6]。在日本院校研究的视域中，因不断循环往复而具有新生性的PDCA成为教育质量保障的重点研究内容。2017年以全日本国立大学为对象进行的“国立大学院校研究的组织开发与机能强化调查”中，将PDCA循环定位，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大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3.PDCA循环理论具体实践。日本的PDCA循环理论与国立大学法人评价、私立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质量与效益息息相关，无论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基于PDCA构建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主要涉及运营状况与教育和研究活动研究。

其中，国立大学主要基于PDCA循环，从“方针与体制”“教育研究活动相关评估”“教职员能力保障与开发”“学习环境·学习援助的评价（通识教育、国际化等）”“大学·研究生院教育活动有效性评价”五个层面进行考察[7]。以“教育研究活动相关评估”为例，教学研究评价指标包含教学实施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就业及去向4个一级指标。以京都大学为例，基于评价指标，评价担当理事对大学评价委员会实施的评价结果进行审议，提出问题，讨论解决方案。大学评价委员会对审议的结果以及评价结果所显示的问题向评价担当理事汇报，并向监理、理事、副校长等会议提供相关资料，加强协同合作，院校研究部门整编各类材料。评价担当理事向各事项评估所管部门管理者咨问，共同商讨现状与问题，形成报告书。所管部门对负责事项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方案，最终由评价担当理事将形成的意见汇报大学评价委员会以及监事。完成后的报告书分发至院校研究部门。

在私立大学，以法政大学为例，全校、学院与研究生院、授课三个层面分别针对“教学与研究活动”设定了具体目标，依托教学企划室、教育开发支援机构与教授会（部门）、教员进行实施，再由大学评价委员会（全校教学评价部门）、教学部会、IR委员会进行检查与评价，最后反馈至自我评价委员会、质量保障委员会以及教员层面进行改善分析。

二、对中国高校的启示

1.强化院校研究与PDCA循环理论的有机结合。日本大学的院校研究发展较为成熟，多样化的专门院校研究机构既是大学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中的主要设置，也是联系沟通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桥梁。除了服务于评价，日本大学的院校研究机构着力于推动校内改革实践，以提升教学质量。微观层面，它与各学部及其他机构沟通合作，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评价体系和改善机制，将研究结果与反馈意见充分用于教育、研究改革及教师培训等。宏观层面，它对大学的发展课题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提出论证，并将结果与第三方评价机构紧密结合，推进教育质量提升。

而中国院校研究组织至今仍处于松散、无序状态，高校基本没有专门从事院校研究工作的组织机构。大部分高校的相关院校研究组织职能多元，定位模糊，主体地位不够突出。管理结构单一，组织间缺乏沟通与合作。院校决策者的经验管理思维明显，科学决策意识淡薄，研究人员的数量和专业能力均不足，尚未构成专业化的研究团队。这就导致整体研究效能低下，不足以渗透到学校各个组织职能部门中[8]。

在现有的院校研究组织中有效导入PDCA理论，通过建立决策、执行、实施和反馈的闭环式管理决策机制，全方位多维度地提升院校决策者的科学决策意识；优化院校研究组织结构，强化院校研究人员专业化水平，促进院校内部组织协作关系的制度化建设；进而突破院校研究的组织发展困境与突破路径，促进构建教学常态化监测评估机制，为评估提供信息化服务。

2.明确各环节指标，构建高效嵌套式PDCA循环体系。日本的PDCA循环理论中，P的表现层次丰富。既有直接与间接的成果导向量化指标，又有实施过程中活动与措施的过程型指标，还包含以呈现计划实施结果与展现制度作用大小的输出型指标（如制度与规划的导入、量化数据、运用程度等），以及表现为预算、人员配备等资源性投入，组织的设置、完善、再构等的输入型指标。各指标沉浸各部门、各组织，具有很强的透明性与明确性。在实施和检查层面，依据既定原则、方针、目标和计划确定具体工作安排，各部门与组织职责清晰，责任明确。处理层面，对照各项指标检查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并将评价结果反馈至各部门与组织、改善信息公开、应用至下一轮评价过程中。通过PDCA评鉴链，形成了较为完善且信息公开教学科研改革的制度，构建了良好的跟踪机制与持续改进机制，实现教学研究质量和运营状况的循环式改善。

在内涵式发展目标下，中国高校可从以下四点加以借鉴。首先，各类各级高校可以根据办学与区位特点、资源条件等合理定位，借鉴日本经验，基于5W1H，即要做什么（what），为什么做（why），由谁（who）在什么时间（when）与地点（where）去做，如何做（how），制定多层次、多维度的P（计划）[9]。

其次，在教学维度，可以确立以文凭政策、课程政策和入学政策为核心的教育质量保障目标，形成“通过掌握学生入学前成绩了解其学习能力”，“注重成果为导向的学习”，“追踪毕业后就职状况”的管理闭环，注重多层次构建教学管理目标，结合市场就业形势，依照学生个体学习能力差异调整具体人才培养目标及计划，提升教学质量，使学生学习成果可视化，在保障大学自主性的基础上制定相关评价措施，精准人才输出。在教师职业发展维度，围绕“改进课堂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支援学校教育改革”，构建制度化、目标明确、内容层次丰富、方式方法灵活多样的大学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健全教学过程监控体系，实施动态质量管理。

再次，对照各项指标检查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如教学管理、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与学习援助、教学大纲的充实、GPA制度的活用、学习成果的测定、学习成果相关信息的运用、教职员的雇佣、职称评定以及晋升、相关教育活动的评价与检查、教职员能力开发等。进而，对计划的实施过程进行检查与测评，尤其对学生学习成果以及教师教学成果、职员工作成果测定的方法等进行深入挖掘。

最后，校内各执行部门积极反馈，形成内部协同合作网，构筑校外权益相关者的评价与参与体系，及时总结执行过程中获得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为推进下一轮PDCA工作做准备。最终，PDCA所有环节均需建立科学系统的管理方法，确保全方位、全员、全过程的参与，才能最终构筑阶梯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复合式循环的嵌套式PDCA循环系统。这要求部门之间增强协同意识，提升管理人员素质，健全考核监督机制，重视过程管理。

3.搭建内外互构的“多维PDCA循环机制”。日本高等教育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中，第三方评价组织是很重要的存在。除了完善立足校本院校研究内生动力机制以外，高校教育质量的保障还需要类似“全国学位和大学评价委员会”“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认证质量保证机构”等非政府机关发挥重要作用，提高社会参与度和信息公开度，探索有效的高校间、高校与其他利益相关者、高校与公共机构间等外部支撑体系的PDCA循环模式，构筑科学、规范、可操作、行之有效的大小循环，与院校研究形成功能互构、价值互构与方法互构的多维PDCA循环机制。

参考文献：

[1]刘文君.日本院校研究状况及其发挥的作用[J].中国高教研究，2016（3）：86-89.

[2]中央教育審議会.大学分科会制度.教育部会「学士課程教育の構築に向けて（審議のまとめ）」[EB/OL].（2008-03-25）[2021-01-18].https://www.mext.go.jp/component/b_menu/shingi/toushin/__icsFiles/afieldfile/2013/05/13/1212958_001.pdf.

[3]（日）江原昭博.日本型IRの現在地-「自学にとって」機能的なIRの設計を[J].進研アド『Between』，2013（252）：4.

[4]（日）中井俊樹，鳥居朋子，藤井都百.大学のIRQ&A[M].東京：玉川大学出版部，2013：17.

[5]吴培群.日本大学院校研究机构：组织与职能[J].高教探索，2012（6）：53-57.

[6]中央教育審議会.大学分科会「大学のガバナンス改革の推進についての概要」[EB/OL].（2014-02-12）[2021-01-18].https://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4/02/24/1344553_3_1.pdf.

[7]東京大学大学総合教育研究センター.大学におけるIR（ィンスティテューショナル？リサーチ）の現状と在り方に関する調査研究-文部科学省平成24年度先導的大学改革推進委託事業：中間報告書[M].東京：東京大学大学総合教育研究センター，2013：1-51.

[8]王声平，刘亚敏，白文昊.我国院校研究组织发展的困境与突破路径[J].高校教育管理，2019（1）：46-53.

[9]大学改革支援.学位授与機構質保証システムの現状と将来像に関する研究会.教育の内部質保証に関するガィドラィン.[EB/OL].（2018-03-31）[2021-01-18].https://www.niad.ac.jp/n_shuppan/project/__icsFiles/afieldfile/2017/06/08/guideline.pdf.

作者简介：马璨婧（1985—），女，江苏南京人，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