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引言

二、社会偏好理论的最近十年：争议与修补

三、社会偏好理论的未来：应用与发展

四、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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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微观经济理论领域博弈论的繁盛和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分别从决策互动和社会偏好的视角，促使经济学研究者们关注并讨论人的“社会性”属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为经典的、基于个人理性的微观理论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方向。其中，社会偏好理论通过将公平、互惠、利他、不平等厌恶等社会性因素引入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框架，解释了经济学实验和实证研究中观察到的人们的非自利行为，也为经济学家合理干预微观个体的选择与合作、改进政策设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与此同时，桑塔费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则从演化生物学的视角，提出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能够成为族群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的优势，惩罚搭便车者和奖励合作行为的制度与利他行为存在共生演化的关系。计算机仿真技术的应用得以证明这一社会物理学的理论框架，从而与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一同为社会偏好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关于社会偏好的研究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都意义重大。社会偏好的微观理论框架拓展了个人效用函数的形式，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提出的人们不仅关心自身利益、还会“使他人的幸福成为自身幸福必备的条件”的观点通过数理模型的方式予以严谨刻画，为既有的微观经济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补充，也为行为实验中所观察到的个人决策偏离传统理性模型的现象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同时，社会偏好理论的进展在近十年间对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乃至政治经济学等微观经济理论之外的其他研究领域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对传统理性人框架进行的拓展，为这些领域的经济学家解释实证数据、构建分析框架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工具。这些跨领域的研究进一步促进了管理科学、金融学、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发展和融合，也为经济学家合理干预微观个体的行为选择、改进政策设计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

社会偏好及相关研究近二十余年来亦为国内经济学者所关注，已有学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产生背景、理论模型以及实验方法的测度和检验等问题做出了系统全面的综述。亦有学者对社会偏好的部分分支研究做出梳理，如韦倩详细总结了公平偏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周业安和王一子详细讨论了“社会认同”如何对同群成员的社会偏好产生影响。本文不仅关注最近十年间经济学家对社会偏好理论所作出的修补、完善和应用，也关注演化生物学和社会物理学对于更一般化的“亲社会行为”的理论讨论，及其如何进一步拓展了行为经济学家对于利他、互惠、合作关系等问题的认识。经典的社会偏好模型沿用了微观经济理论的最优化思路，认为个体的社会偏好是“生而有之”的，通过拓展个人效用函数来囊括公平、利他、差异厌恶、互惠等“社会性”的维度。而近年来行为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对已有的理论提出了挑战，也促使行为经济学家们对现有理论进行扩展，将团队认同、社会文化背景、生理和心理特征等因素对于社会偏好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而当我们跳出“效用最大化”的微观经济分析框架，演化生物学、演化博弈论又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内生偏好”的视角，来解释利他、合作和互惠是如何作为一种维系种群生存的制度得以演进和存续，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规范。桑塔费学派的经济学家从制度与行为共生演化的角度，挑战了理性人“自利”的假设，认为从长期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合作的经济人”才是具有演化稳定性的一种行为范式。而制度的演化，是在生存和自然选择的基础上，通过强互惠行为和利他行为保证了种群的进化优势，并通过惩罚机制来得以维系的。桑塔费学派探究亲社会行为背后的制度演进逻辑，将行为经济学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传统微观的框架和方法之外，探究人类社会中亲社会行为的演进与未来。

本文余下内容将分三个部分，对近十年来社会偏好的理论改进、争议与未来可能的发展做全面的述评。文章第二部分在简要回顾社会偏好的经典模型的基础上，介绍最新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对已有理论的修补，包括社会认同、文化背景和社会范式、经济地位、生理和心理特征等因素是如何与公平观、差异厌恶程度、互惠和利他偏好等交互作用，从而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第三部分主要从理论方面和应用方面提出关于社会偏好理论未来可能的发展。这一部分主要讨论了最近十年来国内外关于社会偏好理论最新研究进展，并着眼于来自演化生物学、社会物理学对于亲社会性研究的理论贡献，以及这些理论发展是如何应用到公共经济学、金融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从而解释了更为广泛的社会互动关系中的合作与互利行为的。第四部分总结与展望了行为经济学在学科交叉融合的背景下，是如何进一步完善社会偏好的理论体系，并从内生偏好、人类亲社会行为的起源及其演化过程的角度更深刻地认识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希望通过本文的述评与讨论，能为国内经济学界提供这一研究主题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帮助其他经济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对这一主题有更全面的了解，以期丰富国内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对亲社会行为与合作问题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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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偏好理论的最近十年：争议与修补

（一）社会偏好经典模型：最优化框架与个人效用函数的拓展

近三十年间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对传统微观理论中“理性即自利”的假设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基于自利的决策无法解释诸多经济学实验中的系统性偏离。较为典型的偏离包括最后通牒博弈中被试拒绝某些分配方案、独裁者实验中独裁者将部分利益与对方分享、信任博弈中被试也常常表现出偏离自利均衡的投资和回报行为等。为了解释这些实验中所观察到的偏离，经典的行为经济模型所采用的是一种“外生”偏好的想法，即在传统微观理论所常用的个人效用最大化模型中，加入表示亲社会性偏好的效用形式。基于对效用函数的不同拓展方式，一般将社会偏好模型分为互利互损偏好、差异厌恶偏好、社会福利综合模型等几类。其中，互利互损偏好主要体现了人们互助的特性，即认为人们会采取以恶惩恶和以善报善的行为；差异厌恶偏好体现了个体对公平的渴望，即人们在处于劣势不平等或优势不平等地位时均会存在效用损失；社会福利偏好体现了人们善良的特性，即人们不仅会关注自身的收益，还会关注他人的收益。

具体而言，互利互损模型的基本想法是，在个人效用中引入“信念”来衡量个人对于他人行动的感受带来的效用增减。Rabin提出，个人效用应包含“信念”，且不仅应包含一阶信念，还应同时反映二阶信念的作用。Rabin构建了如下的个人效用函数：

其中ai 表示个体i的选择，bj表示个体i对个体j选择的信念，ci表示个体i对个体j的二阶信念。个体i的效用由两部分相加而成，第一部分是由物质收益带来的效用，第二部分则是由互动中的善意与互惠带来的效用。具体而言，Rabin定义了两个“友善函数”，来分别衡量个体i对j的善意程度和个体i对于j善意程度的信念，其中πej和πminj分别表示个体所能得到的公平收益和可能的最低收益。个体在做出决策时，需要根据自己的信念判断对方是否“友善”，进而采取相应的行动。fj(bj, ci)的正负对应着i认为j“友善”与否，从而决定最优策略是回报以善意还是恶意。

在Rabin的基础上，Levine进一步拓展了个人效用函数，认为个人亦从他人的“善意”与“恶意”中获得一定的效用，即。其中αi衡量了个体的利他主义偏好，αi的正负代表了正利他、纯自利或者有恶意的偏好；λ表示个体i对他人利他偏好的响应，其正负表示了个体i对于他人是否抱有善意，即他人获得更高的效用是否增进其自身效用。Dufwenberg and Kirchsteiger则将Rabin的模型由同时博弈拓展到序贯博弈的情形，着重关注在均衡路径之外的信息集中应如何对个人信念做出限定。

与上述关注互惠的模型不同，另一类常见的社会偏好模型关注经济活动中物质收益在各参与者之间分配的公平性，称为差异厌恶模型。最经典的差异厌恶模型包括Fehr and Schmidt和Bolton and Ockenfels，这两个模型因其直观和易于计算而被广泛地应用到了对实证数据的解释当中。Fehr and Schimidt构建了如下形式的个人效用函数：

个体的效用取决于自身的收益以及自身收益与他人收益之间的差异，不同个体对收益的优势差异和劣势差异也有不同的敏感度。式（2）中αi和βi分别测度了劣势差异和优势差异带来的效用损失，这两个参数的数值越大，表示个体对于劣势或者优势差异的厌恶程度越高。

与Fehr and Schimidt的线性模型不同，Bolton and Ockenfels提出了非线性的ERC（Equity, Reciprocity, and Competition）模型，个体效用以如下形式表示：

其中表示差异厌恶的σ(xi, x−i)在总收益为正时，取值为个体收入相对于总收入的比例

，而总收益为零时则取值为1/n。这两种差异厌恶模型各有侧重，除个体自身物质收益外，Fehr and Schimidt的线性模型关注各参与者之间物质收益的绝对公平，而Bolton and Ockenfels则侧重个体物质收益在总体之中的比重。

而社会福利综合模型亦采用了从数理形式上拓展效用函数的方式，在个体效用函数中综合考虑利他、互惠、公平等几种偏好形式。当考虑多人博弈时，Charness and Rabin则用如下拓展的函数形式表示个体i的社会福利偏好：

其中λ表示个体i对整体社会福利的关注程度，δ则表示个体i对社会中收益最低的个体的关注程度。Charness and Rabin将引入社会福利后的效用函数拓展为：

其中b，k和f是非负的参数，dm衡量了个体i对个体m效用的关心程度。式（5）中第一项表示了个体i的物质效用，第二项是来自利他偏好的效用，包括了最低收入者的福利和整体社会福利对个体i效用的影响。

Falk and Fischbacher则提出了一种将差异厌恶和互利动机相结合的综合模型：

其中f表示博弈的结果，n表示个体i的决策点，si′表示个体i的一阶信念，si′′表示个体i的二阶信念，σi(n, f,si′′,si′)代表了个体间互利偏好的强度。在这一模型中，一个关键的构成是φj，它测度了个体i从个体j的行为中感受到的善意。

Kohle则指出，有时个人的差异厌恶和对于结果公平的选择，可能与能够增加整体社会福利而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之间存在冲突，并因此提出将包含差异厌恶的效用函数扩展为如下形式：

式（7）中αi和βi分别测度劣势差异和优势差异带来的效用损失，γi表示个体i对于他人物质收益的关注程度。当γi=0时，该模型与Fehr and Schmidt中的线性模型等价。这一模型体现了公平偏好和利他偏好的替代关系，即不平等的分配结果所造成的效用损失可以被他人物质收益的提高所弥补。

（二）对社会偏好理论的争议与修补：来自行为实验的证据

如前所述，经典的几类社会偏好的模型本质上植根于效用最大化的框架，通过拓展个人效用函数的方式试图涵盖人们的公平、互惠、不平等厌恶等倾向。但也正如Croson and Gäther所指出，虽然这些模型从逻辑性和科学性的角度比传统的自利偏好模型更优，但在适用范围上仍有补充和完善的空间。最近十年的行为实验研究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对社会偏好理论的修补，也拓展了“亲社会性”这一概念的外延，构建了与认知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前沿研究联结的纽带。

1. 团队认同带来的影响。团队认同的概念最初由心理学家Tajfel et al. 提出，由Akerlof and Kranton引入经济学领域。其主要观点是，人们由于身份的不同会被划分为不同的组群，并且个体的效用也会受到相应组群行为范式的影响。具有亲社会偏好的个体对具有同群身份的其他人的收益会赋予更高的权重，也更加关心组群整体的福利。

Chen and Li利用心理学的诱导方法，设计了相应的实验环节增强被试的团队意识。其实验结果不仅证实了团队认同会让被试赋予具有相同身份被试的收益更高的权重，还说明了这样的差异并不仅仅是由被试的信念变化，还是由于偏好的变化导致的。Kranton and Sanders对社会偏好模型中与心理、人口分布以及经济相关的团队认同现象进行了实验检验，发现所有被试都可以准确地被定义为“团队性”和“非团队性”两种，被试的社会偏好相对于非团队的被试存在显著的差异。职业背景和社会组织也会让人们自然形成对同群的团队认同，如Nese et al. 对意大利黑手党成员和普通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社会偏好的测度，发现有组织、并获得固定工资的意大利黑手党成员比普通犯罪者表现出更多的合作意向和不平等厌恶。这一结果可以与Balafoutas et al. 的分析相呼应，他们在实验中首先通过测试测度了团体和个人风险厌恶偏好的分布情况，并根据测试结果将被试按社会偏好进行分类。其实验结果显示，团队形式决策的结果更类似于善意者，而个人形式决策的结果则更可能倾向于不平等厌恶者或者恶意者。

2. 文化背景、社会范式等异质性对于个体社会偏好的影响。当行为经济学家将社会偏好视为一种“外生”偏好时，一个很自然的想法就是讨论这种偏好如何受到个体间异质性的影响。文化背景和社会范式差异作为一种很典型的异质性，在最近十年间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Gaertner et al. 通过问卷的方式调查了欧洲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期的被试对弱势群体帮扶的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在救助残疾人或资助儿童教育问题上，约有60%的德国学生选择救助残疾人，但在波罗的海国家这个比例仅有3%。另一个场景是一个经济破败的国家应该选择保护工人的权利还是接受一个优惠的银行贷款以资助公司、创业、公务员和退休人员，但却要以工人权利的缩减为代价的方案。问卷结果显示，在德国和以色列，有很高比例的被调查者选择保护工人权利，但是这个比例在卡林西亚和斯洛文尼亚则要低得多。Iida采用一个有再分配选项的独裁者博弈在中日两国进行了比较实验，发现作为收入捐赠方时，中国被试更为慷慨，而作为受益方时，两国的被试同样贪婪，日本的男性被试比女性被试更为吝啬，但在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差异，且上述差异并不受收入的来源的影响。这些结果说明，人们的确会将“公平”和“社会性”加入偏好的考量，并基于此做出决策，但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公平”理念的影响还和个体所处的文化背景有关。

Isaksson and Lindskog和Boarini and Clainche分别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和法国的社会调查项目（DREES）中证实社会观念的确对再分配偏好存在影响。前者的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再分配偏好主要被公平偏好以及贫富差距来源两个因素影响，其中前者解释了国家之间的再分配偏好差异，而后者则主要解释了一国之内的差异。与之类似，有大量的研究针对欧美等发达国家进行了相应的调查，以研究人们的社会偏好和不同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例如，关于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SS）以及覆盖14个西欧国家129个地区的欧洲社会调查数据（ESS）的研究均发现，富裕的群体和贫穷的群体对收入再分配的偏好有着显著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可以用宏观不平等与利他偏好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在此基础上，Bechtel et al. 从德美两国近5000人的调查数据中发现，再分配行为在针对强势不平等和弱势不平等上是不对称的。

3. 经济背景异质性对于个体社会偏好的影响。部分实证研究着眼于分析经济背景对个体的差异厌恶程度的影响，这里的“经济背景”相关的变量包括了财富水平、禀赋来源等等。Andersen et al. 通过在印度选取的财富水平差异巨大的近千名被试所进行的最后通牒实验，分析了个人的初始财富水平如何影响其在不同资源分配方案之间做出的选择。实验结果表明，初始财富水平的变化对作为提议者的被试的方案选择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初始财富水平越高，作为响应者的被试更可能接受低收益的方案，对差异厌恶的程度会相应降低。与之类似，Dannenberg et al. 探究了禀赋的初始来源对被试差异厌恶的程度产生的影响。他们在实验中将禀赋分为意外获得和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两种，被试参与了囚徒困境博弈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被试对优势不平等的厌恶较为稳定，但对劣势不平等的厌恶程度会显著受到禀赋来源的影响，通过努力获得禀赋的被试表现出对劣势不平等更强的厌恶。Jakiela在肯尼亚西部的乡村地区的实验再一次验证了这一点，并且指出这可能是因为独裁者认为收益是由自己的努力获取的，理应获得更多的回报。而Leibbrandt et al. 通过在孟加拉国乡村进行的田野实验进一步指出，在面对意外之财时，人们的亲社会偏好程度和分配行为受到框架效应——即分配收入被称为“予”抑或“夺”——的显著影响，且这一效应在收入金额高时尤为明显。

4. 生理及心理特征的异质性对于个体社会偏好的影响。与经济、文化层面的异质性相对应的，是生理及心理特征上的异质性对于个体社会偏好的影响。其中，较为经常被提及的生理特征包括性别、年龄、生理激素水平等。例如，周业安等在实验室实验中发现女性被试的互惠偏好显著高于男性被试；Kamas and Preston通过信任博弈等实验也发现女性的差异厌恶程度高于男性。Buser在迷你独裁者实验中发现，当控制性别因素后，双手无名指均比食指长的被试在作为提议者时，会给予响应者更低的份额；而女性表现出的社会偏好在生理周期的不同阶段也存在显著差异。

类似地，行为经济学家也探究个体的心理特征对其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如情绪状态、人格特征等。Cox et al. 探讨了个体的所处的状态是如何通过影响个体的情绪从而影响社会偏好的。具体而言，Cox et al. 在个人效用函数中加入表示情绪的参数，这一参数与双方的物质收益一起，决定了个人在自身收益和他人收益之间进行分配时的边际替代率，而情绪参数的高低还会受到地位、互惠以及已获取的财产权的影响。Rustichini et al. 在一千余名货车司机中进行了信任博弈实验，并通过问卷度量被试们的人格特征、生理特征、健康生活习惯等维度的信息。其实验结果表明，宜人性（Agreeableness）对被试的认知和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会提高对他人的信任水平。

上述对传统社会偏好理论的拓展和修补，其本质上仍然带有微观经济理论的色彩，认为个体是依托于更一般化的效用函数来进行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并讨论哪些外在因素能够影响效用函数的相应部分。而在行为经济学与生物学、神经科学等领域跨学科融合的过程中，对于亲社会行为的理论探讨也逐步超越了经济学的最优化分析框架，理论未来可能的进展也更为复杂与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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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偏好理论的未来：应用与发展

（一）跨学科的相关研究领域中对“亲社会性”的理论完善

随着经济学实证证据的增加，学者们一方面认识到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普遍存在的利他行为，另一方面也开始从演化生物学、社会物理学等跨学科领域寻求对利他偏好的解释。现代生物学理论假定人类是自利的，同时也承认这样的假定并不能解释现实中超越亲缘关系的合作互助行为。桑塔费学派经济学家们从人类演化的角度对利他行为和社会偏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提高对人们行为预测的准确性，并且也能丰富对利他行为的内涵的理解，对完善经济理论框架有着重大的贡献。

演化生物学中经典的演化动力学模型一般会对种群的动态变化过程进行刻画，然而这样的动力系统很难得到明确的解析解，因为种群的构成具有复杂性，其随时间演变的动态过程难以用封闭的数学形式表示。在使用这种方法时，研究者们不得不加入一些不现实的假设，从而获取解析解。幸运的是，利用基于主体的计算模型可以引入更为现实的假设，现代运算能力强大的计算机为模拟真实演化模型提供了条件，进而得出接近事实的动态演化均衡。

Bowles and Gintis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模拟了约20万年前“狩猎−采集”社会的群体生活，以证明群体在面临残酷的竞争时，会产生超越亲缘关系的合作行为；由于基因突变而产生的亲社会行为能够侵入原本完全自利的人类群体，并且有效维持群体内的合作规范，从而显著提升群体的竞争能力。叶航等提出，利他行为在维持不同个体之间的合作以及提高族群的竞争力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在“进化稳定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演化均衡的模型。该均衡显示，即使生物个体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利他行为仍旧可以通过合作剩余条件下的整体补偿机制获取相对的进化优势。

强互惠和利他性惩罚是常见的利他行为，微观经济学者关心这种行为背后的激励机制，桑塔费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也从演化的逻辑出发来解释这一现象。早在20世纪90年代，Byod and Richerson就发现对背叛者进行惩罚是保持合作的重要手段。叶航指出，惩罚是具有成本的，因此可能出现“二阶搭便车”的个体，即那些自己对公共品有贡献，但并未对自私者予以惩罚的人。从演化的角度看，惩罚者更可能被具有较大演化优势的二阶搭便车者替代，如韦倩等即指出，由于惩罚成本的存在，在维持合作演化的同时也给惩罚的实施者带来了自然选择的适应性劣势。相关研究就如何化解“二阶搭便车”行为展开，例如，Sigmund et al. 通过基于个体的计算机仿真实验指出“同伴惩罚”和“集体惩罚”机制在不同情形下均能缓解“二阶搭便车”的困境；Boyd et al. 和Jaffe and Zaballa均利用仿真实验结果提出，如果惩罚者形成共识或者共享惩罚的成本，就能够缓解“二阶搭便车”问题。叶航亦根据演化博弈的方法，利用数学建模的方式讨论了公共物品博弈中的搭便车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化解二阶社会困境的模型。他通过一个多行为主体演化博弈随机过程的计算机仿真，证明了在不改变其他假设的情况下，只要公共品的回报足够大，惩罚行为就能保持稳定的演化趋势。为深入分析减少个人适应性的惩罚行为是如何成功演化的，韦倩等基于惩罚者异质性的假设，构建了动态演化模型，并设置了不同的在惩罚者之间协调进行的惩罚环境，分析了它们对合作演化的影响。仿真实验的结果表明，在规模较大的情形下，协调性惩罚比非协调性惩罚更能显著提升群体的合作水平，这样的现象在一致行动和权威惩罚的情景中更为显著。

计算机仿真方法运用的同时，利用基于神经网络的认知演化模型来研究强互惠偏好的方法也较为常见。例如，为分析当个体没有从外界获取必要的激励时，强互惠的个体是否能够从惩罚行为本身获取满足，de Quervain et al. 就通过PET（Position Emission Tomography）技术对这一行为的脑神经系统进行了观察，测度了脑系统纹体的神经回路是否被激活。叶航和张弘指出，大多数基于主体的模型并未完全考虑主体的认知能力，而基于联结主义的计算机模型则提供了从神经科学视野描述群体中个人学习过程的方法。

如前所述，强互惠和利他惩罚等利他行为的演化可以促进群体在进化过程中获取相对优势。这不仅是因为各个成员能在有大量利他者的群体中享有较高的收益，还因为群体在演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制度。这些制度在演化的过程中被代际传续，缓解了群体内选择的压力，使得利他者在演化过程中被保留下来。Bowels and Gintis在《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一书中考虑了社会规范得到内化的过程，即人类演化的过程中将规范本身视为一种偏好，并成为文化传播的一个方面，又反过来对偏好产生影响。Bowles and Gintis指出，文化传播规范的内化甚至可以比自然选择更好地提高群体的适应性行为，因为在某些环境下个体适应性的最大化并不能保证群体平均适应性的最大化；同时，伴随着社会范式的社会情感也由于能够促进亲社行为的形成而得以演化。

人的行为是各种复杂因素的结合，以跨学科视角研究社会偏好不仅可以完善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还能够促进我们对现实中个体的经济行为有更深入的认识。而跨学科研究中常用的计算机仿真技术系统地对人的行为演化进行模拟的方法，不论是实施成本还是风险都相对较低，结果也较为可靠，有较高的使用价值。但目前的研究还未能完全反映人们心理和博弈行为的复杂变化，因此，联合认知演化生物学、社会物理学、神经学等学科，发展出更为完善的演化模型，将有助于行为经济学家们更进一步地探索行为的演化过程，进而能对常见的利他行为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与拓展。

（二）社会偏好理论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结合与应用前景

从演化生物学、社会物理学的交叉学科角度对“亲社会性”的起源和制度演进所作出的理论刻画丰富了社会偏好研究的内涵。近十年来，行为经济学家们将社会偏好的理论框架应用于劳动经济学、金融市场学、财政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实证数据的解释和政策评估的分析，又进一步拓展了理论的外延，有效地将理论框架应用在现实社会的经济分析当中。

1. 与劳动经济学的结合。以个人收益最大化为假设的传统微观理论强调，议价能力是劳动力市场中工资谈判的决定因素。但在现实的工资谈判中，收益在市场各方之间的分配也受到非自利社会偏好的影响。如McDonald and Solow就曾指出，工资谈判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工会将工资和就业作为目标，这也表示了工会成员在议价谈判时，亦将非工会成员的就业纳入考量。随着行为实验方法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应用，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社会偏好对市场中的工作选择、努力程度和合同设计方面产生的影响。

涉及议价的博弈理论指出，提议者在此类博弈中具有先行的优势，相关经济学实验也发现响应者拒绝提议的概率和提议的公平程度有显著的负相关性。Kocher et al. 利用实验室实验发现，当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被试提出的工资方案更可能影响最终的工资水平时，他更可能表现出较强的社会偏好。

劳资双方在签订与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互惠倾向是行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如Cabrales et al. 指出，员工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有着相似社会偏好和互惠动机的雇主。Hossain and Li则利用田野实验，讨论了框架效应对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影响。在实验中，所有被试在完成基本的定额报酬的数据录入工作后，会收到私有信息询问是否参与额外的数据录入工作。被试收到的私有信息被随机描述为纯粹的工作和对雇主有利的工作两种，报酬也随机从低到高分为四个等级。实验发现，当把需要完成的任务通过一个工作情境的框架陈述给被试时，金钱激励对于被试完成任务的积极性没有挤出效应。但是，当把需要完成的任务通过“帮雇主一个忙”形式的社交框架陈述时，金钱激励对于被试的积极性有很明显的挤出效应。

文献中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采用礼物交换实验来观察雇主的合同设计和员工的努力程度如何受到互惠偏好的影响。Franke et al. 发现，低工资的合同选项所引发的员工的负互惠倾向远高于高工资合同选项所带来的正向激励。在传统礼物交换实验的基础上，DellaVigna et al. 通过为慈善机构准备信封的实地实验发现，如果被试被告知，从事准备信封的工作能为慈善机构带来收益时，即使计件工资水平不变，被试也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社会偏好的存在使得劳资双方的礼物交换效应明显，雇员不仅关心自己的收益，还看重工作对雇主的价值。还有不少研究指出，同伴的存在、企业管理者工资的增加，都可能成为影响员工努力程度的因素。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劳资双方的互信以及合同设计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Cunyat and Sloof有关信任博弈实验的结果就表明，当作为雇员的被试更有“同理心”时，作为雇主的被试更愿意选择进入一段互惠的信任关系。Fehr et.al.讨论了道德风险下的最优合同设计，他们发现公平偏好在最优合同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带有自愿提供、非强制实施的奖金的合同能够为雇员提供强有力的激励，当雇员考虑“公平”因素时，这样的奖金合同比显性合同更好。

对劳资双方亲社会行为的探讨不仅为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补充，也进一步推动了微观理论中的合同理论与行为经济学的融合。合同理论最近十余年的发展方向之一是对于“隐性合同”的关注。上述基于礼物交换实验、合同设计实验的实证观察为这一新趋势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借鉴社会偏好的理论模型，Arce从理论上刻画了当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中同时包括社会偏好和身份认同时，委托人最优合约的设计；Chassang and Zehnder还刻画了当委托人具有社会偏好时的最优合同，此时对代理人的惩罚和奖励不取决于事前的最优策略，而可以表示为事后的道德观念和仲裁决策。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将社会偏好模型引入对合同理论的讨论，开创了该话题研究的一大重要拓展方向。

2. 与金融市场学研究的结合。投资决策以及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一直是经济及金融学者们重点关注的话题。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投资公司将社会、环境、道德或公司治理标准整合到投资流程中，产生了具有社会责任属性的基金。Henke就曾指出，一般在社会性灾难后，投资者会更加倾向于买入社会责任共同基金，这一现象也反映出投资者的社会偏好和他们的投资决策密切相关。市场是由无数的微观个体形成的，个体的决策和其社会偏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社会偏好最终也会对市场均衡与效率产生影响。

Riedl and Smeets结合投资者投资数据，实验数据以及调查数据分析了投资者投资社会责任共同基金的动机。为研究社会偏好对投资者投资社会责任共同基金的影响，在他们的实验中，被试需要进行标准的一次性的信任实验，利用作为响应者的被试返还的金额衡量被试内在的社会偏好。实验结果验证了被试的社会偏好和其投资决策密切相关，公平偏好越高的被试被越有可能投资社会责任共同基金。

从市场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的关系来看，市场是由无数个微观个体的交易行为而定义的。市场中交易双方的互惠偏好影响着叫价，因此可能促使市场偏离经典理论预测的竞争均衡。Korth and Napel考察了在随机匹配的分散交易市场中，具有社会偏好的交易者是否会带来价格黏性。在他们的模型中，假定交易者具有温和的社会偏好，对不平等表现出厌恶。通过对去中心化贸易的程式化模型的分析发现，即使可以获取完整的合同和信息，对公平的偏好仍旧会持续地对市场均衡价格产生影响，并且可能会导致价格对市场基本面变化的敏感性下降。作者对市场参考价格和个体的心理适应分析还表明，市场基本面所蕴含的适应认知失调的公平感会引起多重自我循环的长期均衡。

3. 与财政学的结合。在现实中，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重新分配个人收入在世界各国都是十分常见的做法。长期以来，收入再分配、政府的最优税收政策以及公民的税收遵从意愿是财政学关注的重要话题。而社会偏好建模的发展和实验经济学方法的兴起，为上述问题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和途径。

人们对政府税收政策支持与否取决于他们对收入再分配的态度，而这一态度是出于公平考虑，还是出于不平等厌恶，抑或是被其他更多因素影响呢？罗尔斯所提出的“无知之幕”也为探讨人们的再分配偏好提供了一种视角，即人们一方面出于对出身、禀赋和运气等风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保障性考虑，另一方面出于对不平等的厌恶和对平等分配资源的愿望而支持政府的再分配安排。同时，在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之下，经济自由主义和再分配的制度安排都可以共存，因此，再分配政策的异质性在现实世界中也是可持续的。

政策的异质性植根于人们对不平等厌恶、公平偏好等的异质性。讨论公平偏好与税收的文献发现，歧视性的税收政策虽然能够实现经济效率，但不受欢迎；人们对于税收政策公平与否的感知还会有溢出效应，对富人征税太少而带来的不公平感甚至会增加员工缺席的概率。但再分配偏好是否受个人公平偏好的影响在现有研究中还存在争议。在公平偏好的考量之外，导致贫富差异的原因、群体中财富水平的分布等情况都会影响人们对收入再分配的支持力度，具体而言，如果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取财富，人们对收入再分配支持的力度会下降；在现实中接触或经历过收入不平等的个体更难支持收入再分配。

在设定税收政策之后，人们的税收遵从与逃脱行为也是财政政策设计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理性人”框架的博弈论和决策论从被审计的概率、惩罚与奖励、收入来源等角度对个人的税收遵从行为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而同时，公平偏好、互惠、利他主义等社会偏好的理论和实验证据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Djanali and Sheehan-Connor提出了 “税收的亲和力”假说，认为具有利他主义倾向的个人通过交税，可以获得自利动机之外的效用。实验检验的结果表明，即使最后得到的净工资水平相同，在需要纳税时，被试也会付出更多的劳动；工资变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净工资水平的变化，也取决于当下的税率，由此也验证了税收亲和力这一理论。Bazart and Bonein发现，在同时存在强势不平等和弱势不平等的情境中，正互惠和负互惠都会对税收遵从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

4. 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结合。投票是人们表达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态度的重要机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对投票行为的微观机制主要通过博弈理论框架来刻画，认为“策略性投票”是选民使用其选票的主要工具性考虑。但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据表明，选民面对投票问题时，社会偏好也是其采取行动的重要动机；社会偏好也与个体对政党的支持程度、总统选举中的投票以及其他社会事项上的公投等密切相关。

Messer et al. 改进了传统的二分法公投选择，基于机制设计中常用的BDM（Becker-DeGroot-Marschak）诱导机制，设计了一种随机价格投票机制（Random Price Voting Mechanism，RPVM）来获取被试对公投议题的真实支持意愿，从而探讨被试的社会偏好与公投决策之间的关联。具体而言，投票以被试对公共项目出价的方式执行，只有当超过半数的被试的出价均高于这个项目的随机生成的价格时，公投决议才得到通过、项目得以实施，而所有被试都要支付该随机价格。结构模型估计的结果显示，一些特定的社会偏好对被试的投票决策有着显著的影响：被试关心社会总福利，因此其投票决策偏离自利性的决策，而具有福利增进效益的公共项目则更有可能得以实施，这与讨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社会偏好文献一致，但并不符合经典的差异厌恶模型的预测。

Hahn and Mühe和 Hahn在传统的委员会投票或者选举公投模型中引入选民的互惠动机，发现认为他人也具有善意的选民甚至可能投票支持对他人有利但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选项。Rotemberg则发现，人们会对与自己政治观点相近的人表现出更强烈的利他主义偏好，因而会在投票成本较高时也去参与投票。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两党角逐激烈、支持率相近时整体投票出席率上升，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选民在其所支持的小政党完全没有获胜可能时仍然坚持投票。Evren也通过一个有成本投票模型指出，当一部分选民具有利他偏好，且这部分选民的比例不确定时，渐近预测的结果表明，即使选民人数众多，投票的参与率依旧很高。而Breitmoser and Tan则发现，在实验室模拟的多数制投票中，绝大多数被试表现出了利他偏好，这种利他偏好具有“参照点依赖”的特征：在个人收入超过以预期收益或是他人收益形成的参照点时，就会在投票时做出利他的选择。

为分析较大规模的公民群体中社会偏好与政治观点，如对收入再分配、移民、政党执政等问题的态度的影响，Kerschbamer and Müller利用在德国互联网面板中加入等效检验［German Internet Panel（GIP）；Equality Equivalence Test（EET）］来测度个人层面的关于收入分配的偏好，并发现超过80%的个人可以归类为自私、差异厌恶、最大化社会最低福利和以社会福利为导向的利他这四种社会偏好中的一种。其结果显示，自私的个人在政治态度谱系上往往处于右侧极端：他们更可能投票给右翼政党，更不愿意支持再分配的议案，更不支持移民政策，也更愿意将他们自己归类为右翼分子。而另外三类具有社会偏好的个人，则处于政治态度谱系的另外一端，且上述相关性有着较强的稳健性。

在现实中，为提升社会效率的改革往往难以实施，主要的原因是改革的收益和损失在选民之间的分配具有不确定性。Paetzel et al. 利用实验室实验研究了选民的社会偏好是否会提高社会改革实施的可能性，发现当被试处于不利地位时，对效率的偏好会使得被试对改革持支持的态度；不平等厌恶的偏好则使得被试可能拒绝对自己有利的改革。

制度的内生形成与社会偏好的关系也为行为经济学家所关注。Kube et al. 探讨了个体类型和义务的异质性所导致的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冲突与制度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被试的类型和义务均为同质性或均为异质性时，才会对形成明确的制度有较高的支持率。在制度无法将合作的收益按照被试的类型进行分配时，即便反对制度的形成会对所有被试造成损失，那些差异厌恶的被试也会拒绝支持制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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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展望

近三十年来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促成了社会偏好理论的产生，也为微观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经济学家们也致力于探寻人类亲社会行为的起源及其演化过程，将社会偏好内生化，以合理地解释利他偏好形成的原因。桑塔费学派经济学家有关利他行为的相关研究对“道金斯迷信”提出了挑战，不再认为所有进化而来物种都具有自私的天性。人类具有合作的特征，这种特征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行为模式，利他行为有利于群体在演化过程中获取相对优势。群体中的合作行为具有利他性，合作者付出了一定的成本使得他人获益，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并不具备演化的优势，利他惩罚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部分研究从收益补偿的角度进行了说明，即惩罚行为给惩罚实施者带来的收益弥补了惩罚行为带来的适应性劣势；在惩罚成本较高时，惩罚者之间的协调改变了惩罚成本的劣势，达到阈值范围时即可使得利他行为在群体中演化。

从演化生物学等跨学科的角度分析利他偏好，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寻制度演化背后的逻辑。哈耶克的扩展秩序理论在很早就提出现代社会是人类合作秩序不断扩展的结果。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合作秩序的建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的合作秩序是通过自然选择建立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强互惠者采用的利他惩罚能够更为有效地维持合作秩序；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合作规模极其复杂，合作秩序需要依靠完善的社会司法制度。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结合经济学和演化生物学的观点，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待社会秩序的扩展是极其重要的。

随着社会偏好理论的不断发展，学者们也将社会偏好理论应用到了诸如劳动经济学、金融市场学、财政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经济学其他分支，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思路，也促进了其他经济学分支的发展。具体而言，在劳动经济学方面，社会偏好理论的发展为现实中劳资双方的搜寻、契约签订等决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也为劳动力市场的政策设计提供了更有益的借鉴。工资和福利待遇的谈判行为受到劳资双方的公平、互惠等偏好的显著影响，而公平偏好也对不对称信息下的最优合同设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劳资双方在签订与执行合同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互惠倾向亦为行为经济学家所重视，并通过实验室和田野实验的方式得以验证。这些发现不仅为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补充，也进一步为“非正式合同”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社会偏好理论的发展在金融市场学领域丰富了经济学家对市场投资决策和价格形成机制的理解，也为金融产品设计、价格波动和预测等金融市场学课题提供了更全面的分析框架。投资者的涉他偏好显著地影响他们选择社会责任共同基金进行投资的决定，而市场交易个体的公平与互惠偏好也能够更好地解释偏离理论预测的均衡价格、抑或产生价格黏性等现象，同时也对由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市场效率问题产生正向的影响。这些发现对于市场设计和交易机制设计等热点问题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社会偏好理论还增进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对收入再分配、税制设计、政治体制问题的理解，其为财政和公共政策、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所提供的理论基础，为行为经济学的跨领域应用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经济学领域的问题中，人们的行为和选择往往受到文化习俗、社会背景、种族和群体认同等各类文化和心理学因素的共同影响。近十年来，经济学家通过跨学科的研究从演化生物学、社会物理学以及脑神经学等学科的视角对社会偏好的理论的不断完善，为社会偏好理论未来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制度也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在劳动经济学、财政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等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中，跨学科的视角为分析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例如，劳动经济学领域关注的劳动力间的合作，财政学领域关注的税收，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多数人投票等问题均涉及到群体间的合作行为，现代社会中众多的合作行为的起源和生物的演化过程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能从跨学科的视角分析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完善相应的制度，也是大有裨益的。

本综述可以为国内经济学界介绍“社会偏好”这一研究主题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帮助微观经济学、金融学等其他领域研究者对这一主题有更全面的了解，以期为总结和丰富国内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提供有益的建议。受篇幅所限，在这里我们没有详细描述社会偏好的模型和推导、检验和测度等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前文所引的其他文献综述中拓展对社会偏好理论基本框架的认识。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基于信息设计理论的信息生成与传播渠道及其激励效果研究：博弈理论、行为实验和政策建议”（21XNA012）的阶段性成果。张畇彬为本文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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