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读者朋友看到书名，可能会心生疑问：什么是红票？它有何特殊之处？为此，我们联系到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果美侠和郭福祥老师。在一个细雨初霁的清晨，我们走进故宫，听两位老师和我们聊聊红票里的那些事。

故宫里的对话

果美侠老师201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康熙“红票”考——兼谈“传教信票“及康熙对传教士的集体召见》论文，是目前国内唯一一篇详细介绍红票的论文。她最初关注红票，是因为她的老师阎守诚教授。阎教授的父亲是历史学家阎宗临先生（商务印书馆2019年曾出版《阎宗临文集》）。上世纪三十年代，阎宗临先生在罗马拍摄了红票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送给了果美侠，她发生兴趣并开始深入研究。

来到故宫，我们当然不能错过文华殿里的“紫禁城与凡尔赛宫”展览了。这一年度大展自开幕以来，得到了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展览以中法两国外交、文化和艺术交流为主题，展出了大约200件文物精品，涵盖瓷器、绘画、书籍等多种类型，规模空前。

我们知道，一个展览要成功，策展人的角色至关重要。为此，我们特意邀请此次展览的中方策展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郭福祥老师，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展览中的精彩看点。

郭老师在视频中提到的必看展品，一件“铜镀金壳开光人物像怀表”，在诸多文物中尤其引人注目。这件藏品意义特殊，极有可能是路易十四赠送给康熙皇帝的礼物，带有路易十四肖像的怀表极其罕见，而五爪金龙形象的刻画反映出当时法国王室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与重视。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北京故宫博物院网站

路易十四与康熙：未曾谋面的“笔友”

正是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凡尔赛宫从一座普通的狩猎行宫改建为当时欧洲最大、最雄伟、最豪华的宫殿建筑，并成为法国乃至欧洲的贵族活动中心、艺术中心和文化时尚的发源地，这一时期也开创了中法两国官方交流的历史。

凡尔赛宫图片来源：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17世纪80年代，路易十四曾派遣传教士团前往中国，一组人走的陆路，一组人走的海路。其中走陆路的队伍携带了路易十四致康熙的信，信中路易十四将康熙称作“至高无上、最优秀、最强大、最宽宏大量、最不可战胜的亲爱的君主，我们最亲爱的好朋友”，表达了与中国密切交往的愿望。这封信最后因传教士在俄罗斯受阻而未能到达康熙皇帝手中，但走海路的传教士团最终抵达北京，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此后，一批又一批法籍传教士纷至沓来，对促进中法交流产生重要影响，并直接促使汉学研究在欧洲兴起。

路易十四与康熙虽然未曾谋面，但却是惺惺相惜的好友。说起来，两人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是幼年继位，勤奋好学，尊重知识与文化，并且励精图治，带领各自的国家走向繁荣强盛，而且两人都是各自国家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路易十四与康熙皇帝图片来源：北京故宫博物院网站

如果对清朝初年中西交往的历史了解不多，看展难免只会留下肤浅、零碎的印象。《康熙的红票》一书，全面介绍了清初皇室与以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耶稣会传教士群体之间的互动，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也将中国的知识与文化带回欧洲，成为17—18世纪中西交流历史中的一支关键力量。

下面节选本书部分书摘，以飨读者。

法国传教士：介绍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

当时传教士以及欧洲商人走遍了世界各地以后，都认为中华文明是地球上唯一可以和欧洲文明媲美的地方。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的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但同时他们也在全方位地学习、考察中国的方方面面。

来华的很多传教士，自身就是一流的学者。汤若望和南怀仁都是科学素养极高的全能型传教士。后来来华的传教士中更是有很多精英。特别是法国派来的传教士，这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重视有关。比如第一批来华的五位耶稣会传教士白晋、张诚、洪若翰、李明和刘应。

其中的洪若翰神父，他在法国就是与法国科学院院士一起做研究的。在入华航行路上，他就在观测星空，船航行到赤道，他记录下了南半球能看到的星空。从他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他知道哪些信息有价值，哪些是欧洲科学观察急需验证的部分。

张诚在欧洲是神父，同时还在大学里面教数学。这五位神父在出发之前，法国科学院还给他们专门开了各种科学讲座，让他们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众多学科中都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这样到中国，如果遇到相关发现，才有能力做记录。

白晋神父其实在数学、天文、技术等方面都是行家，但是他到中国后迅速被浩瀚的中国古代典籍吸引。入华后，从一字不识开始学习汉语，到博览中国古书，最后深陷在《易经》研究中不能自拔。康熙对此还发过脾气，认为白晋不务正业，耽误了他给安排的工作。康熙在平定三藩和准噶尔以后，开始丈量国土，绘制全国地图。这种工程自然是传教士主导，但这个项目太大，需要大量人手。长城外的区域，测量绘制地图，不免风餐露宿，是件苦差事。康熙知道白晋当时忙着研究《易经》，但无奈人手不够，还是派他去测绘长城部分。结果出去没多久，康熙身边的包衣奴才就报告说，白晋坠马摔伤了，在回京的路上。康熙听完很生气，便反问道，要真是坠马，就该在坠马的地方养伤，养好了继勘测。这坠马后就回京是什么意思？

北京西什库教堂：原址建在中南海西的蚕池口，因此也叫蚕池口教堂。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帝在皇城西安门内赐给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人广厦一所，名叫救世堂，为北堂前身。图源：西什库教堂 (webtrn.cn)

被《易经》吸引的还有法国耶稣会傅圣泽神父。傅圣泽神父是1699年入华的，他最初在福建、江西一带传教。傅圣泽深爱中国古代经典，其中最让他痴迷的是老子的《道德经》和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他钻研《易经》的角度很独特，认为《易经》中的卦象和《圣经·旧约》中的一些图像是相通的。他的学问大，在中国传教士内部都是公认的。后来有传教士向康熙推荐傅圣泽，康熙便把他召到了北京。但傅圣泽对出入宫廷没有兴趣，大约认为这会影响他的研究。他几次给康熙的回复都是他水平有限，有很多不懂。但实际他到北京后，一直专心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忙着在当时北京琉璃厂附近的旧书市场淘中国古书。他在中国待了二十年。在1720年返回欧洲时，他购买了一千余册中国经典运回欧洲去。回欧洲后不久，便被教皇任命为主教。傅圣泽本来就是富家子弟出身，去中国前他在哲学、神学和数学方面的造诣已经在法国有名气了。现在他又到中国学了二十年的中国经典，又把这些经典带回欧洲翻译，对当时的欧洲学者来说，大约相当于我们理解中“唐僧取得真经归来”的感觉。法国当时的大师如伏尔泰和卢梭都数次找到傅圣泽当面请教中国方面的问题，以及他对很多哲学问题的见解。傅圣泽把中国古代主要的经典都带回了法国，开启了法国的汉学研究进程，以至于后来两百年，法国在汉学研究领域都是欧洲的翘楚。

……

康熙年间，有上百个传教士来到中国。每一个入华的传教士在欧洲都有他的故乡和他入华前所属的教区，那些地方的教友一直在经济上、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这些传教士，因而这些传教士也有责任向他们在欧洲的故人汇报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得。这也是为什么有大量传教士介绍中国的文字保留在欧洲的原因。同时入华传教士的学养很高，他们很注重宗教以外知识的学习，这样他们在很多领域都有观察，写出来的东西也很有价值。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凡尔赛市立图书馆藏

北京在康熙年间有三座天主教教堂，这是入华传教士的中心。这三座教堂都有专门的图书室，有专门空间存放教外图书。那里还存放着欧洲寄过来的书，包括当时欧洲的科学发现，同时还有在北京购买的汉文书和满文书。在康熙末年，有朝鲜使团参观过北京的教堂，他们声称教堂里藏书超过万册。

王府井天主教堂（东堂）

始建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由意大利籍神父利类思和葡萄牙籍神父安文思所创。这座罗马建筑风格的教堂，是中西建筑风格共融的典范。

宣武门天主堂（南堂）

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由利玛窦在宣武门主持修建小经堂。清顺治七年（1650年），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神父在此建成北京第一座大教堂，是北京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天主堂。

《康熙的红票》

作者：孙立天

出版时间：2024年3月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学者推荐

许倬云 历史学家、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

孙立天撰写的本书，乃是讨论耶稣会会士与清代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四朝皇室之间的互动。耶稣会会士自从明末进入中国，为天主教传教，却也同时将西方的思想与技术传入中国。这一段过程，乃是前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交融的过程。对于中国终于从相对孤立的东亚大帝国，牵入了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夏伯嘉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

孙氏精读中西文献，分析入微，对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几个大问题都有原创性的见解，确是一本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

杜家骥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书）阐述的康熙帝以带有私性系统的内务府几次接待教皇使团、俄国使团，以及利用传教士与俄罗斯边界谈判等史事，对于理解清代皇帝皇权行使的某种特点、内廷与外朝行政之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内容与思路。此外，书稿对史事叙述详实，分析细微深入，文字功夫较好，读来引人入胜。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耶稣会士与康熙和雍正朝中国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中外关系史实例。自明代以后，西方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的进入，留下了很多的一手史料。孙立天在书中充分运用了这些史料，从而将这段中国历史置于一个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予以理解和考察。本书很少有干瘪的历史说教，而是以史书中的事件，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形象来，康雍时代的精神正是借助于这样鲜活的叙事而得以体现。

内容简介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讯的洋钦差。这份谕令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

本书以红票作为叙事切入点，抽丝剥茧，围绕清初皇室特别是康熙帝与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北京传教士群体之间的互动，抉出了一段中国与西洋深度接触的往事。

进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与中国各阶层有着广泛的接触，上至皇帝高官、下至贩夫走卒，他们的交往交织着文化碰撞与私人恩怨，纠缠着国际竞争与内闱宫斗。

作者精读中西文献，细加论证，在诸如清初历狱、中西礼仪之争、雍正禁教等热点问题上均有原创性见解，并对流传已久的“闭关锁国”“朝贡体系”“天朝迷梦”“文明冲突”等历史论调提出了质疑，是一本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具的佳作。

作者简介

孙立天，成都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博士。现为独立学者。其2021年出版的英文专著Jesuit Mission and Submission:Qing Rulership and The Fat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1644-1735(Brill,2021)对相关领域有开创性贡献。本书在该英文专著基础上，融汇作者最新研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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