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乱世买黄金，盛世藏古董”。晚清同光中兴时期，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古玩雅藏风气，收藏名家众多。这些收藏家，往往具有官僚和文人的双重身份。他们在处理日常政务之余，依照各自的喜好大量收藏字画、碑帖、古书、钱币、青铜彝器等器物，同好之间还互赠品鉴交流。《潘祖荫日记》（中华书局2023年出版），既是晚清重臣潘祖荫的政务日志，也保留了他的交游鉴藏活动记录，让我们能够了解近代收藏名家的鉴藏日常。

《潘祖荫日记》，潘裕达、潘佳 整理

潘祖荫（1830—1890），字东镛，别字朝阳，号伯寅、郑庵，斋号滂喜斋、功顺堂等。谥文勤。江苏苏州人。潘祖荫出身于簪缨世家，其祖父潘世恩历事四朝，官至军机大臣加太子太傅衔。咸丰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迁侍读，入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历官大理寺卿，礼部、工部、刑部尚书等职，入直军机。文字衡校、山陵巨役、大议典礼，悉肩其任，深得中外倚重。迭掌文衡，谦恭下士，以得才、惜士为时人所称道，与翁同龢并称“翁潘”。工书法，博通经史，所藏宋元善本、碑拓、青铜器甚富，尤其以收藏盂、克二鼎闻名于世。他对晚清的学术与收藏的风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同好的友朋、门生，推动了晚清金石学的发展。

潘祖荫喜神像

01

三朝老臣，中外倚重

潘祖荫自23岁考中探花后，直至卒于任上，在朝为官近40年，历仕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历任各部，入直军机处，是晚清中枢重臣。然而从日记的文风和内容上来看，他对晚清重大事件少有记录，偶有要事，如中法战争、顾黄从祀文庙、慈禧归政等，也是聊聊数语，甚少流露倾向性。这种谨慎的风格，或许是受祖父潘世恩的遗风影响，不议朝政、不论人物。

稿本同治年日记

潘祖荫出身簪缨世家，又久处中枢，对朝章典制、官员职务任免、中枢日常政务流程则相当熟稔。他格外重视朝廷礼仪，在日记中，对陪祭、朝会、随扈等场合的衣冠穿戴记录得极为详细。如同治二年正月元旦“慈宁门行三跪九叩礼。乾清门行三跪九叩礼，补服花衣，礼毕，换补褂常服。”光绪七年三月慈安皇太后逝世，记有“摘缨”“派百日穿孝，共三十一人”。每逢陪同光绪帝祭祀，必记“蟒袍、补服”。而随季节变换，更有“换羊皮冠、黑绒领、白袖头”“换万丝帽”“换麻地纱袍褂”等详尽的记录。

他掌刑部积年，对于秋审、朝审案件相当熟悉，“批牍答简，运笔如风，无不洞中利弊”。如光绪七年闰七月初六日，“到署，看《秋审》三本，各一起；《朝审》一本，八起，实二缓六”。八月初三日，发现杨树田呼冤案件，次日，即到刑部加班，“奏朝审呼冤一折”。

稿本光绪年日记

潘祖荫甲子大寿的后一年，1890年夏，京畿暴雨成灾，饥民流徙京师数万人，并引发了瘟疫。潘祖荫当时兼任顺天府尹，每日在上朝之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赈灾上，下半年的日记中几乎每日都有设粥厂、收难民、筹钱粮，发出“水灾奈何”的感慨。六月时他已因淋雨而感冒，终于在十月初，积劳成疾，卧床不起，不得不上表请假，虽多次就诊，终不能缓解病情，最终于十月底病逝。

潘祖荫谨慎细心、勤于政务的作风，令他深得中外倚重，多次受命外出勘修皇陵、主持地方科举乡试。皇帝、太后也时常赏赐，甚至还请他看戏。笔者统计，光绪十一年起，听戏共25次，光绪十五年二月，光绪亲政，慈禧便经常听戏，命潘祖荫陪同。而光绪十六年七月初一至初七，竟连听7天戏。陪太后听戏，成为潘祖荫的一项特别政治任务，也反映出他深受慈禧太后的信任。

潘祖荫不同于晚清官僚的颓靡习气，出身仕宦之家，久居中枢，却能尽心尽职、竭力赈灾，堪称晚清官僚中的一股“清流”。

02

交游周遍，奖掖后进

潘祖荫三代在京为官，与祖父相仿，交游广泛，上至公卿，门生遍天下。其日记中记载了每日拜会、接见、书信往来的各层次各类型人物。他交往最深、最久的当属翁同龢了。时人以“翁潘”并称，从其日记中就能看出二人的亲密关系。

《翁同龢集》（增订本）

咸丰八年，潘祖荫与翁同龢被命为陕甘乡试正副考官，此时二人同为25岁，三个多月的共事，尝彻夜长谈，二人情投意合，翁在日记中写道“伯寅与余意气相合，真如弟昆”，这为他们此后三十余年的交谊奠定了基础。潘祖荫《秦輶日记》中存录有与翁同龢唱和的诗词。

乡试结束后，潘返京，翁留任学政，九月十九日凌晨“卯刻与叔平别于行馆”。潘祖荫在归程中思念，作《金缕曲•留别叔平殿撰》：

君住吾归矣。记来时、连床风雨，居然昆季。佳节思亲同作客，难制盈盈铅泪。只羸得、愁眉相对。秋雨茂陵偏善病，但殷勤、好作加餐计。吾去也，谁相慰？

来时意气相投，情如手足，别时依依不舍，又担心对方身体、政务辛劳、饮食无人照料，友情可见一斑。

吴昌硕

潘祖荫对门生、晚辈颇为爱护，奖掖培养了不少后来的著名人物，吴昌硕便是一例。潘祖荫与吴昌硕的交游始于光绪九年。七月间，吴昌硕登门拜访了潘祖荫，潘祖荫对其刻印、行草、诗文都很认可，二人往来渐多。

初二日：吴苍石复刻“井西书屋”印好。

初五日：仓石来赠拓本廿五纸。

初六日：仓石名俊卿，从九，刻印、行草、诗文俱好，湖州人。

之后，光绪十年、十一年吴昌硕又多次造访。吴昌硕在《石交集》中记录了这段交谊，称潘祖荫“好奖借寒畯，有一善，称道如不及”。吴的篆书、刻印最初罕被认可，是在潘的鼓励下才“不觉有感”。

潘祖荫不仅对吴昌硕的书法、篆刻褒奖有加，更是在日记中明确称赞“诗文”与艺术俱好，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对传统读书人来说，诗文是立身之本。据吴氏回忆，为潘氏治印数十方，现在还能看到的有三方：“攀古楼”白文印、“沇钟堂”朱文印和“井西书屋”白文印，后者正是潘氏日记所载，且钤于日记封底首次被发现。

攀古楼、沇钟堂、井西书屋印（从左至右）

潘祖荫在交游活动中，青铜器、碑帖、书画、书籍的互赠和鉴赏是重要的交往方式，也推动了晚清士人文化活动的新高潮。

潘祖荫在苏州三年，与耦园主人沈秉成、网师园主人李鸿裔、听枫园主人吴云等过往甚密，一边游园赏景，一边鉴赏文物，顺便品尝美食。光绪九年记有：

五月二十一日：沈中复招看虢钟、颂敦、商父巳鼎、党于姜《九成》、王振鹏《荔支》、张即之《古柏行》，皆佳，食荔支佳。听橹楼三面河。又项氏《千金帖》《阁帖》，继又云物。又米跋褚《河南兰亭》，诒晋斋物。又孙退谷《黄庭》《洛神》等。又王右丞、郭忠恕、赵千里、文衡山卷。济之、泉孙、硕庭来饮，同步怡园。

七月二十三日：李眉生约看书件……看其宋尺牍、元人册、《苏卷》民师、《黄苏册》茝林物、张即之《金刚经》、王元章《梅卷》、古器，皆真。便饭豆腐、豆粥、辣菜佳。

苏州怡园

潘祖荫常将所藏青铜器拓片分赠同好，其中自然不乏大盂鼎、大克鼎、齐镈等重器的身影。如：

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送盛伯兮、周荟生齐镈拓，前则郘钟、沇儿钟。

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复陆存斋……并克鼎、汉大砖拓本二。

大盂鼎、大克鼎合影

潘祖荫还常以家刻本为友朋间的礼物，在日记中可以看到书籍往来。如光绪十年中秋，一日间送出《滂喜斋丛书》12部、《说文古本考》20部、《百宋一廛赋》5部、《藏书纪要》5部、《士礼居藏书记》7部。

《滂喜斋藏书记 宝礼堂宋本书录》

古物的交换显得比较沉闷，还有怡养性情盆景互赠。潘祖荫回到苏州后开发了一项新的雅好——养盆景。在金太史场住下才五日，即请“瑜伯为购松、柏、洋枫、珠兰、末利、雀梅共十盆。”三年后他回京的行李中有“木器、花卉零星四百五十件”之多。此后亲友屡有馈赠，回到京城后，门生故旧，甚至古董店商人也时常来送花。

潘祖荫但也往往拒收礼物。文小坡前来乞书，并送董其昌画，他以“向不收字画”，退还不收。又如曾景钊执小门生礼前来，“所赠宋本《国语》、鼻烟、研、《书谱》皆却之。”

潘祖荫的交游，饭局自然是最日常的方式，形形色色，有推辞的，也有送酒席的。菜品中“烧鸭”当是心头好，日记中“吃烧鸭”至少有13次，有10次集中在光绪十五年，一至三月就吃了7次，有做东的，也有应邀的。吃烧鸭有个常见的地点“壶天”，这是潘祖荫在东华门外租住的客房，他在这里小憩、会友、用餐、请客、读书、住宿，几乎如自家。

03

富于收藏，法眼如炬

潘祖荫富于收藏，核心是古籍善本和青铜彝器两大宗，此外还涉及古陶器、古钱币、碑帖，以及鼻烟壶等。光绪年间几乎每日都有古董商上门求售，还有大量的友人送来鉴赏。他精于鉴别，能看出造假的依据，甚至不看原物即知作伪。如：

光绪十三年闰四月二十四日：苏来，“玄中”二字伪，还之。不必见器，定为伪也。

光绪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薛云阶送一甗来看。晋司徒伯彭父作宝尊鼎，照薛《款识》仿刻者，器真字伪，还之。

收藏古董耗费不菲，买卖双方免不了讨价还价，若古董商人狮子大开口，索价过高，就会引起潘祖荫的反感，不准再提。如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崔来，《大易释言》百七十，《诗外传》《国策》各十，因铨百信促钱。云迟一日价另议，还之。笔彩，方鼎九十、敦子孙父乙九十，罢议不准再提。

潘祖荫的碑版收藏甚多，经历战乱而散失不少，又无编目，故为世人所知者甚少。著名的吴湖帆藏《四欧帖》，学者陈麦青考证有三件来自潘祖荫。在潘氏日记中常提及所藏《四欧碑》，只是未注明版本信息，也可作为递藏的旁证：

光绪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兰孙借宋拓《四欧》去。

光绪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李若农借《四欧碑》。

潘祖荫旧藏《虞恭公碑》

据潘静淑（潘祖荫侄女）云《虞恭公碑》为《四欧碑》之冠。潘祖荫曾喜临此碑，多次集字书联赠与友人。如光绪十三年五月十六日，荣禄送惠山泉水，他报以《虞恭公碑》集字联。

潘静淑跋文

潘祖荫对碑版的鉴别同样敏锐，曾寓目两本《娄寿碑》，其中一种经诸名家递藏、题跋，但他细看后认为是伪本。如同治二年七月三十日：

《娄寿碑》华中父真赏斋本……有丰南禺、朱竹垞、何义门、钱竹汀、龚定庵、六舟跋,何子贞七古二首……名号印不计其数。见鹤寿本，有翁覃溪诗，为筠圃题，王惕甫跋，何义门题签，留耕斋藏，有荣签印，印甚多。细看是伪本。

潘祖荫收藏碑版具有开拓性，东至朝鲜、西至新疆、南至云贵，视野不局限于中国，以其敏锐的古文字眼光，放眼世界。他在日记中有三处有关埃及古文石刻的记录：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六日：得刘芝田信埃及古文。

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樵野埃及不到。

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仲韬交到樵野寄石三方。

潘祖荫曾委托张荫桓、刘瑞芬等驻外使节寻访埃及石刻，1888、1889、1890年先后得到有三种。其中“卡诺普斯（Canopus）碑”最为壮观，为张荫桓从美国翻模运来的水泥复制本，拓本现存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古埃及“卡诺普斯碑”拓片

潘祖荫在早年入直南书房时，曾被允许进入懋勤殿观看书画。据潘文协统计，潘氏于同治二年四五月间在懋勤殿观画13次，寓目书画110件。在这一时期炼就了他品鉴书画的法眼。虽然他说“不收字画”，但是唯独“酷嗜”钱松壶的画（钱杜，字叔美，号松壶），于光绪六年以“八喜斋”的名义特地请善书的门人徐琪手书上板绿印了钱杜的《松壶先生集》，他在序中说：“荫酷嗜松壶先生画，所收亦最多。先生诗画，非食人间烟火者所能也……太史书画篆隶皆工妙。”他在日记中记载了留心钱杜画作，如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所见松壶画：《心田种福》横、《西溪移居图》为张仲甫作，皆笙渔物，一廿、一百金，均未收。

潘祖荫一生富于收藏，不仅在当时成为“座主”，至今仍是热爱文物的学者、收藏者眼中的标志性人物，但他在给吴大澂的信中流露出了内心的幻化之慨：

金石书籍，深犯造物之忌，以其无用生民，而享用非常也。然则人生只合收伪器及伪字画耳（书尤甚）。而拥高爵厚禄者，只宜贪污狼藉，若负盛名，又大不祥也。吾辈当能以此为戒，唯当修德而避名，以为何如？

《潘祖荫日记》（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潘裕达、潘佳 整理

简体横排

32开 平装

978-7-101-16081-9

98.00元

内容简介

《潘祖荫日记》，四十余万字，时间涉及1858、1863、1865、1867、1873年，1875年至1890年。记载了潘祖荫经办的中枢政务、皇陵勘修、地方科举、灾民赈济等工作，以及他金石书画鉴藏和日常交际活动。本书由潘祖荫研究专家汇集现存的稿本《滂喜斋日记》《潘文勤日记》，印本《秦輶日记》《沈阳纪程》《东陵日记》《西陵日记》《己丑恩科乡试监临记事》七种，按时间顺序编排，与潘祖荫后人共同整理，精心点校而成。

内页欣赏

原标题：《潘祖荫：一代收藏名家的多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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