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世纪起，北方民族和法兰克王国之间便已经存有敌意。不过，由于自由的撒克逊人夹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将他们隔开，因此法兰克人与丹麦人很少相遇。一直到到查理大帝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都在忙于不知名的内战之中，北海沿岸也很少听到他们的名字。不过当法兰克人凭借着财富、贸易以及基督教影响力横扫撒克逊人，直到征服撒克逊人的短短几年内，北方的维京人便登场了，这也是他们首次扰乱西欧的和平。自撒拉逊人祸乱地中海以后，北海上又多了一批侵略者。但是此时他们还无法掀起一股破坏狂潮。因为法兰克铁王那不知疲倦、组织严密且无可阻挡的进军，对维京人如同恐怖故事一般，撒克逊人的命运就是前车之鉴。他们一开始竭尽全力试图化解查理曼的怒火，但是查理曼不为所动，维京人肯定认为接下来就要轮到自己来对抗法兰克人了。不过，查理曼在阿瓦尔战争和针对撒拉逊人的战争中耗费了太多精力，使维京人看到了机会，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只是最早一次有记录的丹麦突袭并没有针对查理曼领内，而是选择了更偏远的地区。那是在789年，三艘来自赫尔塔兰的战舰进行了一次孤立的海盗行为，而后十年内不断侵犯不列颠岛，8世纪末9世纪初维京人才进犯法兰克王国的领土。当时，他们登上弗里西亚和阿基坦地区进行洗劫，来的也不过是些散兵游勇。直到810年，丹麦国王戈德弗雷御驾亲征率领200艘长船入侵弗里西亚，敲诈勒索了大笔贡金，法兰克王国才在北方遭遇了真正的强敌。这也标志着基督教国家与维京人持续百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维京人为海洋和战争而生。在他们的家乡，航海和农业的历史几乎一样悠久。锯齿状的海岸线与众多峡湾促使他们进行航海，家乡的气候恶劣，土地贫瘠，使他们从事海上冒险。他们既可以进行海上贸易也可以进行抢掠的海盗行为，这两种行为对于维京海盗来说是并行不悖的。在出海航行时，他们操纵着能搭载60-100人的长船，这种船只没有甲板，龙骨也不太结实，但是维京人凭借精湛的驾船技术弥补了这些缺点。这些劫掠者们并不是由组织紧密的部落组成，而只是一群由所谓“海王”率领的乌合之众。这个“海王”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过是声望卓著的战士，而不是声名显赫的贵族，而且自己的领导地位一般只能保持一次远征。之前他们和法兰克人和昂撒人之间就是亦商亦盗的关系。到了8世纪撒拉逊人入侵地中海世界，取得地中海的制海权后的半个世纪里，法兰克王国陷入了贫困，贵金属保有量因海上贸易被截断大幅下跌，劣质银币大行其道，财力衰退的法兰克王国很难再投资组织舰队保卫港口，而国内少的可怜的贵金属的保有者不过是不设防的修道院罢了。这一切都让维京海盗们看到了机会。到了“虔诚者”路易国王统治时期，情况更加糟糕。在他懦弱的统治期间，830年法兰克王国陷入十几年内乱的境地，最终解体为三个部分，加洛林后裔们为了自己的野心争权夺利，完全无法保护民众的安全。至于英格兰，面对强敌才勉强成立的所谓“七国联盟”根本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他们推举的埃格博特国王的权力仅仅局限在自己在威塞克斯的领地，若麦西亚，诺森伯利亚遭到维京人袭击，他也是鞭长莫及，他甚至阻止不了成员内部的互相攻伐。其子埃塞伍尔夫继位以后，这个联盟就完全有名无实了，数个邦国因此各自为战。于是在戈德弗雷大举入侵以后的三十年里，维京劫掠者已经建立了对条顿诸国的绝对优势。其规模越来越大，战法越来越大胆，劫掠所得也越来越丰厚。几乎所有的修道院里面的金银财宝都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现在轮到他们的宝剑给法兰克和英格兰人讲恐怖故事了。

    他们用劫掠所得的财富好好武装了自己，其铁匠也学会了制造先进装备的技术。9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维京海盗都换上了头盔和锁子甲，原本的叶形短剑也换成了宽刃法兰克剑。他们在9世纪初不过是穿着布衣，持盾牌，投枪，短剑作战的劫匪罢了。不过他们那令人生畏的双手战斧却很深刻地影响了英格兰人的武备。与此同时，维京人还有一项值得骄傲的技艺，那就是弓术。在维京人的社会里，一手好弓术是十分令人骄傲的，而他们的敌人却对弓箭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低阶民兵才用的武器。凭借着9世纪前期的远征中取得的巨大成果，几乎所有成年维京适龄男性都投入到了抢掠英法的伟大事业中，数量达到了令人生畏的程度，可能所有参与作战的士兵都穿上了锁甲，戴着头盔。然而英法两地的抵抗军不过是一帮训练不足的农民，全副武装的维京人在数量相持的情况下总是能获胜。只有自己的数量处于绝对劣势或者遇到敌方领主及其家臣部队，他们才会撤回船上，去其他地方尝试抢劫——打一场会战并不是他们的目的所在。除非有人能组织一支强大舰队，他们才会和敌军展开正面会战。到了9世纪中期，他们利用英法的内忧，开始在沼泽和岛屿建立设防营地，抵挡敌方进攻。这些围子仅仅由夯土木墙和壕沟组成，但是在没有攻城器械的情况下，几乎没人能跨越这些由重装斧兵镇守的简单防御工事。此时英格兰人和法兰克人仍然对他们束手无策，维京人还可以继续无法无天下去。

不过基督教国家不会就此坐以待毙。为了击退维京人，法兰克人发展出了专业的骑兵部队和要塞，英格兰人则是依靠发展重步兵部队和舰队，以及筑垒，成功抵挡了维京人。在9世纪中叶，自由民，即整个国家的中级阶层，开始分化为领主家臣阶级和农奴阶级，乱世迫使他们投靠有权有势的领主寻求庇护。而因为经济衰退，原先的大领主阶级现在仅用地产的收入无法维持大领地的庞大开销，他们不得不把领地分封给其他人来缓解经济压力，而受封者就是那些被迫投靠的自由民们。双方各取所需，封建制度就这么诞生了。自由民中财产较少者变成了农奴，以负担经济义务(缴纳地租或者负担劳役)的方式享有对份地的世袭权，专事生产。而财产殷实者成为了领主家臣，他们靠骑马披甲承担作战义务或者服侍左右来换取领主分给他们的采邑而无需从事生产工作。英格兰那边几乎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说，封建制度下专业战士阶级得到了发展。原先部落式全民皆兵的效率低下的制度让位于兵农分离的高效率制度，搞得维京人苦不堪言——英勇的骑兵们数量增加，没了步兵的拖累勇往直前的法兰克骑兵使维京人打不过逃不掉，几乎只能靠坚定的战斗意志抵御骑兵。而维京人却很难对专心劳作的农民进行劫掠。更何况现在法兰克和英格兰人开始建立城堡来保护自己，甚至能够攻陷维京人的营地，让维京人尝尝被劫掠的滋味。随着劫掠的成本越来越高昂，收益却越来越小，外出战斗时还要担心住在敌方境内丹麦领的家眷的安全，维京人不得不考虑和基督教国家和平共处。在英格兰，阿尔弗雷德战胜了古思伦，于878年签订和平协议，古思伦皈依基督教。在法兰西，丹麦人罗隆选择与单纯的查理(查理三世)谈判，查理给罗隆在诺曼底划了一片地盘，以罗隆称臣为条件赐给他。罗隆答应了他，发誓与法兰克人和平共处。无论维京人是否忠诚，他们实际上已经对基督教世界很难再造成更大的威胁了。

      在法兰西，从威廉.朗索德时代开始，维京人摆脱了异教侵略者的身份，成为了法兰西无法驾驭的封臣，被自己的邻居同化，采取封建制度管理自己，并且通过弗兰德斯港口经商致富。在英格兰，“长者”爱德华战胜了古思伦叛逆的儿子埃里克，并且在924年左右征服了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被英格兰的维京人称为“吾父吾王”，确立了自己在维京人面前的威信。不过他死后，英格兰逐渐走上了封建割据的道路，被分为几个大的郡县，因为其独立性过强，倘若遇到入侵只能各自为战。11世纪初，丹麦国王斯韦恩和后继者克努特利用英格兰的这个弱点，战胜了英格兰的撒克逊人国王埃塞雷德，得到其麾下臣子对其在英格兰统治权的承认，撒克逊王室逊位。随后国王克努特镇压了英格兰的割据领主，结束了英格兰的分裂势头，并建立了一套新的军事制度。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身边保留了一支小规模的精选佣兵部队，被称作“家仆”(huscarles)。这支部队或许是文艺复兴时代国王麾下常备军的雏形。他们随时能够应付各种战况，英格兰维京诸王一直保留着这支部队，直到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被同为维京人的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手下的诺曼骑士所消灭。后来的拜占庭皇帝手下也有瓦兰吉卫队的成员是英格兰人和维京人，他们被称作“持斧蛮族”。最终他们在1081年的迪拉基乌姆战役中，再次被西西里王国的国王罗伯特.吉斯卡尔手下的诺曼骑士所歼灭。在圣地的十字军运动中，诺曼人的骑士成为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最好的骑兵部队。维京人不但在步兵中享有盛誉，也缔造了骑士时代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