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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米亚战争是19世纪中叶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衰落的旧迹之上，英国、法国两大列强联手与俄国展开了激烈的对决。这是一场帝国之间的博弈。然而，人们常常忽视，参与这场重大战争的，还有一个与英、法、俄不成比例的小国——撒丁王国。

　　撒丁王国位于阿尔卑斯山脚，首都设于都灵，当时的领土仅仅包括蜷缩在意大利西北一隅的皮埃蒙特和孤悬地中海的撒丁岛，人口只有400万。它不像奥斯曼土耳其那样，在地缘上与俄国有直接接触，也不像英、法那样，在近东和黑海地区具有庞大的海外利益，与俄国的扩张产生激烈碰撞。那么，这样一个在地图上难以引人注目的小国，为什么要参与一场新老大国之间的决斗呢？为什么要前往千里之遥与素无仇怨的俄国作战呢？

　　这就是撒丁王国的一场冒险之旅。

统一之梦

　　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欧洲列强建立了维也纳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意大利被“大卸八块”，而奥地利获得了对意大利的主宰权。意大利最富裕、人口最多的东北部成立了伦巴第-威尼斯王国，由奥地利直控。其他几个意大利邦国，有的由出身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掌权（如帕尔马公国、托斯卡纳大公国）：有的通过联姻、条约等形式，受到奥地利的干涉（如撒丁王国）。各邦国的封建统治复辟了，贵族和僧侣的特权恢复了，旧势力放心大胆地反攻倒算，企图消除一切进步的色彩。维也纳体系的主要缔造者，奥地利首相、外长梅特涅讽刺道：“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名词。”

图1加富尔

　　为了反抗外来侵略、追求国家统一，19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爆发了1820—1821年、1831—1832年、1848—1849年的三轮大规模革命。但是，它们无一例外都在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失败了。落后的封建统治者无耻地邀请奥地利出兵援助，血一般的事实教育了意大利的爱国者：奥地利是国家统一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图2 1854年开通的都灵—热那亚铁路

　　在1848—1849年，最值得一提的意大利邦国是撒丁王国。这个国家虽然有很多落后之处，但有统一意大利（至少是意大利北部）的远大志向，勇敢扛起了反奥战争的旗帜，一度赢得了整个意大利的欢呼。但是，由于实力有限，撒丁王国在战场上最终惨败于奥军。1852年，加富尔伯爵担任撒丁王国首相后，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兵工厂、造船厂、铁路、电报——这些19世纪工业化的象征，正是加富尔努力争取的物质基础。截至1860年，皮埃蒙特地区的800公里铁路占据了整个意大利半岛的三分之一。

　　在外交上，加富尔认为1849年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撒丁王国没有盟友。既然自身实力比起列强终究有不小的差距，这就需要以机敏的外交来弥补先天不足。

物色盟友

　　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原本与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撒丁王国“八竿子打不着”。我们不知道加富尔在具体哪一天萌生了参加远征的想法，但可以肯定，这是出于他的反复权衡，而不是一时脑热。英法两国与俄国关系面临破裂时，需要努力寻找盟友，对抗“北方的巨人”。加富尔就看准了英法的需求。但这里有一个棘手的因素：奥地利的立场。如果奥地利与俄罗斯合作（就像在1848年两国携手镇压匈牙利革命那样），那么撒丁王国可以义无反顾地加入英法阵营。但倘若奥地利也加入英法呢？英法两国不愿意疏远奥地利。法国外交部明确警告都灵当局不得抓住这个机会给奥地利制造麻烦。1854年春，英法正式对俄宣战，并加大努力拉拢奥地利。加富尔清楚，如果联军与奥地利结盟，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势必会保证奥地利在伦巴第一威尼斯的领土完整和它在意大利中部公国的影响力，甚至会牺牲撒丁王国的利益。

　　英国驻撒丁公使赫德森听到了一些传言（疑为奥地利传出），说撒丁王国试图再发动一场意大利独立战争，一雪前耻。加富尔澄清道，撒丁王国并无这些计划，甚至可能派出1.4万或1.5万军队开赴东方。赫德森表示欢迎，希望加富尔拿出实际行动。

　　但当加富尔与内阁同僚讨论时，他发现自己的想法遭到了一致的反对。有人认为，撒丁王国的军队弱小，参战意义不大；有人担心最精锐的部队调走之后，奥地利人会趁机进攻，革命党人会趁机起事：有人担心耗资高昂：有人认为俄罗斯与撒丁王国并无冲突，对俄开战没有理由，且有失道义。加富尔对此感到失望，他向英法两国使节保证：“我个人参与联盟的意愿并未动摇，但奥地利入盟的可能性导致问题复杂化了。”这年夏季，各方的交流虽未中断，但均无突破。

　　拿破仑三世心里清楚，撒丁王国“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解决“意大利问题”。一个重新整合的意大利，对法国同样是无益的。加富尔心神不定地写道：“老天保佑，不要让拿破仑三世与我们那个该死的敌人调情。”但奥地利的地位显然远远高于小小的撒丁王国。为了迎合奥地利，英法列强甚至诱使撒丁王国保证不进攻伦巴第。加富尔对于这些提议，只有一句回应：“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国王的名字）的政府永远不同意限制国家的自由。”

力排众议

　　加富尔热切等待着新的时机。当英法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前僵持不下时，两国寻找盟友的力度又增加了。12月2日，奥地利与英法签订了一份条约，只保证在俄国进攻奥地利多瑙河省份的前提下才会对俄作战，而在其他方面都不置可否。远水解不了近渴。12月13日，英国外交部的两封专函传到都灵，力促撒丁入盟。加富尔召开内阁会议，说服同僚们支持结盟，条件是敦促英法尊重撒丁王国的服务、允许在未来的和会中讨论意大利问题。加富尔特别强调，撒丁军队不应当作为英法的雇佣兵，而应当以独立、平等的身份参战。英法与撒丁就一些细节继续讨价还价，直到1855年1月10日晚签订了预备文件。由于担心奥地利入盟的可能性，撒丁王国降低了姿态，开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求英法承认撒丁王国的领土完整。

　　也就是在这种异常焦灼的谈判期间，加富尔兼任了外交大臣（也是在1月10日），这并不是他贪恋权力，而是一种敢于承担责任的表现。因为在这种历史的关键节点，外交工作不是觥筹交错的“美差”，而是背负着极大的压力，身后就是万丈深渊，一旦押注失败，就可能招致国家的灾难。

　　当内阁将结盟条约摆到议会讨论时，场面炸开了锅。左、中、右三面都有反对者。统一思想的工作，还是要加富尔来承担。他知道，这份条约能提供的只是一个宏大而模糊的希望，而不是物质上的利益。但他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让大部分议员接受。

　　对于克里米亚战争与撒丁王国无关的说法，加富尔提出：如果俄国胜利，黑海就会成为其内湖，俄国舰队就可以南下，与英法在地中海争雄。这样，意大利半岛就会更容易成为列强斗争的战场，而这恰恰是意大利自古以来的噩梦。

　　对于撒丁王国应当保持中立的说法，加富尔引用了1796年的历史：当年威尼斯试图保持中立，却被拿破仑和奥地利同时视为敌人。

　　对于奥地利可能参加联盟，与撒丁王国站在同一阵营的说法，加富尔解释道：

　　如果随着事态的发展，撒丁的旗帜在奥地利的不远处飘扬，那说明是奥地利而不是撒丁改变了立场。与英法联盟对撒丁有利.哪有因为奥地利也来分一杯羹就拒绝与英法结盟的道理？

　　但有人还要问我，这份条约怎么能帮助意大利？我会这么回答：这是欧洲实际状况下的唯一帮助意大利的方式。过去几年和几个世纪的经验已经表明——至少在我个人看来—－阴谋、革命、无组织的暴动对于意大利没什么帮助。非但帮不了她，还折磨着这片美丽的土地。现在我相信，改善意大利的命运，首先就是再度提升她的声誉，让世界上的所有人对她的品质作出公正评价。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做到两件事：第一，向欧洲证明撒丁王国已经拥有足够文明开化的判断力。以有序的方式自我管理；第二，她的军事价值已经与祖先们不相上下。

　　1855年2月10日，议会下议院公开投票以101:60批准了条约（秘密投票则是95:64，表明有几位议员不敢公开反对）。上议院则以63:27批准了条约。

　　国内外舆论对于结盟参战一事态度不一。多数普通人不是感到莫名其妙，就是目瞪口呆。热那亚的商人抗议这会破坏他们与俄国的海上贸易。激进派幸灾乐祸，认为政府此举是玩火自焚，最终有利于加速王朝的崩溃。即便是参战的支持者，也不乏满腹疑惑和三心二意之人。

　　今天的人回头去看历史，自然知道这是加富尔策划的经典外交手笔。但同时代的人不可能预料到后续一系列波澜壮阔的进展，难免心中没底。为了参加战争，撒丁王国需要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意大利转移到2000公里之外的克里米亚战场，需要将士兵的鲜血播撒在没有切身利益的异国他乡，需要在不堪重负的财政中再增加浩大的支出。但它却没有一丝有形的回报，也扩张不了一片土地。但对加富尔而言，参战提供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抽象的回报，尽管它的代价和风险同样惊人。他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克里米亚战争谁胜谁负，1815年以来的欧洲秩序都要动摇，随后必然是欧洲局势的重组。而他就是要争取让撒丁王国在新秩序的缔造中有一席之地。英法两国在他看来是欧洲的希望所在，将撒丁王国的命运与之绑定，无疑是一场赌博。一旦站队错误，后果固然不堪设想；即便英法胜利，如果它们反过来不认账，撒丁王国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加富尔愿意赌一把！

巴黎谈判

　　1855年4月，拉马尔莫拉指挥17767名撒军士兵、4464匹战马、36门火炮开赴克里米亚。拉马尔莫拉既要保证本国的独立性，又要与英法两军保持友好关系，更要取得瞩目的战果。“国家的未来，就在你们的行囊中。”加富尔写信叮嘱道。

　　前线的境况十分艰苦，霍乱很快就在撒军军营中传播，近四分之一士兵感染，1200多人丧生。而在国内，加富尔焦急地等待着战斗的捷报。7月11日，他致信拉马尔莫拉：“我怀着痛苦的耐心，等待着首次作战的消息。”但他也不愿意干扰前线将领的步调：“当我军与俄军较量时，你才应该是形势的唯一判断者。”

　图3乔尔纳亚河战役中的撒丁王国军队

　　8月17日，加富尔终于等来了久违的好消息：前一日，撒军与联军合作，参加了乔尔纳亚河战役；撒军以损失200人的代价，配合英法击退了5万俄军的进攻。加富尔闻之，不禁热泪盈眶。几个小时之内，这个消息就从首相府传遍全国。

　　从军事角度来说，乔尔纳亚河战役并不重要，但它的政治意义却可以让撒丁政府大做文章：一支小国派遣军，足以和两大列强的军队并肩作战，证明了自己同样优秀。亲政府媒体纷纷抓住这一点大加宣传，甚至很多反对出国作战的人这个时候也发出了赞叹之声。

　　1856年1月16日，在战场上焦头烂额的俄国接受和议。2月25日，英、法、俄、土、奥、普、撒在巴黎正式召开和会，加富尔担任撒丁王国首席谈判代表。撒丁王国终于取得了与欧洲列强并列的地位。为了这个目标，它牺牲了2000名士兵，耗费了5000万里拉（货币单位）。但是，如果无法在会议上提出意大利的诉求，仅仅有一个虚名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加富尔尽可能抓住机会，先通过私人会面的场合讨论意大利问题，并争取在时机允许的情况下，将其融入官方的议程中。

　图4 1856年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左一为加富尔）

　　会议都在下午举行，一般是1时至5时之间，每周召开三四次。各国（除了东道主法国）代表以字母表顺序逆时针入座，奥地利代表坐在东道主的右侧，土耳其代表坐在东道主的左侧，撒丁代表就在土耳其的旁边。

　　和会期间，加富尔尽量与除奥地利外的所有国家构建友好关系。这本质上是因为撒丁王国只与奥地利存在根本上的利益冲突。奥地利虽未正式参战，但该国外交大臣布奥尔伯爵装出了一副掌控全局的样子。有人讽刺他像个火车头，“不知道往哪里跑，但总是爱冒烟”。

　　撒丁王国是怀着“意大利民族利益代言人”的使命感来参加巴黎和会的。在加富尔的反复坚持下，3月19日，拿破仑三世终于同意将意大利问题列入和会议题。但他明确要求在《巴黎和约》签署之后，再去讨论“题外话”，以免混淆主次。

　　3月30日，《巴黎和约》签订。但直到4月8日，法国外相瓦莱夫斯基才在会上表示：“法国政府认为，不妨以非正式的方式，讨论一些可能干扰新近缔结之和约的问题。”其中就包括意大利问题。但这些问题，只是主餐用毕后端上桌子的甜点。很多与会代表已经不耐烦，巴不得早点散会。

　　尽管如此，加富尔仍然要做好分内之事——在一场颇具代表性的国际会议上发出意大利的声音。他有千言万语想要诉说，有千怨万恨想要发泄，但他明智地采取了有礼有节的调门，更没有使用“意大利统一”这种表述，因为一旦提出这个主张，必定会激起列强（不单单是奥地利，也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其他邦国的警惕。所以，他把重点放在了批判奥地利对意大利的霸权主义行径上。

　　布奥尔的副手许布纳针锋相对地指责加富尔“双重标准”：只谈奥军驻扎教皇国，不提法军脏守罗品城。加富尔回答道，他希望任何外国军队都撤出教皇国，但罗马城的法军只是一支孤立的分遣队，而奥地利则是霸占他国领土。

　　加富尔从一开始就明白，巴黎和会不可能给意大利问题带来切实的解决方案。但撒丁王国获得了“棋手”（而不是“棋子”）的身份，发出了意大利的声音，事实上成了意大利在国际上的代表。对于加富尔个人而言，参加巴黎和会也让他这样一个小国首相成为欧洲瞩目的人物。他犀利而理性的谈吐、刚柔并济的性格，给同行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风烛残年的梅特涅听闻巴黎和会的消息，悲伤地说：“现在的欧洲只有一位外交家，而不幸的是，这个人是反对我们的。他就是加富尔先生。”

外交成果

　　在巴黎参会两个多月后，加富尔回国。5月6日，他在议会汇报工作：我们已经获取了两项成果。第一，意大利不幸也不正常的状况，已经向欧洲申诉。这依靠的不是煽动家、不是头脑发热的革命党、不是多愁善感的新闻记者。而是欧洲一流强国的代表团、是治理伟大国家的政治家、是理性远高于内心冲动的杰出人物。第二，这些强国已经宣布：采取一些措施补救意大利的苦难，这对于意大利和整个欧洲都是有利的。我相信，像法国和英国这样的强国，它们的判断和建议不久之后就会开花结果。

　图5拿破仑三世访问热那亚（1859年）

图6 1859年英国《笨拙》周刊漫画：拿破仑三世（右）与奥地利正面对决，而撒丁王国的埃马努埃莱国王在后方保护着女子（象征意大利）

　　这段话也反映了加富尔的精英史观，鄙视革命，过度强调杰出人物和列强外援，这是他的阶级局限性所致。他的看法是：意大利人仅凭自身的革命无法实现解放，必须依赖外援，而拿破仑三世是他的重点突破口。

　　议会中，多数人对加富尔的归来持欢迎态度。但左派议员则批评了“巴黎和会让意大利第一次发声”的观点，他们反问道：“难道但丁、彼特拉克、马基雅维利不是意大利的代言人吗？”“意大利的独立永远不会是普、俄、法、英的赠礼。意大利人自己才能从坟墓般的死寂中唤醒她！”

　　回过头来看，反对者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加富尔的“大棋局”依赖两个不可控的因素：列强（主要是法国）的报答和奥地利的选择。如果法国不愿意回馈加富尔的主动效劳，那么，撒丁士兵们的浴血奋战就付诸东流；如果奥地利当初也力挺英法，那么，巴黎和会很可能会牺牲撒丁王国的利益来迎合奥地利（就像60多年后，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另一场巴黎和会那样）。但正如加富尔所言：“大胆是最佳的谨慎。”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在短暂的战略机遇期，有时的确需要当机立断。幸运的是，加富尔赢了。1859年，撒丁王国与奥地利爆发战争，拿破仑三世有过犹豫、有过动摇，但最终如约派兵参战，与撒丁王国携手收复了奥地利占领的伦巴第地区。加富尔此前的外交工作开花结果。这不是单凭运气，而是基于他对欧洲局势的精准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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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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