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提要

1.为什么说长征初期采取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方针？

2.为什么说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有积极战略意义的？

为什么说长征初期采取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方针？

中央红军长征是举世闻名的一次战略大转移。但是，红军长征的初期却由于种种原因采取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路线。

1934年4月30日，红军保卫广昌战役失败之后，临时党中央在严重的局势面前，开始考虑红军实行突围转移的计划。此时，作为中央顾问的李德曾两次在会议上表示，“在敌人坚持堡垒战的条件下，要在苏区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以主力部队突围的方针，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并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5月初，中央委托李德草拟的关于1934年5月至7月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季度计划，对于突围的准备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要求：“贮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弹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以及其他内容等等。”

突围的准备工作，包括迅速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筹集粮款、筹集现金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进行武器弹药等物资准备；军事部署上也作了准备。

除了组织领导方面的部署外，在武装力量方面，中央留下了一部分红军。中央规定留下的红军部队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苏区及其周围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在有利的条件下配合红军反攻，恢复苏区。

在中共中央作出了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决定和红七、红六军团相继突围北上和西征之后，博古、李德不但没有利用红军部队在外线牵制敌人的有利时机，采取保存和休整红军有生力量、以利作战略转移的措施，反而依然提出“用一切力量继续保卫苏区，来取得战役上的大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补助方面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等错误战略方针。继续大规模地组织红军部队投入阵地战。“这种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这种惊慌失措的表现，加上对战略转移“始终秘而不宣”的做法，是使广大战士和干部在退出苏区作战略转移时觉得“突然”、“仓促”、“没有准备”的又一个原因。

至于“逃跑主义”，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确切的解释。决议指出：“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段话说得很清楚，所谓“逃跑主义”，是指五次反“围剿”的第三个阶段而言。具体说，就是遵义会议决议指明的红军突围行动的三个月，即突围开始至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因为在突围行动中，博古、李德等人采取“避战主义”一心想夺路西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们的表现“基本上不是坚决的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没有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除此之外，在红军突围之前，是根本不存在“逃跑主义”问题的。因为当着敌人的“围剿”不能被打破时(即广昌战役以后)，中央决定退出苏区，目的是为了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而不是逃跑。

为什么说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有积极战略意义的？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进鄂豫陕边，转战陕南、川北，开创了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的这次长途战略转移，历经艰险，终于使敌人企图消灭红军主力的计划破产，保存了革命力量，并开创了新的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战略决策一方面是被动的，迫不得已的，但同时也是一种大胆的首创。在战争中，因战局的变化所采取的主动的或被动的决策都不是流寇式的逃跑，而是补救措施。只要能够保存红军，就有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指望。红四方面军虽然撤离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但保存了1.4万余人的武装，还有重新建立根据地的基本力量。

中国的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之一是寻找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去突破。当国民党以30万人马，四面合围，深入腹地的情况下，就不能说大别山区仍是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了，红四方面军落脚的川陕边界比起大别山区来更适宜于红军与革命政权生存和发展。当时四川的形势亦对红军有利：川军和国民党嫡系之间、川军各派系之间矛盾重重，纷争不息，是乘机发展的良好时机。川北的高山密林和丰富物产也是武装割据的理想境地。加上川东和陕南人民有着深厚的革命基础。入川之后，红四方面军以1.4万人迅速发展到8万之众，开创了包括7个县100多万人口的川陕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的开创和发展，改变了全国革命力量分布，它北连陕北根据地，南与湘鄂西苏区相接，又同中央苏区遥相呼应，显示了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的卓著成效。

在西行转战的征途上，红四方面军打击敌人，播下了革命火种。后来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桐柏山区游击战争的开展与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的深远影响是分不开的。这次转移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决定仓促，全盘计划不周，对脱离根据地后的逆境缺乏充分的估计，草率决定，事先未及呈报中央，影响各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等。

文字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图片来源：来自网络

原标题：《每日一答：为什么说长征初期采取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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