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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当地时间1月18日，挪威南部的希恩监狱体育场内，一场假释听证会正在举行。申请假释的是现年42岁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

听证会开始后，布雷维克身穿黑色西装，扎金色领带进入会场，突然举起右手，左手拿出一个标语放在胸前，行了一个标准的纳粹礼。标语的内容则写道“ 停止你们对我们白人国家的种族灭绝”。

布雷维克

这一事件迅速引起全球媒体的热议，也将一件尘封已久的惨案重新拉回到人们的视线当中。而布雷维克， 就是制造了挪威自二战德国军事入侵后最大规模袭击的凶手。

2011年7月22日，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下午15时26分左右，位于挪威奥斯陆市中心的挪威政府总部办公楼群内的工作人员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紧接着巨大的冲击波袭来，窗户玻璃瞬间震碎。爆炸结束后，附近的低层建筑严重受损，部分建筑起火产生大量黑色浓烟，一度达到十多米高。道路上满是各种残骸和玻璃碎片，有几个被爆炸波及的路人浑身鲜血躺在路边，不知生死。惊慌失措的行人和附近楼内工作人员四处逃窜，不少人满脸鲜血和灰尘。

红色建筑为H楼蓝色建筑为R4楼两楼中间的道路为爆炸发生处

爆炸发生后，警方迅速封锁了附近区域，并疏散了附近人群，由于不确定是否会有更多的恐怖袭击发生，警方呼吁奥斯陆市内的居民不要靠近市中心区域，并尽量少使用手机。

而在位于挪威首都奥斯陆西北部的于特岛上，此时正有数百名14到18岁的青少年正在参加一个夏令营活动。这场活动由隶属于执政党工党的“工人青年团”组织，为期5天，主要是为了培养下一代的政治领袖。这些青少年的父母大多在政府工作，爆炸发生后，这些孩子获知了爆炸发生的消息，都在为自己的亲人担心，丝毫没有想到魔鬼正一步一步向他们逼近。

于特岛

7月22日下午5时左右，一个警察打扮的中年男性乘坐渡轮登上于特岛，他声称自己是被派来执行任务的警察，需要对岛上的人员进行例行检查。此时因市中心的爆炸事件，岛上的大部分人都聚集在一起，约有六百人左右。这个警察打扮的中年男性要求人群向他靠拢，并站成一列，然后突然毫无征兆地掏出手枪开始对人群射击。一时间枪声、喊叫声混杂在一起，惊慌失措的青少年们四散逃避，而枪手则在后面四处追击躲避的人群。风景秀美的于特岛一瞬间变成了枪手的狩猎场。

于特岛距湖岸不过几百米，因此岛上的袭击很快被岸上的人知悉，他们拨打了报警电话，但警方直到一个半小时后才赶到现场。此时的枪手正在岛上四处游荡寻找躲避的人群，见到警察后，他未做任何反抗便弃枪投降了。令人胆寒的是，警察控制他后他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的手指被小孩脑袋碎骨给崩破了，赶紧让医生给我包扎一下”。而幸存的青少年们犹如惊弓之鸟一般，见到真警察后吓得不敢靠近，一再要求警察将武器放下才敢靠近。

两起袭击事件共造成77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枪手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他承认两起袭击事件都是由他发动，但他否认自己有罪，理由是他的行动是“残暴但是必要的”。

事后经过调查，袭击者布雷维克是个极端右翼分子，他仇视左派分子和穆斯林，认为这些外来移民群体正在对欧洲发动人口战争，进而占领整个国家，乃至欧洲。 他常年活跃在白人至上极端主义网站论坛中，在这些论坛中发表一些极端主义言论。他反对工党所执行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认为这一政策是在毁灭国家。为了报复执政的工党，他策划了这次的袭击事件。

布雷维克1979年出生于奥斯陆，他的父亲是一名外交官，母亲是一名护士。在他刚出生不久，他的父母就因为种种原因离婚了。布雷维克的童年并不美好，他的母亲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在她怀孕时她就打心眼里讨厌这个孩子。布雷维克出生之后，她很早便停止了母乳喂养，因为她认为母乳喂养正在“吸走她的生命”。她总是无缘无故地打他，并且在他刚记事时就经常告诉他，她真希望他死了。

1983年，布雷维克的母亲向国家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SSBU）寻求帮助，精神科的医生发现，这个年仅四岁的小孩几乎没有任何感情投入。他不喜欢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受伤的时候也不会哭，非常爱干净，玩具不整齐的时候会变得焦虑。观察的最后结论是这个家庭急需帮助。安德斯应该离开家庭，给予更好的照顾；他母亲复杂的心理疾病阻碍了他的发展。安德斯已经变成了一个焦虑、被动、害怕跟人接触的孩子。他经常表现出躁动不安的狂躁防御机制和假装的、违心的微笑。SSBU希望布雷维克能够被寄养，但儿童福利机构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布雷维克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不出意外，他变得很叛逆。他热爱涂鸦，并因此被警察逮捕多次，他的父亲也因为他的叛逆和他断绝了联系。涂鸦是少数族裔和移民青少年的社区亚文化，他渴望在这个群体中出人头地，甚至以在日常语言中夹杂阿拉伯语单词为荣。然而，白人的身份让他在涂鸦社群中难以获得信任，而他那妄自尊大的个性更是遭人反感。最终他被涂鸦社群拒之门外，当小团伙老大的梦想彻底破灭。

布雷维克

离开涂鸦社群之后，布雷维克进入进步党青年团。他个性拘谨谈吐乏味，却满心以为自己能够在政党中出人头地。他递交申请参加进步党青年团地区领导人的选拔，在该党网络论坛里指点江山舍我其谁。在确知自己未获选拔提名之后，他退出进步党的公共活动，靠开贩卖假文凭的公司发了一笔财，却最终在股票投机中损失惨重。此后他不得不搬回母亲的公寓。之后，他度过了一段颓废的生活，每天沉迷于游戏之中，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接触了右翼极端论坛，他的极端主义思想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

袭击事件发生三天后，贝雷维克被指控违反了挪威刑法第 147a条“破坏或破坏社会的基本功能”以及“在民众中制造严重恐惧”，两者都是挪威法律规定的恐怖主义行为。精神科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以确定他是否应该为这次袭击负责。检查的结论认为，布雷维克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且在进行袭击和观察的过程期间都患有精神病。如果这一结论得到法院的支持，那么就意味着布雷维克不需要为这次袭击负责，也就不能被判入狱。

不出所料，检查的结论令舆论一片哗然。受害者的家属对此强烈不满，甚至连他自己都对这一结论表示异议，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应该被视为英雄而不是精神分裂者。

布雷维克受审

迫于公众的压力，奥斯陆地方法院下令重新组建专家小组对他的精神状态进行评估。三个月后，第二次精神评估结论发布，结论是布雷维克在袭击期间和评估期间一切正常，没有精神病，相反，他们认为他患有严重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和自恋型人格障碍。

2012年8月24日，布雷维克被判定精神正常而被认定有罪。尽管他的罪行很严重，但是由于挪威没有死刑，他只能被判处“防御性监禁”，刑期为21年，10年内不得保释。很多国内的媒体报道认为布雷维克最多只需要坐21年牢就可以出狱了，实则不然。“防御性监禁”是一种可以无限期延长的特殊形式的监禁，犯人在刑满后只要被认为依然对社会有危害，就可以继续延长刑期，每5年延长刑期1次，而形成实质的终身监禁。

布雷维克入狱后，住在一个由三间房间构成的小套房内，每间房间大概八平米左右，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健身房，一间则是书房。布雷维克在这里可以看电视、读报、与外间通讯以及使用不能上网的电脑。除此之外，监狱还定期安排牧师去探视他，允许他通过自学获得相应的证书和学位。

挪威监狱内部环境

这样的条件在任何国家的监狱中都算是比较优越的，按理说布雷维克应该对此表示满意。然而他并没有。

2012年11月，布雷维克给监狱当局写了一封长达27页的投诉信来抱怨监狱的环境恶劣。他的抱怨包括牢房的设施差，没有暖气，迫使他不得不穿三层衣服才能御寒；牢房的装饰差，没有视野，阅读灯差，影响了他的阅读；牢房内没有糖果，咖啡也是冷的；看守在他刷牙和刮胡子的时候监督他，间接地给他造成了压力等等。

看到这样的投诉信，不明真相的看客可能会以为是游客抱怨自己预订的星级酒店，布雷维克不是一名囚犯，而是来这里度假的游客。监狱当局对这样的投诉很是无奈，只同意将他的相较安全笔替换成普通钢笔，其他要求一概置之不理。

见向监狱方投诉无果，布雷维克把目光转向媒体。他向媒体抱怨监狱方只提供了PlayStation 2，他希望能提供PlayStation 3，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更丰富的游戏；他还想通过绝食的方式威胁监狱方，要求监狱能允许他使用沙发和更大的健身房，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将饿死自己。

但显然布雷维克不是真的想饿死自己，他虽然漠视生命，但他漠视的是别人的生命，自己的生命绝对不会轻易舍弃。监狱方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他在之后的几年里开始不断地折腾，起诉政府对他的监禁侵犯了人权，抱怨狱警对他的定期巡视让他感到羞耻，根本没把自己当作一个背负几十条人命的重刑犯看待。

电影《挪威7.22爆炸枪击案》中的布雷维克

时至今日，布雷维克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十年的时光。十年的时光除了带走了他本就不多的头发外，他脑海中那些病态的、邪恶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他依然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依然认为自己是“为欧洲而战”的战士而不是袭击者，依然爱出风头、在每个公共场合行纳粹礼。可以想见，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他都不会获得重新自由，而这大概仅能给遇难者家属稍稍一丝慰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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