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国内科技企业并没有准备好，还无法消化多余的劳动力。甚至国内的科技企业暂时被卡了脖子，没办法参与到国际合作中，面临着技术瓶颈，也产生了技术人员冗余。

在高收入门槛前，几乎所有的追赶型国家或地区都会磕绊。在亚洲，前车之鉴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东亚雁阵式的经济起飞序列里，前面五个国家和地区排在我们前面，其中“四小龙”中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城邦型经济体，不好与相对复杂的经济体进行比较，但我们这里与日本、韩国乃至我国台湾地区还是可资比较的。不妨看看它们都是在什么时期脱离了高增长，又是如何一步步跻身于富裕国家或地区行列的。

在比较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中，安信证券有一个名为《三十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潜在增速的趋势转折》的研究报告，因为准确预测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降到5.5%左右而被广为传播。

该报告把2010年的中国和1968年的日本以及1991年的韩国放在一个起跑线上，做了多种类比，发现把时间之锚定在这两个时间点上，在经济基本面上有着最大化的契合。即使10年之后回头看，这些推算的偏差也不算很大。

2000年，中国人均GNI只有940美元，属于世界银行根据人均GNI划分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中国人均GNI达到4340美元，首次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标准；又用了13年，我们走到了高收入的门槛边。

日本也类似，它用整个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中等偏上向高收入国家的跃迁。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做对了什么？恰恰是它提高了国民的收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政府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收入与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到了80年代，日本继续发力提高老百姓的最低工资，并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

有数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的工资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民众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购买力也一再提升。当然，随之而来的是地产泡沫破灭，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失去的20年”。即便如此，因为国家保持着科技创新动力，仍稳坐发达国家的交椅。

韩国1988年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也是处于从中等偏上收入状态向高收入的跃升过程中，1994年其人均GDP站上1万美元的台阶，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并于1996年超过1.3万美元。1997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以出口为导向的韩国饱受打击，其人均GDP于1998年急剧下降到约8000美元。

韩国财阀体制的弊端在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也成为该国政策调整的主要着力点。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跨越危机，主要看它是否拥有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1999年韩国经济迅速回升，人均GDP重新站上1万美元台阶，再次“升级”为高收入国家，到2006年首次站上2万美元台阶，2018年则站上3万美元台阶。

在全球经济版图上，也颇有一些国家没有坐稳位子，如俄罗斯、土耳其、巴西和阿根廷等。这些国家多是资源型国家，缺乏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当汇率浮沉，它们的收入也是时高时低，不能维持稳定的增长。

经济增长遇到了暂时的困难，看看周边，也就有了镜鉴。想尽办法提升就业水平，提高居民收入，才是解决之道。靠勒紧腰带，过苦日子，并不能带来稳健的增长。

摘自 | 《领导文萃》2023年7月下

稿件来源 | 《三联生活周刊》

本文作者 | 邢海洋

责任编辑 | 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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