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枪声，宣告了抗战的全面爆发。这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6个年头，这是甲午战败后的第42个年头。

这期间，中国人民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多少欺侮，多少山河破碎、流离失所，多少忍气吞声、屈辱退让。现在终于抱定了玉石俱焚的决心，要与侵略者血战到底！

卢沟桥打响了！

1937年7月7日夜，大雨一直在下。一队日本军从丰台站驻地出发，来到宛平城外进行军事演习。

这支日本部队是一个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此次演习的科目，是“傍晚靠近敌人阵地”和“黎明时发起攻击”。演习22时40分才开始，事后清水声称，演习刚开始，他就觉得从中国守军方向传来了枪声，中国守军城头上还出现了电光，好似“发出某种信号”。而当清水清点部队的时候，发现一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不见了。

清水立即派传令兵回丰台报告。不料20分钟后，志村回来了，有人说他是摔了一跤，摔晕了，有人说是他去上厕所，结果迷了路。但这名士兵已经归队的消息，清水没有及时向上级报告。

午夜时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打电话，称有日军陆军一中队夜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现混乱，丢失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

29军断然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并答复说，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未经我方事先同意而在此演习，已经违背了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

中日双方军队的交涉一直持续到7月8日凌晨5时许，日军随后下令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当日晚上，中国守军第29军第110旅奋起抵抗，吉星文团连续击退日军的三次进攻。日军第3大队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的29军只有两个排，终因寡不敌众，60多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随后，吉星文团的青年战士用绳梯爬出宛平城，出其不意地将日军的一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重新把龙王庙和铁路桥夺了回来。

同日，蒋介石电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全国备战，并令第26军孙连仲等部4个师归宋哲元指挥，支援第29军作战。

学生兵死守南苑

27日中午，日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令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日军随即向宋哲元下达了最后通牒，要他撤出驻守华北的军队。

当天深夜，无路可退的宋哲元与29军将领一致表示，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垣共存亡。随后，宋向全国各界发表了自卫守土通电，称“国家存亡，千钧一发”。

这时，中日双方军队的注意力已经全部集中到了南苑，29军在北平的大本营。

在香月清司作出的总攻计划里，整整一个主力第20师团加一个步兵联队，全部用来攻打南苑。战斗打响，首先进攻的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率先突击南苑的学生兵驻地。

此时，这一团学生兵招上来还不到一年。1936年12月，北平、天津、保定城里贴出布告，29军要招生，引起不小的轰动。布告上说，为给29军培养初级军官，特招收有志从军的青年人，要求是18岁以上、初中毕业学历，一经考试录取，学制至少两年。课程设置很全面，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待遇也很优厚，每月津贴3元，毕业后马上成为准尉军官。最终招收了1500人，成立军事训练团。

由于装备短缺，学生兵们一直没有配备武器。直到“七・七”之后，他们才真正被武装起来，每人发了100发子弹，4颗手榴弹，每个班配备一把轻型机关枪，开始练习射击和投弹。当然，还有每人一把明晃晃的大刀。

学生兵阻击日军精锐，虽然伤亡惨重，却始终没有后退。按照日军参战官兵的回忆，整个平津，打得最惨烈的就是南苑之战。连日军中著名的勇将、当时担任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的一木清直，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一周年之际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时候，也不得不对学生兵们在南苑的英勇奋战表示钦佩――“中国兵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来拼杀”，“面对面地死战也不肯退却”。

学生兵们的坚守，使南苑在中国军队手中多保留了近半天的时间。

血染大红门

由于遭到意外顽强的抵抗，第20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下达了两条对南苑之战结果至关重要的命令――第一条是命令从承德起飞的轰炸机部队全力加强对南苑的轰炸和扫射，第二条是要求日军驻扎在通县的预备队――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从通县南下，自侧背的东方夹击南苑守军。

28日8时，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日军飞机也赶来助战，没有防空经验的29军损失惨重，通讯系统完全被摧毁，日军迅速攻占了29军的第一线阵地，南苑阵地的外壕外墙被日军多处突破。

根据几位亲历者的讲述，南苑之战中29军的指挥如果用一个字描述，那就是“乱”。负责南苑防御的总指挥赵登禹来不及熟悉当地情况就投入了战斗，留给他的部队番号杂乱，开战后沟通不畅，各自为战，混乱一片。

在军训团教育长张寿龄的回忆中，日本兵天上地下协同作战，我军电话线一早就被炸断了，四处都联系不上，军部也被炸得乱七八糟，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张寿龄率队四下寻找同伴，直到中午才得知军部有命令，叫马上转移，能进北平城的话进城，不能进城就去保定。接到命令后，张寿龄赶紧命各大队分散，利用青纱帐的掩护撤退。

这时，南苑守军撤退的路线沿途，已经排布好了日军的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他们把机枪架在了道路两边的田地和村庄中，静候着退下来的南苑守军。

16时，南苑撤退下来的守军在大红门一带落入日军伏击圈。由于缺乏遮蔽，又没有防备，战斗很快演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南苑守军共七千多名，最后伤亡五千余人，大部分是在这里损失的。

这是29军平津抗战中最为惨烈的一幕，也是南苑保卫战的最后一幕。次日，宋哲元下令放弃北平，29军全线南撤。古都沦陷。此时是卢沟桥打响的第21天。

血战人物

“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向南苑29军军部驻地发起总攻。南苑方面指挥官赵登禹召集各部官长开会，鼓励大家说：“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

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29军伤亡较大，部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日军抢先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机枪封锁道路。赵登禹乘坐的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被炸毁，他身受重伤，警卫劝其撤退到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这时，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赵登禹醒来向传令兵说：“军人战死沙场没什么悲伤的，只是老母年事已高，受不了惊慌。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儿子为国而死，也算对得起祖宗……”说完停止了呼吸，时年39岁。

佟麟阁不仅是29军副军长，还是军事训练团团长，团员有学生，还有海外华侨，一共1500多人。因汉奸出卖，日军知晓了29军反攻的全部计划，重点攻击了缺乏战斗经验的学生兵团驻地。佟麟阁率部死战，全团阵亡了一半以上，战壕里全是战士的尸体。

13时，佟麟阁不幸中弹，贴身警卫要把他送回北平城医治，被佟麟阁拒绝了。他大叫道：“这么多学生还在这儿呢，死伤了这么多人，我怎么能走！个人安危事小，抗敌事大！”佟麟阁忍痛上马，接着指挥战斗。接到撤退命令后，他仍在与日军激战。在时村附近，佟麟阁头部中弹，警卫背着他没走几步，他就牺牲了。遗体是第二天才拉回来的，全身血肉模糊。

赵登禹与同在南苑战斗中牺牲的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最早战死疆场的两位高级将领。1938年，延安军民也为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毛泽东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血战时局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1937年7月8日清晨，蒋介石庐山牯岭寓所的案头，摆上了一份来自华北地方当局的“特急电报”。

蒋介石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验证，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就在蒋介石还狐疑不决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表明了自己的严正态度。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发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随着来自日本、东北、华北源源不断的情报到来，蒋介石很快就意识到，日本正在准备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一夕数电，要求宋哲元准备抗战，勿与日本人接触谈判，并要求华北将与日谈判事宜交由中央进行。同时，蒋介石指示何应钦联合军委会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军事参谋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及有关军事机关长官，组成军事统帅部会议，决定应对策略。接着，蒋又急电26军总指挥孙连仲、40军军长庞炳勋、85师师长高桂滋，命令他们亲率部队火速向石家庄集中。

11日，日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后，蒋介石即致电宋哲元说：“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域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11日起，军事统帅部即开始具体部署应战行动。根据统帅部的决定，国民政府很快发布了军队总动员令和军事征用令。全国军队统一配置，分别调集陕、豫、鄂、皖、苏各省有关部队，向陇海、平汉路沿线集结，并征用平汉、陇海和津浦三条铁路线上的列车。同时明确要求宋哲元：不可放弃卢沟桥及宛平城；即使需要谈判以求缓后也须作抗战之准备；如29军需要弹药和物资，中央可以源源补充。为此，统帅部特别派专人乘飞机将卢沟桥工事图送往前方，并提出要在石家庄设置行营，在保定设置前线总指挥部，做大战的准备。

17日，蒋介石收到了从日本发来、不啻于作战通牒的“有限期谈判”通电。这封通电，促成了自“九・一八”以来国民政府第一个口气强硬、态度明朗的谈话。

在被后人称为“庐山讲话”的《蒋委员长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中，蒋介石称：“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8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举蒋介石为海陆空军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统帅部。2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授权蒋介石组织大本营，行使海陆空三军统帅权，并统一指挥党政。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6大战区。南京国民政府全面进入战时状态。

在经历了无数次忍辱退让之后，全面抗战终于开始了。

血战事件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把它消灭，

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这是作曲家麦新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创作的歌曲。而歌词的素材，是来自于1933年长城抗战29军大刀队的事迹。

“七・七”事变之前，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指导下，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入侵，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然而在局部战场上，许多爱国将士还是迸发了他们的男儿血性，和敌人进行了英勇搏斗。

29军大刀队在喜峰口长城的浴血奋战，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喜峰口位于河北省迁西县与宽城县接壤处。1933年3月，日军集结重兵，分别向喜峰口、罗文峪、马兰关、古北口等长城主要隘口推进。负责防守喜峰口一线的中国军队是第29军宋哲元部。

29军是冯玉祥西北军的老底子，有抗日爱国的思想基础。这支“杂牌军”装备很差，步枪上连刺刀都没有，但他们继承了西北军的一个好传统――每人身上背着一把大刀。

29军还特别聘请了镖师李尧臣担任武术总教官。1931年李尧臣一上任，就结合中国传统的六合刀法，创编了一套29军独有的“无极刀”刀法。

其实，29军将士苦练刀法，不仅是为练一种杀敌本领，更是为练杀敌决心和意志！

这种磨练的成果，在喜峰口长城上体现出来了。

1933年3月9日，日军铃木旅团攻占喜峰口，当天刚接防的29军109旅217团，在王长海团长率领下实施反击，毙伤日军百余人，夺回喜峰口。

此后，喜峰口阵地又经多次易手。

3月11日，109旅旅长赵登禹决定以夜袭的方式，出其不意反击日军。当夜，从大刀队中组织起500人的精兵强将，分左右两翼突袭日军。左翼大刀队袭击日军步兵和骑兵宿营地；右翼大刀队袭击日军炮兵阵地。身背大刀的勇士们攀垣越墙，分头摸进各村敌营。大刀队勇士们怀着报仇雪耻的义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抡起大刀横砍直劈，许多日军官兵正做着美梦，便稀里糊涂地成了刀下鬼。

29军大刀队，就此一战成名，乃至成了抗日将士的标志性形象！

血战观点

怎么看“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

岳思平

目前社会各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和经历的时间在认识上还没有完全统一。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说法：八年抗战、十四年抗战。

解决以上问题的前提，是要把有关概念区别清楚。一是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在概念上不能混同，其上限也应该分清。说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抗战算起是可以的，中国人民从1931年就有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事实。但是，抗日战争时期应从1937年“七・七”抗战算起。

二是抗战与局部抗战、全国抗战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笼统地称为中国抗战，应是十四年，包括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的局部抗战和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的全国抗战两个大的阶段。

多年的研究表明，把1931年“九・一八”抗战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开端是科学的。但如果要求1931年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开端，那与此相衔接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下限就必须由1937年改为1931年，是不可取的。众所周知，1931年至1937年，虽然在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进行着抗日战争，但从全国范围来讲，毕竟还是局部的，而作为中国两大政治力量的国共两党主要进行的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尚未上升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我党我军进行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土地革命战争。因此，要求改变抗日战争时期的上限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下限的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综上所述，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应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至1945年9月结束共进行了14年；而从1937年“七・七”抗战起，是全国抗战即抗日战争时期的开端，至1945年9月共进行了8年。

（作者为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