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新闻纪录片与世界大战中的中国

新闻纪录片（Newsreel）是20世纪重要的新闻传播形态。19世纪末电影发明后，新闻纪录片就开始出现，成为记录和传播新闻消息和各类知识的载体。作为二战时期中国新闻纪录片传播实践的历史背景，本文首先梳理新闻纪录片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带来的电影普及以及在大众传播领域的重要影响，随后探讨二战语境下新闻纪录片的具体功能和目标，并在这两者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

（一）新闻纪录片作为现代化的工具

从全球经验来看，电影这一媒介形态与现代化进程有着密切关联。在1920年代电影产业日臻完善的同时，新闻纪录片也开始被各个国家的政府和团体在不同维度上用于推进现代化进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特定的媒介观念。

一个早期的将电影应用于推动社会变革的案例是1920年代法国的农业电影。一战后的艰难恢复时期，法国政府通过农业部资助和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农村的电影宣传活动，旨在教育农民革新农业技术，促进农村和城市的融合。到1938年，至少三分之一的农村社区安装了电影投影机，来娱乐和教育农民。从影片内容看，这个运动的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的复苏与发展，百分之六十的电影放映致力于提升农业技术，其他大多数电影内容也是关于如何让乡村的生活得到改善的，例如医药、电力的应用等，只有少量电影为农民展现了外部世界的面貌。 2 并且，农民生活的改善，在这些影片中常常被叙述为在传统方法和现代科学之间对于后者的选择所带来的，从而在影片内容和影片放映实践这两个层面上均呼应了现代化的要求。

1920年代，英国出现了“电影专列”（movie coach），新闻片的发行公司和铁路部门合作，在列车上建造专门的播放新闻片和短片的移动影院，针对旅客展开放映。对现存的一份1938年5月16日的新闻片传单的内容分析显示出，大约36%的影片报道了新的技术，其他包括24%的运输题材，21%的工业题材，以及18%的社会变迁题材。 3 英国百代新闻电影资料库（British Pathe）中收藏 的当时用来在列车中放映的新闻片，同样致力于讲述帝国、工业和英国现代化的内容。4 并且，在火车这样一个代表了现代力量的交通工具中进行的放映，本身就赋予了电影这一媒介特定的意涵，让其成为了现代性的辞令。二战时期，英国的战时纪录片不仅服务战争，而且也具备推动社会的有机团结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等目的。这些影片常常展示和赞赏火车和其他现代交通工具以及邮政服务等，将其用作体现现代化的电影符号。 5

除了欧美等国的本土实践之外，将电影用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大众传播的做法较早地出现在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在英国殖民地，这种做法先是被归为“大众教育”（masseducation），战后更替为“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针对非洲殖民地的村民，英国的电影工作者利用放映车的方式，让对于外界一无所知的村民学会健康、农业等方面的知识，促进社区发展，培养部落传统之外的公民意识，打开通往世界的窗口。 6 1939年，英国战时的信息部（MOI）还为持续进行中的殖民地新闻纪录片和教育电影的制作和巡回放映成立了一个专门部门“殖民地电影部”（Colonial Film Unit，CFU），该机构一直存在至1955年。一战后的法国农村电影宣传活动也具有类似的电影普及的功能，虽然这一活动的组织方农业部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但这个项目的更大成就是作为一个文化实践，在没有商业影院的地区拓展了法国的电影人口。 7

二战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了新的国际纪录片运动的领导者，它批评来自殖民体系的“大众电影”是一种针对初民的话语，忽视了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 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终选择使用“基础教育”（fundamental education）的概念来代替“大众电影”，来表述类似的将电影用于促进前现代民众现代化的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了电影的如下功能：

针对缺乏常规学校教育的儿童和成年人提供机会，帮助他们认识所处的环境，意识到他们作为公民和个体的权利与责任，获得改善生活条件的知识与技能，更好地参与到所处社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充分利用社区从外部引进的工具和技术。 9

电影在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中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例如，在继承了殖民地时期的大部分国家电影产业后，尼赫鲁将战时的宣传电影方式用于新的时代，支持印度的国家建设和发展，于1948年设立印度电影局，使用一系列现代化的视觉符号，并且自觉地和宝莱坞的娱乐风格划清界限。 10

（二）世界大战中的新闻纪录片

虽然新闻纪录片一直在推动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新闻纪录片才成为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主流媒体。一战期间，战时新闻片就在交战双方国家的战时宣传中扮演着突出的角色，二战的爆发不仅为新闻纪录片提供了引人瞩目的题材和内容，而且随着影院设施的普及，观影行为成为英美等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推动了新闻纪录片真正地成为一种主流媒介， 11 并将全球传播的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2 二战结束后，新闻纪录片仍然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了主流媒体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等冷战史中的关键时刻延续了它从20世纪的上半段起就展示出的对于国际事务的影响力。 13

从交战双方来看，二战时期新闻纪录片的生产、发行与放映都主要由政府设立的战时机构具体实施，它的首要与核心目的是争取战争胜利。在这样的目标下，除了对敌宣传之外，英美等国一方面重视针对国内公众的信息传播和政策说服，另一方面也将对盟国和中立国的宣传视作一项重要工作，积累出较为成熟的关于宣传和动员的做法与观念。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也仿照英美等国，建立了战时的新闻纪录片机构，不仅协助发行和放映盟国的影片，同时也自己制作并在国内外的平台上传播中国的抗战影像。本文将非虚构的科教片或教育电影，以及以静态图片播放为主要形态的幻灯片，都列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它们与新闻纪录片的传播语境和传播方式几乎相同，在内容和主题层面也比较类似，对于当时的实践者和观看者来说，同属于一个范畴。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防电影”的创作探索就已经被中国电影行业提上日程，并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成为国家认可的文化界抗战的重要方略之一。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3月31日会刊《抗战电影》创刊，第一组文章的总标题就是《关于国防电影之建立》。在这组文章中，金擎宇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曾于1920年代去欧美考察，回国后组建联华电影公司。抗战开始后，金擎宇担任国防三厅电影部的处长、中校军衔，参与筹建了国民党抗战时期重要的官营电影机构“中国电影制片厂”。他认为，建立国防电影的路线在于“全民教育”，将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和政治经济方面的基本知识，视作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他说：

所谓“全民教育”，不是指多开学堂，实行强迫教育，使人人都能读书识字之谓；“全民教育”，是指能令每一个国民，于他的职业以外，对于他的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等等有普遍的认识之谓；非要有了认识，才会有坚强的信仰，不挠的精神。 14

动员民众和争取战争胜利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后一直是新闻纪录片传播实践的观念基础。五年后，温福立在介绍联合国影闻宣传处的设立目的和基本情况时，对这种观念和认识进行了一个有代表性的“三段论式”的系统论述。首先，他强调了知识对于战争的重要性：“情报与知识是现代战争的武器，在这战争中，那一方面最善于运用人力、物力和财力，胜利便属于那一方面，但是要善于运动人力和物力，必须有充分的知识和技术，及对于作战目的的认识，以及对友邦和敌方的了解”。其次，由于“现代的战争是全面的战争”，因此，它不仅要求整体的民众都要参加，而且由于“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已成为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国的民众参与程度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果来说也十分重要。最后，由于中国民众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比较落后，社会经济停留在手工业时期，因此在战争中教育中国民众、唤起中国民众，就有赖于包括新闻纪录片和幻灯电影在内的电化教育手段。 15 在上述观念的指导下，联合国影闻宣传处成为了二战后期中国新闻纪录片放映的重要推手，从英美等国引进了大批介绍战争进程和西方社会文化的幻灯片，在大后方建立了细密的放映系统。

（三）问题的提出

对于本文所研究的这段特殊的传播史，有学者已经将中国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宣传战的一个重要场域。 16 然而，二战期间的新闻传播实践，尤其是盟军各国之间的新闻纪录片交流，在中国当时的独特语境中所带来的观念性和实质性的影响，还较少得到探讨；针对这一方面的史料挖掘和学术研究，也是不充分的。目前关于战时美国对于中国 的外交和影响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文化事项、教育交换以及与此相关的美国远东政策。17 美国战时新闻处的中国部门获得了丰富的宣传资源的支持，采取了各种手段来促进中国对于美国战争目标的认同与配合。 18 根据1945年1月制定的长期政策，美国战时新闻处对中国的宣传工作的目标和主题主要包括加强中国的民主进程和经济动员，鼓励更多的有效的军事参与，获得中国对美国的军事支持等。 19

1944 年 10 月 31 日，美国教官指导中国学员学习空中摄影

固然，对于英美等国来说，基于一战而形成的战时对盟友的宣传工作，具有明确的策略和实际的目标。但是，在二战期间的战时宣传和国际传播格局中，中国并不应当简单地被看作是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传播实践和观念形成，往往来自多方的互动与协商，不是强势的一方能够单独决定的。这也是本文探讨1942-45年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大后方围绕新闻纪录片的本土实践的初衷。我们在史料中能够发现，当时很多放映片目都来自英美等国。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制作和输出新闻纪录片当然是一种争取盟国支持的战时宣传。但是，对于本文开头所呈现出的新闻纪录片的观众，也就是大后方村镇的士绅和乡民来说，当他们在露天的银幕上看到这样一组杂糅了本国和海外的真实影像的时候，所带来的冲击力和文化效果，是复杂和多层次的，并非单一的“宣传效果”所能够容纳。而这种媒介和文化上的冲击和本土效果，又与当时国人围绕新闻纪录片所设立的目标和建构出的观念密不可分。本文第二部分首先探讨新闻纪录片的放映实践及其体现出的对于电影与民众的关系的观念，第三部分重点分析有关新闻纪录片的种种话语，探讨当时人们对电影在现代国家体系中的功能的认知，最后一部分将反思上述的实践和观念的局限性。

电影与民众：新闻纪录片的放映与制作

中国在二战期间的新闻纪录片实践，首先是借鉴和吸收了世界其他国家对于电影与战争关系的功能性的认知。也就是说，对于战时中国而言，新闻纪录片的首要目标和特殊功能，是确保军事胜利。除了在军中放映的用于军事技能教育的影片外，这种功能主要是通过动员民众来达成的。在这一逻辑之下，大后方的电影工作者开始探讨电影这一媒介提升底层民众思想文化水平的具体方法。

（一）媒介下沉：巡回放映和基层放映站

在影院的基础建设匮乏的情况下，普遍设立基层的放映站、面向普通百姓展开巡回放映，是抗战大后方新闻纪录片放映的一个代表性方式，也为将电影媒介用作群众文化提供了基础。这种实践后来一直影响到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今天，农村院线仍然继承了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巡回放映和放映站不仅通过将媒介“下沉”到最底层，来达到唤醒民众、抗战建国的功能，而且特定的放映片目以及受众反馈，也展示出这一时期电影媒介在民族身份构建和现代观念建立等多方面的价值。

联合国影闻宣传处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新闻纪录片传播机构。它的前身是由《联合画报》总编舒宗侨和美国人温福立（Dr.Gerald F. Winfield）在1942年共同成立的“联合国幻灯电影供应社”，1944年年初正式改名为“联合国影闻宣传处”（United Nations Picture News Office, UNPNO）。该机构由中美英三国政府合办，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及英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各派代表一人，组成董事会，监督各项工作。宣传处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设立各地的放映站，并提供放映设备，组织针对各地民众的放映。到1944年8月，仅成都流通处的区域内就建立了23个放映站，放映站的组成极其多元，既有个人如“嘉定武汉大学图书馆桂志柏馆长”、“金大史密斯教授”，也有党政机关如“四川省教育厅第四科”、“四川广元县党部”，还有社会团体如“嘉定青年会学生服务处”、“成都市青年会”等。 20 此外，还与北碚管理局合作设置北碚影闻教育实验区，针对其八区一百三十保的110000人供给放演设备，设置巡回施教队十队。 21 1944年9月，联合国影闻宣传处已成立了成都、昆明、贵 阳和南平四处流通处，并增设放映站43处；22 到1945年5月底止，全国共设立放映站348处，遍布十二省一百市县。 23 从放映的效果看，影闻处从1942年工作开始到1944年8月，共放演1141次，放演5536片，观众总计206万6千余人。 24 此后，每月全国范围内的放映均有数百次，观众数十万人，抗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6月单月之内，影闻处的全国放映次数达到了862次，观众总人数为79万2千人。 25

孙明经领导的金陵大学电影部则是这一时期进行大后方新闻纪录片巡回放映的另一个机构。正如本文开头的那个历史片段所展示的，金大电影部主要在四川省开展针对底层工农群众的巡回放映。1943年9月14日起，该部就应邀赴内江自流井一带放映工业及农业教育影片，历时6天，观众包括当地工厂工人、农民和城市居民，片目包括金大自己摄制的《防空》《自贡井盐》《北平鸭》《首都风景》《理学院一瞥》等六本，以及来自盟国的《糖》《冶金炉》《植物生长》《冬日农场》《美国海军人员》《航空救国》等和最近战事新闻七本，总观众三万余人。 26 其中，9月17日在自流井公园进行的放映活动，吸引到一万二千名观众，当放映金大电影部此前在此地摄制的《自贡井盐》时，观众尤其高兴，“每出现一景必手指口说，且其中之人物，观众多能道出姓名，故极亲切”；9月18日晚的露天放映更是吸引了一万四千人，打破了内江历年来的观影人数记录，可惜因电厂负荷过大、电压太低，声音无法放出。

金陵大学电影部所开展的最为特殊、规模也最大的一次巡回放映，是1944年孙明经第二次去西康展开的一系列巡回放映活动。除了放映他自己拍摄的《西康》系列片之外，还携带了关于欧洲战场时局、农牧业、彩色卡通等的幻灯片一并播放。在这次放映时，孙明经将不同类别的影片搭配分为11组，确保每组都充分地多元和有趣，既有国内的新闻纪录片，也有来自英美的有关国际战局的影片，还有最新的科学教育内容。例如，第二组就包括了有关国际形势的《开罗会议》，国内人文地理题材的《草原风光》《喇嘛生活》，以及美国出品的介绍水电和农业的《水电，邦纳威尔水坝》《玉蜀黍农夫》。 27

（二）贴近民众的内容创作

在针对民众展开放映的同时，来自专门机构的放映和制作者也逐渐发展出关于民众喜欢什么电影、应当如何拍摄电影供民众观看的具体认识。首先，新闻纪录片这一类型得到了肯定。民国期间的著名电影人郑君里就认为，简朴的新闻纪录影像如《抗战特辑》，其中所反映出来的真实的战斗生活是广大人民所需要的。 28 相反，他批评有些放映队在片目上盲目选择商业大片，并不适应民众的口味：

在某处放映一部所谓“巨片”之类，老百姓与士兵简直看不懂这种“洋手法”、“洋技巧”，结果是看大一半大家都回家去了。可是放映队带回来的工作报告上，却偏要说“观众逾数万，盛况空前”。 29

对于新闻纪录片和社会教育片来说，内容上也要更加地贴近民众生活，否则目不识丁的民众会“感觉到教育影片太深奥，不合他们的胃口”。管恒芝在农村巡回放映时体会到，如果要摄制针对广大群众施教的影片，必须在摄制上尽量以民众的实际生活为背景，使他们看了能有亲切之感；并且尽量能够让内容上都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行动”。 30

1944 年 8 月，孙明经率金陵大学电影部师生赴西康放映电影时的合影

孙明经本人也很重视在纪录电影中采取各种合适的手段来贴近民众的欣赏习惯。抗战前夕，孙明经就为“新生活运动”的影片撰写了文字稿，原本计划由金大电影部拍摄，后来因为其他事务和战事影响而一直没有能够实施。为了广泛地在儿童群体中传播，孙明经专门采取了歌谣的形式来进行说白设计，“片中全无字幕，而以歌谣为说白及对白。宜采用童音，并于若干重要部分，将歌词反复唱和，由独唱而合唱。” 31 在对于战后电影的计划中，孙明经还让人颇为意外地提出了“改良平剧作为历史及公民教材”的设想。他认为，“平剧为我国多年来业已成熟之艺术，拥有大量观众，宜作为一部分之题材”，并且指出了从舞台假定性和戏剧艺术的角度上平剧的一大优点是“能以有限之场面表现历史故事，尤其历史上之伟大人物。” 32 此外，孙明经还使用鼓词这种在民间和下层社会广泛流传的文艺形态，来作为新闻纪录片的旁白，认为民众“听起大鼓来，似乎比较听国语说白更觉有味”。因此，他们把《民族英雄苗可秀》的说明书编为鼓词，并请大鼓名家富少舫（山药蛋）详加修订，以期适合演唱。1945年7月2日，此片在成都的金大同学会聚餐会中试演，由孙明经亲自唱词，“观众至为动容”。 33

电影与国家：围绕新闻纪录片的观念陈述

在针对民众展开宣传和动员时，中国战时新闻纪录片的实践者们形成了对于国情和观众群体的独特判断。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民众识字率低，无法通过文字出版物来展开宣传教育工作的国家，因此，电影能够沟通不同文化群体的这种“媒介神话”在当时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更加容易地被广泛地接受，电影也在中国被寄予了比其他盟国更高的期待。因而，对于新闻纪录片的传播实践来说，在说服公众支持战争的基础上还被叠加了提升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和民族国家认同感的期待。本部分将主要分析当时围绕新闻纪录片而展开的观念陈述，考察在媒介与历史互动之下中国新闻纪录片的观念特征。

（一）教育电影作为现代化的辞令

电影参与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实践，集中地体现在战前就已经开始的教育电影运动中，抗战时期金大电影部的主任孙明经与这个运动一起成长，并发挥了日渐重要的作用，是将电影用于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观念的一位主要倡导者。1930年，在校读书的孙明经被刚刚成立的电影教育委员会以勤工俭学学生的身份聘为书记员；1932年7月8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标志着“教育电影运动”的发生， 34 孙明经担任这次成立会议的助理书记员。1935年10月，孙明经正式受聘于教育影片摄制推广委员会，成为唯一的专职摄影师。 35 抗战开始后，孙明经所在的金陵大学迁往成都，成为大后方新闻纪录片制作放映和教育电影运动的重要机构，在重庆和成都等地开展片目的流通与放映工作，并且自制了多部影片。此外，金陵大学还利用教育机构的属性与海外展开广泛的影片交流和学术交流，二战期间曾分三批接受美国国务院赠送的新闻纪录片和教育影片。

孙明经以电影推动现代化的观念，典型地体现在他对于电影媒介属性的独特认识上。他认为，电影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给观众刺激，可以打破文字语言隔阂，化除空间的障碍，超出时间的限制；并且能由具体的环境引入到抽象的幻境，而领悟更多的事实和理论” 36 。他认为，由于电影打破了语言文化的隔阂，这种媒介本身就成为了吸引群众的对象。 37 孙明经不仅系统地讨论了电影的媒介特征及其社会功能，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康区等地组织的发行和放映活动，既是对这种媒介观念的印证，也是在抗战大语境下用电影推动现代化建设的一种独特实践。他把影片分为地理风景、工业、国防常识、公民、新闻及娱乐等类别， 38 尽量涵盖到不同层面的现代化知识。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新闻纪录片也在实践和认识方面呼应了1930年代盛行的国际纪录片运动中的教育电影观念。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格里尔逊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次访谈时强调，自己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教育电影，将电影用于最基础的教育，尤其是对初民和不发达国家的教育。 39 1944年第三期的《电影与播音》发表了区永详翻译的《全美教育影片流通协会成立》一文，在介绍美国教育影片发行的同时专门说明，抗战胜利之后的中国也应当建立此类的教育电影流通机构，而战时“教育当局及有关方面正宜及时预为筹划，此文供国人参考”。 40 在抗战期间以孙明经为代表的中国的教育电影和新闻纪录片的工作者，实际上面临着和国际纪录片运动同样的挑战，即利用电影对于人民进行现代的教育。而在二战盟国新闻纪录片交流的促进下，由英国邮政总局（General post office，GPO）出品的《夜邮》（night mail，1936）等在海外学校广泛发行的纪录片，也借助战时盟国的新闻纪录片传播系统进入中国，在大后方得到了多次放映。

（二）新闻纪录片的观众：从民众到公民

从大后方的新闻纪录片和教育电影的放映实践以及围绕这些实践的话语中我们还能够发现，中国在受到国际纪录片运动观念影响的同时，也对这些观念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造，以适应于中国的独特语境。国际纪录片运动的一个重要观念是将电影用于推动公共利益和社会进步，尤其是促进民众发展出对社会议题的认知。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战时中国的新闻纪录片实践不仅需要在放映上深入基层、在内容上贴近群众，而且还需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升民众的公民意识，从而服务于“建国”的历史总体目标。

新闻纪录片推动从民众到公民的转变，首先体现在一些学者的相关陈述和呼吁中。1942年，重庆中国肥料公司研究员孙乐应杂志的邀请翻译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影片库干事理查德·格里菲斯（Richard Griffith）撰写的《纪实影片》（A note to documentary films）一文。该文本是为向观众介绍该院公演的纪实影片而撰写，但其中包含了1930年以来国际纪录片运动的一个重要观念，即培养观众的公民意识，“使观众各个认清其为社会动力所支配之一员。因而使其确实担负公民之责任”；而纪录片作为一个特定的媒介形态，对于联络公民个体与社会之关系至关重要。 41 1943年8月，杜维涛发表《电化教育漫谈》，认为普通民众只要有闲，往往变坏，而各类教育影片能够在娱乐中完成“休闲教育”，不仅改善底层民众的休闲生活水平，也实际上完成了文化的提升。 42 可以看出，上述文章很有针对性地向国人介绍了国际纪录片观念中和民众有关的部分，强化了新闻纪录片在传播信息基础上的社会性的价值，指出了使用电影媒介对底层民众进行改造的可能性。

抗战时期的重庆，摄影师制作用于放映的胶片文件

具体到战时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新闻纪录片和教育电影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复兴农村。体现这一观念的一个典型文本是姜赠璜在1942年发表的《电影到农村去：电影不歧视文盲，电影能复兴农村》。他以美国农村放映的片目和经验为例，说明了电影对于农民的技术学习和农业生产的促进。他进而认为，电影对于识字水平全无要求，因此是一种“对农民发生强烈刺激并能使农民易于接收而消化的教育方式”，即使没有专门的场所，哪怕空坝上也可公映：

医药接济不充分，我们用电影教导农民如何防治疾病。老百姓无钱上学，放电影一次便可使数千以至一二万人受教，过去我国的电影院都集中在大都市，农村的老百姓做梦也没有看过电影。不过幸喜那般电影许多是伤风败俗，与农村无补。今后我们要把它改良为生产的，指导卫生的，增进常识的好电影，大量的送到农村去。 43

从上面的表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在当时的观念中，电影固然有助于提升民众的现代知识和技能，但同时对于唤醒民众存在着威胁。由于电影的生产无法由农民自己完成，必须依靠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专业分工和产业资本，因此，它也有可能是“伤风败俗”或者至少“与农村无补”的，需要进行改造。这呼应了下文中将要探讨的、对于战后电影工作的筹划中极力排除娱乐化的电影、强化电影的国家属性的观念。

（三）战后规划：现代国家的电影业

相比于中国和全球纪录电影运动在教育观念上的相似性，抗战期间在中国得到发展的一个独特观念是电影与国家的关系，它尤其体现在对战后也就是“抗战建国”成功之后的电影事业的规划和畅想上。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电影作为现代化教育工具的观念并非独自存在，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中，还和对于战后的国际局势以及国家建设的思考，密切地结合起来。

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在“中制”三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谈电影》的演讲，强调要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注重于文化宣传，而特别注意电影宣传”，从而将电影与国策结合在一起。他希望抗战时期的新闻纪录片工作者要“负起改革过去电影界的一切积习的责任，重新建立新的抗建文化”，将电影“看做国家最重要的宣传与教育”。 44 可见，用电影推动国家现代化，不仅是孙明经等少数人的倡议，而且是在战时中国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认识，甚至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当然，张治中对于“先进国家”的认知和认可，同样也证明了当时国际纪录片运动对于中国的广泛影响。1941年12月22日下午，孙明经在成都广播电台发表了题为《电影与动员民众》的演讲，主要讲述了美国电影的经验，最后发出了与张治中十分类似的呼吁，要将电影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

抗战与建国，是不可分离的。抗战胜利的希望，已摆在我们的面前，不过抗战是手段，而建国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要动员，为的抗战，尤其是为的建国。我们要建国，要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国家，一个光明灿烂的国家。我们要动员全国的民众，现在希望电影界、教育家、各界领袖、全国动员。把这个最有效的动员工具，把握起来，好动员全国的民众。 45

1944年起，关于战后安排的话题开始密集地提出。1944年10月，殷天煜发表《战后的电影教育》一文，将我国和英美苏并列为“维持世界新秩序四大石柱之一”，从国际对比的角度提出了现代化的紧迫性以及教育电影对于培养建设人才的特殊价值，并引用了苏联两次五年规划和美国战时海军训练的例子，来说明教育电影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功能。 46

1945年，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都分会第一届年会上，范谦衷、孙明经、段天育和刘之介编拟了提案《中国战后电影事业建设方案》， 47 认为战后电影的内容应当“以完全教育及含有教育意义者为宗旨”，着重于拍摄“合乎本国题材及风土人情之教育影片”，并且在产业和技术基础上促进常规拍摄和放映器材的自给，促进学校普遍配备和使用教育电影设备。提案还详细列举了七类应当重视的影片，包括了适合国情之教学及一般教育袖珍片、科学技术影片、课室教学影片、资源工程生产专业影片、卫生及社会科学影片、儿童教育影片，以及国际宣传影片。 48 在对战后电影展开规划的过程中，孙明经特别提出，在影片的题材规划方面要以我国地理及人文为主，发挥教育功能：

中国地大物博人众。风土人情，在在可摄为良好影片。就地取材，永无穷尽。例如每省可摄一片，每县每市可摄一片，每一大川每一名山可摄一片。凡此种种均非在外国或外人所能优为，而为我之不成文专利品。再如竹之类别及用途，中国烹调之方法，中国文字之源流均可作为极有趣味而生动之题材……以上各类影片不独宜于国外发行，尤有功于教育我国群众，可大量辅助各级学校之教学。 49

此外，还应该尽量注重卫生、农业及工业化题材。

这一时期，一些国外的同类文章也被翻译过来。例如，1944年3月，《电影与播音》杂志翻译刊发了英国影片社（English Film Institute）第九次年会报告中的教育活动部分， 50 影片社在卡尼基基金支持下发起教育电影的行动，鼓励各学校充分发挥电影工具的作用，并寻求战后学校电影教育的发展方式。1945年10月，《电影与播音》杂志的编辑室翻译了《战后电影将何如？》（What will happen in the movies the day war is over…原著：Stanley Young，原载：cosmopolitanmagazine, No V, 1944）， 51 内容包括了“战后的学生和教师”、“启发稚子顽童的妙法”、“名教授分身有术”、“指导文化低落的民众”等系统介绍电影的教育功能的部分，并且呼吁工商业和大型机构应当免费提供教育电影，还提出将二战时期的军事训练影片改为民用等方案。

1944 年 12 月 18 日，一场针对儿童的电影放映活动

（四）反对娱乐和排斥商业

关于国家电影业的战后规划的另一面是延续了战前教育电影运动中对于故事片和商业系统的强烈排斥。因为，在1910-20年代故事长片的形态确立之后，电影在全球范围内不可避免地首先被归入娱乐和商业的领域。在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一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影院通过提供娱乐、信息和社区聚集，和当时的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也让美国的电影工业持续稳定地增长。 52 而正是由于电影本身的商业属性以及美国的国家制度对于政府影响市场经济的限制，即使是在战时的特殊阶段，也存在着关于是否应当将电影用于战时宣传的争论，实际上折射出娱乐性、商业性和国家、社会利益之间在特殊时期的紧张关系。类似的，英国在二战期间成立的信息部（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MOI）在展开电影的制作和发行工作时，同样强调，以宣传为目的的电影必须具备娱乐性，尽量不让观众感受到宣传的目标。 53

虽然作为娱乐和产业的电影本身也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重要体现，但是，日本的入侵强化了国人在现代化建设这条道路上奋起直追的渴望。因此，将商业和娱乐的属性从电影媒介的身上剥离，被时人认为是以电影促进国家发展的必要前提。孙明经在演讲《电影与动员民众》中谈及中国的优势时专门指出：“商业娱乐电影的毒素，因为中国尚未发展出成熟的电影产业，受到的毒害也少。”1945年6月，孙明经在《论战后我国电影摄制之题材路线及片型取决》一文的开头，就提出了“不宜以好莱坞卖座电影为畴范”、“以教室为对象”和“以世界市场为出路”的观点。 54 虽然当时的观念中也认可“寓教于乐”的做法，但在谈论电影的时候主动将其与产业化的商业电影进行观念上的剥离，实际上试图以弱化娱乐和商业性的方式，强化电影媒介本身的社会功能及其与国家的关联。

因而，与西方国家电影的发展方式不同，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新闻纪录片实践与观念，在对于娱乐和商业的思考上展示出鲜明的本土特征。首先，新闻纪录片被视为教育电影的重要内容，相比于商业“巨片”，时人认为它更加能够得到基层民众的喜爱，并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贴近民众展开了思考和实践，如在影片中加入民众生活的日常场景、引入平剧和大鼓等群众文艺形式等。相反，商业电影在新闻纪录片的实践群体的眼中则是具有“原罪”、会威胁乡村复兴的。孙明经庆幸中国的娱乐电影发展得并不成熟，认为这是中国开展电影教育工作相比于美国的独特优势；姜赠璜认为战前大城市中的娱乐电影如果渗入农村，将会伤风败俗；虽然二战期间的国防电影中不乏故事片的佳作，但是在对于战后电影的规划中，它仍然被排除在电影与国家关系之外。

余论：“媒介神话”及其反思

从上述的传播实践和观念表述中我们能够看出，二战时期大后方的新闻纪录片活动，最基本的一个目标是通过电影启发和教育底层民众。在抗战建国的诉求下，民众，尤其是地处偏远、“知识水平”低下的底层群众，都是探讨新闻纪录片的功能和观念时的首要关切。如何将传递现代世界信息的现代媒介与处于前现代状态下的中国民众进行有效的结合，成为当时大后方新闻纪录片实践的一个重要议题。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当代中国历史中媒介文化的一个典型案例，而且也展示出全球影响下中国媒介实践和现代化进程的本土特征。

（一）战时中国新闻纪录片的“媒介神话”

将新闻纪录片和教育电影用于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抗战期间中国大后方围绕新闻纪录片而产生的一个统一性的认知，它背后体现的是对电影这一媒介的本体特征和社会功能的判断。它不仅在功能上能够推进现代化，而且在本体特征上也被认为是现代化的一种表征，是现代社会带给人类的一个重要成果。在媒介发展史的框架下，孙明经将电影视为通讯工具中最有效的一种。 55 在1947年《电影与播音》第5、6期合刊中，他用交通工具的发展比喻媒介的进步。这一期的封面是一幅由交通工具组成的图画，图画旁边是文字说明：

手推车——结绳记事

马车——文字

汽车——印刷

火车——白话文

飞机——电影和广播

用前现代和现代的交通工具来类比不同属性的媒介，并将电影置于这一进化轴线的最前端，体现了现代化和现代工具理性的思维框架。从现有的资料推测，他的这种观念和赴美考察密切相关。孙明经自1940年到1941年赴美国考察教育电影，在纽约美国影片中心社和明尼苏达大学视觉教育中心等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这一时期，世界传播学的发展，尤其是北美的媒介研究，以及美国的战时新闻机制，大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而通过他对于当时中国的新闻和电影观念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在探讨战时新闻纪录片传播的观念时，我们可以将上述对于电影媒介的固定认知视作展开传播实践的一种前提条件，或者说是一种当时广受认可的“媒介神话”。这种固定的认知和观念预设包括如下三个层面：首先，电影被置于线性的媒介技术史的最顶端，它能够最有效地传递各类信息；其次，电影能够突破不同文化的壁垒，尤其不要求文字方面的读写技能，因而能够获取和凝聚最广泛的观众；第三，电影尤其是新闻纪录片还被认为符合底层民众需求和爱好，能够让他们健康和快乐地度过休闲时光。当然，关于媒介的上述乐观认知广泛地洋溢在二战时期各个参战国的宣传系统中。半个多世纪以来传播学、人类学等学科已经充分地反思和更新了对于媒介属性的认知。但曾经的“媒介神话”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性的社会事实，是我们更深入地探讨和反思将新闻纪录片用于群众文化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价值的重要切入口。

（二）西方媒介与本土民众

不论是唤醒民众还是促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后方的新闻纪录片实践最终的落脚点都在借助电影媒介提升民众的文化水平上。那么，在实践和观念之外，我们更应当关心的话题是，当时作为新闻纪录片观众的底层民众对于这种媒介及其传播的内容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是否真的喜欢，又达成了什么样的效果。当然，除了部分放映统计数据之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尚需专门的研究和更多史料的支撑。不过，我们将其和已知的其他民众文化实践进行比较，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思新闻纪录片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

抗战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在大后方和延安地区展开了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以期唤醒民众、争取抗战胜利。然而，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政治团体使用不同的媒介形态，也决定了它们的目标和效果并非完全一致。首先，在孙明经那里零星出现的对于既有群众文化如平剧和鼓词的电影改造，在延安正在成为一种轰轰烈烈的运动。根据现有的文献和资料来看，延安时期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文艺形态有着深入的研究和有效的运用，不论是艾青对于秧歌剧形式的研究，还是鲁艺群体对于木刻的探索和创新，都让文化形态和底层民众之间产生了真正的融合。虽然在农村的巡回放映常常能够达到万人空巷的效果，观众动辄成千上万，但它 更像是一种由外来“新媒介”诱发的文化仪式；而相比于作为现代化的表征和奇观的电影，戏剧、木刻这类“旧媒介”也许并没有轰动的仪式的效果，却更能被底层民众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来接受。

其次，新闻纪录片，尤其是由盟国引进的关于世界大战和现代社会的影片，无疑在战时宣传的同时为中国民众打开了一扇通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窗户。然而，我们仍然需要思考的是，当时的民众究竟如何看待和理解这些影像。如果我们接受将现代化进程区分为器物、制度和思想三个阶段的观点的话，那么，这些新闻纪录片和教育电影，其题材和内容主要还是停留在器物层面，例如《畜牧业》《水电》《钢铁——人类的仆人》等。实际上，在19世纪末期，关于这些近现代技术的视觉传播就已经在石印技术的基础上出现过一个高潮，水电、热气球和现代战争等题材，都在《点石斋画报》等近代报刊上广泛出现；然而，其效果却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仅仅满足了下层社会民众的猎奇心理。 56 从英美引进的上述影片对当时的中国底层民众而言恐怕也是类似的对于西方新奇事物的介绍，只不过媒介形态换成了更加逼真和生动的视听媒介。另一方面，虽然英美等国的战时电影宣传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对于本国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主制度的宣传，在巡回放映的片目中，我们也常能见到《美国报纸的诞生》《美国地方自治的一斑》等内容；然而，这些现代技术和现代制度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当时的受众理解并借用，仍然是有待进一步考察的。

本文开头提到的孙明经带队展开巡回放映的新都县，在1937年4月被四川省政府和晏阳初主办的平教会确立为县政改革和乡村建设的实验县。但不到两年，就发生了川西各县哥老会和团丁包围新都、要求撤销县长和取消实验县的“新都事变”。 57 虽然事变的具体原因众说纷纭，但从宏观上看，这典型地体现出传统社会结构中所蕴含的对于现代化进程的阻滞和反抗的力量。结合中共在延安和后来解放区的成功的群众工作经验来看，这类来自现实社会的反例促使我们反思，通过电影展开民众动员和现代化建设，其效果恐怕更加需要具体的社会实践与制度层面的支撑；媒介的动员一定是要和人的动员相互配合，而新媒介的优势往往让人忘记社会行动者本身及其具体社会语境的重要性。

1 《电影与播音》，第2卷第9期，1943年。为简洁起见，此后凡引用该杂志所刊发的不具名的影片内容与放映活动史料，均简写为“卷数-期数，年份”，例如本条的简写为：2-9，1943年。

2 Levine A M, “Projections of Rural Life:The Agricultural Film Initiative in France, 1919-39”,Cinema Journal, 2004, 43(4).

3 Harrison R, “Inside the Cinema Train: Britain, Empire, and Modern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ilm History, 2014, 26(4).

4 Ibid.

5 Deprez C, “The Films Division of India, 1948–1964: The Early Day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British Documentary Film Tradition”, Film History, 2013,25(3).

6 Smyth R, Grierson, “The British documentary movement, and colonial cinema in British Colonial Africa”, Film History, 2013, xxv(4).

7 Levine A M, “Projections of Rural Life: The Agricultural FilmInitiative in France, 1919-39”.

8 Smyth R, Grierson, “The British documentary movement, and colonial cinema in British Colonial Africa”.

9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on Co-ordination, Working Group 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on the Definition of Fundamental Education” , Working paper UNESCO/2, 1956, 1.

10 Deprez C, “The Films Division of India, 1948–1964: The Early Day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British Documentary Film Tradition”.

11 Mccreery S P & Creech B, “The Journalistic Valu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merican Press Reaction to Newsreels During WWII”, Journalism History,2014, 40(3).

12 Althaus S L, “The Forgotten Role of the Global Newsreel Industry in the Long Transition from Text to Televis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10, 15(2).

13 Sorlin P, “The Cinema: American Weapon for the Cold War”, Film History, 1998, 10(3).

14 苏韶红：《〈中国电影〉（1941/1-3）研究》，严彦、熊学莉等：《陪都电影专史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

15 温福立：《战时大众教育的新工具——袖珍放映软片》，《电影与播音》，1944年，第3卷第4期。

16 Johnson M D, “Propaganda and Sovereignty in Wartime China: Morale Operations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under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2011, 45(2).

17 参见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18 Johnson M D, “Propaganda and Sovereignty in Wartime China: Morale Operations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under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19 Ibid.

20 《联合国影闻宣传处成都区流通处区域内各放映站名单》，3-6，1944年。

21 《联合国影闻宣传处1944年八月份事工概要》，3-7、8，1944年。

22 《联合国影闻宣传处十月份通讯》，3-9、10，1944年。

23 4-3，1945年。

24 《联合国影闻宣传处1944年八月份事工概要》。

25 4-6，1945年。

26 2-8，1945年。

27 孙建和、孙建秋：《孙明经西康手记1939&1944》，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6年，第328-329页。

28 苏韶红：《〈中国电影〉（1941/1-3）研究》，严彦、熊学莉等：《陪都电影专史研究》，第264-265页。

29 潘孑农：《关于中国电影的路线问题——在〈中国电影〉月刊座谈会中的谈话》，《国民公报》“星期增刊·艺术部队”，1940年11月3日。

30 管恒芝：《电化教育配合国民教育实施记》，1-6，1942年。

31 孙明经：《“新生活”影片拟稿》，3-3，1944年。

32 4-5，1945年。

33 《袖珍映片新作风，说明利用大鼓词》，4-6，1945年。

34 虞吉：《大后方电影视域内孙明经教育电影活动的历史意义与作用》，《艺术百家》，2011年第6期。

35 史兴庆：《民国教育电影研究：以孙明经为个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9页。

36 孙明经：《电影与动员民众》，3-5，1942年。

37 张明：《孙明经与西康民族志电影创作》，《新闻界》，2013年第9期。

38 孙建和、孙建秋：《孙明经西康手记1939&1944》，第338-342页。

39 Elizabeth S,“Grierson on Documentary: The Last Interview”,Film Quarterly, 1972, 26(1).

40 3-3，1944年。

41 1-5，1942年。

42 杜维涛：《电化教育漫谈》，2-6，1943年。

43 姜赠璜：《电影到农村去：电影不歧视文盲，电影能复兴农村》，1-7、8，1942年。

44 张治中：《谈电影——在中制三周年纪念会演讲》，《中国电影》，1941年第1期。

45 孙明经：《电影与动员民众》，1-5，1942年。

46 殷天煜：《战后的电影教育》，3-7、8，1944年。

47 4-6，1945年。

48 同上。

49 4-5，1945年。

50 3-2，1944年。

51 4-7、8，1945年。

52 Latham J, “Technology and ‘Reel Patriotism’ in American Film Advertising of the World War I Era”, Film & History, 2006, 36(1).

53 范秀云 ：《英国“二战”宣传影片：政策与母题》，《当代电影》，2018年第3期。

54 4-5，1945年。

55 孙明经：《电影与动员民众》，1-5，1942年。

56 冯鸣阳：《东方想象和视觉修正——谈〈点石斋画报〉展现西方图景时所采用的图像改良主义》，《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0年第5期。

57 张艺英、李军：《外来主体与近代乡土社会——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新都实验”为例》，《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