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肺癌的血清肿瘤标记物

一、肿瘤胚胎性抗原标记物

二、结构性蛋白质

癌胚抗原(CEA)CEA是1965年由Gold首先从结肠癌和胚胎组织中提取的一种酸性糖蛋白，属肿瘤相关抗原。CEA存在于细胞膜上，易于脱入人体液之中，因此，临床上常测定血清中CEA水平辅助诊断肿瘤。肿瘤患者的CEA增高，可能与癌基因的变化有关。细胞癌变时，相应染色体上的基因发生阻抑，致使原来被阻抑的基因在癌组织中重新活跃并产生CEA。在已明确的恶性肿瘤之中，除肺癌外，消化道、泌尿生殖道肿瘤、甲状腺癌、宫颈及乳腺癌等都有CEA的升高。它是最具特异性的癌胚蛋白之一，也是最早用于NSCLC的肿瘤标记物之一。目前认为，CEA增高与肺癌的病理分型有关，对肺腺癌的阳性预测值高达87%，对肿瘤复发的预测值为58%，在小细胞肺癌(SCLC)中有10%～30%患者阳性。

正常人细胞能产生少量CEA。部分消化系统的良性疾病如肝硬化、肝炎、结肠炎、直肠息肉等以及肺部的良性疾病如肺纤维化时，CEA也有不同程度的低水平升高。由于CEA的相对分子质量较大，良性疾病所致的胸腹水以及尿液中CEA明显高于血清中的水平，临床上并无特异性，吸烟者CEA可轻度增高，占吸烟者的10%～20%，其机制尚不明了。

(一)细胞角蛋白21-1片段(CYFRA21-1)

细胞角蛋白是细胞体的中间丝，根据其相对分子质量和双向二维电泳中等电点的不同，可分为20种不同类型。其中，CYFRA21-1在肺癌中含量尤其丰富。它是一种酸性蛋白，相对分子质量为40～68 kD，主要存在于肺癌、食管癌等上皮起源肿瘤细胞的胞质中。由于细胞的溶解或肿瘤细胞的坏死，CYFRA21-1可释放至血清而作为肺癌肿瘤标记物。Koga等对137例肺癌患者血清中的CYFRA21-1进行检测，CYFRA21-1的浓度阈值为22 ng/ml，其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分别为57.7%、91.9%、64.9%，血清CYFRA21-1浓度及敏感性随病情进展而升高。从组织学角度看，CYFRA21-1对鳞癌的敏感性(76.5%)较腺癌(47.8%)和SCLC(42.1%)显著高，对鳞癌Ⅰ～Ⅳ期患者的敏感性分别为60.0%、88.8%、80.0%、100%。与CEA(45.3%)、鳞状细胞抗原(SCC，22.6%)相比，CYFRA21-1对肺癌(不分组织学类型)的敏感性最高(57.7%)。对鳞癌而言，CYFRA21-1的敏感性显著高于SCC(47.1%);对腺癌而言，CYFRA21-1的敏感性及准确性高达75.4%、78.1%。该研究结果表明，CYFRA21-1有可能成为检测肺鳞癌的首选肿瘤标记物。Ebert等报道的国际多中心研究结果与此基本相似。Bates等对184例可疑肺癌患者进行研究发现，在37例支气管镜诊断阴性而后转为恶性病例的患者中，CYFRA21-1水平增高占70%。

CYFRA21-1还是手术后肺癌患者的一项独立预后因素。术后2周，切除彻底的患者血清CYFRA21-1水平可降至正常，而CYFRA21-1水平下降幅度较低者预后较差;CYFRA21-1水平升高者肺癌其无病生存期短于CYFRA21-1水平正常者。术后定期复查CYFRA21-1有助于早期发现肺癌复发、转移。

随着临床的广泛应用，发现CYFRA21-1器官特异性不强，在多系统、多器官疾病均有升高的现象，如脑梗、肾功能不全、冠心病等，其在胸腹水中的浓度明显高于血清。国内有报道，对良性疾病的血清和胸水检测CYFRA21-1，胸水中的阳性率高达70%，如此高的阳性率，影响了其检测的特异性，也失去了检测意义。

(二)组织多肽抗原(TPA)

TPA是与角蛋白8、18相关的多肽类物质，在上皮性肿瘤中表达增加，由增殖细胞产生和释放。因此，TPA的水平直接反映了细胞增殖、分化率和肿瘤的浸润程度。国内外研究表明，肺癌患者血清及胸腔积液中TPA含量升高，对肺癌具有辅助诊断价值。与肺良性病变相比，肺癌组的TPA均增高，尤以肺鳞癌升高最明显。Paone等于1998年利用TPA与其他标记物联检，通过判断分析发现对NSCLC与SCLC的分类准确率达92%，未经治疗的肺癌患者血清中TPA浓度与原发癌肿、局部区域性淋巴结转移有一定相关性。一般认为，肿瘤越大浓度越高，治疗后TPA变化与病情一致。

(三)组织多肽特异性抗原(TPS)

TPS是由细胞角蛋白18抗体所识别的组织抗原的可溶性片段。在上皮来源的恶性肿瘤和转移瘤有较高表达，尤其在肿瘤细胞增殖活跃期间，TPS高表达并大量入血，可更好地体现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国内有人报道，肺癌患者血清中TPS阳性率为55.1%，而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阳性率为100%;同时指出作为肺癌肿瘤标记物，TPS比CEA更敏感。另有人报道，TPS在肺癌患者血清中阳性率为84.7%，特异性为89.4%，TPS的敏感性明显高于CEA和NSE，特异性相近，有较好的诊断意义。

TPS在正常肝细胞、胰腺导管、多数内分泌细胞、近端肾小管、甲状腺及泌尿生殖等均有表达，但上皮来源恶性肿瘤和转移瘤则高度表达，是一种反映肿瘤细胞活性的标记物，与肿瘤负荷无关。因此，TPS标记物阳性率均比其他高，是理想肿瘤标记物。但因来源较复杂，至目前尚无一种肿瘤标记物对肿瘤早期诊断有很好敏感性和特异性，只能体现在某类病理组织类型中显示其优势。

(四)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 Ag)

SCC Ag是肿瘤抗原TA4的一个组分，最早由Kato和Torigoe从宫颈鳞癌中分离，最初用做宫颈癌的肿瘤标记物，后来发现SCC Ag也存在于肺、咽、食管、口腔等多个部位的肿瘤中，特别是鳞状细胞癌。肺鳞癌患者中SCC Ag阳性率为40%～60%，而其他类型的肺癌中SCC Ag阳性率极低。因此，SCC Ag是肺鳞癌较特异的标记物。SCC Ag有助于肺癌的诊断和分型，尽管其敏感性(30%～50%)低于CEA，但特异性高于CEA。有研究表明，SCC Ag增高与TNM分期无明确联系，但提示预后不良。在肺鳞癌患者的手术前后动态观察中发现，行根治术的患者术后72 h内SCC Ag转阴，而行姑息切除或探查术的患者术后SCC Ag仍高于正常，且SCC Ag血清水平不受吸烟影响。因此，SCC Ag可用于早期观测手术效果。术后患者出现复发和转移时，SCC Ag水平的升高亦早于临床。

(五)β2-微球蛋白(β2-MG)

β2-MG是肺癌肿瘤细胞膜上的肿瘤相关抗原，肺癌早期血清β2-MG即可升高，早于CEA呈现阳性。肿瘤消失后，β2-MG仍可较高，与体内发生免疫反应有关。CEA上升而β2-MG下降提示预后不良

(六)铁蛋白(SF)

铁蛋白(Ferritin)是人体中普遍存在的铁储备蛋白，在铁的储存和代谢方面起重要作用，近来它也作为肿瘤标记物协助诊断肿瘤和监测预后。由于铁蛋白在人体组织中广泛存在，多种恶性肿瘤以及急性感染、活动性结核等情况下血清铁蛋白均可增加，故均认为血清铁蛋白不是一种特异性的肿瘤标记物，在肺部疾病的鉴别诊断中意义不大，也无助于肺癌的早期诊断;但对监测肺癌病情的演变、肿瘤的消长和转移有一定的临床价值。经过对肺癌患者血清进行监测，发现大约有31.4%的患者铁蛋白增高，在各病理类型之间的血清铁蛋白浓度及阳性率均无显著差别，血清铁蛋白浓度随肺癌病期的进展而增高。对肺癌血清铁蛋白的动态观察结果显示，在肺癌病情较轻或稳定期，血清铁蛋白水平较低，而在肺癌进展或病情加重时，与血清铁蛋白增高有密切关系。

肺癌患者血清铁蛋白增高的原因迄今尚未清楚，一般认为与癌细胞合成和分泌铁蛋白的功能异常增强有关;此外，与肿瘤细胞本身的坏死，或放疗、化疗导致的组织损伤和细胞破坏，使细胞质内的铁蛋白释放增加，以及肝功能受损影响肝对血中铁蛋白的清除等有关。

恶性胸腹水细胞学检查时可同时测定铁蛋白，后者的阳性高于前者。恶性胸腹水的铁蛋白浓度显著高于其血清中浓度，这可能是由于肿瘤细胞合成增多的铁蛋白直接释放入胸腹水，且在胸腹水中的铁蛋白代谢又远比血液中代谢缓慢的缘故。

(七)肺癌相关抗原(LTA)

研究发现，肺癌组织中的蛋白聚糖较正常组织明显增多，尤其以硫酸黏多糖(CS)和透明质酸(HA)为显著，二者中又以CS为著。有研究证实，在肺癌患者肿瘤组织中的CS含量是正常肺组织中的17～35倍，其结构和亚型与肺癌的分化程度有关，在肺癌发生早期，血清中CS水平即可升高。通过对肺癌患者血清中CS和HA的检测，有助于肺癌的诊断。近年来，POLY实验室研制开发的LTA试剂(乳胶凝集法)，可直接检测血清中的LTA，尤其对CS有特异性识别能力。LTA在肺癌发生的早期就出现阳性结果，从而为肺癌的早期诊断提供了有效的检测手段。

三、糖类标记物

(一)糖类抗原125(CA125)

CA125最初是用卵巢癌细胞为免疫原制备的单抗OC125的相应抗原，后来发现肺癌患者血清CA125亦有较高的阳性率。据报道，其敏感性为30%～61%，特异性为34%～67%。CA125可作为肺癌患者的独立预后指标，而不受肿瘤大小、分期、组织类型、患者年龄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根治术前CA125水平高于正常的患者，其30个月生存率明显低于CA125正常者(30%～68%);而不论手术与否，CA125水平升高的NSCLC患者36个月生存率小于CA125正常者(20%～67%;P＜0.001);相应地，CA125水平升高的NSCLC患者36个月无病生存率也小于CA125正常者(13%～64%)。

通过十几年的临床应用，人们逐渐认识到，妇科良性疾病如盆腔炎、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子宫肌腺症、卵巢囊肿等都可见CA125升高，其中子宫肌腺症患者CA125的阳性率可达80%。许多正常组织如胸膜、腹膜、心包膜等与CA125具有相同的抗原性。因此，除了妇科良性疾病外，还有许多其他系统的良性疾病均可使CA125升高，最为常见的是肝硬化。肝硬化时血清中的CA125大幅度升高，阳性率可达90%，而腹水中的CA125浓度更高。其原因是肝组织结构破坏，导致肝脏对抗原处理能力下降;门脉高压又使血液回流受阻，渗出增加，腹膜受到非特异性刺激而积液再吸收所致。心功能减退时，CA125可大幅度升高，胸部疾病所致的胸水中的CA125浓度异常升高。早期妊娠3个月内，CA125可升高。CA125短期内升高，还可与月经周期有关，月经前10 d高值多，增殖期均值也较分泌期高。

(二)糖类抗原199(CA199)

CA199是以人结肠癌细胞系SW116为免疫原制备的单抗NS199所识别的抗原。最初用于胰腺癌、结直肠癌、胆囊癌等的诊断，后发现CA199在其他恶性肿瘤，如乳腺癌、肺癌、子宫癌、前列腺癌、卵巢癌等患者的血清中也可升高，有研究报道肺腺癌细胞可直接产生CA199。其敏感性可达31%～60%，特异性可达60%～92%。CA199在有肺内转移的患者中升高幅度最大，敏感性为50.0%。

(三)糖类抗原153(CA153)

CA153是一种由腺体分泌的黏蛋白，可存在于多种腺癌内，如乳腺癌、卵巢癌、胰腺癌等，临床上常用于乳腺癌及卵巢癌的检测。近年来，对CA153在肺癌诊断中的作用已有报道。它对肺癌的诊断、疗效及预后的判断有较高的临床价值。报道显示，肺癌患者CA153水平高于肺良性病变者，尤其以肺腺癌升高最明显，SCLC次之。当CA153特异性为92%时，对肺癌诊断的敏感性为58.8%，肺腺癌敏感性最高为74.0%，SCLC为46.4%。CA153血清含量随肺癌期别的升高而升高。

(四)糖类抗原242(CA242)

CA242是一种新的黏蛋白相关标记物，即一类唾液酸化的新型黏蛋白类糖类肿瘤抗原，往往在呼吸道上皮肿瘤转移时才表达出来，是可用于血清学诊断的肿瘤标记物。Pujol等测定102例NSCLC患者血清CA242水平，结果其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28.5%和95.6%。该研究发现，肺非鳞癌患者(腺癌和大细胞癌)血清CA242水平显著高于鳞癌患者，SCLC浓度与疾病状态有关，发生远处转移者的CA242浓度高于未转移者，且Ⅰ～Ⅳ期浓度逐渐增加。另一发现是，CA242的分布还随化疗的临床表现而不同，在50例接受化疗的患者中，对化疗无反应、病情未控者的CA242水平显著高于对化疗有反应的患者。从整体角度看，CA242水平与生存不相关，但是在不能手术切除的NSCLC患者中，CA242水平升高者的生存期较CA242水平＜20 U/ml患者显著短。由于CA242敏感性较低，对NSCLC的诊断意义不大，但其浓度与NSCLC分期密切相关，且能预测化疗反应。

CA242最初应用于临床时，曾一度被认为诊断良性疾病的准确率为100%。随着CA242广泛的临床应用，逐渐发现有很多的良性疾病都升高，例如胰腺炎、肝硬化、肝炎、腹水等，但升高的幅度不大。

(五)黏蛋白1抗原(CASA)

CASA是黏液的重要组成成分，是一种高分子量的糖蛋白，包含许多丝氨酸、苏氨酸和脯氨酸残基的蛋白核心。Willsher等报告肺癌血清CASA敏感性为57%，与正常相关的特异性分别为93%，与肺良性疾病相关的特异性分别为63%。血清CASA水平显著高于肺良性疾病患者(P=0.024)，血清CASA水平与肺癌分期及进展呈正相关，而肺癌患者及肺良性疾病患者支气管灌洗液CASA未显示出明显差异。由于血清CASA在肺癌所有病理类型及分期中均升高，其浓度高低与肺癌分期及进展有关，其敏感性(57%)优于CEA(33%)、CA199(51%)、CA125(44%)。所以，CASA对肺癌的早期诊断、病情监测有较高价值，而支气管灌洗液CASA的测定均无临床意义。

(六)ABH血型抗原

ABH血型抗原(ABH blood group antigen)是细胞表面碳水化合物抗原，广泛分布于人表皮细胞及内皮细胞上。在肿瘤形成过程中，ABH血型抗原减少或消失。1993年，Matsumoto等采用免疫组化染色法研究89例肺癌患者肿瘤组织及周围邻近正常组织的ABH血型抗原表达情况，结果发现ABH血型抗原的消失与肺癌发生转移，尤其是血行转移有关。因此，肿瘤组织ABH血型抗原阳性的肺瘤患者其预后较ABH血型抗原阴性者好。其中，B型抗原消失对血行转移及预后的影响较A型、H型更为显著。目前认为，ABH血型抗原对提示肺癌转移和预后有一定价值。

四、酶类标记物

(一)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

NSE是参与糖解的酶，由α、β、γ三种亚基组成，可分布于全身组织中，其中γ亚基仅存在于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中，故命名为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用于SCLC和胶质细胞瘤的诊断。SCLC中有过量的NSE表达，比其他肺癌和正常对照高5倍以上，SCLC患者血清NSE检出阳性率可高达65%～100%。有报道，NSE水平与SCLC转移程度相关，但与转移的部位无关，NSE水平与其对治疗的反应性之间也有良好的相关性。有学者研究了NSE、CEA水平与SCLC的关系，发现在SCLC患者血清中NSE水平明显升高，且NSE水平与疾病的进程、预后相关。多元回归分析也表明，NSE是判断SCLC生存率的最佳指标，单独一项NSE的水平变化即可判定患者的预后，随后的一些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观点。因此，目前已公认NSE可作为SCLC一种高特异性、高灵敏性的肿瘤标记物。

NSE在正常人脑组织中含量最高，于是起源于神经内分泌细胞的疾病也有异常表达。最为常见的是缺血性脑血管病以及脑外伤，缺血缺氧后神经元坏死，胞质中的NSE进入脑脊液，透过血脑屏障，致使NSE在血液中的水平增高。NSE也存在于正常红细胞中，故溶血的标本会使测定结果偏高。

(二)胸苷激酶(TK)

TK可催化脱氧胸苷(dT)转变为dTMP，是嘧啶代谢循环中的关键酶之一，又称补救酶。细胞质TK(TK1)和线粒体TK(TK2)是具有不同遗传起源的同工酶，分别为两个不同的基因编码，其细胞定位、组织分布、动力学和底物特异性均不同。

TK1为四聚体，相对分子质量为96 KD，编码TK1的基因位于人体17号染色体q21-22的位点上。其主要存在于迅速增殖的细胞中，活性水平与增殖速度成正相关。静息组织或血清中其活性几乎检测不到，其活性直接由C-myc基因激活，并受细胞周期调控，在G/S期激活，S期达到高峰可达起始的20～40倍，并贯穿于整个S期，G2/M期开始下降。TK2在增殖细胞中也存在，但活性较低，因此TK1被认为是一种肿瘤标记酶。在SCLC中TK的水平与肿瘤的病理分期和分级呈正相关，但与病理分级关系更为密切。这个结果提示低水平的TK也许预示着较好的预后。

资料显示，TK分析有助于SCLC的诊断，CEA次之，β2-MG无关。TK也可作为预后和随访的指标。Gronowitz等对变量的预后分析显示，两组间s-TK、分期、KI与生存期差异显著，而LDH、CEA意义稍低，这些肿瘤标记物中，只有s-TK可以判断疾病的进展及预后。

五、膜抗原

(一)磷脂酰肌醇聚糖蛋白(HSPG)

HSPG属于硫酸黏多糖蛋白家族。现已明确细胞表面的HSPG有3种，即多配体聚糖蛋白(syndecan)、磷脂酰肌醇聚糖蛋白(glypican，通过GIP锚定作用附着于细胞膜表面)、白细胞分化抗原CD44。另外，在细胞外基质中还存在一些其他形式的HSPG，主要是膜基质糖蛋白— — —基底膜聚糖蛋白(perlecan)。HSPG的功能目前已较为清楚:①具有细胞间黏附协同刺激因子作用;②连接细胞及细胞外基质;③与细胞生长因子结合并使之活化;④在血小板形成过程中调节胞外蛋白酶解，促进肿瘤细胞侵袭。大多数细胞中均有不同种类的HSPG表达，但各自作用尚不十分清楚，在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它们可能各有分工。如在Ha-ras转基因鼠的乳腺上皮细胞中存在多配体聚糖蛋白的表达，可使正常细胞受到肿瘤细胞恶性分化的抑制，并失去细胞分化的功能。CD44是一种细胞黏附分子，包括一个多形性细胞膜糖蛋白家族。CD44基因表达与肺癌的浸润、转移相关;其蛋白在肺癌的选择性表达及其与细胞骨架的相互作用，在肺癌的发展和转移过程中亦起着重要的作用。Herrtich等研究发现，CD44－6外显子在肿瘤浸润中有增强的高频率表达，推测CD44－6的表达可能促使肿瘤细胞转移。因此，对HSPG在肺癌及其他肿瘤组织中作用的阐明，有可能发现肺癌新的更敏感的肿瘤标记物，为将来用于肺癌的早期诊断、疗效监测、预后判定等奠定基础。

(二)神经细胞黏附分子(NCAM)

NCAM是膜结合黏蛋白的一个家族。1993年，Japues等报道检测血清NCAM浓度对SCLC的临床意义，并与NSE进行了比较。该试验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及单克隆抗体Mab735、NCAM Mab抗体，检测221例SCLC患者、28例NSCLC患者血清NCAM水平，NCAM血清浓度阈值为20 U/ml。结果51%(113/112)的SCLC患者NCAM水平高于20 U/ml，34%(75/221)SCLC患者NSE水平高于25 ng/ml。两种肿瘤标记物的血清水平在局限期患者及晚期患者中均有显著差异。血清NCAM＞20 U/ml或NSE＞25 ng/ml患者的生存期显著短于低于该水平的患者，治疗前NES，NCAM浓度呈正相关(n=221，r=0.60)。在跟踪监测的19例SCLC患者中发现，当治疗有效时，NCAM及NSE水平均降至正常;而当肿瘤复发时，其水平均又升高。由此可见，NCAM对SCLC的诊断、预后和监测治疗均有一定意义。

六、激素类标记物

前胃泌素释放肽(Pro GRP)

Pro GRP是SCLC的自主生长因子，大多数SCLC均可产生Pro GRP，那么Pro GRP有可能作为一种SCLC的肿瘤标记物。Yonemori等报道了Pro GRP可以预测接受预防性脑照射的局限期SCLC脑转移。1990～2004年，71例局限期SCLC患者完全缓解后接受预防性脑照射，通过单变量及多变量分析脑转移及生存的因素。结果放疗前Pro GRP水平升高是影响脑转移及生存的因素。

七、肺癌的血清肿瘤标记物联合监测的意义

血清肿瘤标记物的应用，对肺癌的早期诊断、临床分期、预后判断和疗效观察等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目前影像学、组织细胞学和生物化学构成肿瘤诊断3个重要方面。血清肿瘤标记物的检测属于生物化学诊断，较影像学费用低廉，较细胞学简便无损伤，患者易于接受，便于推广。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一种特异性、敏感性均十分理想的肿瘤标记物，单项指标的检测仍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多数学者倾向于联合检测多项肿瘤标记物，以利于肺癌的正确诊断。

不同研究示，联合检测CEA+CYFRA21-1对肺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66%～80%和69%～82%;CYFRA21-1+NSE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44%～72.4%和52%～75%;CA125、CA153、CA199及CEA联合诊断肺癌敏感性为77.6%(46/58)，特异性为82.4%(42/51)。CA125+CEA对肺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2%和79%;而CA125+NSE+CEA分别为82%和78%;CEA+NSE分别为76%和79%;血清CA153+CYFRA21-1联合检测敏感度为84.94%，特异度为84%;联合检测CYFRA21-1+NSE+CEA对晚期NSCLC和SCLC患者阳性率达95%以上;CYFRA21-1+SCC Ag+CEA对所有肺癌患者阳性率＞90%;SCC+CEA+NSE阳性率为80%～85%。各组不同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有一定差距，但各组多种标记物联合检测结果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均高于单独标记物检测结果。研究表明，SCLC患者的NSE水平明显高于肺鳞癌和肺腺癌，而CEA水平明显低于肺鳞癌和肺腺癌，肺鳞癌的CYFRA21-1明显高于SCLC和肺腺癌。根据这一特点，可通过NSE与CYFRA21-1(N/C)的比值来预测病理类型。通过比较，发现设定N/C的界限为40时区别SCLC和NSCLC的效率最佳。这对许多就诊过程中难以得到可靠的病理或细胞学诊断的肺癌有较大价值。

时广利等应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检测170例肺癌患者、50例健康人和60例肺部良性疾病患者血清中的NSE、Pro GRP、CYFRA21-1、p53抗体和CEA水平。结果发现，肺癌患者的5种血清肿瘤标记物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人组和肺部良性疾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NSE、Pro GRP在SCLC中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肺癌(P＜0.01)，CYFRA21-1在鳞癌中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肺癌(P＜0.01)。p53抗体的特异性为100%，NSE、Pro GRP对SCLC检测的敏感性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肺癌(P＜0.01)，CYFRA21-1对鳞癌检测的敏感性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肺癌(P＜0.01)。5种血清肿瘤标记物经组合后，敏感性明显高于任一单项肿瘤标记物(P＜0.01)。NSE、Pro GRP二者可作为联合检测SCLC的首选标记物，CYFRA21-1、CEA和p53抗体三者可作为联合检测NSCLC的首选标记物。p53抗体对肺癌的辅助诊断有很高的特异性，CYFRA21-1对鳞癌的辅助诊断有一定的作用。SCLC肿瘤标记物国内外也做了大量研究，Van der Gaast等对70例SCLC的血清肿瘤标记物的预后价值评价，认为TK、TPA、LDH与生存显著相关，而NSE不相关。虽然这些肿瘤标记物之间以及与疾病的分期高度相关，TK、TPA、LDH联合检测或与联合疾病分期并不比单个指标更有预测价值。Abbasciano等对48例诊断为SCLC的男性患者进行了血清TK的测定，同时对19例测定了CEA、β2-MG，分期标准按美国退役军人分期标准分为局限期(LD)和广泛期(ED)。局限期和广泛期的平均TK水平及CEA水平均高于正常，而β2-MG低于正常水平。32例持续治疗，每周期末测定血清TK，平均TK浓度随疗效不同而不同。资料显示，TK分析有助于SCLC的诊断，CEA次之，β2-MG无关。TK也可作为预后和随访的指标。Gronowitz等观察了以下肿瘤标记物LDH、TK、CEA、TPA、NSE的预后价值，多因素分析显示，KI及性别与分期、生存期相关。与分期相关性最大的为TK，而TPA与生存相关性最大。这些血清指标同时可以预测分期及对治疗的敏感性。De Blasio等研究显示，TK是诊断和预后恶性肿瘤的生物指标，TK对SCLC显示了较好的敏感性，而对NSCLC、HD敏感性较低。Gronowitz等对变量的预后分析显示，两组间TK、分期、KI与生存期差异显著，而LDH、CEA意义稍低，这些肿瘤标记物中，只有TK可以判断疾病的进展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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