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活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现代性问题还没有成为当时时代的主流性话题，马克思本人在其著作中也没有使用过“现代性”概念。但是，马克思毕生都在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着无情的批判，其独特的视角与进路充分显示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立场与思想，其思想对于中国当代现代性的建构仍有重要的启示。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是在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基础上展开的，其中的基本范畴、观点、立场及方法等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原理的外在体现。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开创的从历史实践的角度看待整个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既并不是指的客观存在的物质本体，也不是指与抽象本体对立的某一具体的物质形态，而是指的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象性化的、客观的社会关系，或者说人们实际的现实的社会历史生活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背景下，存在不在是一个没有具体规定性的、抽象的实体性概念，不是作为物的客观属性，也不是作为精神的主观性存在，而是客观性与主观性、实在性与非实在性在实践活动中的统一，不论是自然，还是人或者社会，都不能单独地进行抽象的理解，而只能放在历史实践的现实化过程中得到去理解。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背景下，存在已经不是纯粹的本体，而成为在现实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对象化存在，或者说是历史性的现实存在本身。这就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客观地揭示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揭示“感性世界”本身的存在原理，而不仅仅从理论上建构抽象的思想体系。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1]

恩格斯曾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近代哲学的主题，并由此形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基本阵营。但是，不论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都把存在理解为一种永恒的超历史的抽象性存在，它们都分享着同样的抽象性前提，没有从实践角度理解存在，或者说，没有把现实世界理解为感性活动中的生成，而是以还原论的方式本质主义地追问终极的存在本源，因此，构成存在与思维的二元对立。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的唯心主义体系消解了存在与思维的对立，在“真理即是全体”的演绎中完成了形而上学。但是，绝对精神的本体论地位决定了它对还原主义的克服只能是一种形式的克服，“自我展开”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自恰，只是从理论上、逻辑上完成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而不是从具体现实的历史进程中揭示其内在的统一性，因为单纯的过程性并不是历史意识中的时间性，相反，历史由于缺乏实践意识的介入，经过理论的抽象与逻辑的强制，历史本身最后走向自己的反面。马克思洞穿了这一路线的抽象本质，以实践范畴摧毁了抽象形而上学观念体系的自足性，也宣布了抽象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同时，马克思将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建立于现实生活的“生产”之基础上，进而探寻社会存在及其历史向度的客观依据，并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走出了“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公式”和纯理论，而是直接进入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中，通过实践实现了改造现实的目的。

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方法，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辩证分析，不仅肯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价值，同时对于其内在冲突及历史命运进行了的深入分析。其一，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积极价值。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其二，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命运。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并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3]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决定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同时也决定着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命运。

商品、资本和异化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三个基本范畴，其他的范畴都建立在这三个范畴的基础之上。其中，商品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逻辑起点，资本则是最重要的核心概念，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质内核，异化则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具有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正是以这三大基本范畴作为重要的概念工具，沿着商品-资本-异化的逻辑进路，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背景下，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深刻揭示和无情批判。

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常见、最普通的现象，马克思正是从这一现象中洞察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奥秘。这是因为商品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常见最基本的社会存在形式，正是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存在形式中，体现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总体抽象，并且包含着一切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因此，商品成为马克思首先要分析的对象，同时也成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分析与批判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首先表现为商品的堆积，劳动产品以商品的形式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基本的元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4]。关于这一点，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做出了深刻的论述。他说：“因为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能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当然，只有当这个问题的提法达到马克思的分析所具有的那种广度和深度时，只有商品问题不仅仅表现为个别的问题，也不仅仅表现为按专业科学理解的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而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核心的、结构的问题时，才能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5]

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经济形态的概括中，他把古代社会概括为自然经济，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概括为产品经济，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概括为商品经济。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范畴，而是指陈着一个时代，代表着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离不开商品的作用，正是全社会的高度商品化，尤其是劳动力的商品化造就了资本主义，造就了资本主义文明，造就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成为最基本的表现要素和中介环节，一切存在物都必须以商品的形式来确认和实现自己的价值，通过市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因此，商品拜物教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资本、异化等都与商品成为存在的普遍形式紧密相关。因此，马克思从商品开始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批判，也不仅仅是经济学的批判，而本身就是社会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无情批判。

如果我们说商品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起点，那么，资本范畴就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最实质最核心的概念，因为资本是商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商品更高级的存在形式，资本比商品更能体现资本主义的实质。马克思生活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虽然他对社会主义现代性有一定的预测，并进行了相关描述，但毕竟资本主义现代性是现代性最经典最现实的形式，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本质上指陈的是资本主义，而不论资本主义，还是资产阶级，资本无疑都是一个核心范畴，离开了资本，就不能理解资产阶级，也不能理解资本主义，更不能理解现代性，因此，资本具有总体性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现代性本质上就是资本现代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本质上就是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当然，对于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的批判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学的批判，我们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出发，揭示其真正的社会本质，它才能获得普遍性的意义。

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6]在这里，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的社会属性。一方面，资本不是天然的，不是从来就有的物，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货币-资本在社会中的全面展开与实现，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体现，因此，资本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关系属性。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及其社会关系抽象为资本的存在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成为资本的内在环节，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成为人格化的资本，不论是物，还是人，都被抽象为资本的方式存在。或者说，资本成为现代社会存在的普遍抽象形式。

资本与资本的运行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内容，同时也是现代性生成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一方面，资本及其运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马克思曾说，资本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才真正是人的对象，它不再是自为的力量，而是真正的有用物。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可见，资本按照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面貌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也使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另一方面，资本及其运行蕴含着自身的限度及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需求的强制、进步的强制、生产的强制，对自然的掠夺、技术的崇拜、虚假的消费等都是资本运行的必然结果；剩余价值的发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本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之间不可克服的冲突决定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马克思对于资本现代性的揭示，不是要确立资本的至上地位，而是提供价值判断和革命运动的客观依据，是对资本现代性的无情的现实批判。

异化范畴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重要工具，马克思通过现代资本条件下异化现象的分析揭示了人的异化性生存状态。马克思说：“工人只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而他只有当某种资本对他存在的时候，才作为资本存在。资本的存在就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7]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是造成异化现象的重要根源，只要资本的逻辑在起作用，人的异化性生存状态就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对于现代资本条件下人的异化性生存状态的揭示，马克思是通过异化劳动概念的分析来完成的。马克思从四个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其一，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8]其二，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9]其三，人与类本质的异化。“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因此，异化劳动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它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10]其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自己的非现实化，变成对自己的惩罚一样，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正像他使他自己的活动同自身相异化一样，他也使与他相异的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11]

劳动是人最基本的活动方式，在劳动中也体现着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马克思对劳动状况的考察实质上是对人的存在论分析，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现象的揭示实质上是对现代资本条件下人的异化性生存状况的描述与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的基础之上，克服了古代那种单纯的原始丰富性，以抽象劳动为基础的商品交换价值确立起来的普遍抽象，建立了丰富的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在异化劳动中作为一种外在的力量与人自身相对立。人的存在的丰富性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追求财富的运动，从属于“纯粹外在的目的”，被外在的关系所支配。财富、货币和资本成为人存在的基本尺度，占有成为存在关系的本质方式，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都化约为一种占有关系、交换关系，占有、征服成为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活动。马克思对于现代资本条件下人的异化性生存状态的揭示与批判，并不只是一种道义上的激愤与指责，而更是通过阐释现实的生存原理，以探询未来的向度。马克思曾经预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马克思以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宣告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终结。

马克思虽然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但他却以卓越的洞察力，从商品这一平凡的现象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奥秘，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深刻揭示和无情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影响力必将远远超越其时代，成为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

1.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为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具有的特质，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原始形态，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体现出来的特质，其本质特点就是人对物的依赖。物，此处即是货币和资本。但是人对物的依赖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永恒的，它是历史演变与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按照主体的发展状况把社会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12]马克思这里说的“第二阶段”、“现代社会”都是指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看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与意愿为转移。

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可以上溯到近代的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百多年来，中国进行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尝试；1956年后，中国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进入了快速发展之路，但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现代化建设还没有最终完成，我们仍然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现代性思想阐明了现代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为我们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2.马克思现代性的辩证态度有利于我们辩证地看待中国现代性建构

现代性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面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马克思一方面分析了其历史必然性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价值，另一方面对其进行了无情的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这一辩证态度对于我们正确对待中国现代性有着方法论的指导意义。现代性，在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从日常经验上看，一方面我们享受着现代性带给我们的一切，包括物质上的、感官上的、心理上的、精神上的……同时，现代性也带来了失落、彷徨、空虚……从社会状况来看，现代文明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同时也生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如生态环境的恶化、人际关系的疏离、社会风险的增加等等。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现代性还有待于完善与成熟。从过程上来看，中国现代性的成长充满着各种矛盾与冲突，可谓是步履维艰。在当代中国，传统性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中还有广泛的市场，现代性还没有完全占据统治地位，后现代性已经登场，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同时在场，使现代性的发展面临着传统性与后现代性的双重挤压，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传统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相互交织，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困境。因此，我们必须要用辩证的思维与态度对待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既要坚持中国现代性科学发展之路，一要反对向传统的总体性复归，二要反对拔苗助长式的跃进式发展；同时也要充分认识中国现代性发展之路的艰辛与困难，要允许发展中的曲折甚至是错误，不能因此而诋毁中国现代性本身。

3.马克思资本现代性的批判促使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

马克思以商品、资本和异化范畴为线索全面描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面貌与实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的现实批判，他的这种批判性立场与思想启示着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现代性进行反思。商品、货币和资本作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抽象的存在方式，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由于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不高，且不平衡，商品经济的发展仍然是中国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物质基础，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商品经济时代。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对于作为商品经济时代的现代社会的分析与批判，对于我们就必然有一定的解释力。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货币与资本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做出的历史评价，货币与资本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着关健性的作用，当代中国的辉煌成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货币与资本运行的结果，资本的逻辑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比如，中国的改革，按吴敬链先生的话来说，中国改革最初为体制外改革，即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最主要的形式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决定性的变化是分配方式：交够国家的，其余全是自己的。与原来相比，留给自己的，原来是一个定量，即不论出工多少质量如何，自己所得基本是一个定量；如今，自己所得是一个变量，自己所得多少基本取决于自己。因此，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一下子被激发出来，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为什么呐？其实其中隐藏着一个基本的前提，这就是：农民兄弟们都想多得到一些劳动产品（也可以说是商品或者货币）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或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便不会成功。或许，人们会说，谁不想多得呐？除非是弱智。事实上还正是如此，在人类历史上的漫长时期，人们并不想多得什么，也不想多赚钱。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中论证了传统社会里人们对劳动的态度，那时商品或货币并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人们只是想维持原来的生活状态与生活状况。韦伯的论述是有意义的，也应当是可以信赖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论述了货币的形成过程及特点，也就是说，货币并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永恒的，在人类发展的漫长时期，并不存在货币，商品与货币并不是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只是到了近代社会以后，商品与货币的地位及功能逐渐突显出来，成为人们追求甚至是崇拜的目标。恰恰是这一点，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内在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商品货币逻辑的展开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货币与资本的运行也导致了马克思所批判的货币拜物教以及人的异化性生存现象。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的扩张不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在于自身的增殖。现实社会中，假冒伪劣、诈骗勒索甚至于杀人越货，其最初的动力和最终的目的就是对货币的占有欲望与冲动。生产者、销售者俨然就是马克思笔下的货币拜物教者，成为资本的化身，或者说他们以资本的抽象性形式存在，人生的幸福在于货币与资本的积累，人生的不幸在于货币与资本的损失，从而沦为单向度的、片面的、畸形的、被金钱所控制的异化的人。当今社会的诸多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货币与资本对人与社会的控制。因此，面对现实，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反思与批判的态度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张力，从而促进中国现代性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405、40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

[5][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1页。

[8][9][10][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53、56、5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