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文化批判思想研究

张亮/李媛媛/宗益祥 编

斯图亚特·霍尔（1932-2014）是学术场域中的切·格瓦纳。他的学术形象或者“身份”是多重的：50年代后期，他是第二代英国新左派中的风云人物；60、70年代，他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开拓，被视为伯明翰学派的奠基者和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80年代，他率先批判撒切尔政权，是“撒切尔主义”概念的始作俑者；80年代末期以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有色人种、移民“身份”，强力推动了“身份”政治学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异军突起。不过，在“身份”政治学兴起之后，一些专注种族问题研究的英美学者开始深描霍尔的“黑”皮肤，把种族“身份”及其觉醒建构为贯穿霍尔作为学者的一生的内在逻辑，本书翻译编汇了研究霍尔学者的经典文章，以供国内霍尔研究者参考。

作者简介

张亮，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当代西方左派思想史、社会历史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的研究，著有《“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2014,2003）、《马克思的哲学道路及其当代延展》（2013）、《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2008），编有《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2013）、《英国新左派思想家》（2010）等。

李媛媛，中国药科大学外语系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化与文学领域的研究。

宗益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

目录

1、代译者序：如何恰当理解斯图亚特·霍尔的“身份”？

2、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以及悬而未决的文化与“非文化”的关系问题

3、斯图亚特·霍尔学术历程中的加勒比流散群体与加勒比身份

4、斯图亚特·霍尔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一种流散的叙事

5、斯图亚特·霍尔和“种族”

6、公共教育即文化政治学：斯图亚特•霍尔与文化的“危机”

7、斯图亚特·霍尔著作中的都市生活与城市空间

8、卅年复议：斯图亚特·霍尔之“解构大众”笔记

9、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和霸权问题

10、斯图亚特·霍尔的伦理学

11、从辩证法到延异：反思斯图亚特·霍尔晚期作品中的混杂化

12、教导危机：斯图亚特·霍尔思想中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

13、斯图亚特·霍尔与英国马克思主义

14、敏捷的唯物主义：安东尼·葛兰西、斯图亚特·霍尔、种族化与现代性

15、意识形态和传播理论

16、马克思的方法：阅读1857年《导言》

内容先享

代译者序：

如何恰当理解斯图亚特·霍尔的“身份”？

斯图亚特·霍尔（1932-2014）是学术场域中的切·格瓦纳。他以大无畏的勇气闯入一块又一块处女地、无人区，发动游击战，取得胜利，树立典范，继而撤退，至死方休。所以，他的学术形象或者“身份”是多重的：50年代后期，他是第二代英国新左派中的风云人物；60、70年代，他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开拓，被视为伯明翰学派的奠基者和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80年代，他率先批判撒切尔政权，是“撒切尔主义”概念的始作俑者；80年代末期以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有色人种、移民“身份”，强力推动了“身份”政治学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异军突起。这些“身份”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很难找到一种可以将它们内在统一起来的线索。于是，过往的学者大多选择就事论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过，在“身份”政治学兴起之后，一些专注种族问题研究的英美学者开始深描霍尔的“黑”皮肤，把种族“身份”及其觉醒建构为贯穿霍尔作为学者的一生的内在逻辑，至于霍尔其他那些广为人知的“身份”，则在某种意义上被贬抑成为霍尔发现自我过程中不断脱落的死皮。那么，应当怎样看待这种新阐释，继而怎样正确理解霍尔的“身份”呢？本文拟做一些初步思考。

一、“黑”皮肤无法构成霍尔的“本质”

霍尔是“黑”皮肤的、来自牙买加的有色人种。他从来没有掩饰这些，而这些也没有对他的学术生涯造成显见的困扰或者消极影响。事实上，在1987年以前，他涉及种族、移民问题的言论屈指可数，更重要的是，那些言论的对象都是那些处于社会冲突漩涡中的下层有色人种移民，与作为知识精英的他本人无关。在1987年的短篇自传材料“最小的自我”一文中，时年55岁的霍尔第一次正面谈论了自己的有色人种出身和移民身份。在此后的文章和访谈中，他还曾多次回到这个主题，最系统的叙述当属1992年他与中国台湾学者陈光兴所做的访谈“流离失所：霍尔的知识形成轨迹”（1996年公开发表）。正是在此7、8年间，霍尔“接合”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以及法农、萨义德等人的理论，重新阐释种族等概念，建构了自己的“身份”政治学，继而大力鼓吹文化多元主义，捍卫、争取作为西方社会中少数族裔有色人种的文化权力。

墙内开花墙外香。霍尔的自述激发了美国文化研究学者格兰特·法雷德的强烈兴趣。法雷德来自种族隔离的南非，同样是“黑”皮肤，当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加勒比文学。1996年，他基于对霍尔自述的诠释提出：尽管长期压抑自己的早期个人记忆，但加勒比的种族、肤色和阶层冲突却内在地塑造了他的自我，他作为学者的一生，就是逃离加勒比但又最终回归加勒比的辩证过程，或者说就是变成黑人、重新意识到自己是黑人的辩证过程。[1]法雷德的观点无疑是新颖而具有吸引力的：首先，他提供了一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阐释，将霍尔碎片化的学术历程、学术“身份”缝合到一起，满足了人们的认知需求；其次，他的阐释有“理”，即用霍尔自己建构的“身份”政治学来阐释霍尔自己的形成与发展；再次，他的阐释有“据”，即用霍尔自己的话来叙述关于霍尔自己的故事；最后，他的阐释顺应了当时正在汹涌发展的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浪潮，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正确”性。所以，法雷德的观点一经出现就迅速流传开来，成为新旧世纪之交人们理解霍尔的主流看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在霍尔生活的英国同样很有市场。在第一本专论霍尔的著作《斯图亚特·霍尔》（2003）中，从事文化研究的英国学者克里斯·罗杰克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探索霍尔学术兴趣转移的复杂线索，据此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正视霍尔在牙买加的成长经历”。[2]在一年后出版的《斯图亚特·霍尔》（2004）中，专注于后殖民研究的英国学者詹姆士·普罗科特也认定起源即本质，“霍尔拒绝去面对的加勒比童年生活却指示出了它们本身对其后来思想发展的重要影响，最显著的一点或许就是塑造了他对阶级、种族和身份政治的理论关注。”[3]而在同年出版的《认识斯图亚特·霍尔》（2004）中，曾访谈过霍尔的英国学者海伦·戴维斯也说：“虽然霍尔不是以对族性与种族的思考作为他工作的起始的。不过，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自我）发现之旅。”[4]

对于被赋予的这种“黑”皮肤新“身份”，霍尔自己怎样看呢？从零星渗透出来的信息看，霍尔的反应是“失望”。[5]他显然不认为自己的新族性理论、“身份”政治学，可以直接运用于对其学术“身份”、学术历程的诠释。那么，这种把霍尔种族化的做法究竟问题何在呢？霍尔及其支持者并没有能够给出明确系统的解答。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这种做法存在以下必须正视的问题：

第一，没有充分认识霍尔“身份”政治学的适用对象，对此理论进行了不恰当的挪用。在霍尔那里，“身份”是主体与话语权力斗争、妥协的产物，是处于话语权力控制下的主体的自我想象：“它们（身份认同）源于对自我的叙事化。尽管这一过程的本质必然是虚构的，不过绝不会破坏它的话语的、物质的或政治的功效，即便是身份得以‘缝合到故事里’的归属部分处于想象（以及象征）之中，因而总是部分地建构在幻想之中，或者至少建构在幻想领域之中。”[6]在“身份”政治学中，霍尔“接合”了诸多同时代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很清楚，福柯揭示与批判的是话语权力对大众的控制，他本人并不在被控制的大众之列。霍尔的“身份”政治学揭示与批判的则是西方主流（白人）文化对普通有色人种移民的控制，他本人同样不在此之列。因此，试图用霍尔自己的“身份”政治学来诠释他自己的“身份”形成，是一种不恰当的甚至非法的挪用。

第二，没有充分认识霍尔学术研究的介入性质，夸大了个人早期经历对其学术思想发展的影响。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以后，人们在传记研究中开始重视对传主早期生活经历的发掘与揭示，以期找到理解其后来思想发展的钥匙。这种做法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不过，在后来的传记实践中，时常有人喜欢对传主的早期经历进行过度索隐与考据，千方百计从中找到决定传主后来思想发展的“秘密”。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显然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精神分析是病理学，而非生理学，并不是所有人的早期经历都对其后来的思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总的看来，霍尔始终是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为干预社会不公、推动社会向更合理状态发展的介入手段。他的思想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保持着极强的敏感性。在这种情况下，过分强调其牙买加童年经历，有本末倒置之嫌。

第三，存在本质主义的还原论倾向，试图找到一个本质的霍尔或霍尔的本质。关注霍尔种族“身份”的学者大多具有文化研究或者后殖民研究的背景。在哲学观念上，他们都是反本质主义的，都否定事物存在先验的普遍的永恒本质。但在研究霍尔的过程中，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却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重新控制了他们，因为他们不过想证明：“黑”皮肤就是霍尔的本质，不管怎样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压抑，霍尔最终还是获得了自己的本质，即发现自己的“黑”皮肤，成为一名黑人！毋庸置疑，霍尔最终确实成了一名黑人，不过，这绝非先验本质的实现，而是自我学习、自我建构的产物：“事实上，‘黑人’也从不仅仅出现在那里。

在精神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它一直是一个不稳定的身份。同时，它也是一个叙述、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它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被讲述的、被谈论，而不是简单地被发现的东西……黑人身份是一个需要被学习，并且只能是在某个特定时刻学习的身份。”[7]

二、理解霍尔的三个关键词

霍尔的多元“身份”让人联想到他非常偏爱的一个词“不做保证的”（without guarantees）。该词出自1983年一篇文章的标题，霍尔用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尽管确实是从给定的物质条件中生成的，但意识形态绝非经济基础之线性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的产物，这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形态是按照自身的发展和演化规律不断生成和转化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意识形态始终向实践和斗争的历史发展保持着自己的开放性。[8]人们——包括霍尔自己——后来发现，霍尔自己不就是“不做保证的”吗？他不是一粒有着先定“本质”的“种子”，而是一台具有无限可能性的PC裸机，始终在探测时代的问题，根据问题“接合”最有效的资源，“安装”自我；进而根据时代的变化、问题的转换，自我“格式化”，重新“接合”，“重装”上阵。正因为如此，霍尔才会拥有如此不同的“身份”！

要想理解“不做保证的”霍尔，必须把握三个关键词。

首先是抵抗。霍尔一生都活动在学术场域中，以学者或者知识分子的身份名世。不过，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霍尔的朋友萨义德曾评论说：“葛兰西力图表明，在社会中履行知识分子作用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知识分子……另一类是有机知识分子，在葛兰西看来，这类人与阶级或事业紧密相关，而这些阶级或事业则使用他们来组织利益、赢得更多的权力、获得更多的控制。……葛兰西相信，有机知识分子积极介入社会，换言之，他们始终在努力改变人们的观念，扩大自己观念的影响力。”[9]作为有机知识分子，尽管从来没有踏入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场域，但霍尔的学术研究却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其实质是作为政治的学术实践，或者作为学术实践的政治。由此出发重新审视霍尔丰富多彩的学术历程就能看出，尽管他的“身份”是多重的，但绝不是碎片化的，因为不管他的“身份”如何流变，有一种东西始终没有改变，这就是他对当代资本主义体制或者说权力的抵抗。这实际上也就是霍尔始终之为霍尔的“源代码”。

其次是开放性。在霍尔的同时代人中，持类似抵抗立场的有知识分子还有不少。为什么只有霍尔的“身份”会如此多变呢？这就涉及到霍尔一贯秉承的开放性立场。作为有机知识分子，霍尔始终向实践和斗争的历史发展保持着自己的开放性，根据实践和斗争的需要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课题。换言之，他主要是根据抵抗实践的需要来决定自己的学术研究课题：哪里存在抵抗，他就奔赴哪里开展研究；随着实践和斗争的历史发展，抵抗的阵地转移了，他也就随之转移，重新开始研究。他的多变多元学术“身份”就是在这种不断运动的“游击战”中逐渐建构并累积下来的。

最后是接合。接合是霍尔从拉克劳、墨菲那里借用过来的一个术语，其本意是用来解释意识形态及其斗争的形成为什么具有偶然性，而不是永远必然的、被决定的、绝对的、本质的。[10]这个术语可以同样有效地解释霍尔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形成与不断变迁。作为一个学者，霍尔否定存在可以包治百病、适用于所有问题的万能工具、万能方法，即便某些理论、方法经证明具有更大的适用性，也不意味着它们能够无条件地适用于日新月异、剧烈变化着的实践和斗争。面对变化了的研究对象，他认为，最恰当的选择就是自觉进行理论和方法上的调整，找到并运用最适合的工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以，他对同时代的理论始终保持高度的开放性，根据任务的需要，具体地因而有时是偶然地将各种理论、方法接合起来，构成一个暂时的统一体。霍尔这种做法的缺陷是不可避免，即他对某些被接合起来的理论、方法的理解、运用难免存在偏差甚至是错误，不过它的思想激励作用却更是让人有目共睹的：“这种开放性为后来的文化理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可能空间。正是这种卓尔不群的风格一直吸引着众多人们走向霍尔的著作。”[11]

三、图绘霍尔的“身份”

了解霍尔“身份”建构的基本机制后，再反观他多姿多彩、多元多变的一生，就不难看出：不断变化着的是“身份”，始终不变的则是霍尔对时代潮流的敏锐把控和驾驭，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犹如一位驭浪而行的神灵，始终屹立在同时代左派思想的潮头！因此，要想真正把握住霍尔的“身份”，就必须回到他所身处其中的社会历史及其流变中去。

霍尔出身于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牙买加首府金斯顿的一个有色人种中产阶级家庭，其家族的种族成分高度混杂。他在当地一家精英中学接受了完整的英国式教育，后于1951年获得罗氏奖学金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学位。在1992年的访谈中，霍尔打破沉默，第一次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家事及早年经历，其中专门叙及其姐姐因为黑人男友不被家庭接受而诱发精神疾患，进而整个人生都毁了。言谈之间，霍尔充满自责。把霍尔种族化的倾向就是建立在对这种延迟回忆和自责的过度诠释上的。事实上，完整阅读霍尔关于自己早期经历的叙述，基本可以看出：第一，肤色、种族、社会阶层等诸多问题都对霍尔早期经历有所影响，但所有这些能够施加影响的关键在于他的主体性很强，“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独立的牙买加男孩。但是，在我家的文化中，这样的主体位置根本无立锥之地。”[12]第二，作为主体性觉醒的自然成果，霍尔形成了明确的反殖民主义的政治意识，这是他早期思想发展的主导语境；[13]第三，真正让他决定自我“流散”的原因与其说是他的“黑”皮肤，倒不如说是他渴望逃避支配欲强烈的母亲对自己的控制，[14]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也就是说，早期经历培育出来的绝不是霍尔的所谓种族意识，而是其后来贯彻终生的抵抗意识。

1951年至1957年，霍尔生活在牛津。在那里，除了文学研究，他也参加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活动，结识了一批像他一样来自大英帝国边缘地带的青年左派知识分子，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研读年长一辈左派知识分子的新著、探讨时局问题，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日益明确。1956年英国新左派运动兴起后，他积极参与其中，并于1957年搬迁到伦敦。同年，他与朋友共同创办了《大学与左派评论》杂志，一举成名，成为第二代新左派中的翘楚，有力推动了新左派运动的发展。和当时的其他第二代新左派一样，[15]他也基本认同第一代新左派确立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不过，他此时也已经展现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与思想特征。首先，他具有惊人的理论直觉，能够见微知著，敏锐地把握到尚未充分暴露出来的重大理论主题。在1957年出版的《识字的用途》中，理查德·霍加特在描述了丰裕社会的来临、大众文化的兴起等对英国工人的阶级意识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影响后，提出一个引发新左派热议的假设：“我们正在成为文化上的无阶级”。[16]当时大多数新左派都批判该假设，但他却力排众议，撰写《无阶级的观念》一文对此进行了理论论证，[17]并主导《大学与左派评论》开创性地实现了对青年文化、亚文化、城市规划、电视广告、艺术批评、电影评论、工人阶级分化、教育改革等一系列新兴大众文化现象和相关社会问题的研究，为文化研究随后的大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学术准备。其次，他具有极强的反思能力和批判性，主张以开放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本身就需要审视的传统，并且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面对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现实，新左派必须与时俱进，引入新的资源，发现新的理论，建构新的战略。再次，他的理论视野开阔，善于学习、接受、运用新的理论资源。这一点在《无阶级的观念》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最后，他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能够求同存异，团结、领导同道达成使命。他领导下的《大学与左派评论》取得了巨大成功：初始订户有2500份，鼎盛时则超过了8000份！这种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团结了不同代际、不同立场的作者为杂志撰稿。事实上，他也是将第一代、第二代新左派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桥梁。正因为如此，1959年《大学与左派评论》和《新理性者》合并重组为《新左派评论》，他被任命为新刊物的第一任主编。[18]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大学与左派评论》时期，人们熟悉的、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霍尔已经形成了。

1958年，霍尔放弃关于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1843-1916）的博士论文写作，全力转向对当代大众文化的研究。1961-1964年，他在伦敦大学切尔西学院讲授电影与媒体研究课程。1964年，他与电影制片人帕迪·沃纳尔合作出版《流行艺术》一书。在该书中，他沿着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开辟的理论道路，拒绝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坚持从大众文化本身出发来理解、考察大众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强调这种关系已经因为流行音乐和电视的爆炸式增长和青少年文化的扩散而变得越来越有意义、越来越重要。在同时代人只看到流行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时，他则发现了其中的抵抗可能性：“通过这些以及其他途径，青年一代成为一种能创造的少数派，在超越深深植根于英国资产阶级道德的清教禁锢，朝着一种我们认为更人道、更文明的行为方式方面走在整个社会的最前列。”[19]基于霍尔在这一时期的创造性研究，即将发生工作调动的霍加特邀请霍尔加盟自己创办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先后任代理主任（1964-1968）、主任（1969-1979）。正是在这一时期，霍尔领导一批更年轻的新左派学者，从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出发，接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葛兰西）、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诸多当代理论资源，对当代传媒、青年亚文化、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现代国家、历史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以及阶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等现实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反复探寻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抵抗的可能空间，在创立伯明翰学派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

1979年，霍尔转往开放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同年，撒切尔领导下的保守党取得出人意料的大选胜利，开始了保守党的长期执政。缺乏足够民意基础的保守党为什么能够赢得选举？当时正经历葛兰西转向的霍尔认为，除了工党执政记录不佳外，关键在于保守党着力进行意识形态霸权建构，瓦解了1945年以后支撑工党的社会共识基础，实现了社会价值观的翻转。为此，他在开放大学开设了编号为D209的“国家与社会”课程，组织并领导了一个新的学术共同体，基于对后福特主义的批判性审视，对19世纪以来的英国国家的历史、现实及其政治本质进行了系统分析，从而使他发明的“撒切尔主义”术语获得了充足的内涵。那么，霍尔为什么要如此深入系统地研究撒切尔主义呢？答案就在于，他希望工党或者说广义的左派能够“向撒切尔主义学习”，[20]及早摆脱困境，赢得自己艰难的振兴。这是霍尔最靠近传统政治的一个时期。

1987年，也就是撒切尔主义批判尚未结束之际，霍尔发表了短篇自传材料“最小的自我”，拉开了“身份”政治学建构的序幕。那么，他为什么会在此时转向种族问题呢？历史地看，1948年，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英国开始从加勒比等殖民地大规模输入黑人劳工移民。霍尔在50年代末已经观察到了黑人移民与英国主流（白人）社会之间的零星摩擦、冲突，但基本保持了缄默。一种符合其当时理论立场的解释是，他似乎认为这些冲突是阶级问题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将随着阶级问题的解决而解决。不过，随着数量的迅速增长，60年代末期以后，黑人移民与主流（白人）社会的冲突日益频繁和激烈。移民、种族由此成为英国社会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在70年代的文化研究中，霍尔不可避免地触及移民、种族问题，并在1978年的《监控危机》中，那么深刻、系统地揭示了霸权在种族冲突、种族身份建构中的重要作用。80年代以后，随着保守党政府的长期执政，以工人阶级运动为代表的传统左派政治运动逐渐衰落，而以非政治的社会认同（种族、性别、生态等）为目标的新社会运动却异军突起，取代传统的工人阶级运动，成为抵抗资本主义的主要斗争形式。通过对撒切尔主义的批判性研究，霍尔实际上得出了一个悲观但却现实的结论，即资本主义国家依旧强大，即将来临的90年代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资本依然是全球性的，并且今天更胜以往。不仅如此，与之相伴而生的旧的不平等依旧在决定人们的生活经验，限制所有人群、所有阶级以及所有共同体的希望与忧愁。与新时代一起出现的，正在生产出新的社会分裂、新的不平等和剥夺权力的形式，它们将原有的形式都覆盖了。”[21]在这种新的时代条件下，转向自己与之息息相关的种族、移民问题，从中找寻到新的可能的抵抗空间，就成为霍尔的不二选择。基于这种历史性的、绝非先在必然的选择，霍尔建构出了自己的最新（后）一个、与其“黑”皮肤直接相关的“身份”。

本文集由张亮负责选编，李媛媛、宗益祥、乔茂林、刘焱、杨兴林、孔智键承担了相关篇目的翻译，张亮对全部译稿进行了通读通校，李媛媛协助张亮校阅了部分译稿。

2020年，我们推出本文集的修订本，主要增加了三篇新译作：《敏捷的唯物主义：安东尼·葛兰西、斯图亚特·霍尔、种族化与现代性》（卡利著，李媛媛和乔茂林译）、《意识形态和传播理论》（霍尔著，宗益祥译）、《马克思的方法：阅读1857年》（霍尔著，孔智键译）。张亮负责修订本选编，宗益祥协助张亮校阅了全部译稿。

注释：

[1] Grant Farred, “You Can Go Home Again, You Just Can't Stay: Stuart Hall and the Caribbean Diaspora”,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7, No. 4 (winter, 1996), pp. 28-48.

[2] Chris Rojek, Stuart Hal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p. 47.

[3] James Procter, Stuart Hall,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5.

[4] Helen Davis, 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4, p. 3.

[5] Claire Alexander, “Stuart Hall and ‘Race’”, Cultural Study, Vol. 23, No. 4 (July, 2009), pp. 473-474.

[6]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ed. ,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6, p. 4.

[7] Stuart Hall, “Minimal Selves”, in Lisa Appignanesi, ed. , The Real Me: Post-Modernism and 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ICA Documents 6, London: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1987, p. 45.

[8] Stuart Hall, “The Problem of Ideology: 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 in Betty Matthews, ed. , Marx: A Hundred Years o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td, 1983, p. 83.

[9] Edward W.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 4. 

[10]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 ,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140-142.

[11] 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A Textbook, London: Sage Pubications Ltd, 2003, p. 28.

[12]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 ,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pp. 487-488.

[13]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 ,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p. 489.

[14]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 ,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pp. 491-492.

[15] 张亮：《从苏联马克思主义走向文化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战后形成》，《人文杂志》2009年第2期。

[16] Richard Ho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 Class Lif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ublications and Entertainment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7, p. 142.

[17] Stuart Hall,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5 (autumn, 1958), pp. 26-33.同时参见张亮、熊婴：《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171页。

[18] 张亮：《、和英国新左派的早期发展》，《晋阳学刊》2013年第1期。

[19] Stuart Hall and Paddy Whannel, The Popular Arts, London: Hutchinson Educational Ltd, 1964, p. 273.

[20] 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Crisis of the Left, London: Verso, 1988, pp. 271-283.

[21] Stuart Hall and Martin Jacques, ed. , New Times: The Changing Faces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td, 1989, P. 17.